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婚合法日，回望1998：台灣同志二十年尊嚴之路

「我是同志！我是同志！」

2019年5月17日，暴雨之後的陽光裏，台灣立法院外青島東路上，主持人鄭智偉正帶著群眾高喊口號。鄭智偉是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台灣多直稱「同志諮詢熱線」、「熱線」）的社工主任，理著俐落的小平頭，戴著黑色鴨舌帽，看來斯文帥氣，但嗓音卻已因主持了一整個早上而幾近沙啞。這一天，主持群在街道上已經站了四個小時，被早上大雨淋得渾身濕透的數萬群眾，跟他一起應和。

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要同志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說出這句話，並非容易的事，遑論萬人吶喊。

「早期（1998年）剛成立的時候，大家打電話來，可能連『同性戀』或『同志』都說不出口，就是問說『我是不是？』或者說『我是不是那個？』『我孩子會不會是那個？』就是『那個』、『那個』說半天，但說不出口，到底那個是哪個？很多人都說不出口。」同志諮詢熱線的副秘書長彭治鏐回憶，「當時父母打電話來，問的很多是『那還能不能變回來？』父母對孩子的性向是充滿憤怒、悲痛與不捨的，同志對自己的性向，也還有很重、說不出口的羞恥感。」

1998年，是台灣啟動同婚釋憲運動、也是成立第一個全國性同運團體的年份。90年代努力突破重圍的同志運動，在此時來到了與主流社會激烈碰撞的交叉點。

20年後，為因應2017年的大法官748號解釋「該如何立法」的問題，2018年台灣社會歷經一次激烈的挺同、反同公投拉扯。2019年5月17日，在幾經折衝後，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志婚姻法案。從今而後，當人們愛上與自己相同性別之人，便可以自我指認為「同志」，在台灣法律體系裡有了自己的名字。

同志諮詢熱線，成立於1998年，是台灣最早的全國性同志組織，為同志提供「接線」服務。成立20餘年來，聆聽了台灣同志的掙扎與徬徨；也見證了同志的名字從98年的「那個」，一路走到立法院前的「我是同志」。而台灣「同婚釋憲」運動的起點，與同志諮詢熱線成立時間同年：1998年，男同志祁家威走進戶政事務所，要求與男友登記結婚，被相關單位以「婚姻僅限一男一女」為由拒絕；兩年後，祁家威以此申請第一次同婚釋憲，雖未能成功，卻跨出了歷史的重要一步。

1998年，是台灣啟動同婚釋憲運動、也是成立第一個全國性同運團體的年份。90年代努力突破重圍的同志運動，在此時來到了與主流社會激烈碰撞的交叉點。

回到當年的時空，究竟是怎樣的情境，催生了全台第一個全國性同志團體？熱線回顧，在1998年2月25日，《聯合晚報》上刊出一則「高二男生同性戀 一人割腕」的新聞。根據報導指出，「大台北地區某公立高中兩名二年級男生，被認為是同性戀」，甲生「被父母毒打，皮開肉綻」，而報導對乙生的敘述則是「拿生命相逼，不准分手，情書纏綿」，同一版面其他報導則以「少年同志：學校說我病態」為題，可以一窺90年代的校園氛圍，也能明白熱線成立之初，元老們「決定（為青少年同志）做點事情」的迫切感。

事實上，無論是哪個年代，同性戀情一直都存在。早在1983年，白先勇就已經出版知名同志文學《孽子》，1986年翻拍為電影，由當紅小生邵昕、知名演員孫越出演。很長一段時間裡，《孽子》文本中「遭父親逐出家門、在新公園荷花池畔遊盪」的男同志形象，就是台灣社會對同志的唯一認識。不過，自1990年開始，隨著社會的開放，同志開始組織、集體現身、發聲，並要求社會的肯認與全新的身分。爭取認同的過程，伴隨著台灣解嚴後媒體的商業競逐，讓「異性戀社會」開始對同志產生好奇。

兩面戰爭：世界尚沒有你的名字，卻先認識了愛滋

當性別身分與疾病發生張力，也讓同志運動走上「不得不為」的關卡，集體待在暗櫃中的空間越來越少。

1990年，台灣第一個同志團體、女同志團體「我們之間」成立。根據「再現．抵抗．瓦解：一次重訪台灣同志污名史的邀請」發起人蔡雨辰的研究，「我們之間」是一個神奇的組織，既沒有立案，也非從校園發起，但卻能保護成員的隱私、又能維持營運，還擁有超過四千人的會員。蔡雨辰以組織發行的刊物《女朋友雜誌》為例，這群人並非全是文字工作者，而是在白天各自從事自己的工作，僅在出刊前再相約製作刊物，刊物上絕大多數文章也是匿名發出。

在性別不友善的年代，隱姓埋名是一種集體現身的策略，一同抵禦外界對同志族群的惡意，也保護每個個體得以在日常生活中不被干擾的空間。但，解嚴後百花齊放、追求收視率的媒體，也持續試圖翻越同志的「匿名」保護城牆，一窺究竟。這讓一般閱聽大眾首次接觸到「同志」的形象，勢必是獵奇、窺視的。

1992年，台視新聞「世界報導」記者璩美鳳以攜帶針孔攝影機方式，潛入一家統領百貨後方的女同志酒吧Heaven II偷拍，由主播張雅琴播出時，不但有璩美鳳以神祕的語氣旁白「現在畫面上像男人的人，其實都是女人……」等語，且影射知名歌手潘美辰亦是女同志。節目播出後，曾引發當中一名遭偷拍女同志自殺，酒吧顧客人心惶惶。「我們之間」發起連署抗議，收到一千多名民眾支持，登上媒體版面，展開了90年代同志行進主流社會的第一步。

同志在90年代的現身，除了解嚴後的社會氣氛開放、各種邊緣族群紛紛展開身分認同運動之外，全球愛滋病的流行，也使同志族群受到的污名逐年增加。當性別身分與疾病發生張力，也讓同志運動走上「不得不為」的關卡，集體待在暗櫃中的空間越來越少。

根據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所整理的「台灣愛滋大事記」，1981年，美國通報首例愛滋病病毒。由於無藥可醫，又有相當機率透過男同志間常見性行為（肛交）傳染，早年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甚至誤稱此病為同性戀相關免疫缺乏症候群（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GRID）助長了世人對於「愛滋等同於同志」的誤解。

1985年，台灣出現第一例本國人罹患愛滋的病例，患者為男同志，衛生署即開始對愛滋病進行防疫，防疫策略卻是與警政署聯手，針對男同志與男同志性工作者進行加強檢驗。該年12月，衛生署發佈公報指「一般過正常生活的人，並沒有感染這種病的危險。」這「正常生活」直指同志的「不正常生活」，在社會大眾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6年，台灣出現首例因愛滋病而去世的本土案例，對於愛滋病的恐懼與拒斥，開始在社會上蔓延。1987年，一名考上師大的研究生田啟元在入學前驗出愛滋，歷經波折後，遭校方退學。雖然在幾經抗爭後，師大校方讓田啟元復學，其後卻啟動對入學學生的愛滋病篩檢程序，讓愛滋感染學生受教權大受影響。

1993年，台灣發現首例因輸血（而非性行為）感染愛滋的病例，原因是空窗期無法驗出HIV病毒，因此同年的11月起，捐血者的血液報告不再告知是否感染HIV病毒，以防患者利用捐血機會來檢驗愛滋。於1998年起，規定捐血者所捐血液要經過檢驗確定無病毒後才可使用。事實上，90年代「捐血驗愛滋」的案例，還是肇因於愛滋檢驗途徑與資源不足，愛滋患者也並不僅限於男同志。但在愛滋病流行之後，同志除了面對社會異樣的眼光，也要對抗愛滋病的污名。這場戰爭，即便到同婚合法化的那一天，都還未能結束。

在社會對愛滋越來越恐懼的同時，同志尋找彼此與現身的腳步並沒有停下。1993年，台大成立第一個校園男同志社團GC（gay chat）社，此後，各大專院校的同志社團紛紛成立。1995年，於「新公園事件」中，當時的台北市長陳水扁為重新規劃博愛特區，破壞了男同志尋求伴侶的據點新公園，促使全台首個男同志聯盟性質的組織「同志空間行動陣線」組成。在逐步的累積下，同運已成百花齊放之勢，且開始常規出現在大眾視野之中。

2019年同婚法案表決前夕，台大城鄉所教授畢恆達投書回憶，「1996年是台灣神奇的一年」。畢恆達列舉，當年「公營電台與商業電台分別推出第一個同志節目、報紙出現第一個常態的同志專欄、不同宗教中首次成立同志團體、第一個同志出版社成立、第一屆皇冠百萬小說首獎由女同志小說《逆女》獲得、第一個同志商業雜誌《熱愛：G&L》雜誌出版。」雖然在1997年，由警察臨檢同志而生的「常德街事件」再度讓同志以負面形象躍上版面；但也正在同一年，香港明星張國榮在舞台上公開出櫃，由於其在台灣的高知名度，其「出櫃」之舉，在一般觀眾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對同志而言，好消息與壞消息交錯出現，歷史就要迎來關鍵的一年。

1998年前傳：挺同、反同力量90年代數度交手

整個90年代，即是同志群聚現身，與異性戀話語體系對話、鬥爭並要求平權的過程，這樣的戰爭，在1998年來到高峰，也催生了同志諮詢熱線成立、晶晶書庫開張，與祁家威爭取「結婚」行動等重要同運里程碑。

在諸多事件的刺激之下，台灣同志迎來了屬於所有人的熱線電話。熱線社群資源部主任許家瑋說，「我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自己人可以幫助自己人』，LGBT可以回饋給自己的社群，同志也更能了解同志在生活上、社會上遇到的困難。」1998年6月21日，同志諮詢熱線開始提供服務，一開始是一週三晚接聽電話，發展至今，逐步增加已經可以提供一週五晚的電話服務。

剛成立的熱線，很快就發揮了功能。1998年8月2日，台視事件重演，華視《華視夜間新聞》的〈新聞特搜隊〉單元播放名為「女同性戀酒吧、另類樂園」的報導，記者謝絜修、榮昊北得到部分股東私下同意進入採訪，並將攝影機藏在挖洞的包包裡偷拍，引起同志們的恐慌與憤怒。8月12日，「我們之間」再度發起連署，對華視新聞部主任李四端及記者謝絜修、榮昊北表達強烈抗議。

1998年11月，台北市知名同志酒吧taboo發生同志墜樓事件。一對男同志在酒吧發生爭吵，一人作勢跳樓，卻失足墜落身亡。事發後，媒體大量以獵奇與充滿偏見的語氣報導：「當男人愛上男人 同志不同心 補校生輕生」「玻璃情人 難逃致命迷思」「各自有女友 卻陷入熱戀 社會規範如枷鎖 抑鬱的心很脆弱」或「同志談愛 遮遮掩掩」「同志尋歡 偷偷摸摸」，內文則說「台大表示，同性戀學生的生活圈子很窄，個性較封閉，對感情的佔有慾也較強」（中國時報）「連照顧他的阿姨都蒙在鼓裡。足見同性戀者在外界異樣看待之下壓抑了自我，以致一旦爭風吃醋，極易陷入迷思，釀成憾事。」（中國時報）「同志之愛 他倆熱戀三個月 容不下一粒砂」

這次，與二月份的「高二男生割腕事件」不同，同志不再只待在家裡看報紙生氣、傷神，同志諮詢熱線馬上籌辦了一個座談會，對同志友善的專家齊聚一堂，座談會名稱即為「誰殺了同性戀？」

為了舉辦這場座談會，當年熱線「傾全機構之力」，發動所有成員，全面檢視主流教育體系教材與出版品，對於經常發表有關同志偏見、否定青少年同志的「偽專家」論述，逐頁檢視、詳細列出各種論述的出處，並一一提出熱線的回應，整理成《是誰殺了同性戀座談會手冊》。舉例而言，當年十分流行青少年同志只是「假性同性戀、過渡期」的說法，就是熱線重點反駁的言論之一。

這本手冊可說是台灣同運史上首見，對於同志偏見論述進行「大體檢」的報告。熱線直接將主流媒體習慣訪問的「同性戀專家」稱為「偽專家」，整理了1998年之前媒體、學界與一般輿論對於同志的論述方式，毫無疑問是研究90年代前同志刻板印象的重要文件。在當年發生的「常德街事件」中，相關團體也同樣再度集結出擊。漸漸地，同志不再是任憑主流描述，而無力提出自己的語言回擊的群體。

常德街事件

1998年，同樣也是台灣性別平等教育上路的一年。該年，教育部於《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中，將「兩性教育」列為重大議題，明訂融入在各學習領域中，開啟後來的性別平等教育先聲。性平教育對於同志具體處境的改善甚多，不但讓男女平權觀念深植學生心中，後來也讓「同志」概念能出現在課本上。長期潛移默化下，造就了對同志友善的一代青年，也成為二十年後支持同婚的主力。

除了社運團體的耕耘、教材提供友善的世界觀，網路的興起，也提供台灣新世代同志爭取平權、尋求協助的空間。台灣網際網路自1994年開始發展，第一家民間業者開始提供撥接上網，半年後，兩大國營業者中華電信Hinet撥接服務與資策會SEEDNet種子網路繼而上路，正式迎來網路時代。網路的匿名性提供了同志安心現身的空間，也讓同志之間的交友與資訊交流得以跨越地域限制，不必立即出櫃，也能得到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一開始，各大bbs同志版多以motss（members of the same sex）為名，直讀難明其義，且男女同志不分。同樣是在1998年，同志需求已經大到必須分眾而居，該年，台灣大型bbs站台ptt的motss版投票決議「分家」，男女同志分別揪團成立gay版、lesbian版，後來不少bbs站也跟隨這樣的潮流，motss版逐漸走入歷史。在bbs版面上，訊息交流更加龐大，交友需求也可以開始得到滿足；同時經典的同志文學作品被轉貼，同樣也加溫了同志生命與虛擬故事的寫作與閱讀風潮。該年，首屆全球華文同志文學獎開跑，雖然後繼未持續舉辦，卻咸認為是台灣同志文學的分水嶺。

同志書寫文類逐漸成熟，成為台灣在華文文學世界的獨特地景。有人寫作、有人出書，會出現書店亦不足為奇。全台第一間同志書店「晶晶書庫」同樣在1998年開始籌備，於1999年1月1日開張。

熱線成立的同一天，台灣發佈了一張同志專輯《擁抱》，由角頭音樂發行。在當年的其中一個專輯文案中，直接說道「替沒有聲音的說話，賦予沒有名字的，一個名字。」雖然華人世界首張同志專輯，當數1997年由同志友善牧師張懋禛統籌製作的《撫摸》，但第二張《擁抱》由當時在地下樂團屆小有名氣的的五月天製作錄音，並擔綱多數詞曲創作，作為流行音樂產品更為成熟、也流傳更廣，且吸引一般歌迷注意。其中《擁抱》、《愛情的模樣》、《透露》、《明白》與《雌雄同體》等歌曲相繼出現在五月天的正式專輯中，只是歌詞略有修改，稍稍模糊了原本同志歌曲的色彩。

隔年，五月天與滾石唱片簽約，成為接下來二十年的華人世界知名主流搖滾樂團，迄今不衰。在1998年，無論是搖滾樂或同志開始從「地下」走上主流舞台，正是各種邊緣族群開始緩步上升、走向中心的一個波段。

解嚴、選舉、同運走向主流政治

新的政治遊戲規則形成了全新的賽局，讓邊緣族群得以找到新的縫隙進行突破。

這些活力與解嚴脫不了關係，解嚴十年，尋找自我認同的動力冉冉上升，正到了第一次的收穫期。1996年總統直選後，台灣陷入選舉熱。當年火紅的小說朱少麟《傷心咖啡店之歌》當中有這麼一段，記錄了1998年台灣的政治氛圍：

那司機把煙熄了，煙蒂丟出窗外。他並不把計程表按下，卻轉回頭看素園，慢條斯理，他問：「小姐，投票了沒？」

又來了。自從台北市長選戰白熱化以後，搭計程車變成了一場強迫性的鬥智游戲。從同仁那邊，素園聽過了不少的計程車奇遇：一個外省第二代同仁在計程車裡，與擁黃的國民黨籍司機疲勞激辯一個多小時；而不懂台語的人被擁陳派趕出車子；操台語的卻跟擁趙派司機吵了起來。

現在素園快速把車裡瞄了一圈，沒有「青溪」的標誌，沒有綠十字旗，沒有任何貼紙可供辨識。汽車音響裡的卡帶，不是《春天的花蕊》，連司機的口音也不透露任何訊息，既不像外省人，又不是台語。

「選誰都一樣啊，只要他尊重民意，就是個好市長。」素園展開游離戰術。

「那你不覺得黃大洲做得不錯嗎？台北十項建設，你看多不簡單？」司機說。

司機的表情有一絲調侃，分明是欲擒故縱。素園押注似的豁出去說：「我不這麼認為。」

「好！給你載！」司機撥下計程表，開動車子。

自1996年開始，全民第一次享受「一人一票選總統／市長」的狂熱，1998年的市長選舉，有當時三大政治新星陳水扁、馬英九、趙少康一齊參戰，全台北市民各擁其主、瘋狂辯論，誰也不知道選舉結果將會如何。新的政治遊戲規則形成了全新的賽局，讓邊緣族群得以找到新的縫隙進行突破。選舉前夕，同志友善的行動者組成「1998選舉同志人權聯盟」，發表「同志人權宣言」，並邀三黨市長候選人簽署，獲得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及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回覆支持。

喀飛回憶，當年「在兩人（陳水扁與馬英九）選戰打的激烈火熱之際，同志團體的政策問卷雖還說不上造成震撼影響，卻也在這次選戰中激起漣漪陣陣。」

此後，台灣同志運動走入主流。作為同志尊嚴主要地標的同婚立法，隨著每次選舉的擺盪循環，緩步前進。最終在2013年與2016年的立法、2017年釋憲、2018年公投的數次來回交戰後，迎來2019年5月24日的同婚生效日。

其後，台灣同志運動曲曲折折，歷經挺同、反同公投的激辯與洗禮，終在2019年迎來一句坦蕩的「我是同志！」從此後，台灣人無論愛上了什麼性別的對象，都有合法成婚成家的權利。雖然不能說所有同志問題都能在婚姻合法化之後解決，但仍可說是同志尊嚴的重要進展。在新世紀來臨之時，同志既已能走上合法婚姻之路、網路上又有豐富的同志資源，從1998年走來的同志諮詢熱線，接下來的任務會是什麼？

我們還是要去接住最底層的人。

「這幾年因為公投而出櫃的人數變多，是蠻明顯的，那也會有一些新的效應。我們就接到很多父母打來，就說我孩子昨天（因為雙方爭執公投而）出櫃了。因為立法、公投的進度，也有很多異性戀打來，有一種是說他太支持了，導致家人懷疑他是，還有一種是打來問我們運動近況，來鼓勵我們，或者很積極地問『我可以做什麼？』他自己其實不是（同志），但看到反同的文宣覺得受不了，想打來為同志作一些事情。平常就比較少這種電話。」

「我覺得現在諮詢電話定位變得不太一樣。早年任何同志朋友都會打來求助，現在是科技進步，一般人會去找朋友，不會先打諮詢電話。諮詢電話我覺得變成最下面的安全網，就是上面這些支持網他都缺乏的人，他才會來打電話。」許家瑋說，「我們還是要去接住最底層的人。」

「或者是說，連朋友都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例如法律問題，或者愛滋病有關的，因為不確定，只好打來一個可靠的管道詢問。有些家庭的問題，例如怎樣跟父母溝通，都還是大家會打來諮詢的重點。」彭治鏐回憶，「又或者有些異性戀男性，他去找了女性性工作者，怕自己可能感染愛滋病，他也會打來講，因為政府把愛滋病防治的資源大量投在男同志這邊，反而讓異性戀要諮詢的時候，他不知道要諮詢誰，找來找去（網路搜尋）我們都排第一個，只好打給我們。還有因為信仰，約好跟女朋友不婚前性行為，結果自己先跟其他人發生了關係的異男，覺得不知道怎麼辦，也會來跟我們說。那其實這些煩惱，我們都會盡量去聽。」

自1998年到2019年，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不變的是，永遠都有為性與性別所苦的人。但這趟台灣同志爭取平等婚權的故事，當可成為所有人的希望：即便是在二十年前還未擁有名字的「那個」、躲在陰暗角落的「病態」，依然可能有尊嚴回復、正名成婚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