评论｜郑炜：欠缺政治机会和组织的香港，为何突然走出社运低潮？

6月9日的反“逃犯条例”游行，迎来了香港当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行动。香港岛街头，尽是白衣人海。游行队伍从维园出发，走到政府总部，历时约8小时，民阵指有103万市民参与，警方数字是最高峰有24万人。

相比2003年的七一游行，这次的动员差可比拟，甚至尤有过之。当年七一游行主题虽然是反“国安条例”立法，但是当时经济低迷、管治失衡、沙士肆虐，参与者的诉求其实复杂得很。

为何今次聚焦单一议题的游行，反而令更多香港人走上街头？伞后社运气氛低迷，政治高压愈烈，大家为甚么愿意为这个议题走出来，令集体行动踏上一个新台阶？

香港欠缺政治机会和组织

社会运动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是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亦即政治体制的开放程度、以及政治菁英的内在矛盾，会为社会上的集体行动带来助益。

逃犯条例修订的消息传出时，香港商界和部份亲建制媒体，的确曾经批评咨询程序不足，并表达对修例的疑虑。但是，当中央官员相继表态、一槌定音之后，这些体制内的异议就烟消云散了。与此同时，早前一连串针对反对派的DQ争议、言论审查和刑事审判操作，已大大增加社运成本并约束其成效。当下的香港，反对派已经无力以立法会辩论和程序制约行政机关，建制派内的批判声音也成凤毛麟角。换言之，香港欠奉有利大型集体运动的政治机会结构。

资源运动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为社运的产生提供了另一种切入点。这套框架指出社会运动之所以此起彼落，是因为当代公民社会可动用的资源大增。尤其是专业社运组织的出现，令体制外抗争成为常态。

香港的社运组织由来已久，但教协不复当年勇，职工盟的会员缩减，学联更告瓦解。就以此次游行为例，民主派的海外和社区宣传，以及议会抗争得确令议题升温，取得更多社会关注；但是，民主派拥有的资源，跟这次游行的规模绝对不成正比，许多民主派的政治明星更身陷牢狱。试问游行人士中有多少人记得组织者民间人权阵线的领导层的名字？又有多少人是受民主派的号召而上街？以动员过程来看，答案肯定是少之又少。

然而，当权者的思维大抵服膺上述两套框架，所以他们既要约束建制菁英，也要打击民主派团体。这种作为近年也一度取得成效：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席大幅减少，也难以依赖工会、学生等组织动员市民。针对反对派领袖和新星的打击看似收效，但实际上摧毁了政府和公民社会的互信和枢纽，使得政府更难有渠道去拿捏民怨，亦加剧社运的碎片化。在这种背景下，像“反送中”这样的大型游行的出现，虽然出人意表，却是并非无迹可寻。

依赖周期事件的动员脉络

笔者尝试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一现象。

事实上，当代的集体行动，更多是依赖关键事件的抗争周期（evenful protest cycle)。这类突发的社会运动，深值社会脉络，由自觉的认知牵引，在运动中创造机会和资源。意见领袖的呼吁和社交媒体的平台，固然有传播议题、集约支持和制定策略的作用。但是，更多的参与者是经历了一段认知过程，再透过自发的非暴力行动，降低参与成本，建立互信和连结。

最明显的例子是大游行前各大中小学的网上联署。联署的构想来自任教中学的老师，联署的许多发起人，却是没有政党和团体背景的政治素人。根据媒体对发起人的访谈，这些政治素人既要收集足够的资料来核实联署人身份，又要避免收集过多的资料令人却步。在这个过程中，学校的标签（identification）提供了集体行动的网络和渠道，使得签名、确认、联系、发布等看似简单的行为，构成了一场低参与成本，却“充权”的洗礼。而其他团体的联署，也跨越年龄、阶层和界别，并有不少雨伞运动参与者的影子。

到了游行当日，示威者身著清一色的白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不满，既是响应主办单位的呼吁，也是集体意志的宣示。数十万人参与的游行不单没有出现打砸抢，还主动收拾现场垃圾，这是西方民主社会也不多见的公民素养。这些壮观的集体行动，除了创造政治机会，赢取国际社会同情，更在于建构集体身份。

事实上，明报现场民调发现，有33%的参与者是第一次参加游行，有83.7%是因为担心一国两制和司法独立受冲击而上街。学者和传媒的街头访问也显示，参与者来自不同政治光谱，却大多对修订有一定认识，并不是单纯被专业社运组织影响。虽然他们不认为其行动可以改变政府决策，却无碍他们互相砥砺前行。纵使香港人对如何争取抽象的民主理念有不少分歧，但是，对于守护法治和自由等现行秩序，他们却有足够的认知。法治自由，是不同年龄层和界别在这个城市安身立命、建立事业的基础，而政府至今提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支持仓促立法。

所以大规模的的动员看似有无形之手有推动，其实深陷香港的历史脉络。这个边城本来就是流亡异见者的集散地，避秦南来的移民构成了香港人的主体。平日里，他们倾向远离政治，埋首工作，但情感上，他们抗拒官方的国族修辞和傲慢态度，更坚定守护这座边城的独特价值和制度。所以每逢关键事件，这种历化文化孕育出来的基因，便迅速发酵，令心态认知和集体行动变得异常顺畅。1989年的大游行如是，2019年的大游行亦如是。

捉错用神的政治傲慢

由于缺乏另类的分析框架，加上政治修辞的需要，政府断定群众运动必然是有预谋、有组织，并顺理成章得把大型群众运动视为敌我矛盾。国际社会和外国商会的担心，固然是外部势力干预；反对派领袖的游说，更加是罪魁祸首的罪证。参与集体行动的市民，则被归纳为欠缺独立思考、盲从组织的羊群。这样的思维，谈不上安抚民怨，只会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虽然参与游行人士，理智上并不指望政府会让步，但或多或少希望取得为政者的尊重和合理回应。当广泛的民众明确表态，换来的却是政府已经聆听到市民声音、但决定如期在立法会恢复法案的二读。这到底是甚么逻辑？政府应该明白，在大游行之前看似有效的压制手段，不能带来长治久安，反而适得其反。政府动辄诉诸“秩序”的修辞，也并非万试万灵。对昨晚立法会外的没有预警的激烈行动，被捕者竟然大部分是大学生；民主派以至不少意见领袖，一改以往“捉鬼”的判断，纷纷表达谅解和同情。这种心态的突变，令这场大游行的后续发展，更加严峻。

香港人很悲情吗？

有两位台湾社会学界的朋友，曾经不约而同的对我说：“ 香港人 ， 其实很 ‘悲情 ’”。 听后心有戚戚然，难断对错。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原因，是香港到底没有经历过白色恐怖的苦难和磨练，不必也难以像台湾般追逐转型正义，以建立主体意识。何况，香港的公民教育向来积极建立公民的主体性，庶民生活中也酝酿了多元的价值观，周期性的抗争更孕育了韧性的政治参与形式。

但我同意的是，香港人的政治诉求纵使卑微，大抵只是希望维系边城内的自由和法治，但是在中美冲突频仍，中央政府的天花板愈降愈低，特区政府一往无前的势头下，香港人的抗争似乎变得“不合时宜”。其中的忧郁无奈，庶几近之。

（郑炜，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