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 深度

同婚合法日,回望1998:台灣同志二十年尊嚴之路

2019年5月24日是台灣同志婚姻法案生效首日,今後,愛上同性的台灣人都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婚戀的權利。這條平權之路走得迢遠,1998年無疑是其中的關鍵之年。


2019年5月24日,是台灣同志婚姻法案生效的首日,不少同志新人一早就來到戶政事務所搶「頭香」依法登記結婚。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5月24日,是台灣同志婚姻法案生效的首日,不少同志新人一早就來到戶政事務所搶「頭香」依法登記結婚。 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是同志!我是同志!」

2019年5月17日,暴雨之後的陽光裏,台灣立法院外青島東路上,主持人鄭智偉正帶著群眾高喊口號。鄭智偉是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台灣多直稱「同志諮詢熱線」、「熱線」)的社工主任,理著俐落的小平頭,戴著黑色鴨舌帽,看來斯文帥氣,但嗓音卻已因主持了一整個早上而幾近沙啞。這一天,主持群在街道上已經站了四個小時,被早上大雨淋得渾身濕透的數萬群眾,跟他一起應和。

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要同志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說出這句話,並非容易的事,遑論萬人吶喊。

「早期(1998年)剛成立的時候,大家打電話來,可能連『同性戀』或『同志』都說不出口,就是問說『我是不是?』或者說『我是不是那個?』『我孩子會不會是那個?』就是『那個』、『那個』說半天,但說不出口,到底那個是哪個?很多人都說不出口。」同志諮詢熱線的副秘書長彭治鏐回憶,「當時父母打電話來,問的很多是『那還能不能變回來?』父母對孩子的性向是充滿憤怒、悲痛與不捨的,同志對自己的性向,也還有很重、說不出口的羞恥感。」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團體發起集會,一對情侶在雨中觀看表決過程。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團體發起集會,一對情侶在雨中觀看表決過程。攝:陳焯煇/端傳媒

1998年,是台灣啟動同婚釋憲運動、也是成立第一個全國性同運團體的年份。90年代努力突破重圍的同志運動,在此時來到了與主流社會激烈碰撞的交叉點。

20年後,為因應2017年的大法官748號解釋「該如何立法」的問題,2018年台灣社會歷經一次激烈的挺同、反同公投拉扯。2019年5月17日,在幾經折衝後,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志婚姻法案。從今而後,當人們愛上與自己相同性別之人,便可以自我指認為「同志」,在台灣法律體系裡有了自己的名字。

同志諮詢熱線,成立於1998年,是台灣最早的全國性同志組織,為同志提供「接線」服務。成立20餘年來,聆聽了台灣同志的掙扎與徬徨;也見證了同志的名字從98年的「那個」,一路走到立法院前的「我是同志」。而台灣「同婚釋憲」運動的起點,與同志諮詢熱線成立時間同年:1998年,男同志祁家威走進戶政事務所,要求與男友登記結婚,被相關單位以「婚姻僅限一男一女」為由拒絕;兩年後,祁家威以此申請第一次同婚釋憲,雖未能成功,卻跨出了歷史的重要一步。

1998年,是台灣啟動同婚釋憲運動、也是成立第一個全國性同運團體的年份。90年代努力突破重圍的同志運動,在此時來到了與主流社會激烈碰撞的交叉點。

回到當年的時空,究竟是怎樣的情境,催生了全台第一個全國性同志團體?熱線回顧,在1998年2月25日,《聯合晚報》上刊出一則「高二男生同性戀 一人割腕」的新聞。根據報導指出,「大台北地區某公立高中兩名二年級男生,被認為是同性戀」,甲生「被父母毒打,皮開肉綻」,而報導對乙生的敘述則是「拿生命相逼,不准分手,情書纏綿」,同一版面其他報導則以「少年同志:學校說我病態」為題,可以一窺90年代的校園氛圍,也能明白熱線成立之初,元老們「決定(為青少年同志)做點事情」的迫切感。

事實上,無論是哪個年代,同性戀情一直都存在。早在1983年,白先勇就已經出版知名同志文學《孽子》,1986年翻拍為電影,由當紅小生邵昕、知名演員孫越出演。很長一段時間裡,《孽子》文本中「遭父親逐出家門、在新公園荷花池畔遊盪」的男同志形象,就是台灣社會對同志的唯一認識。不過,自1990年開始,隨著社會的開放,同志開始組織、集體現身、發聲,並要求社會的肯認與全新的身分。爭取認同的過程,伴隨著台灣解嚴後媒體的商業競逐,讓「異性戀社會」開始對同志產生好奇。

2019年5月14日,台北立法院外,團體「婚姻大平台」在青島東路上舉行「協商不能退」集會,一名參加者穿上婚紗。

2019年5月14日,台北立法院外,團體「婚姻大平台」在青島東路上舉行「協商不能退」集會,一名參加者穿上婚紗。攝:陳焯煇/端傳媒

兩面戰爭:世界尚沒有你的名字,卻先認識了愛滋

當性別身分與疾病發生張力,也讓同志運動走上「不得不為」的關卡,集體待在暗櫃中的空間越來越少。

1990年,台灣第一個同志團體、女同志團體「我們之間」成立。根據「再現.抵抗.瓦解:一次重訪台灣同志污名史的邀請」發起人蔡雨辰的研究,「我們之間」是一個神奇的組織,既沒有立案,也非從校園發起,但卻能保護成員的隱私、又能維持營運,還擁有超過四千人的會員。蔡雨辰以組織發行的刊物《女朋友雜誌》為例,這群人並非全是文字工作者,而是在白天各自從事自己的工作,僅在出刊前再相約製作刊物,刊物上絕大多數文章也是匿名發出。

在性別不友善的年代,隱姓埋名是一種集體現身的策略,一同抵禦外界對同志族群的惡意,也保護每個個體得以在日常生活中不被干擾的空間。但,解嚴後百花齊放、追求收視率的媒體,也持續試圖翻越同志的「匿名」保護城牆,一窺究竟。這讓一般閱聽大眾首次接觸到「同志」的形象,勢必是獵奇、窺視的。

1992年,台視新聞「世界報導」記者璩美鳳以攜帶針孔攝影機方式,潛入一家統領百貨後方的女同志酒吧Heaven II偷拍,由主播張雅琴播出時,不但有璩美鳳以神祕的語氣旁白「現在畫面上像男人的人,其實都是女人……」等語,且影射知名歌手潘美辰亦是女同志。節目播出後,曾引發當中一名遭偷拍女同志自殺,酒吧顧客人心惶惶。「我們之間」發起連署抗議,收到一千多名民眾支持,登上媒體版面,展開了90年代同志行進主流社會的第一步。

同志在90年代的現身,除了解嚴後的社會氣氛開放、各種邊緣族群紛紛展開身分認同運動之外,全球愛滋病的流行,也使同志族群受到的污名逐年增加。當性別身分與疾病發生張力,也讓同志運動走上「不得不為」的關卡,集體待在暗櫃中的空間越來越少。

根據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所整理的「台灣愛滋大事記」,1981年,美國通報首例愛滋病病毒。由於無藥可醫,又有相當機率透過男同志間常見性行為(肛交)傳染,早年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甚至誤稱此病為同性戀相關免疫缺乏症候群(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GRID)助長了世人對於「愛滋等同於同志」的誤解。

著名同運人䃼家威。

著名同運人䃼家威。攝:陳焯煇/端傳媒

1985年,台灣出現第一例本國人罹患愛滋的病例,患者為男同志,衛生署即開始對愛滋病進行防疫,防疫策略卻是與警政署聯手,針對男同志與男同志性工作者進行加強檢驗。該年12月,衛生署發佈公報指「一般過正常生活的人,並沒有感染這種病的危險。」這「正常生活」直指同志的「不正常生活」,在社會大眾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6年,台灣出現首例因愛滋病而去世的本土案例,對於愛滋病的恐懼與拒斥,開始在社會上蔓延。1987年,一名考上師大的研究生田啟元在入學前驗出愛滋,歷經波折後,遭校方退學。雖然在幾經抗爭後,師大校方讓田啟元復學,其後卻啟動對入學學生的愛滋病篩檢程序,讓愛滋感染學生受教權大受影響。

1993年,台灣發現首例因輸血(而非性行為)感染愛滋的病例,原因是空窗期無法驗出HIV病毒,因此同年的11月起,捐血者的血液報告不再告知是否感染HIV病毒,以防患者利用捐血機會來檢驗愛滋。於1998年起,規定捐血者所捐血液要經過檢驗確定無病毒後才可使用。事實上,90年代「捐血驗愛滋」的案例,還是肇因於愛滋檢驗途徑與資源不足,愛滋患者也並不僅限於男同志。但在愛滋病流行之後,同志除了面對社會異樣的眼光,也要對抗愛滋病的污名。這場戰爭,即便到同婚合法化的那一天,都還未能結束。

在社會對愛滋越來越恐懼的同時,同志尋找彼此與現身的腳步並沒有停下。1993年,台大成立第一個校園男同志社團GC(gay chat)社,此後,各大專院校的同志社團紛紛成立。1995年,於「新公園事件」中,當時的台北市長陳水扁為重新規劃博愛特區,破壞了男同志尋求伴侶的據點新公園,促使全台首個男同志聯盟性質的組織「同志空間行動陣線」組成。在逐步的累積下,同運已成百花齊放之勢,且開始常規出現在大眾視野之中。

2019年同婚法案表決前夕,台大城鄉所教授畢恆達投書回憶,「1996年是台灣神奇的一年」。畢恆達列舉,當年「公營電台與商業電台分別推出第一個同志節目、報紙出現第一個常態的同志專欄、不同宗教中首次成立同志團體、第一個同志出版社成立、第一屆皇冠百萬小說首獎由女同志小說《逆女》獲得、第一個同志商業雜誌《熱愛:G&L》雜誌出版。」雖然在1997年,由警察臨檢同志而生的「常德街事件」再度讓同志以負面形象躍上版面;但也正在同一年,香港明星張國榮在舞台上公開出櫃,由於其在台灣的高知名度,其「出櫃」之舉,在一般觀眾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對同志而言,好消息與壞消息交錯出現,歷史就要迎來關鍵的一年。

1998年前傳:挺同、反同力量90年代數度交手

圖:端傳媒設計部

整個90年代,即是同志群聚現身,與異性戀話語體系對話、鬥爭並要求平權的過程,這樣的戰爭,在1998年來到高峰,也催生了同志諮詢熱線成立、晶晶書庫開張,與祁家威爭取「結婚」行動等重要同運里程碑。

在諸多事件的刺激之下,台灣同志迎來了屬於所有人的熱線電話。熱線社群資源部主任許家瑋說,「我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自己人可以幫助自己人』,LGBT可以回饋給自己的社群,同志也更能了解同志在生活上、社會上遇到的困難。」1998年6月21日,同志諮詢熱線開始提供服務,一開始是一週三晚接聽電話,發展至今,逐步增加已經可以提供一週五晚的電話服務。

20年來同志諮詢熱線通話數據。

20年來同志諮詢熱線通話數據。

20年來同志諮詢熱線通話數據。端傳媒設計部

剛成立的熱線,很快就發揮了功能。1998年8月2日,台視事件重演,華視《華視夜間新聞》的〈新聞特搜隊〉單元播放名為「女同性戀酒吧、另類樂園」的報導,記者謝絜修、榮昊北得到部分股東私下同意進入採訪,並將攝影機藏在挖洞的包包裡偷拍,引起同志們的恐慌與憤怒。8月12日,「我們之間」再度發起連署,對華視新聞部主任李四端及記者謝絜修、榮昊北表達強烈抗議。

1998年11月,台北市知名同志酒吧taboo發生同志墜樓事件。一對男同志在酒吧發生爭吵,一人作勢跳樓,卻失足墜落身亡。事發後,媒體大量以獵奇與充滿偏見的語氣報導:「當男人愛上男人 同志不同心 補校生輕生」「玻璃情人 難逃致命迷思」「各自有女友 卻陷入熱戀 社會規範如枷鎖 抑鬱的心很脆弱」或「同志談愛 遮遮掩掩」「同志尋歡 偷偷摸摸」,內文則說「台大表示,同性戀學生的生活圈子很窄,個性較封閉,對感情的佔有慾也較強」(中國時報)「連照顧他的阿姨都蒙在鼓裡。足見同性戀者在外界異樣看待之下壓抑了自我,以致一旦爭風吃醋,極易陷入迷思,釀成憾事。」(中國時報)「同志之愛 他倆熱戀三個月 容不下一粒砂」

這次,與二月份的「高二男生割腕事件」不同,同志不再只待在家裡看報紙生氣、傷神,同志諮詢熱線馬上籌辦了一個座談會,對同志友善的專家齊聚一堂,座談會名稱即為「誰殺了同性戀?」

為了舉辦這場座談會,當年熱線「傾全機構之力」,發動所有成員,全面檢視主流教育體系教材與出版品,對於經常發表有關同志偏見、否定青少年同志的「偽專家」論述,逐頁檢視、詳細列出各種論述的出處,並一一提出熱線的回應,整理成《是誰殺了同性戀座談會手冊》。舉例而言,當年十分流行青少年同志只是「假性同性戀、過渡期」的說法,就是熱線重點反駁的言論之一。

這本手冊可說是台灣同運史上首見,對於同志偏見論述進行「大體檢」的報告。熱線直接將主流媒體習慣訪問的「同性戀專家」稱為「偽專家」,整理了1998年之前媒體、學界與一般輿論對於同志的論述方式,毫無疑問是研究90年代前同志刻板印象的重要文件。在當年發生的「常德街事件」中,相關團體也同樣再度集結出擊。漸漸地,同志不再是任憑主流描述,而無力提出自己的語言回擊的群體。

常德街事件

在台北新公園(今二二八紀念公園)關閉後,許多男同志轉移到公園旁、台大醫院舊館前的常德街,延續新公園裡同志的社交活動。事件發生於1997年7月31日,員警(部分荷槍)在常德街展開大規模攔街臨檢,將四十多名民眾帶回警局拍照,其中有人遭非法拘留、夜間偵訊,強迫拍照存證,並威脅通知家人。

2019年5月24日,婚權平台與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合辦「幸福起跑線Wedding Party」,為多對同婚登記的新人慶祝。

2019年5月24日,婚權平台與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合辦「幸福起跑線Wedding Party」,為多對同婚登記的新人慶祝。攝:林振東/端傳媒

1998年,同樣也是台灣性別平等教育上路的一年。該年,教育部於《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中,將「兩性教育」列為重大議題,明訂融入在各學習領域中,開啟後來的性別平等教育先聲。性平教育對於同志具體處境的改善甚多,不但讓男女平權觀念深植學生心中,後來也讓「同志」概念能出現在課本上。長期潛移默化下,造就了對同志友善的一代青年,也成為二十年後支持同婚的主力。

除了社運團體的耕耘、教材提供友善的世界觀,網路的興起,也提供台灣新世代同志爭取平權、尋求協助的空間。台灣網際網路自1994年開始發展,第一家民間業者開始提供撥接上網,半年後,兩大國營業者中華電信Hinet撥接服務與資策會SEEDNet種子網路繼而上路,正式迎來網路時代。網路的匿名性提供了同志安心現身的空間,也讓同志之間的交友與資訊交流得以跨越地域限制,不必立即出櫃,也能得到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一開始,各大bbs同志版多以motss(members of the same sex)為名,直讀難明其義,且男女同志不分。同樣是在1998年,同志需求已經大到必須分眾而居,該年,台灣大型bbs站台ptt的motss版投票決議「分家」,男女同志分別揪團成立gay版、lesbian版,後來不少bbs站也跟隨這樣的潮流,motss版逐漸走入歷史。在bbs版面上,訊息交流更加龐大,交友需求也可以開始得到滿足;同時經典的同志文學作品被轉貼,同樣也加溫了同志生命與虛擬故事的寫作與閱讀風潮。該年,首屆全球華文同志文學獎開跑,雖然後繼未持續舉辦,卻咸認為是台灣同志文學的分水嶺。

同志書寫文類逐漸成熟,成為台灣在華文文學世界的獨特地景。有人寫作、有人出書,會出現書店亦不足為奇。全台第一間同志書店「晶晶書庫」同樣在1998年開始籌備,於1999年1月1日開張。

熱線成立的同一天,台灣發佈了一張同志專輯《擁抱》,由角頭音樂發行。在當年的其中一個專輯文案中,直接說道「替沒有聲音的說話,賦予沒有名字的,一個名字。」雖然華人世界首張同志專輯,當數1997年由同志友善牧師張懋禛統籌製作的《撫摸》,但第二張《擁抱》由當時在地下樂團屆小有名氣的的五月天製作錄音,並擔綱多數詞曲創作,作為流行音樂產品更為成熟、也流傳更廣,且吸引一般歌迷注意。其中《擁抱》、《愛情的模樣》、《透露》、《明白》與《雌雄同體》等歌曲相繼出現在五月天的正式專輯中,只是歌詞略有修改,稍稍模糊了原本同志歌曲的色彩。

隔年,五月天與滾石唱片簽約,成為接下來二十年的華人世界知名主流搖滾樂團,迄今不衰。在1998年,無論是搖滾樂或同志開始從「地下」走上主流舞台,正是各種邊緣族群開始緩步上升、走向中心的一個波段。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團體發起集會,逾四萬人冒雨參加。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團體發起集會,逾四萬人冒雨參加。攝:陳焯煇/端傳媒

解嚴、選舉、同運走向主流政治

新的政治遊戲規則形成了全新的賽局,讓邊緣族群得以找到新的縫隙進行突破。

這些活力與解嚴脫不了關係,解嚴十年,尋找自我認同的動力冉冉上升,正到了第一次的收穫期。1996年總統直選後,台灣陷入選舉熱。當年火紅的小說朱少麟《傷心咖啡店之歌》當中有這麼一段,記錄了1998年台灣的政治氛圍:

那司機把煙熄了,煙蒂丟出窗外。他並不把計程表按下,卻轉回頭看素園,慢條斯理,他問:「小姐,投票了沒?」

又來了。自從台北市長選戰白熱化以後,搭計程車變成了一場強迫性的鬥智游戲。從同仁那邊,素園聽過了不少的計程車奇遇:一個外省第二代同仁在計程車裡,與擁黃的國民黨籍司機疲勞激辯一個多小時;而不懂台語的人被擁陳派趕出車子;操台語的卻跟擁趙派司機吵了起來。

現在素園快速把車裡瞄了一圈,沒有「青溪」的標誌,沒有綠十字旗,沒有任何貼紙可供辨識。汽車音響裡的卡帶,不是《春天的花蕊》,連司機的口音也不透露任何訊息,既不像外省人,又不是台語。

「選誰都一樣啊,只要他尊重民意,就是個好市長。」素園展開游離戰術。

「那你不覺得黃大洲做得不錯嗎?台北十項建設,你看多不簡單?」司機說。

司機的表情有一絲調侃,分明是欲擒故縱。素園押注似的豁出去說:「我不這麼認為。」

「好!給你載!」司機撥下計程表,開動車子。

自1996年開始,全民第一次享受「一人一票選總統/市長」的狂熱,1998年的市長選舉,有當時三大政治新星陳水扁、馬英九、趙少康一齊參戰,全台北市民各擁其主、瘋狂辯論,誰也不知道選舉結果將會如何。新的政治遊戲規則形成了全新的賽局,讓邊緣族群得以找到新的縫隙進行突破。選舉前夕,同志友善的行動者組成「1998選舉同志人權聯盟」,發表「同志人權宣言」,並邀三黨市長候選人簽署,獲得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及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回覆支持。

喀飛回憶,當年「在兩人(陳水扁與馬英九)選戰打的激烈火熱之際,同志團體的政策問卷雖還說不上造成震撼影響,卻也在這次選戰中激起漣漪陣陣。」

此後,台灣同志運動走入主流。作為同志尊嚴主要地標的同婚立法,隨著每次選舉的擺盪循環,緩步前進。最終在2013年與2016年的立法、2017年釋憲、2018年公投的數次來回交戰後,迎來2019年5月24日的同婚生效日。

其後,台灣同志運動曲曲折折,歷經挺同、反同公投的激辯與洗禮,終在2019年迎來一句坦蕩的「我是同志!」從此後,台灣人無論愛上了什麼性別的對象,都有合法成婚成家的權利。雖然不能說所有同志問題都能在婚姻合法化之後解決,但仍可說是同志尊嚴的重要進展。在新世紀來臨之時,同志既已能走上合法婚姻之路、網路上又有豐富的同志資源,從1998年走來的同志諮詢熱線,接下來的任務會是什麼?

1998年至2018年同志諮詢議題變化。每通諮詢電話可能同時涵蓋多個議題,圖中僅取前四高的議題呈現逐年變化。這些議題包括感情議題(尋求伴侶/感情困擾/親密關係暴力)、自我認同(自我認同/社會壓力及歧視/宗教議題)、交友資訊(詢問同志聚會場所/交友管道)、家庭議題(向家人出櫃與否/家庭壓力/同志親人來電/親子暴力)、愛滋與性議題、法律諮詢、其他(生涯諮詢/找其他義工/其他)。端傳媒設計部

1998年至2018年同志諮詢議題變化。每通諮詢電話可能同時涵蓋多個議題,圖中僅取前四高的議題呈現逐年變化。這些議題包括感情議題(尋求伴侶/感情困擾/親密關係暴力)、自我認同(自我認同/社會壓力及歧視/宗教議題)、交友資訊(詢問同志聚會場所/交友管道)、家庭議題(向家人出櫃與否/家庭壓力/同志親人來電/親子暴力)、愛滋與性議題、法律諮詢、其他(生涯諮詢/找其他義工/其他)。端傳媒設計部

我們還是要去接住最底層的人。

熱線社群資源部主任許家瑋

「這幾年因為公投而出櫃的人數變多,是蠻明顯的,那也會有一些新的效應。我們就接到很多父母打來,就說我孩子昨天(因為雙方爭執公投而)出櫃了。因為立法、公投的進度,也有很多異性戀打來,有一種是說他太支持了,導致家人懷疑他是,還有一種是打來問我們運動近況,來鼓勵我們,或者很積極地問『我可以做什麼?』他自己其實不是(同志),但看到反同的文宣覺得受不了,想打來為同志作一些事情。平常就比較少這種電話。」

「我覺得現在諮詢電話定位變得不太一樣。早年任何同志朋友都會打來求助,現在是科技進步,一般人會去找朋友,不會先打諮詢電話。諮詢電話我覺得變成最下面的安全網,就是上面這些支持網他都缺乏的人,他才會來打電話。」許家瑋說,「我們還是要去接住最底層的人。」

「或者是說,連朋友都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例如法律問題,或者愛滋病有關的,因為不確定,只好打來一個可靠的管道詢問。有些家庭的問題,例如怎樣跟父母溝通,都還是大家會打來諮詢的重點。」彭治鏐回憶,「又或者有些異性戀男性,他去找了女性性工作者,怕自己可能感染愛滋病,他也會打來講,因為政府把愛滋病防治的資源大量投在男同志這邊,反而讓異性戀要諮詢的時候,他不知道要諮詢誰,找來找去(網路搜尋)我們都排第一個,只好打給我們。還有因為信仰,約好跟女朋友不婚前性行為,結果自己先跟其他人發生了關係的異男,覺得不知道怎麼辦,也會來跟我們說。那其實這些煩惱,我們都會盡量去聽。」

自1998年到2019年,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不變的是,永遠都有為性與性別所苦的人。但這趟台灣同志爭取平等婚權的故事,當可成為所有人的希望:即便是在二十年前還未擁有名字的「那個」、躲在陰暗角落的「病態」,依然可能有尊嚴回復、正名成婚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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