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北京公社”的八个瞬间（下）：以“无政府主义”视角重构六四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应端传媒邀请，为六四30周年而作长文的第二部分。上篇请参见《“北京公社”的八个瞬间（上）：六四三十年，对于“反思”的反思》

一个无政府主义视角

当然，在社会运动的策略层面，如果5月28日广场表决是倾向撤出的话，我们很容易想像这代表着运动的和平结束，然后执政党内的分裂也公开化，可能发生持久的内部争论和分裂，或者民主派将占上风，或者最终以政变形式结束这场争论。将来如果发生一场类似哪怕更小规模、时间更短但是又有足够规模的公开抗议的话，其政治效应也可能同样如此。

这可能就是中国统治当局在1989年之后极力防止任何大规模公开抗议的根本原因，因为只要发生这样一场抗议，对执政党来说就可能是致命性的。类似的，这可能也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至今还要装点着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字眼，作为所谓“核心价值观”要素的原因之一，担心反对派可能轻易地使用这些简单口号就能区隔、动员。这是一个貌似强大政权的脆弱一面，也是它不对称地使用大规模军事力量镇压一场和平抗议的根本原因。

而在更为广泛的理论层面上，1989年北京发生的大规模绝食行动和广场占领，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历次大规模抗争运动当中，如此要求民主的非暴力抗争方式又是几乎唯一的，联结了共产阵营的内部抗争和冷战结束后在西雅图、纽约、开罗的抗争运动，而后者受到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高度评价。

2011年“占领华尔街”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早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中就已经暗暗主导着占领行动和民主运动的后半阶段。

具体地说，2011年“占领华尔街”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早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中就已经暗暗主导着占领行动和民主运动的后半阶段。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占领运动的理论家格拉伯（David Graeber），认为1989年冷战结束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的破灭、而2008年金融危机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破灭，从此迎来无政府主义的复兴。而他所简单描述的一个不需要军队、监狱和警察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秩序，几乎和一百年前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论述没有任何差异，也让1989年的“北京公社”更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运动，而不是一开始就建立了自己武装和法庭的巴黎公社。

也因此，三十年后，当我们面对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和全球民主的危机到来，可以从左派的立场重建那一时刻的本来面目，那个被自由主义者所遗忘的所谓“未知的已知”，需要重新发现那场运动的另一面——无政府主义。

毕竟，广场上的学生虽然喊着民主的口号，但是对198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们来说，他们更熟悉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如果能想到什么具体的民主经验样板，一定是源自马克思经典《法兰西内战》的巴黎公社，而不是古雅典或者美国的民主模式，犹如学生们在撤离广场时唱起的“国际歌”。

当他们开始摒弃教条马克思主义后，首先着迷的是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Georg Lukács）到法兰克福学派，还有各种存在主义，从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当他们开始表达异见的时候，往往冠之“青年马克思主义”或者“青年论坛”，仿佛一场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或青年运动，试图从共产党自身的早期传统当中寻找激情和解决。青年马克思和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就这样成为他们最主要的理论资源，而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和青年主义的狂热和路径，在1980年代的党内理论界和大学校园里还是有空间的。

就这样，五四运动中最为丰富、同样被长期压抑的无政府主义，间杂在被重新探寻的中共早期理论和历史中，在青年学生对五四运动的传统继承中，以一种“未知的已知”进入到1989年的学生运动，尽管对我个人而言，迟至1989年之后的寒冷学期，才有意识地选修中共党史系的“20世纪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课程。

五四运动中最为丰富、同样被长期压抑的无政府主义，在青年学生对五四运动的传统继承中，以一种“未知的已知”进入到1989年的学生运动。

且不论过去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五四”精神如何集中在德赛二先生的主题上，或者1980年代李泽厚所代表的“救亡”与“启蒙”二元叙事，或者习近平在纪念“五四”一百周年讲话里刻意摘取所谓爱国主义作为“五四”精神，幸好，还有诚实的史学家，如杨念群在《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社会组织的诞生》一书中，再次肯定了无政府主义作为“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五四时期真正力图摆脱国家建设的政治主题，以及文化论辩中‘激进-保守’双峰对峙状态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无政府主义派别。”这大概同样适用今天对八九的反思，如何超越国家-社会和激进-保守的反思框架，也很应景地构成对当下国家主义泛滥的批判——无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还是所谓新左派们为之所做的国家主义辩护。

例如，八九运动中一桩最为争议的公案——三青年泼墨案，在整个绝食-占领运动中更能呈现“北京公社”的极限和局限。5月23日，来自湖南的三青年（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泼墨，被广场学生纠察队短暂扣留后交给当地公安机关，三青年在当年8月被判重刑。（瞬间六）

1972年5月，德国红军派（RAF）对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的汉堡大楼实施爆炸，伤及无辜，此后在红军派内部引发长久争论，这一争论最终引发1977年红军派第一代高层领导在狱中的自杀。同样，围绕三青年泼墨的争论，也在过去三十年埋下外界对八九学运的长久批评。流亡海外的多位运动领袖为此道歉，海外民运也没有放弃对三青年的救援和帮助，并把他们树立为堪与“坦克人”相提并论的民运英雄。

但是，若从“北京公社”的角度来看，加诸当时学生纠察队的指责并不公平，这种指责可能遮蔽了历史本身。

与巴黎公社不同，在戒严令实施之后，随着北京市民广泛支持学生的反戒严（即拦军车），不仅戒严部队暂时被拦阻在城外，北京城内的公安和党政权力机关的运行，也处于某种蛰伏状态，学生和市民至少暂时接管了天安门广场、大学、小区和街面，尤其当北京市工人自治会（工自联）在学生支持下成立之后，自治向更广的社会空间发展，一改1976年“四五”运动的阶级分裂（那一年以北京首钢民兵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被动员起来镇压广场抗议者），而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巴黎公社的团结模式。就在5月23日上午，新成立的“广场指挥部”取代“北高联”，试图稳定对广场的占领和控制，此前一天的凌晨，刚刚发生了吾尔开希号召撤离的混乱。这是“北京公社”的起点。

只是，“北京公社”与巴黎公社的最大区别，正在于是否接管警察机构和建立自己的自卫力量。而北京的学生们似乎也满足于当时的秩序控制（如泼墨案时的表现），无意超出学生自治的特定区域和政治上的有限联合体，也无意发展成更具实质性的市民自治（譬如接管公安机关）。

“北京公社”与巴黎公社的最大区别，正在于是否接管警察机构和建立自己的自卫力量。

并且，随着占领持续，天安门和周边的秩序管制出现了问题：一方面北京本地学生开始感到厌倦和疲劳，纷纷撤出广场，或者回校回家，或者趁机利用火车免票到祖国各地游玩；另一方面，外地学生与公民不断涌入，5月23日外地学生在广场的规模达到一个高潮（约七千人），在公共卫生、住宿吃饭和政治表达等多方面，都对天安门现场的秩序造成冲击，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的矛盾悄悄上升，而学生纠察队处在保持这一脆弱秩序的边缘。后来形势的发展，例如5月28日关于是否撤离的表决，主要被广场的外地学生主导，他们反对30日撤离的提议。

在这一背景下，三个“外地”青年的泼墨行为，在当时的广场学生眼中，第一印象便是对广场秩序的挑衅，虽然任何运动或者宗教总是新进者表现得更为狂热，但实在给只满足于自治、而小心避免转向“革命专政”的广场学生和指挥部出了一个难题。对民主同质性的幻觉，似乎妨碍了他们接纳这一来自个人自由主义的冲突，也无视即将到来的剧烈风暴。最后的悲剧，因此与其说是“北京公社”的局限所致，例如“北京公社”的地域性（这甚至也是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不如说是对抽象自由民主的沉迷本身，妨碍了学生们——从领袖到纠察队员们——更积极、更现实地面对政治冲突，并没有做好介入政治的准备，拥抱运动中的偶然性和未决性。

三个“外地”青年的泼墨行为，在当时的广场学生眼中，第一印象便是对广场秩序的挑衅。

1989年的激进政治从绝食和占领开始，很快回到了自由主义幻想的无冲突的政治中去了，他们被巴黎公社、五四传统其中“未知的已知”所阻碍。不过，即使在今天，对纠察队员们的道德指责，仍然继承了整个自由派理论例如罗尔斯的自由主义话语模式，对道德话语和政治话语不加区分，如激进民主大师墨菲（Chantal Murphy）所说的，无法辨识政治的本质，“冲突、对抗及权力关系消失了，政治学领域被化约为在道德约束下对私人利益的理性协商”。

这些八九后的自由主义者，往往以哲学腔调继续公共发言，对政治活动任意道德化，特别是将政治的激进等同于道德的激进（以及相反），导致放任权力政治的恶化、并且对抗争评价保守化，还甚至因此占据道德温和高地。这或许便是无政府主义的短暂复苏、却终未冲破自由主义的桎梏而带来的政治堕落。

简单说，三十年后，对三青年泼墨案的任何道德评价，最终都应回到任何自由主义不应忘记的怀疑论基础，如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 Ackerman）所说，“没有隐匿于宇宙深处的道德含义”。

这是一场内战

围绕三青年泼墨案的批评还有其他维度。最关键的，不在于广场秩序，而关乎身份，甚至因此影响了外界对这场运动性质的判断。

所谓身份，指的是北京大学生作为当时的“天之骄子”、统治阶级的预备队，这一身份由他们所反对的权力关系所决定，以此展开的要求民主和自由以及反腐败、反官倒的抗议，便很容易被看作青年官僚见习生们的撒娇，也很难与儒生的公车上书区别开。事实上，绝食抗议最成功、最有感染力的瞬间，可能就是一位绝食女学生憔悴面容后的横幅：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瞬间七）

北京大学生作为当时的“天之骄子”、统治阶级的预备队，这一身份由他们所反对的权力关系所决定。

这一幅画面，通过报纸突破禁令传播出去，瞬间获得了全国范围的同情和支持，台湾诗人余光中甚至以此为题书写诗歌。只是，公众的同情很大程度上仍然建立在对大学生身份-权力关系的基础上。这本来是学运动员无可厚非的天然资源，就像1968年革命中欧美中产阶级子弟们的激烈抗争对社会产生的震动。

但在持续的广场占领中，这一身份背景可能接纳仍然是“国家主人翁”的工人阶级联盟，却难以接纳外省的非学生青年。后者被本能地排除在广场的政治共同体之外，而更倾向于采取激烈的行动，从而威胁着民主。这几乎是任何一个自由民主发展过程中都要遭遇的问题，但在半个月的广场占领期间却难以解决。或者，指望这些运动前存在的身份问题（也是运动发生的条件）能在运动中解决，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半个月内，广场共同体在发生结构化：从学生自治，扩展到工人自治和学-工联盟，再到学生-工人-市民的三方联盟。

随着占领的延续，半个月内，广场共同体在发生结构化：从学生自治，扩展到工人自治和学-工联盟，再到学生-工人-市民的三方联盟。6月3日晚上，当全副武装的军队从各个方向进城之后，尤其在长安街的东西延长线上——这个1949年后模仿奥斯曼扩建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城市改造大道，天然便利用兵——三方联盟的力量站了出来，以几十万甚至更大规模的人肉之躯，推动公共汽车，投掷砖块，阻拦由装甲车、坦克和汽车组成的戒严清场部队。（瞬间八）

从6月3日晚上10点到4日凌晨，竟夜的战斗以及后续一周的零星抵抗，其惨烈程度或许超过1968年“布拉格之春”。区别在于，“北京公社”的学生、工人和市民们在东西长安街的战斗，不是针对外国军队，而是阻拦本国最精锐的三十万大军的突击部队。这个昂扬在北京街头的无政府主义瞬间，充满了反抗国家与军队的精神，把56天的民主运动转化为一场对抗警察权的战斗，其意义相当深远，决定了之后整整三十年里中国警察权的膨胀。作为中国社会运动、民主运动和公民权利运动所要遭遇的主要控制方式，虽然军队和坦克不再出场，但代之以倍数增长的武装警察、公安和更大规模的辅警、协警、保安、基层政府公务员等非正规暴力。

这个昂扬在北京街头的无政府主义瞬间，充满了反抗国家与军队的精神，把56天的民主运动转化为一场对抗警察权的战斗，其意义相当深远，决定了之后整整三十年里中国警察权的膨胀。

换言之，6月3日到4日的清场镇压，虽然是最精锐的机械化野战部队执行戒严任务，却是行使针对无武装平民的警察权，以驱逐广场学生、恢复政权控制为目的。

重要的是，北京学生、工人和市民的战斗，也为这场历时56天的民主运动和北京公社的性质、为镇压运动以及冲突的性质做了定义：这是一场内战，一场堪比1871年“法兰西内战”的内战，也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三场内战。

相同的关键，是“北京公社”已经形成了一个公民共同体，这是霍布斯所称内战的条件，也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市民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以此基础为避免奴役而要求市民们团结和政治参与，区别于一般自由主义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或者对自由和民主的割裂，而更接近无政府主义对个人自由和自由合意的强调。

因此，不管“北京公社”存在着与巴黎公社或者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多大的差别，仅此一点，就须归功于激进的绝食-占领行动的历史性贡献。如果继续下去，按照列宁和斯大林都同意的内战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方式，如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对内战的假说，便是导向革命，而革命只是内战的一种具体形式。事实上，在阿米蒂奇2018年访问北京大学、并带来关于内战的著作和演讲之前，1989年北京街头的人们就已经在谈论内战和革命，等到21世纪来临，新一波的无政府主义浪潮终于再次检验它。

当然，这一返回马基雅维利道路的提示，也完全合乎20世纪社会运动的激进主义如阿林斯基（Saul David Alinsky）对运动策略的要求，也恰是1989年学运、以及当时无论学生还是“长胡子”的导师们所欠缺的。这是内战的一方。

内战的另一方，即使对按戒严令行使治安任务的军队来说，在其推进途中对无关平民和救护人员的射杀，明显违反《关于保护战时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约）之第3条和第10条，即“在一缔约国之领土内发生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之场合”，对不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不得有对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等。一支有着“人民军队”传统的解放军何以犯下如此暴行？这个迷题同样困扰着所有经历者和反思者。

出动如此大规模军队、以极不对称力量执行针对平民的治安功能，其不对称程度大概是1950年以来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类似事件中最大的，意味着军队职能和性质的警察化，国防军沦为治安工具（苏联红军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曾经执行类似任务），不仅超出了警察权在行使暴力时必需的最低限度原则，而且这种不对称本身就必然导致大规模失控和暴行。

国防军沦为治安工具，不仅超出了警察权在行使暴力时必需的最低限度原则，而且这种不对称本身就必然导致大规模失控和暴行。

1989年邓小平动员的装甲洪流，正是他1978年推动改革开放的同时征战十年所指挥的部队，即从1979年对越反击战、到1988年以轮战方式进行的对越边境作战。1989年超过20万的戒严部队动员规模，已经接近1979年对越作战部队（56万）两个作战集之一的规模。执行清场任务的部队，大部为曾经参战、即“舔过血”的部队，也是最精锐部队和战略值班部队（如38军、27军和空降15军），更紧急抽调当时正在青海驻训、随时准备投入对印作战（计划）的战略部队（如54军一部）。

而且，这些部队都是邓小平1979年与西方阵营媾和后、用于对付北方威胁的核心力量。当戈尔巴乔夫5月16日访华，实现关系正常化后，来自北方的战略威胁刚刚解除，邓小平就下决心调动原本担负防卫任务的沈阳、北京、济南三大军区精锐执行戒严任务，并且将江泽民调入北京、预备接班。如此“决断”几乎浓缩和再现了十年前的一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先后排挤了华国锋、与美国建交然后发起对越战争。如此的军国主义，恐怕才是所谓“黄金十年”的1980年代自由宽松的另一面，即《血染的风采》从讴歌军国主义、到纪念屠杀牺牲者所承载的政治意义变化。

国家暴力性质以如此内战模式呈现，固然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却是对政权正当性的最强烈否定，表明国家公共权力的重大分裂。

另一方面，国家暴力性质以如此内战模式呈现，固然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却是对政权正当性的最强烈否定，表明国家公共权力的重大分裂。而且，最高当局将应对公民的大规模和平抗议，等同于需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动员大军的政权危机，从此至少理论上剥夺了公民集体抗议和协商的权利、切断了知识分子与国家-政党的传统关系，破坏了在这一关系下，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享有自春秋时代到五四运动的特殊政治地位。

从此，执政党的政治正当性在国内和国际都“自我清零”，也是内战效应之一，不仅包括执政党革命传统所具有的历史正当性和国际影响力，也包括对这场运动做“暴乱”之污名化或者以“政变”来掩饰大屠杀的任何借口。这大概也是三年后邓小平被迫另起炉灶、开始市场经济导向改革开放的零点，也是从此中国社会生活“去政治化”的开始。中共也被迫从极权主义政治转向威权主义统治，在被迫放弃革命党传统的同时转向中性的执政党，即通过追求经济发展和治理模式的改善、以及更为严厉的社会控制，避免公众和知识分子再度公开大规模集结抗议。

结语

在1989年学运爆发30年后，目睹无政府主义的再度兴起，人们可能通过无政府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那场被传统自由主义所遮蔽的民主运动，以对“反思”的反思，突破“未知的已知”、重构其中的无政府主义脉络，发现它在所谓“历史终结”的刹那，还因为它与更久远过去的联结、因为无数瞬间的保存而成为历史的新起点。进而，如阿米蒂奇所论述的，内战首先是一种个人的和集体的经历，从法兰西内战到西班牙内战，“一旦这个概念出现，它就变得无法撤销，作为一面可以审视冲突的棱镜，也作为一个武器……就其含义进行的争论，将会使它的未来必定和它的过去一样，富有争议性和变革性。”

这也许是我们未来永远记住和思考那年春天“北京公社”八个瞬间的一个选择。犹如法兰西内战对其后一个多世纪社会进步和抗争的启示，1989年的“北京公社”和内战也已经、并且继续对世界范围的民主运动发生持久的影响。

（吴强，时政观察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