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話術進步

今年前五個月，任正非多次安排「個人英雄主義式」的媒體群訪，其中包括女兒孟晚舟於加拿大被捕後，1月集中接受國內外媒體的專訪。這也是任正非在2015年2月達沃斯論壇上首次接受專訪以來，最為密集地通過媒體闡述華為綱領、剖白個人心跡。

多次記者群訪的背景，是隨着貿易談判，美國對華為步步升級的壓力。任正非會根據不同背景挑選主要問題，並釋放特定信號。第一次是通過外媒向英美喊話：華為相信規則與合作，華為不等於中國政府。第二次是通過國內媒穩定市場：華為沒事，對困難有所準備。第三次作勢回應民族主義情緒：不要民粹，不買華為不等於不愛國。

仔細研究四年內任正非的訪談內容，可以明顯看到他的話術修為，在不得不站到聚光燈前直面媒體的若干年間，進步迅速。2015年的達沃斯論壇，他用直白的「我是無能的」來放低身段，刻意掩飾他並不得體的幽默。外媒對他作出「裝瘋賣傻」等負面評價，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那次專訪的意圖。

很容易就能比較出來，任正非在面對中國媒體時更輕鬆，面對外媒記者則更專注。這表現在他會無視中國記者的問題，要麼直接跑題，要麼回以套話。當然，迄今為止，外媒記者與任正非的「交手」也很難說有收穫。任正非堅守他預設的立場，頭腦清晰地保衞其表達飄忽的邊界。

在最新的長談中，任正非拋棄了過去插科打諢的弊端，顯露出完全的主場優勢。一改過去求生存的低姿態，大談華為爭「世界第一」的理想。他精確地迴避體制問題，甚至不惜透露先後兩任妻子和平共處的隱私，強化以情動人，淹沒記者追問。

他遵守着常規的公關話術，依託豐富的業界經驗，儘可能多地向外輸出姿態、觀點與立場；儘可能少地正面回覆提問者問題；儘可能攤薄信息量，但又通過頻繁的、高密度的情感表達製造出誠懇的公眾形象。這一次，任正非完全走出了達沃斯的陰影，將這些技巧發揮到了極致。

正與反的民族主義武器

本次訪談，發生在中美貿易戰升級的關口：之前的談判近乎破裂，而美國繼試圖引渡孟晚舟受審、 在全球範圍內發動盟友限制華為的5G網絡建設後，開始全力使用各種行政與司法工具來狙擊華為——這家已成為中國在貿易戰中象徵的公司。

而另一個輿論形勢，則是面對美國本輪提高關税與升級的最新制裁，中國官方營造輿論的反應在節奏上是滯後的。而過去一年各種官媒義正言辭式的話語，也使民間輿論有了逆反心理。任正非此時以民間代表而非官方身份攪動輿論場，使本已處以劣勢的「中國聲音」，改頭換面後得以再次籠絡人心。

因為這次設置了明確議程的訪談，與其說是講給國際觀眾，不如說是針對國內聽眾。顯然，任正非本次講話的基調，是淡化國內激進的民族情緒，軟化支持者，同時拉攏之前對華為表示懷疑的人。

前幾次的訪談中，任正非謹守兩條線索：一是強調華為的技術先進，既是為公司18萬員工鼓勁，也是為凝聚身後的民族驕傲。二是刻意保持政治中立，具體表達時着力去政治化。最新的談話中，任正非堅守了第一點，但在去政治化表達上使用了圓滑的策略。

這個策略就是，他一方面直接批評中國國內的意識形態，但使用限定詞，比如「狹隘的」，來修飾愛國主義和民族情緒。另一方面大談教育強國，將這種無害話題的進行大幅擴充，以沖淡他對意識形態婉轉且少量的批評。

任正非之所以批判「狹隘的民族情緒」，目的也很明顯，就是抵消貿易戰中依附在華為品牌上的激進民族主義。這一義和團性質的激進勢力，作為現實存在，可以星火燎原，也可以引火燒身。對它的準確拿捏絕非易事，華為若被它深度盤踞，等於在國際上授人以柄。

聯繫華為在長時段的表現，它在營銷中是默認民族牌這個標籤的。但在華為的民族性上做出直白附和的僅僅是部分高管或一般員工，而任正非此前既不反對也不支持。這種精明的分工終於收割成果，當需要任正非出面抨擊民族情緒時，他戴上了「理性」的白手套。

所以，從整體上看待任正非的五月語錄，縱覽他今年以來的話語演義，能看到一幅中國特色的景象：過去的華為以順應民族主義打開國內市場，現今的任正非以口頭反對民族主義賺取滿堂喝彩。民族主義成為任正非手中一張雙面王牌，正面或反面亮出都能穩贏。

這個時代「最可愛」的「公知」

兩萬字訪談實錄經過潤色，儘管事實欠奉，卻在公布後受到廣泛好評，一些原本對華為保持距離的泛自由主義者也被折服。這群人一向習慣以谷歌而非國貨構築價值觀的護城河，但在兩萬字的橫掃之下也潰不成軍，轉而支持華為。

5月21日這一天，將華為列為民族主義第一方陣並曾抵制的人，遽然將任正非認作當今中國最可愛的人。他們似乎認同一個道理，如一篇微信文章中所說，任正非做到了「把政治與商業分開，把愛國與商品分開，把憤怒與理智分開」。

任正非用話術接續公知啟蒙話語，將其奇妙地嵌套在時代姿態中。透視出的，則是時代對啟蒙的埋葬，是公知屍骨被民族象徵挖墳的再利用。

他通過兩萬字訪談實錄所表達的——技術全球化、社會多元化、愛國理性化、呼喚中國開放——都是傳統公知話語的主要觀點，在過去十多年裏廣為傳播，只是到近年幾乎絕跡。任正非用話術接續公知啟蒙話語，將其奇妙地嵌套在時代姿態中。透視出的，則是時代對啟蒙的埋葬，是公知屍骨被民族象徵挖墳的再利用。

從熱烈的社會反響看，受眾幾乎是照單全收。特別是新的支持者，把任正非的公知語錄認作久違的福音，無意溯源或辨別其真實與否。早已不成氣候的老派大陸公知群體，身陷高壓環境，話語被全面剝奪，則是任正非信手拈來的前提。於是，華為掌門人受到萬眾擁戴，被讚譽為「理性、中立、客觀」的代表，儼然超越意識形態的壁壘。

這種看似荒誕的社會心理，在日益仄逼的中國社會，是對所謂「識時務的強者」意料之中的追捧。如一直未走下神壇的馬雲，和這次終於站在台前指點江山的任正非，他們身上兼具的商業權威與極強的現實感，終於匯聚了眾人的簇擁。

他們替代了曾經的文化公知，是強調民族榮譽而又不訴諸民粹情緒的代言人，是取得了巨大的世俗成功而又不會輕易為時代變幻陪葬的代表。在整個國家都被美國政府敵對的時候，這甚至體現了一種投射：無論價值觀與職業背景，這是每個中國人現在都想成為的模樣。

而這也是一次權力的遊戲。屬於任正非獨家的公知講演，猶如一次大型的丈量事件，它丈量出社會思潮如夢如幻的變遷，成王敗寇的歷史觀依舊是中國民眾的死穴；它丈量出知識人在歷經生存磨難的考驗後，思想隱疾也就此落下病根；它當然也丈量出複雜中國的況味，縈繞於各種求解的反覆路徑。

總之，任正非在輿論戰關鍵時刻高調現身，自如切換改革開放話語與世界公民的身份，以謀略家風範自以為義。這是他與華為的高光時刻，在貿易戰的高壓之下，他再一次確認了國家榮譽與個人驕傲的合二為一，又試圖將華為從激進民族主義情緒中剝離開來。

已經火力全開的美國人，自然不會費心在意華為與它身後國家的區別，但中國人民卻被說服了：華為不代表國家，華為僅代表我們自身。

但最終，每個人又通過對任正非的認同，融入了這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