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婚合法日，回望1998：台湾同志二十年尊严之路

“我是同志！我是同志！”

2019年5月17日，暴雨之后的阳光里，台湾立法院外青岛东路上，主持人郑智伟正带著群众高喊口号。郑智伟是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台湾多直称“同志咨询热线”、“热线”）的社工主任，理著俐落的小平头，戴著黑色鸭舌帽，看来斯文帅气，但嗓音却已因主持了一整个早上而几近沙哑。这一天，主持群在街道上已经站了四个小时，被早上大雨淋得浑身湿透的数万群众，跟他一起应和。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要同志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说出这句话，并非容易的事，遑论万人呐喊。

“早期（1998年）刚成立的时候，大家打电话来，可能连‘同性恋’或‘同志’都说不出口，就是问说‘我是不是？’或者说‘我是不是那个？’‘我孩子会不会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个’说半天，但说不出口，到底那个是哪个？很多人都说不出口。”同志咨询热线的副秘书长彭治镠回忆，“当时父母打电话来，问的很多是‘那还能不能变回来？’父母对孩子的性向是充满愤怒、悲痛与不舍的，同志对自己的性向，也还有很重、说不出口的羞耻感。”

1998年，是台湾启动同婚释宪运动、也是成立第一个全国性同运团体的年份。90年代努力突破重围的同志运动，在此时来到了与主流社会激烈碰撞的交叉点。

20年后，为因应2017年的大法官748号解释“该如何立法”的问题，2018年台湾社会历经一次激烈的挺同、反同公投拉扯。2019年5月17日，在几经折冲后，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同志婚姻法案。从今而后，当人们爱上与自己相同性别之人，便可以自我指认为“同志”，在台湾法律体系里有了自己的名字。

同志咨询热线，成立于1998年，是台湾最早的全国性同志组织，为同志提供“接线”服务。成立20余年来，聆听了台湾同志的挣扎与徬徨；也见证了同志的名字从98年的“那个”，一路走到立法院前的“我是同志”。而台湾“同婚释宪”运动的起点，与同志咨询热线成立时间同年：1998年，男同志祁家威走进户政事务所，要求与男友登记结婚，被相关单位以“婚姻仅限一男一女”为由拒绝；两年后，祁家威以此申请第一次同婚释宪，虽未能成功，却跨出了历史的重要一步。

1998年，是台湾启动同婚释宪运动、也是成立第一个全国性同运团体的年份。90年代努力突破重围的同志运动，在此时来到了与主流社会激烈碰撞的交叉点。

回到当年的时空，究竟是怎样的情境，催生了全台第一个全国性同志团体？热线回顾，在1998年2月25日，《联合晚报》上刊出一则“高二男生同性恋 一人割腕”的新闻。根据报导指出，“大台北地区某公立高中两名二年级男生，被认为是同性恋”，甲生“被父母毒打，皮开肉绽”，而报导对乙生的叙述则是“拿生命相逼，不准分手，情书缠绵”，同一版面其他报导则以“少年同志：学校说我病态”为题，可以一窥90年代的校园氛围，也能明白热线成立之初，元老们“决定（为青少年同志）做点事情”的迫切感。

事实上，无论是哪个年代，同性恋情一直都存在。早在1983年，白先勇就已经出版知名同志文学《孽子》，1986年翻拍为电影，由当红小生邵昕、知名演员孙越出演。很长一段时间里，《孽子》文本中“遭父亲逐出家门、在新公园荷花池畔游荡”的男同志形象，就是台湾社会对同志的唯一认识。不过，自1990年开始，随著社会的开放，同志开始组织、集体现身、发声，并要求社会的肯认与全新的身分。争取认同的过程，伴随著台湾解严后媒体的商业竞逐，让“异性恋社会”开始对同志产生好奇。

两面战争：世界尚没有你的名字，却先认识了艾滋

当性别身分与疾病发生张力，也让同志运动走上“不得不为”的关卡，集体待在暗柜中的空间越来越少。

1990年，台湾第一个同志团体、女同志团体“我们之间”成立。根据“再现．抵抗．瓦解：一次重访台湾同志污名史的邀请”发起人蔡雨辰的研究，“我们之间”是一个神奇的组织，既没有立案，也非从校园发起，但却能保护成员的隐私、又能维持营运，还拥有超过四千人的会员。蔡雨辰以组织发行的刊物《女朋友杂志》为例，这群人并非全是文字工作者，而是在白天各自从事自己的工作，仅在出刊前再相约制作刊物，刊物上绝大多数文章也是匿名发出。

在性别不友善的年代，隐姓埋名是一种集体现身的策略，一同抵御外界对同志族群的恶意，也保护每个个体得以在日常生活中不被干扰的空间。但，解严后百花齐放、追求收视率的媒体，也持续试图翻越同志的“匿名”保护城墙，一窥究竟。这让一般阅听大众首次接触到“同志”的形象，势必是猎奇、窥视的。

1992年，台视新闻“世界报导”记者璩美凤以携带针孔摄影机方式，潜入一家统领百货后方的女同志酒吧Heaven II偷拍，由主播张雅琴播出时，不但有璩美凤以神秘的语气旁白“现在画面上像男人的人，其实都是女人……”等语，且影射知名歌手潘美辰亦是女同志。节目播出后，曾引发当中一名遭偷拍女同志自杀，酒吧顾客人心惶惶。“我们之间”发起连署抗议，收到一千多名民众支持，登上媒体版面，展开了90年代同志行进主流社会的第一步。

同志在90年代的现身，除了解严后的社会气氛开放、各种边缘族群纷纷展开身分认同运动之外，全球艾滋病的流行，也使同志族群受到的污名逐年增加。当性别身分与疾病发生张力，也让同志运动走上“不得不为”的关卡，集体待在暗柜中的空间越来越少。

根据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出版《艾滋治理与在地行动》所整理的“台湾艾滋大事记”，1981年，美国通报首例艾滋病病毒。由于无药可医，又有相当机率透过男同志间常见性行为（肛交）传染，早年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甚至误称此病为同性恋相关免疫缺乏症候群（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GRID）助长了世人对于“艾滋等同于同志”的误解。

1985年，台湾出现第一例本国人罹患艾滋的病例，患者为男同志，卫生署即开始对艾滋病进行防疫，防疫策略却是与警政署联手，针对男同志与男同志性工作者进行加强检验。该年12月，卫生署发布公报指“一般过正常生活的人，并没有感染这种病的危险。”这“正常生活”直指同志的“不正常生活”，在社会大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6年，台湾出现首例因艾滋病而去世的本土案例，对于艾滋病的恐惧与拒斥，开始在社会上蔓延。1987年，一名考上师大的研究生田启元在入学前验出艾滋，历经波折后，遭校方退学。虽然在几经抗争后，师大校方让田启元复学，其后却启动对入学学生的艾滋病筛检程序，让艾滋感染学生受教权大受影响。

1993年，台湾发现首例因输血（而非性行为）感染艾滋的病例，原因是空窗期无法验出HIV病毒，因此同年的11月起，捐血者的血液报告不再告知是否感染HIV病毒，以防患者利用捐血机会来检验艾滋。于1998年起，规定捐血者所捐血液要经过检验确定无病毒后才可使用。事实上，90年代“捐血验艾滋”的案例，还是肇因于艾滋检验途径与资源不足，艾滋患者也并不仅限于男同志。但在艾滋病流行之后，同志除了面对社会异样的眼光，也要对抗艾滋病的污名。这场战争，即便到同婚合法化的那一天，都还未能结束。

在社会对艾滋越来越恐惧的同时，同志寻找彼此与现身的脚步并没有停下。1993年，台大成立第一个校园男同志社团GC（gay chat）社，此后，各大专院校的同志社团纷纷成立。1995年，于“新公园事件”中，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为重新规划博爱特区，破坏了男同志寻求伴侣的据点新公园，促使全台首个男同志联盟性质的组织“同志空间行动阵线”组成。在逐步的累积下，同运已成百花齐放之势，且开始常规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2019年同婚法案表决前夕，台大城乡所教授毕恒达投书回忆，“1996年是台湾神奇的一年”。毕恒达列举，当年“公营电台与商业电台分别推出第一个同志节目、报纸出现第一个常态的同志专栏、不同宗教中首次成立同志团体、第一个同志出版社成立、第一届皇冠百万小说首奖由女同志小说《逆女》获得、第一个同志商业杂志《热爱：G&L》杂志出版。”虽然在1997年，由警察临检同志而生的“常德街事件”再度让同志以负面形象跃上版面；但也正在同一年，香港明星张国荣在舞台上公开出柜，由于其在台湾的高知名度，其“出柜”之举，在一般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对同志而言，好消息与坏消息交错出现，历史就要迎来关键的一年。

1998年前传：挺同、反同力量90年代数度交手

整个90年代，即是同志群聚现身，与异性恋话语体系对话、斗争并要求平权的过程，这样的战争，在1998年来到高峰，也催生了同志咨询热线成立、晶晶书库开张，与祁家威争取“结婚”行动等重要同运里程碑。

在诸多事件的刺激之下，台湾同志迎来了属于所有人的热线电话。热线社群资源部主任许家玮说，“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自己人可以帮助自己人’，LGBT可以回馈给自己的社群，同志也更能了解同志在生活上、社会上遇到的困难。”1998年6月21日，同志咨询热线开始提供服务，一开始是一周三晚接听电话，发展至今，逐步增加已经可以提供一周五晚的电话服务。

刚成立的热线，很快就发挥了功能。1998年8月2日，台视事件重演，华视《华视夜间新闻》的〈新闻特搜队〉单元播放名为“女同性恋酒吧、另类乐园”的报导，记者谢絜修、荣昊北得到部分股东私下同意进入采访，并将摄影机藏在挖洞的包包里偷拍，引起同志们的恐慌与愤怒。8月12日，“我们之间”再度发起连署，对华视新闻部主任李四端及记者谢絜修、荣昊北表达强烈抗议。

1998年11月，台北市知名同志酒吧taboo发生同志坠楼事件。一对男同志在酒吧发生争吵，一人作势跳楼，却失足坠落身亡。事发后，媒体大量以猎奇与充满偏见的语气报导：“当男人爱上男人 同志不同心 补校生轻生”“玻璃情人 难逃致命迷思”“各自有女友 却陷入热恋 社会规范如枷锁 抑郁的心很脆弱”或“同志谈爱 遮遮掩掩”“同志寻欢 偷偷摸摸”，内文则说“台大表示，同性恋学生的生活圈子很窄，个性较封闭，对感情的占有欲也较强”（中国时报）“连照顾他的阿姨都蒙在鼓里。足见同性恋者在外界异样看待之下压抑了自我，以致一旦争风吃醋，极易陷入迷思，酿成憾事。”（中国时报）“同志之爱 他俩热恋三个月 容不下一粒砂”

这次，与二月份的“高二男生割腕事件”不同，同志不再只待在家里看报纸生气、伤神，同志咨询热线马上筹办了一个座谈会，对同志友善的专家齐聚一堂，座谈会名称即为“谁杀了同性恋？”

为了举办这场座谈会，当年热线“倾全机构之力”，发动所有成员，全面检视主流教育体系教材与出版品，对于经常发表有关同志偏见、否定青少年同志的“伪专家”论述，逐页检视、详细列出各种论述的出处，并一一提出热线的回应，整理成《是谁杀了同性恋座谈会手册》。举例而言，当年十分流行青少年同志只是“假性同性恋、过渡期”的说法，就是热线重点反驳的言论之一。

这本手册可说是台湾同运史上首见，对于同志偏见论述进行“大体检”的报告。热线直接将主流媒体习惯访问的“同性恋专家”称为“伪专家”，整理了1998年之前媒体、学界与一般舆论对于同志的论述方式，毫无疑问是研究90年代前同志刻板印象的重要文件。在当年发生的常德街事件中，相关团体也同样再度集结出击。渐渐地，同志不再是任凭主流描述，而无力提出自己的语言回击的群体。

常德街事件

1998年，同样也是台湾性别平等教育上路的一年。该年，教育部于《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暂行纲要》中，将“两性教育”列为重大议题，明订融入在各学习领域中，开启后来的性别平等教育先声。性平教育对于同志具体处境的改善甚多，不但让男女平权观念深植学生心中，后来也让“同志”概念能出现在课本上。长期潜移默化下，造就了对同志友善的一代青年，也成为二十年后支持同婚的主力。

除了社运团体的耕耘、教材提供友善的世界观，网路的兴起，也提供台湾新世代同志争取平权、寻求协助的空间。台湾网际网路自1994年开始发展，第一家民间业者开始提供拨接上网，半年后，两大国营业者中华电信Hinet拨接服务与资策会SEEDNet种子网路继而上路，正式迎来网路时代。网路的匿名性提供了同志安心现身的空间，也让同志之间的交友与信息交流得以跨越地域限制，不必立即出柜，也能得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一开始，各大bbs同志版多以motss（members of the same sex）为名，直读难明其义，且男女同志不分。同样是在1998年，同志需求已经大到必须分众而居，该年，台湾大型bbs站台ptt的motss版投票决议“分家”，男女同志分别揪团成立gay版、lesbian版，后来不少bbs站也跟随这样的潮流，motss版逐渐走入历史。在bbs版面上，信息交流更加庞大，交友需求也可以开始得到满足；同时经典的同志文学作品被转贴，同样也加温了同志生命与虚拟故事的写作与阅读风潮。该年，首届全球华文同志文学奖开跑，虽然后继未持续举办，却咸认为是台湾同志文学的分水岭。

同志书写文类逐渐成熟，成为台湾在华文文学世界的独特地景。有人写作、有人出书，会出现书店亦不足为奇。全台第一间同志书店“晶晶书库”同样在1998年开始筹备，于1999年1月1日开张。

热线成立的同一天，台湾发布了一张同志专辑《拥抱》，由角头音乐发行。在当年的其中一个专辑文案中，直接说道“替没有声音的说话，赋予没有名字的，一个名字。”虽然华人世界首张同志专辑，当数1997年由同志友善牧师张懋禛统筹制作的《抚摸》，但第二张《拥抱》由当时在地下乐团届小有名气的的五月天制作录音，并担纲多数词曲创作，作为流行音乐产品更为成熟、也流传更广，且吸引一般歌迷注意。其中《拥抱》、《爱情的模样》、《透露》、《明白》与《雌雄同体》等歌曲相继出现在五月天的正式专辑中，只是歌词略有修改，稍稍模糊了原本同志歌曲的色彩。

隔年，五月天与滚石唱片签约，成为接下来二十年的华人世界知名主流摇滚乐团，迄今不衰。在1998年，无论是摇滚乐或同志开始从“地下”走上主流舞台，正是各种边缘族群开始缓步上升、走向中心的一个波段。

解严、选举、同运走向主流政治

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形成了全新的赛局，让边缘族群得以找到新的缝隙进行突破。

这些活力与解严脱不了关系，解严十年，寻找自我认同的动力冉冉上升，正到了第一次的收获期。1996年总统直选后，台湾陷入选举热。当年火红的小说朱少麟《伤心咖啡店之歌》当中有这么一段，记录了1998年台湾的政治氛围：

那司机把烟熄了，烟蒂丢出窗外。他并不把计程表按下，却转回头看素园，慢条斯理，他问：“小姐，投票了没？”

又来了。自从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以后，搭出租车变成了一场强迫性的斗智游戏。从同仁那边，素园听过了不少的出租车奇遇：一个外省第二代同仁在出租车里，与拥黄的国民党籍司机疲劳激辩一个多小时；而不懂台语的人被拥陈派赶出车子；操台语的却跟拥赵派司机吵了起来。

现在素园快速把车里瞄了一圈，没有“青溪”的标志，没有绿十字旗，没有任何贴纸可供辨识。汽车音响里的卡带，不是《春天的花蕊》，连司机的口音也不透露任何信息，既不像外省人，又不是台语。

“选谁都一样啊，只要他尊重民意，就是个好市长。”素园展开游离战术。

“那你不觉得黄大洲做得不错吗？台北十项建设，你看多不简单？”司机说。

司机的表情有一丝调侃，分明是欲擒故纵。素园押注似的豁出去说：“我不这么认为。”

“好！给你载！”司机拨下计程表，开动车子。

自1996年开始，全民第一次享受“一人一票选总统／市长”的狂热，1998年的市长选举，有当时三大政治新星陈水扁、马英九、赵少康一齐参战，全台北市民各拥其主、疯狂辩论，谁也不知道选举结果将会如何。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形成了全新的赛局，让边缘族群得以找到新的缝隙进行突破。选举前夕，同志友善的行动者组成“1998选举同志人权联盟”，发表“同志人权宣言”，并邀三党市长候选人签署，获得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及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回复支持。

喀飞回忆，当年“在两人（陈水扁与马英九）选战打的激烈火热之际，同志团体的政策问卷虽还说不上造成震撼影响，却也在这次选战中激起涟漪阵阵。”

此后，台湾同志运动走入主流。作为同志尊严主要地标的同婚立法，随著每次选举的摆荡循环，缓步前进。最终在2013年与2016年的立法、2017年释宪、2018年公投的数次来回交战后，迎来2019年5月24日的同婚生效日。

其后，台湾同志运动曲曲折折，历经挺同、反同公投的激辩与洗礼，终在2019年迎来一句坦荡的“我是同志！”从此后，台湾人无论爱上了什么性别的对象，都有合法成婚成家的权利。虽然不能说所有同志问题都能在婚姻合法化之后解决，但仍可说是同志尊严的重要进展。在新世纪来临之时，同志既已能走上合法婚姻之路、网路上又有丰富的同志资源，从1998年走来的同志咨询热线，接下来的任务会是什么？

我们还是要去接住最底层的人。

“这几年因为公投而出柜的人数变多，是蛮明显的，那也会有一些新的效应。我们就接到很多父母打来，就说我孩子昨天（因为双方争执公投而）出柜了。因为立法、公投的进度，也有很多异性恋打来，有一种是说他太支持了，导致家人怀疑他是，还有一种是打来问我们运动近况，来鼓励我们，或者很积极地问‘我可以做什么？’他自己其实不是（同志），但看到反同的文宣觉得受不了，想打来为同志作一些事情。平常就比较少这种电话。”

“我觉得现在咨询电话定位变得不太一样。早年任何同志朋友都会打来求助，现在是科技进步，一般人会去找朋友，不会先打咨询电话。咨询电话我觉得变成最下面的安全网，就是上面这些支持网他都缺乏的人，他才会来打电话。”许家玮说，“我们还是要去接住最底层的人。”

“或者是说，连朋友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例如法律问题，或者艾滋病有关的，因为不确定，只好打来一个可靠的管道询问。有些家庭的问题，例如怎样跟父母沟通，都还是大家会打来咨询的重点。”彭治镠回忆，“又或者有些异性恋男性，他去找了女性性工作者，怕自己可能感染艾滋病，他也会打来讲，因为政府把艾滋病防治的资源大量投在男同志这边，反而让异性恋要咨询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咨询谁，找来找去（网路搜寻）我们都排第一个，只好打给我们。还有因为信仰，约好跟女朋友不婚前性行为，结果自己先跟其他人发生了关系的异男，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也会来跟我们说。那其实这些烦恼，我们都会尽量去听。”

自1998年到2019年，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变的是，永远都有为性与性别所苦的人。但这趟台湾同志争取平等婚权的故事，当可成为所有人的希望：即便是在二十年前还未拥有名字的“那个”、躲在阴暗角落的“病态”，依然可能有尊严回复、正名成婚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