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 深度

不被法律承認的母親,中國首例同性伴侶撫養權糾紛案

迪迪和伴侶在美國登記結婚,倆人通過試管嬰兒,分別誕下一兒、一女。婚姻破裂後,迪迪發現:「在中國,沒有法律支持我和兒子有聯繫。」


 插畫:Rosa Lee
插畫:Rosa Lee

1月初,和兒女分離一個月多的迪迪,忽然收到孩子體重更新的提醒,家裏的體重計是與手機軟件連通的。她興奮地打開 ,卻只看到一條居中的數值。迪迪隨即陷入不安:妹妹高了?還是哥哥瘦了?兩個孩子為什麼不在一起?

自稱「38歲『老母』」的迪迪已有178天沒見到兩個孩子了。自去年11月底和同性愛人分居以來,她的每一天,幾乎都在這樣的捕風捉影和思念中度過。這些天裏,她習慣了記日子,健身,繼續寫教育筆記,也會輾轉到凌晨。她說,伸手向空中的時候,彷彿還能感受到圈住孩子腰時,暖糯的觸感。

2016年,迪迪和伴侶在美國登記結婚,並使用試管嬰兒技術誕下一兒、一女,兒女基因均來自伴侶和合法精子庫,懷孕則由迪迪和伴侶分別完成。情感破裂後,沒有血緣關係卻曾孕育女兒的迪迪,想要爭取兩個孩子的撫養權和監護權。2020年4月1日,中國浙江舟山法院予以受理及立案。這是中國首例同性伴侶撫養權紛爭的公開訴訟案。

在中國大陸,同性婚姻尚未合法。一些想要組建家庭的同志伴侶,會到北美、歐洲等地進行婚姻登記。但同婚告破後,精緻的海外證書,在中國法庭上卻如同一紙空文。同志媽媽們發現,她們無法在現有的法律系統裏找到保護自己的條例。

媽媽和小孩之間有條隱形的線

迪迪和伴侶相識於2009年。迪迪是上海人,鵝蛋臉,中分長髮,喜歡畫作和音樂,已故的香港歌手盧凱彤就是她鍾愛的音樂人之一。在迪迪的個人日誌和社交網站上,記錄著她為孩子寫的詩、同志平權信息,及過去生活的點滴。相較於溫柔敏感的自己,迪迪說,伴侶性格則較強勢。

兩人過去與伴侶的家人一同居住在北京,並經營伴侶的家族企業。生活漸趨穩定後,她們開始準備孕育下一代。為此,迪迪的伴侶戒了煙,二人共同吃了三年葉酸(編注:葉酸是孕期及備孕女性常用的營養補充品,它用來保證胎兒的正常發育和預防嬰兒唇裂)。

目前,女同志伴侶或單身女性,通常會通過三種人工輔助生殖技術進行孕育——宮頸管內人工授精(ICI)、宮腔內人工授精(IUI)及胚胎移植技術/試管嬰兒(IVF)。宮頸管內人工授精,是使用導管或滴灌直接將精子注入陰道。宮腔內人工授精是將洗滌後的精子注入宮腔。試管嬰兒技術的受精過程,則是在體外完成後,再將發育2~6天的胚胎移入子宮。三種輔助生殖技術的價格及健康風險,均依次遞增。不過,試管嬰兒為女同志伴侶的A卵B生(A提取卵子B孕育),提供了技術條件。

迪迪和伴侶於2015年赴歐洲,原計劃採用成本和風險居中的宮腔內人工授精——購買合法精子後各自懷孕,但不幸失敗。後轉作試管嬰兒,仍以失敗告終。直到2016年,在朋友的建議下,她們到美國加州再次嘗試試管嬰兒,並領取了結婚證。

這一次終於成功了。伴侶早一個月移入胚胎,是個男嬰。她則因前期數次實驗的集中排卵,造成卵巢功能退化,只成功孕育了一顆胚胎,也是男性。為了達成二人「有兒有女」的願景,迪迪又植入了擁有伴侶基因的女性胚胎。

不過在第8週,迪迪腹中擁有自己基因的男胚胎,停育了。

圖:端傳媒設計組

2017年的5、6月,伴侶和迪迪分別經歷了生產。她只在日記裏寫下了對方生產的過程。「當時就是很幸福,每一個細節,包括整個環境都在你腦海裏,它是3D的。」迪迪說。

那天是5月底,她們一早便開車到達醫院,迪迪雖因緊張錯過了剪臍帶,但生產過程很順利,母子平安。產房情況穩定後,迪迪走到新生兒觀察室,在小床邊觀望了許久,才小心翼翼去撫摸兒子的小手。軟糯的五指包裹住了她的食指,迪迪又哭又笑。她說,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人生的圓滿。

她們組建起了理想中有兒有女的四口之家,並隨生活需要進行了分工——伴侶負責管理公司,迪迪則做起了全職媽媽。作為上海人,迪迪喜歡用滬語教孩子們童謠,她還進修了幼教資格和自學心理學,希望能和伴侶兩人成為擅長愛的「媽咪」和「媽媽」。兩人曾有一個共識,成人的糾葛不會牽扯到孩子,也不會當著小朋友的面爭吵。

但兩個人的爭執越來越多,迪迪的伴侶認為,她們的步調不再一致。2019年11月25日,伴侶要求迪迪一個人搬離住所。那時,她們同住在伴侶父母名下的房產裏,迪迪便決定先離開一陣再回去。

離開的那天,兒子抱著她不肯鬆手,迪迪給他講了一個繪本裏的故事。繪本叫《看不見的線》,是緩解孩童與親人分離焦慮的故事。她對兒子說,媽咪不會離開很久,我們之間有看不見的隱形線。兒子也稚嫩地複述道,對,有隱形線。

由於迪迪堅持不能由自己透露對方的隱私,端傳媒沒能聯繫到她的伴侶。端傳媒多次致電其伴侶方代理律師陳旭,但截至發稿前,未有回覆。迪迪的律師高明月對端傳媒表示,這一百多天中,迪迪因見不到孩子,也曾嘗試報警,但警方表示對家事無能為力,「打官司吧,判給誰,孩子就是誰的。」

數次溝通無果後,迪迪選擇了公開訴訟,爭取兩個孩子的撫養權和監護權。4月27日,浙江舟山定海區法院表示,被告方稱自己長期在北京工作生活,因而對浙江法院管轄權提出異議,要求移送至北京豐臺區。

在2011年3月8日湖北省武漢市,一對同性戀人在他們的婚禮上親吻。

在2011年3月8日湖北省武漢市,一對同性戀人在他們的婚禮上親吻。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我們處在同志權益法律裸奔的狀態」

類似迪迪的事件,在中國大陸的同性伴侶群體裏,並不少見。

董曉瑩是大陸同志公益組織「多元家庭網絡」的負責人,本職為律師。她對端傳媒表示,多元家庭網絡2015年開始關注單身女性及女同志生育,每個月都有3到5個諮詢電話。

今年3月,幾位當事人與董曉瑩及其他同志公益組織,共同組建「Farewell 好聚好散」,希望以群組的方式匯集、幫助有同樣撫養權爭端問題的同志伴侶。目前,群組中已有180多人。30出頭的李舒便是最早發起群組的當事人之一。

李舒在美多年,持美國國籍,和伴侶在美國登記結婚。2017年,他們通過試管嬰兒,以取李舒卵子、伴侶懷孕的方式生下一個女兒。李舒說,據她了解,像這樣以「A卵B懷」(一方取卵,另一方懷孕)的方式孕育後代,在女同志群體中很多,人們希望孩子和兩個人都有關,並以此加強家庭的紐帶關係。

李舒伴侶以希望為孩子留住中國國籍為由,回國生產,並在其所在地登記了戶口。目前,二人關係瀕臨破裂。李舒回國後諮詢中國多方律師,得知在國內起訴勝算微乎其微,決定與伴侶維持表面的和平,等待她與自己一同回美辦理離婚手續。

「如果真的撕破臉,她一定會像迪迪的案子一樣把孩子徹底據為己有,」李舒的語速很急,「像我們這種已經在海外結過婚的LGBTQ群體,回了國之後會發現,處在一個同志權益法律裸奔的狀態。」

李舒原本以為自己作為孩子的血緣方,回美處理離婚可以擁有全部親權。但一位美國的華人彩虹律師對她說,血緣並不是決定性因素。

2015年6月26日,美國最高法院以Obergefell案裁定同性婚姻受到憲法保障,開啟了全美同婚合法化的大門。密芝根州的最高法院,於同年11月依此撤銷了2013年一起女同志伴侶撫養權爭議案的判決,退回上訴庭重審。

案件涉及的原告 Jennifer Stankevich 與被告 Leanne Milliron,2007年在同婚合法的加拿大登記結婚,被告 Milliron 通過人工授精生下一個女兒,孕育和生物學基因的提供者均是被告。2009年,二人分居,Milliron 拒絕原告 Stankevich 對女兒的探視,Stankevich 因此訴諸法庭,主張對女兒的監護權及撫養權。2013年,密芝根州法院認為,原告與女兒沒有血緣關係,也非養父母關係,因此未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Stankevich隨後提起上訴,上訴庭因當時最高法的Obergefell案未決,而暫時擱置。

2015年11月,上訴法庭重新審理,依據同年美國最高法院對同性婚姻的裁決及涉外婚姻判例,認定過去雙方在加拿大的婚姻有效,法律中雙親定義的適用範圍,與婚姻定義的適用範圍一樣,因此支持了原告要求女兒平等撫養權的主張。案例書中,援引了那一年美國最高法在Obergefell一案的判決書:「同性伴侶可以行使結婚的基本權利。他們再也不會被剝奪自由。」

事實上,在2001年成為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荷蘭的法律中,直接將婚生子女定義為「在婚姻中所生的子女」,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無異,子女的法律意義監護人,並不由血緣關係定義。但在中國,子女法律意義親屬的判定依據,生物學仍然是主流。

誰才是孩子法律意義上的母親?

濃情蜜意時,同性伴侶對於同性婚姻趨之若鶩;恩斷義絕時,大概總有一方會慶幸沒有立法,並利用這一點為自己服務。

同志議題法律學者 郭曉飛

浙江舟山法院立案後,引發多方關注,也有不少學者參與討論,甚至幫助構想訴訟策略。但迪迪並不樂觀:「在中國,沒有法律是支持我和兒子有聯繫的。」

迪迪的代理律師高明月對端傳媒表示,由於中國大陸對同性婚姻尚未認可,他們只能從代孕、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和美國籍子女的涉外法律適用等三個方面,進行訴訟主張。

中國法律體系中,代孕是非法的。但龐大的生育市場下,代孕仍然在暗地裏存在,其相關法律訴訟案件,也並不少見。法院公開判決的代孕案,普遍會採用「血緣說」或「分娩說」兩種理論體系。「血緣說」即是依據血緣關係,進行撫養權、監護權裁決;「分娩說」則是傾向分娩者為撫養人的判決方式。「分娩說」的使用,以上海「代孕龍鳳胎監護權案」為開端。

這起案件,被記載在2017年的中國最高法院工作報告中,它也被視為大陸首個公開判決的代孕訴訟案。

一對異性戀夫婦因女方無法孕育,通過非法代孕的方式,生育了一對龍鳳胎子女,子女的實質血緣關係為丈夫和代理孕母。夫婦二人後又通過非法手段,登記為龍鳳胎的生父生母,並完成戶籍申報。數年後,丈夫過世。和孩子有血緣關係的爺爺奶奶,向妻子提起訴訟,指妻子非龍鳳胎的血緣親屬,要求孩子的撫養權。

在一審判決中,法院對龍鳳胎和妻子進行了DNA鑑定,並依據「血緣說」,將撫養權判予爺爺奶奶。到了二審,法院則指龍鳳胎是夫妻婚姻中的非婚生子女,形成了有撫養關係的繼父母關係,又依據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由妻子獲得監護權。二審的判決,被看作是「分娩說」的使用,即孩子屬於分娩孕母和父親,由於孕母自動放棄撫養權,撫養權歸屬為「繼母」。

不過,同志議題的法律學者、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郭曉飛認為,獲得撫養權的母親,事實上並非血緣親屬,也不是分娩母親,「代孕龍鳳胎監護權案」的判決,很有可能是法官先依據兒童利益最大化,預設了結果,再找尋依據,從而形成的判例。

律師高明月依照此案認為,避開婚姻及血緣的認定,聚焦於兒童權益,在迪迪案件中同樣適用,至少可以爭取到女兒的撫養權。不過,郭曉飛卻指出,即使法院採用「分娩說」,支持迪迪獲得女兒撫養權的權利,但對當事人來說,仍然顯得尷尬扭曲,畢竟這並不是代孕,而是婚姻問題。

迪迪和孩子於2019年給伴侶畫的母親節禮物。

迪迪和孩子於2019年給伴侶畫的母親節禮物。圖:受訪者提供

「代孕模式,是『陌生化』了一對曾經戀人的判案方式,」郭曉飛對端傳媒表示,在過去同性伴侶財產糾紛的公開訴訟裏,判決的法院往往會採用「陌生化」的方式,在判決書中,將兩人以兩個陌生人之間的財產糾紛進行處理,轉換到迪迪的案子中,就是將迪迪視為伴侶尋找的陌生代理孕母,再進行撫養權的判定,過去的生活細節與家庭關係,在法律中都會被無視。

除「分娩說」之外,律師團體還期望引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其第三條第一款表示: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這一條被簡稱為,兒童利益最大化。

然而郭曉飛認為,法院通過什麼樣的方式認定兒童利益最大化,仍然會左右最後的結果。若是使用「代孕」認定的兒童利益最大化,則再次回到上述討論,並只會裁定女兒的撫養權歸屬。若兒童利益最大化需要承認同性伴侶的婚姻關係,以婚姻方式處理,「法官會這麼做嗎?」

在過去同性伴侶財產糾紛的公開訴訟裏,判決的法院往往會採用「陌生化」的方式,在判決書中,將兩人以兩個陌生人之間的財產糾紛進行處理。

同志議題法律學者 郭曉飛

郭曉飛表示,對於當事人而言,包容度更大的庭前調解或許是對雙方最好的解方,但這對推動整體同志平權無益。公開判決,則法院難以逃避對同性婚姻的認定,他對於認定結果表示悲觀,「當立法、行政、司法,都無意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時候,期待一家基層法院能有所作為,無異於緣木求魚。」

2016年,一對中國大陸男同性伴侶在民政局登記遭拒,當事人後將民政局起訴,一審二審均判敗訴。2018年,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普遍定期審議中,中國外交部稱中國政府對同志群體予以平等社會保障的態度,但同性婚姻未合法,是「由歷史文化價值決定的。」2019年,《民法婚姻家庭編》徵求社會意見後,表示有大量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議。就在兩會前夕,2020年5月18日,中國人大法工委稱去年末大量提議同婚入民法的意見為「有組織的」、「就是複印粘貼」,並以「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不承認同性婚姻合法性」為由,繼續維持了一夫一妻的異性婚姻制度。

「濃情蜜意時,同性伴侶對於同性婚姻趨之若鶩;恩斷義絕時,大概總有一方會慶幸沒有立法,並利用這一點為自己服務。」郭曉飛嘆惋。

「我們不指望法院可以通過此案,做違憲的司法復核,」高明月說,他仍忙於與團隊研討訴訟方案,「但如果法官在處理撫養權問題時能有一些突破,例如考慮涉外法律適用,那同性伴侶在海外的登記就不是一紙空文,我們也可以『曲線救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曾表示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及保障「婚姻自由」。2017年5月24日,台灣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中,便曾依據公民平等和婚姻自由,判定《民法》關於婚姻的規定排除同性,是與《憲法》相違的。大法官的釋憲,也為2019年5月29日,台灣同婚的正式合法,奠定了法制基礎。

事實上,有關人工輔助生殖的親子認定,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91年7月8日已有相關規定,在《關於在夫妻關係存續期間以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的復函》中,曾寫道,婚姻存續期間,雙方一致同意進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應被視為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適用《婚姻法》的有關規定。唯中國法律體系中,對「父母」及「婚姻」的定義,仍停留在異性伴侶。

「如果中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話,我就不需要去扛這麼久的委屈,」時常與迪迪溝通撫養問題心結的美籍華人李舒說。回國後,她重新開始抽煙。李舒把婚姻破裂後的撫養權糾紛比作懸崖,「迪迪是已經掉下去的,而我在一步一步走向懸崖。」

2019年5月25日,一對同性情侶牽著手舉行同志活動。

2019年5月25日,一對同性情侶牽著手舉行同志活動。攝:Philip Fong/AFP via Getty Images

她嘗試在法律系統外,為同性婚姻編織安全網

相比於因迪迪的焦慮,大學曾攻讀法律專業的佛歌,在婚姻不被法律保護的陰影裏,開始尋求用公證等其他方式,為自己及家庭編織一張安全網。佛歌製作了一張列表,歸納異性配偶結婚證可以自然獲得的權利,這張表從最初的14項,已擴展到如今的30多項,包括對病重一方治療方案的簽字權、對另一方的贍養義務、購房政策、生育和撫養問題、以及遺產繼承等。

「一張免費結婚證的含金量有多大,異性戀可能都想像不到。」佛歌在接受其他媒體採訪時說。

她的「公證之旅」起始於2017年。那一年,中國《民法總則》中,擴大了原意定監護制度(編註:意定監護指以契約方式指定本人的監護人,在自己喪失行為能力時照管自己)的適用範圍,從2015年的適用於年滿六十歲者,擴大到任何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這一制度的擴大,一度令當時大陸的同志群體極為興奮,這意味著,同志伴侶可以在發生意外或推入手術室時,為彼此簽字負責。「我們終於可以生死託付,是有法律關係的人了。」一些同志群體感嘆道。

佛歌和伴侶就在2017年年底辦理了意定監護公證。除此之外,為了日後贍養彼此老人,也為了避免雙方和彼此父母發生財產糾紛,她們還辦理了遺囑公證和房產共有公證。

由於公證書中希望盡可能涵蓋日後情況,佛歌為了這三個公證,前後跑了近十次公證處,反復諮詢及與公證處工作人員修訂細節,甚至包括什麼級別的醫院才可以支付醫療費。「主要是怕父母被騙去買保健品,」佛歌解釋。

不過,為生育孩子要準備的公證和手續,比此前的還要複雜得多。

佛歌與伴侶先是確定了彼此互懷,即都孕育對方卵子所成的胚胎。隨後,她們商定在目前法律體系下,要首先確保懷孕母親對孩子的監護權、撫養權。

因此,他們找尋海外合法精子庫購買精子,以確保孩子的生物學父親放棄親權。隨後,她們與願意配合辦理相關手續的境外醫院,分別簽訂捐卵、受卵協議,協議是分別與醫院方簽訂的,使卵子的提供者,與捐精者一樣,放棄親權。而分別與境外醫院簽署,則確保捐受雙方無法直接對簿公堂。這樣的跨境訴訟壁壘,讓供卵一方勝訴的可能性很低,從而讓孩子幾乎完全屬於孕育一方,避免此後的撫養權糾紛。

孩子出生後,出生證明上的母親為孕育母親,戶口也跟隨孕育母親落下。那麼接下來,就是讓卵母母親也獲得一定的監護權,以備意外。她們需帶著精子庫購買協議、出生證明,到公證處辦理委託指定監護和遺囑指定監護。佛歌向端傳媒解釋,這兩份證明,分別確保了孕母在生病、出差或死亡後,無法照顧孩子時,卵母擁有被委託的監護權。

除此之外,佛歌和伴侶還計劃在孕期及生育後,做兩次親子鑑定,以確保生育發生意外時,卵母可獲得孩子的監護權,及卵母死後,孩子擁有卵母及卵母父母的繼承權。

圖:端傳媒設計組

在2017年意定監護公證範圍擴大時,曾有網民認為這幾乎等同於結婚證。然而僅以佛歌為生育這一項所作的種種準備可以看出,大陸同性婚姻合法化,依舊任重道遠。佛歌說,她相信有生之年可以看到。

尾聲

在和孩子分開的第148天,迪迪的案子,以「國內首例同性伴侶子女撫養案」為標籤,上了社交平台微博的熱搜,閱讀量3.9億,討論2.4萬。

評論中,有人直接稱迪迪為「代孕孕母」,有人討論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有人表示結婚生子是異性戀範式,也有不少人期待開庭結果和對同志權益的推動。有網民感慨,「都是為人父母,同性婚姻也該被法律保護」。不過,迪迪說自己已經不再看評論了,無論是鼓勵還是懷疑,她都覺得疲倦。

在她最近的一篇育兒日記裏,她對兩個孩子說,想和他們聊聊「我從哪裡來」,這個在彩虹家庭裏有些諱莫如深的話題。迪迪說,她希望告訴兩個孩子,家的定義不是狹隘的,即使大人分開,兩個媽媽仍然還是家人。

「來自愛,想要延續的愛,」迪迪寫到,或許生殖科技是冰冷的,但愛是炙熱的,是每個人應得的權利,而至於有愛的兩個人為什麼會分開,「親愛的孩子,這又是另一個問題,我們下次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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