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親身經歷過1989年北京學生運動的人來說，過去三十年意味着什麼？還在記憶中留下什麼？這大概讓年輕人、媒體或是國際社會感到好奇。
儘管市場經濟早已經最大限度地佔領了每一個人的生活和大腦，儘管黨國機器以去政治化和高壓手段儘可能刪除了所有記憶，但是，過去三十年的每一天，對許多人來說，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在反思中渡過。
而且，三十年間所有的這些改變和刪除本身，理論上似乎也屬於「另類反思」，就像運動結束後，官方組織的批判正是以所謂「反思」的名義進行，然後以實際上禁止紀念、防範反思的方式，無時無刻不提醒人們那個歷史事件的存在，以及對未來歷史進程的意義。
反思的反思
直到今天，大概除了婁燁的《頤和園》和若干紀錄片，人們很難看到以六四為背景的文學和影視作品。對那場運動的反思和討論，也集中在對運動進程的復原和對個人記憶的打撈上，譬如吳仁華在海外收集了三千多名參加「平暴」官兵的證詞，王丹的回憶，趙鼎新運用社運理論分析學運如何在1980年代變動的國家-社會關係中誕生於特定的北京校園空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