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北京公社」的八個瞬間（下）：以「無政府主義」視角重構六四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應端傳媒邀請，為六四30週年而作長文的第二部分。上篇請參見《「北京公社」的八個瞬間（上）：六四三十年，對於「反思」的反思》

一個無政府主義視角

當然，在社會運動的策略層面，如果5月28日廣場表決是傾向撤出的話，我們很容易想像這代表着運動的和平結束，然後執政黨內的分裂也公開化，可能發生持久的內部爭論和分裂，或者民主派將佔上風，或者最終以政變形式結束這場爭論。將來如果發生一場類似哪怕更小規模、時間更短但是又有足夠規模的公開抗議的話，其政治效應也可能同樣如此。

這可能就是中國統治當局在1989年之後極力防止任何大規模公開抗議的根本原因，因為只要發生這樣一場抗議，對執政黨來說就可能是致命性的。類似的，這可能也是他們的意識形態至今還要裝點着民主、自由、平等這些字眼，作為所謂「核心價值觀」要素的原因之一，擔心反對派可能輕易地使用這些簡單口號就能區隔、動員。這是一個貌似強大政權的脆弱一面，也是它不對稱地使用大規模軍事力量鎮壓一場和平抗議的根本原因。

而在更為廣泛的理論層面上，1989年北京發生的大規模絕食行動和廣場佔領，在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歷次大規模抗爭運動當中，如此要求民主的非暴力抗爭方式又是幾乎唯一的，聯結了共產陣營的內部抗爭和冷戰結束後在西雅圖、紐約、開羅的抗爭運動，而後者受到後馬克思主義學者的高度評價。

2011年「佔領華爾街」行動中的無政府主義，早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中就已經暗暗主導着佔領行動和民主運動的後半階段。

具體地說，2011年「佔領華爾街」行動中的無政府主義，早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中就已經暗暗主導着佔領行動和民主運動的後半階段。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佔領運動的理論家格拉伯（David Graeber），認為1989年冷戰結束意味着國家社會主義的破滅、而2008年金融危機則意味着資本主義的破滅，從此迎來無政府主義的復興。而他所簡單描述的一個不需要軍隊、監獄和警察的無政府主義的社會秩序，幾乎和一百年前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論述沒有任何差異，也讓1989年的「北京公社」更像一個無政府主義運動，而不是一開始就建立了自己武裝和法庭的巴黎公社。

也因此，三十年後，當我們面對新自由主義的破產和全球民主的危機到來，可以從左派的立場重建那一時刻的本來面目，那個被自由主義者所遺忘的所謂「未知的已知」，需要重新發現那場運動的另一面——無政府主義。

畢竟，廣場上的學生雖然喊着民主的口號，但是對1980年代以來的知識分子們來說，他們更熟悉的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及其歷史。如果能想到什麼具體的民主經驗樣板，一定是源自馬克思經典《法蘭西內戰》的巴黎公社，而不是古雅典或者美國的民主模式，猶如學生們在撤離廣場時唱起的「國際歌」。

當他們開始摒棄教條馬克思主義後，首先着迷的是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從盧卡奇（Georg Lukács）到法蘭克福學派，還有各種存在主義，從薩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到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當他們開始表達異見的時候，往往冠之「青年馬克思主義」或者「青年論壇」，彷彿一場狂熱的原教旨主義運動或青年運動，試圖從共產黨自身的早期傳統當中尋找激情和解決。青年馬克思和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就這樣成為他們最主要的理論資源，而這樣的原教旨主義和青年主義的狂熱和路徑，在1980年代的黨內理論界和大學校園裏還是有空間的。

就這樣，五四運動中最為豐富、同樣被長期壓抑的無政府主義，間雜在被重新探尋的中共早期理論和歷史中，在青年學生對五四運動的傳統繼承中，以一種「未知的已知」進入到1989年的學生運動，儘管對我個人而言，遲至1989年之後的寒冷學期，才有意識地選修中共黨史系的「20世紀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潮」課程。

五四運動中最為豐富、同樣被長期壓抑的無政府主義，在青年學生對五四運動的傳統繼承中，以一種「未知的已知」進入到1989年的學生運動。

且不論過去半個多世紀人們對「五四」精神如何集中在德賽二先生的主題上，或者1980年代李澤厚所代表的「救亡」與「啟蒙」二元敘事，或者習近平在紀念「五四」一百週年講話裏刻意摘取所謂愛國主義作為「五四」精神，幸好，還有誠實的史學家，如楊念群在《五四的另一面——「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社會組織的誕生》一書中，再次肯定了無政府主義作為「五四」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說，「五四時期真正力圖擺脱國家建設的政治主題，以及文化論辯中『激進-保守』雙峰對峙狀態的知識分子群體是無政府主義派別。」這大概同樣適用今天對八九的反思，如何超越國家-社會和激進-保守的反思框架，也很應景地構成對當下國家主義氾濫的批判——無論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還是所謂新左派們為之所做的國家主義辯護。

例如，八九運動中一樁最為爭議的公案——三青年潑墨案，在整個絕食-佔領運動中更能呈現「北京公社」的極限和局限。5月23日，來自湖南的三青年（魯德成、喻東嶽和餘志堅）向天安門城樓毛澤東畫像潑墨，被廣場學生糾察隊短暫扣留後交給當地公安機關，三青年在當年8月被判重刑。（瞬間六）

1972年5月，德國紅軍派（RAF）對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的漢堡大樓實施爆炸，傷及無辜，此後在紅軍派內部引發長久爭論，這一爭論最終引發1977年紅軍派第一代高層領導在獄中的自殺。同樣，圍繞三青年潑墨的爭論，也在過去三十年埋下外界對八九學運的長久批評。流亡海外的多位運動領袖為此道歉，海外民運也沒有放棄對三青年的救援和幫助，並把他們樹立為堪與「坦克人」相提並論的民運英雄。

但是，若從「北京公社」的角度來看，加諸當時學生糾察隊的指責並不公平，這種指責可能遮蔽了歷史本身。

與巴黎公社不同，在戒嚴令實施之後，隨着北京市民廣泛支持學生的反戒嚴（即攔軍車），不僅戒嚴部隊暫時被攔阻在城外，北京城內的公安和黨政權力機關的運行，也處於某種蟄伏狀態，學生和市民至少暫時接管了天安門廣場、大學、小區和街面，尤其當北京市工人自治會（工自聯）在學生支持下成立之後，自治向更廣的社會空間發展，一改1976年「四五」運動的階級分裂（那一年以北京首鋼民兵為代表的工人階級被動員起來鎮壓廣場抗議者），而在某種程度上重複了巴黎公社的團結模式。就在5月23日上午，新成立的「廣場指揮部」取代「北高聯」，試圖穩定對廣場的佔領和控制，此前一天的凌晨，剛剛發生了吾爾開希號召撤離的混亂。這是「北京公社」的起點。

只是，「北京公社」與巴黎公社的最大區別，正在於是否接管警察機構和建立自己的自衞力量。而北京的學生們似乎也滿足於當時的秩序控制（如潑墨案時的表現），無意超出學生自治的特定區域和政治上的有限聯合體，也無意發展成更具實質性的市民自治（譬如接管公安機關）。

「北京公社」與巴黎公社的最大區別，正在於是否接管警察機構和建立自己的自衞力量。

並且，隨着佔領持續，天安門和周邊的秩序管制出現了問題：一方面北京本地學生開始感到厭倦和疲勞，紛紛撤出廣場，或者回校回家，或者趁機利用火車免票到祖國各地遊玩；另一方面，外地學生與公民不斷湧入，5月23日外地學生在廣場的規模達到一個高潮（約七千人），在公共衞生、住宿吃飯和政治表達等多方面，都對天安門現場的秩序造成衝擊，本地學生和外地學生的矛盾悄悄上升，而學生糾察隊處在保持這一脆弱秩序的邊緣。後來形勢的發展，例如5月28日關於是否撤離的表決，主要被廣場的外地學生主導，他們反對30日撤離的提議。

在這一背景下，三個「外地」青年的潑墨行為，在當時的廣場學生眼中，第一印象便是對廣場秩序的挑釁，雖然任何運動或者宗教總是新進者表現得更為狂熱，但實在給只滿足於自治、而小心避免轉向「革命專政」的廣場學生和指揮部出了一個難題。對民主同質性的幻覺，似乎妨礙了他們接納這一來自個人自由主義的衝突，也無視即將到來的劇烈風暴。最後的悲劇，因此與其說是「北京公社」的局限所致，例如「北京公社」的地域性（這甚至也是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不如說是對抽象自由民主的沉迷本身，妨礙了學生們——從領袖到糾察隊員們——更積極、更現實地面對政治衝突，並沒有做好介入政治的準備，擁抱運動中的偶然性和未決性。

三個「外地」青年的潑墨行為，在當時的廣場學生眼中，第一印象便是對廣場秩序的挑釁。

1989年的激進政治從絕食和佔領開始，很快回到了自由主義幻想的無衝突的政治中去了，他們被巴黎公社、五四傳統其中「未知的已知」所阻礙。不過，即使在今天，對糾察隊員們的道德指責，仍然繼承了整個自由派理論例如羅爾斯的自由主義話語模式，對道德話語和政治話語不加區分，如激進民主大師墨菲（Chantal Murphy）所說的，無法辨識政治的本質，「衝突、對抗及權力關係消失了，政治學領域被化約為在道德約束下對私人利益的理性協商」。

這些八九後的自由主義者，往往以哲學腔調繼續公共發言，對政治活動任意道德化，特別是將政治的激進等同於道德的激進（以及相反），導致放任權力政治的惡化、並且對抗爭評價保守化，還甚至因此佔據道德温和高地。這或許便是無政府主義的短暫復甦、卻終未衝破自由主義的桎梏而帶來的政治墮落。

簡單說，三十年後，對三青年潑墨案的任何道德評價，最終都應回到任何自由主義不應忘記的懷疑論基礎，如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 Ackerman）所說，「沒有隱匿於宇宙深處的道德含義」。

這是一場內戰

圍繞三青年潑墨案的批評還有其他維度。最關鍵的，不在於廣場秩序，而關乎身份，甚至因此影響了外界對這場運動性質的判斷。

所謂身份，指的是北京大學生作為當時的「天之驕子」、統治階級的預備隊，這一身份由他們所反對的權力關係所決定，以此展開的要求民主和自由以及反腐敗、反官倒的抗議，便很容易被看作青年官僚見習生們的撒嬌，也很難與儒生的公車上書區別開。事實上，絕食抗議最成功、最有感染力的瞬間，可能就是一位絕食女學生憔悴面容後的橫幅：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瞬間七）

北京大學生作為當時的「天之驕子」、統治階級的預備隊，這一身份由他們所反對的權力關係所決定。

這一幅畫面，通過報紙突破禁令傳播出去，瞬間獲得了全國範圍的同情和支持，台灣詩人余光中甚至以此為題書寫詩歌。只是，公眾的同情很大程度上仍然建立在對大學生身份-權力關係的基礎上。這本來是學運動員無可厚非的天然資源，就像1968年革命中歐美中產階級子弟們的激烈抗爭對社會產生的震動。

但在持續的廣場佔領中，這一身份背景可能接納仍然是「國家主人翁」的工人階級聯盟，卻難以接納外省的非學生青年。後者被本能地排除在廣場的政治共同體之外，而更傾向於採取激烈的行動，從而威脅着民主。這幾乎是任何一個自由民主發展過程中都要遭遇的問題，但在半個月的廣場佔領期間卻難以解決。或者，指望這些運動前存在的身份問題（也是運動發生的條件）能在運動中解決，本身就是不現實的。

半個月內，廣場共同體在發生結構化：從學生自治，擴展到工人自治和學-工聯盟，再到學生-工人-市民的三方聯盟。

隨着佔領的延續，半個月內，廣場共同體在發生結構化：從學生自治，擴展到工人自治和學-工聯盟，再到學生-工人-市民的三方聯盟。6月3日晚上，當全副武裝的軍隊從各個方向進城之後，尤其在長安街的東西延長線上——這個1949年後模仿奧斯曼擴建巴黎香榭麗舍大道的城市改造大道，天然便利用兵——三方聯盟的力量站了出來，以幾十萬甚至更大規模的人肉之軀，推動公共汽車，投擲磚塊，阻攔由裝甲車、坦克和汽車組成的戒嚴清場部隊。（瞬間八）

從6月3日晚上10點到4日凌晨，竟夜的戰鬥以及後續一週的零星抵抗，其慘烈程度或許超過1968年「布拉格之春」。區別在於，「北京公社」的學生、工人和市民們在東西長安街的戰鬥，不是針對外國軍隊，而是阻攔本國最精鋭的三十萬大軍的突擊部隊。這個昂揚在北京街頭的無政府主義瞬間，充滿了反抗國家與軍隊的精神，把56天的民主運動轉化為一場對抗警察權的戰鬥，其意義相當深遠，決定了之後整整三十年裏中國警察權的膨脹。作為中國社會運動、民主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所要遭遇的主要控制方式，雖然軍隊和坦克不再出場，但代之以倍數增長的武裝警察、公安和更大規模的輔警、協警、保安、基層政府公務員等非正規暴力。

這個昂揚在北京街頭的無政府主義瞬間，充滿了反抗國家與軍隊的精神，把56天的民主運動轉化為一場對抗警察權的戰鬥，其意義相當深遠，決定了之後整整三十年裏中國警察權的膨脹。

換言之，6月3日到4日的清場鎮壓，雖然是最精鋭的機械化野戰部隊執行戒嚴任務，卻是行使針對無武裝平民的警察權，以驅逐廣場學生、恢復政權控制為目的。

重要的是，北京學生、工人和市民的戰鬥，也為這場歷時56天的民主運動和北京公社的性質、為鎮壓運動以及衝突的性質做了定義：這是一場內戰，一場堪比1871年「法蘭西內戰」的內戰，也是20世紀中國發生的第三場內戰。

相同的關鍵，是「北京公社」已經形成了一個公民共同體，這是霍布斯所稱內戰的條件，也是馬基雅維利式的市民共和主義的自由觀，以此基礎為避免奴役而要求市民們團結和政治參與，區別於一般自由主義對「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劃分、或者對自由和民主的割裂，而更接近無政府主義對個人自由和自由合意的強調。

因此，不管「北京公社」存在着與巴黎公社或者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多大的差別，僅此一點，就須歸功於激進的絕食-佔領行動的歷史性貢獻。如果繼續下去，按照列寧和斯大林都同意的內戰作為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方式，如大衞·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對內戰的假說，便是導向革命，而革命只是內戰的一種具體形式。事實上，在阿米蒂奇2018年訪問北京大學、並帶來關於內戰的著作和演講之前，1989年北京街頭的人們就已經在談論內戰和革命，等到21世紀來臨，新一波的無政府主義浪潮終於再次檢驗它。

當然，這一返回馬基雅維利道路的提示，也完全合乎20世紀社會運動的激進主義如阿林斯基（Saul David Alinsky）對運動策略的要求，也恰是1989年學運、以及當時無論學生還是「長鬍子」的導師們所欠缺的。這是內戰的一方。

內戰的另一方，即使對按戒嚴令行使治安任務的軍隊來說，在其推進途中對無關平民和救護人員的射殺，明顯違反《關於保護戰時平民之日內瓦公約》（第四公約）之第3條和第10條，即「在一締約國之領土內發生非國際性的武裝衝突之場合」，對不實際參加戰事之人員「不得有對生命與人身施以暴力……」等。一支有着「人民軍隊」傳統的解放軍何以犯下如此暴行？這個迷題同樣困擾着所有經歷者和反思者。

出動如此大規模軍隊、以極不對稱力量執行鍼對平民的治安功能，其不對稱程度大概是1950年以來共產主義國家所發生類似事件中最大的，意味着軍隊職能和性質的警察化，國防軍淪為治安工具（蘇聯紅軍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曾經執行類似任務），不僅超出了警察權在行使暴力時必需的最低限度原則，而且這種不對稱本身就必然導致大規模失控和暴行。

國防軍淪為治安工具，不僅超出了警察權在行使暴力時必需的最低限度原則，而且這種不對稱本身就必然導致大規模失控和暴行。

1989年鄧小平動員的裝甲洪流，正是他1978年推動改革開放的同時征戰十年所指揮的部隊，即從1979年對越反擊戰、到1988年以輪戰方式進行的對越邊境作戰。1989年超過20萬的戒嚴部隊動員規模，已經接近1979年對越作戰部隊（56萬）兩個作戰集之一的規模。執行清場任務的部隊，大部為曾經參戰、即「舔過血」的部隊，也是最精鋭部隊和戰略值班部隊（如38軍、27軍和空降15軍），更緊急抽調當時正在青海駐訓、隨時準備投入對印作戰（計劃）的戰略部隊（如54軍一部）。

而且，這些部隊都是鄧小平1979年與西方陣營媾和後、用於對付北方威脅的核心力量。當戈爾巴喬夫5月16日訪華，實現關係正常化後，來自北方的戰略威脅剛剛解除，鄧小平就下決心調動原本擔負防衞任務的瀋陽、北京、濟南三大軍區精鋭執行戒嚴任務，並且將江澤民調入北京、預備接班。如此「決斷」幾乎濃縮和再現了十年前的一個關鍵時刻：鄧小平先後排擠了華國鋒、與美國建交然後發起對越戰爭。如此的軍國主義，恐怕才是所謂「黃金十年」的1980年代自由寬鬆的另一面，即《血染的風采》從謳歌軍國主義、到紀念屠殺犧牲者所承載的政治意義變化。

國家暴力性質以如此內戰模式呈現，固然出於維護政權的需要，卻是對政權正當性的最強烈否定，表明國家公共權力的重大分裂。

另一方面，國家暴力性質以如此內戰模式呈現，固然出於維護政權的需要，卻是對政權正當性的最強烈否定，表明國家公共權力的重大分裂。而且，最高當局將應對公民的大規模和平抗議，等同於需要進入國家緊急狀態以動員大軍的政權危機，從此至少理論上剝奪了公民集體抗議和協商的權利、切斷了知識分子與國家-政黨的傳統關係，破壞了在這一關係下，中國知識分子整體上享有自春秋時代到五四運動的特殊政治地位。

從此，執政黨的政治正當性在國內和國際都「自我清零」，也是內戰效應之一，不僅包括執政黨革命傳統所具有的歷史正當性和國際影響力，也包括對這場運動做「暴亂」之污名化或者以「政變」來掩飾大屠殺的任何藉口。這大概也是三年後鄧小平被迫另起爐灶、開始市場經濟導向改革開放的零點，也是從此中國社會生活「去政治化」的開始。中共也被迫從極權主義政治轉向威權主義統治，在被迫放棄革命黨傳統的同時轉向中性的執政黨，即通過追求經濟發展和治理模式的改善、以及更為嚴厲的社會控制，避免公眾和知識分子再度公開大規模集結抗議。

結語

在1989年學運爆發30年後，目睹無政府主義的再度興起，人們可能通過無政府主義的視角重新審視那場被傳統自由主義所遮蔽的民主運動，以對「反思」的反思，突破「未知的已知」、重構其中的無政府主義脈絡，發現它在所謂「歷史終結」的剎那，還因為它與更久遠過去的聯結、因為無數瞬間的保存而成為歷史的新起點。進而，如阿米蒂奇所論述的，內戰首先是一種個人的和集體的經歷，從法蘭西內戰到西班牙內戰，「一旦這個概念出現，它就變得無法撤銷，作為一面可以審視衝突的稜鏡，也作為一個武器……就其含義進行的爭論，將會使它的未來必定和它的過去一樣，富有爭議性和變革性。」

這也許是我們未來永遠記住和思考那年春天「北京公社」八個瞬間的一個選擇。猶如法蘭西內戰對其後一個多世紀社會進步和抗爭的啟示，1989年的「北京公社」和內戰也已經、並且繼續對世界範圍的民主運動發生持久的影響。

（吳強，時政觀察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