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2019印尼大選:血腥往昔、寡頭體制,與撲朔迷離的伊斯蘭政治

兩極分化的選舉之後,我們問見證了血腥歷史的老記者:印尼人如何把上萬個島嶼想像為同一個國家?


2019年4月17日,1.93億名印尼選民要在六小時內完成「五合一」投票,選出正/副總統、眾議院、參議院、省級議會、市/區級地方議會共五個級別的政治代表。 攝:Ed Wray/Getty Images
2019年4月17日,1.93億名印尼選民要在六小時內完成「五合一」投票,選出正/副總統、眾議院、參議院、省級議會、市/區級地方議會共五個級別的政治代表。 攝:Ed Wray/Getty Images

今年二月,我在梭羅閒逛,雖是雨季,梭羅河也毫不奔騰,和民歌《美麗的梭羅河》(Bengawan Solo)中「雨季時波滔滾滾」相去甚遠。紅色的鬥牛旗飄滿全城,那時我尚不知梭羅是現任總統佐科(Joko Widodo)的大本營,只覺奇怪,為什麼街道上幾乎看不到另一方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陣營的任何照片。梭羅的南城外有一座叫Bacem的橋,一座平庸無奇的鋼框架橋,新橋旁邊的橋墩是當年的舊橋址,舊橋是1965年「930」事件中臭名昭著的屠宰場,拋擲共產黨員屍體和掩埋的重要地點。無數印尼共產黨員從梭羅不同的監獄被帶到橋上,勒死,或開槍,屍體筆直跌入河內。那時住在附近的人,能清晰回憶起經常聽到的槍聲和有物體墜河的聲音。

從1945年獨立到今天,對馬來西亞、巴布亞、東帝汶、亞齊,共和國的成長一路血跡斑斑。無論是「內部」衝突,或不再是「內」的「外部」爭端,印尼都展現過幾乎無法理解的暴虐一面。歸根到底,可能是因為「印尼」本身這個概念搖搖欲墜,或試圖統一印尼的建國五項基本原則「潘查希拉」(Pancasila)概括性太強。建國時,一小撮以爪哇精英為主的國父們認為共和國的合法性來自反殖,他們要接管所有殖民者佔領過的群島,「從馬達加斯加到巴布亞」。直到今天,群島的地理仍是無可逾越的,從爪哇飛到巴布亞,票價幾乎等於飛到阿姆斯特丹,更別提還要轉船。我問印尼朋友,你們怎麼想像印度尼西亞?在日惹的望加錫人說,「你看,我來到了爪哇」。爪哇人說,「你看,大家都來到了爪哇,我們就在這裏想像」。這當然多半是自嘲,小半是嚴肅,但避談爪哇中心還沒有成為某種政治正確。

除了語言、大米、伊斯蘭教,大選是另一個重要的想像「一體」的契機。2019年4月17日的大選中,1.93億名印尼選民要在六小時內完成「五合一」投票,選出正/副總統、共和國人民代表會議(眾議院)、區域代表大會(參議院)、省級議會、市/區級地方議會共五個級別的政治代表。在聳人聽聞的400多名選務人員過勞死事件之外,緊張的氣氛在兩大對立陣營之間暗流湧動。「潘查希拉」的模糊,又一次讓多元一體之下的裂痕公開。

2019年4月9日,現任總統Joko Widodo的支持者參加印尼爪哇省梭羅舉行的競選集會。
2019年4月9日,現任總統Joko Widodo的支持者參加印尼爪哇省梭羅舉行的競選集會。攝:Ulet Ifansasti/Getty Images

五年前參與總統選舉的雙方,這次依舊對陣:現任總統佐科·維多多與前將軍普拉博沃·蘇比安託(Prabowo Subianto)。普拉博沃是威權「新秩序」時代總統蘇哈托(Soeharto)將軍的前女婿,在人權紀錄上劣跡斑斑。佐科則以草根形象在2014勝選。從傢俱商人到梭羅市長,再到和華人搭檔做雅加達省長,一直到成為總統,佐科以改革派的形象見於世人,社運人士更曾期待他開啟轉型正義、解決蘇哈托時代的遺留問題。

佐科的第一個任期內大興基建、招商引資,參與「一帶一路」。而普拉博沃則據此不斷攻擊佐科,炒作中資侵襲、中國殖民、中國勞工等民族主義話題,與此同時,普氏也與新興激進宗教力量越走越近。

印尼穆斯林身份政治的崛起,在2016年的鐘萬學事件中一覽無餘。身為華人基督徒的鐘萬學是佐科的政治盟友,自2014年接替佐科就任雅加達省長。2016年,鍾萬學的發言被人剪輯成他在批評伊斯蘭教的視頻,引起軒然大波。激進勢力動員了幾十萬人表達抗議,最後鍾萬學被判「褻瀆伊斯蘭」罪成,在2017年選舉失敗後鋃鐺入獄——儘管有40%以上的選票流向了鍾萬學,更有許多穆斯林支持者為他痛心。

印尼的政治從來無法簡單用左對右、進步對保守、世俗對宗教的座標來衡量。在前三屆的印尼選舉中,從傾向世俗的鬥爭民主黨,到源自蘇哈托「新秩序」時期的中間偏右的專業集團黨,再到普拉博沃發起的民族主義大印尼行動黨……這些或左或右、或舊或新的政黨之間都曾結成聯盟,甚至搭配人選參與正/副總統的選舉。

這一政治局面最後都回到一個問題上:如此多元的群島,如何可以是同一個國家?國父蘇加諾的多元一體論述勉強成立了一個不實行伊斯蘭法、不在明面上偏袒爪哇族群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但1965年的政變則開啟了「新秩序」——蘇哈托的威權政治,左翼、伊斯蘭與自由民主一同被壓制。共產主義成了印尼社會的禁忌,「地下共黨」至今仍是政敵攻擊佐科的假新聞內容。

2005年,蘇哈托下台七年之後,在梭羅的Becam橋下,才舉行了第一次公開悼念受難者的活動「Sadranan」(爪哇傳統的祭悼亡者的儀式),倖存者和當年的鄰居,在橋下搭着竹棚匯聚,討論當時聽到的和看到的可怖景象。和1998年之前相比,今天關於1965大屠殺的討論已自如很多,但高度集中在大城市的知識階層,對於絕大多數人,「共產黨」等同於「邪惡、顛覆國家」的印象由1983年蘇哈托政權出品的反共紀錄片《印尼共產黨930事件》牢牢釘住。

所有的政治鬥爭都被擠到「人權」範疇,「人權」成為政治的邊角,蘇哈托下台並未改變根本的權力與經濟結構。蘇哈托整合的專業集團黨(Partai Golongan Karya),繼續深度參與印尼政治,是每一屆執政聯盟的成員。而令人五味雜陳的是,蘇哈托時代庇佑於威權發家的華商巨頭,避開了1998年的排華騷亂,如今依然是印尼經濟的主宰力量之一。

在2014年,佐科以政治素人、親民領袖的形象戰勝了強人普拉博沃。2018年,有感於激進伊斯蘭的冒起,佐科選擇了伊斯蘭教士馬魯夫·阿敏(Ma'ruf Amin)做2019年選舉的副總統搭檔。阿敏是印尼最大穆斯林組織伊斯蘭教士聯合會(Nahdlatul Ulama)前最高領袖,還曾攻擊過鍾萬學,如今卻成了佐科的搭檔,這被公認是安撫穆斯林選民的舉措。

2019年4月4日,印尼現任總統Joko Widodo在爪哇省梭羅舉行競選集會,接受支持者的歡呼。

2019年4月4日,印尼現任總統Joko Widodo在爪哇省梭羅舉行競選集會,接受支持者的歡呼。攝:Ulet Ifansasti/Getty Images

五年下來,佐科已經不再具有素人參政的民主光環,與老政客周旋妥協的過程一方面推動了他的政治議程,另一方面也讓那些支持過他的活動分子倍感失望——他們為此發起了拒絕投票的「白票」(golput)運動。

五月初,大選剛過,我再到雅加達。在機場接我們的Go-Car司機是90後的西爪哇人,我問起投票一事,他支支吾吾,說自己投了白票。聯想到社交網站上風風火火的 saya golput(我投白票)運動,問他,你知道這個嗎?你的朋友也投了白票嗎?他避過臉去,不願多談,我很難判斷他是否因為覺得投白票讓人難為情,但起碼不是每個人都看起來像在社交網站上一樣對白票自信。

4月17日選舉後快速點票的結果顯示,佐科-阿敏組合獲得了選舉勝利。一般來說,快速點票的結果,和5月22日將公布的最終結果出入不會很大。然而普拉博沃一再表態自己才是勝選的一方,準備發起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佐科政府則以維穩態勢回應……印尼的多元一體,真的不可避免走向歧路了嗎?

在選舉後的雅加達,我們訪談了資深的印尼時政記者桑多索(Aboeprijadi Santoso)。

桑多索是一本行走的印尼政治百科全書,也是充滿激情的記者和聯絡者。他1947年出生於東爪哇的勿裏達(Blitar),是蘇加諾老鄉,畢業於阿姆斯特丹大學。1985年始,他正式工作於荷蘭國際廣播電台(Radio Nederland Wereldomroep),負責東南亞的政治、歷史、社會報導。他有自己獨特的報導風格,1986年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莫斯科的反戈爾卓夫(戈巴契夫)政變、柬埔寨金邊的衝突等等,他都在現場。

作為蘇哈托政權尖鋭的批評者,1998年之前,他不能自由出入印尼。他最有名的報導是貫穿整個90年代的對東帝汶持續、深度、一手的系列報導,是推動東帝汶事件受國際關注的重要力量之一,1995年出版專著《東帝汶:悲劇與背叛》(Timor Timur: Tragedi & Pengkhianatan)。東帝汶之後,他的關切轉移到其他內部衝突地帶,如亞齊、安汶、巴布亞等。2007年,他從荷蘭國際廣播電台正式退休,以自由記者的身份繼續活躍在東南亞,尤其是印尼政治報導的一線,供稿於《雅加達郵報》、《New Mandala》等報刊。在桑多索看來,佐科和普拉博沃在選戰中體現的截然不同的氣質,反映着當今印尼社會的撕裂和糾結。

2019年4月17日,印尼總統候選人Prabowo Subianto在茂物Bojong Koneng村的一個投票中心投票。

2019年4月17日,印尼總統候選人Prabowo Subianto在茂物Bojong Koneng村的一個投票中心投票。攝: Dasril Roszandi/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訪談:

古怪的軍人vs平凡的傢俱商

端:從你的觀察出發,你會如何描述競選連任的總統佐科·維多多(「佐科威」)和挑戰者普拉博沃?他們在印尼政治的語境中分別意味着什麼?

桑多索:先談談普拉博沃吧。他受過良好的教育、很知識分子,有着十足的政治頭腦。他的父親蘇密特羅(Sumitro Djojohadikusumo)是印尼第一個經濟學博士。蘇密特羅早年是蘇加諾政府的貿易與工業部長,後來擔任財政部長。1950年代中期,在他擔任雅加達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時,他和福特基金會聯合發起了「伯克利黑幫」計劃,逐步把雅加達大學經濟學院改造成為了一個美國式的經濟、統計、工商管理學院。

圖:端傳媒設計部

1958年,蘇密特羅捲入了由美國中情局支持的印尼共和國革命政府/全面鬥爭約章(PRRI/Permesta)叛亂。在主要分布於外島的叛軍被鎮壓後,蘇密特羅被流放。所以普拉博沃雖然出生在雅加達,但他成長於海外,一開始不太會講印尼語。1960年代末,隨着蘇哈托將軍政變上台,他隨父親回到印尼。1968年6月,蘇哈托組建了「發展內閣」,把國家的經濟大權交給了包括蘇密特羅在內的「伯克利黑幫」。

普拉博沃善於承諾,是個很有野心的人。在軍旅生涯開始後,他意識到自己應該接近權力核心,他就接近了蘇哈托的女兒蒂蒂·蘇哈托(Titiek Soeharto),兩個人最終結婚。他的整個人生都在展現一個人要如何接近權力、取得權力。這是一個印尼的成功學樣本。

端:你曾經在文章中寫到,普拉博沃手上有一系列的人權污點。這是怎麼回事?

桑多索:問題主要是在東帝汶。1976年他隨陸軍精英特種部隊(Kopassus)派去東帝汶。他手下的部隊殺害了當時東帝汶獨立運動的首任總理、游擊隊領袖洛巴託(Nicolau dos Reis Lobato)。除此之外,在東帝汶發生過的最糟糕的事情,是1983年9月的克拉拉斯屠殺(Kraras massacre),這件事在印尼還不是很有名。那年8月,東帝汶革命陣線殺死了16名印尼軍人,9月,軍隊展開了瘋狂的報復。

我想這是東帝汶自1965年以來最惡劣的屠殺,包括婦女、平民在內的大概有300人被殺。這個故事在印尼並不為人所知,我和朋友曾寫過一些報導。普拉博沃當時正在東帝汶某處,指揮殺害和逮捕了不少人,其中並不都是武裝人員,有一些還是平民。

普拉博沃這個人,直到1998年2月都有一種為所欲為的感覺。他很聰明,讀書極多,比佐科要多。1998年蘇哈托倒台的時候,他曾試圖煽動軍方以便奪權。在軍方內部非常混亂的鬥爭後,普拉博沃被炒魷魚了。他是有史以來唯一一個被軍隊解僱的將軍,所以他是一個「前將軍」。我見過一些普拉博沃的好朋友,他們都不太理解他,說他一向不太穩定。現在,佐科看起來肯定是贏了,然而普拉博沃仍然會說贏的是自己。

其實說起來,普拉博沃的選舉工程比佐科強多了。佐科是總統,本應在選舉工程上更出色的。五年前,佐科的選舉工程就做得更好。

2019年4月9日,總統候選人Prabowo Subianto於印尼蘇門答臘省舉行競選活動。

2019年4月9日,總統候選人Prabowo Subianto於印尼蘇門答臘省舉行競選活動。攝: Dimas Ardia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端:說到佐科,在印尼遇到的很多人覺得他軟弱,還有人說佐科是前總統梅加瓦蒂(Mekawati Sukarnoputri)的傀儡。

桑多索:一開始肯定是的!梅加瓦蒂確實是極其重要的政治人物,是印度尼西亞鬥爭民主黨(PDI-P)毫無疑問的領袖。相比之下,佐科似乎毫無專長,更像一個賣傢俱的商人。但他之前對梭羅市(Surakarta)的治理極其成功,梭羅變得整潔、乾淨,市場興旺,普通市民都很高興。2012年,他被推舉為雅加達省長時,普拉博沃還是支持者之一。2014年,佐科參選總統,因為佐科並不屬於政黨建制,梅加瓦蒂甚至想過要換人,但人們不支持她。在最後時刻,梅加瓦蒂同意了派佐科出選。

佐科就像一個你在街上會碰到的普通的爪哇人,平緩、友善,很難變得強硬。

圖:端傳媒設計部

端:這也是他營銷自己的方式吧?表現自己是一個「普通人」。

桑多索:他表演,但他也的確是個普通人。他是蘇哈托倒台之後第一個「乾淨」的總統,沒有腐敗、沒有惡劣人權紀錄等等。在2014年,所有人都支持他,每個人都感到很高興。但是到了第二次,就不好說了,人們又有了一些別的疑慮。

「印尼人可能也已經厭倦於強人政治了。」

端:然而他又在經濟上很強勢。推行了很多大工程。

桑多索:他有一些經濟上的決心,比如在爪哇以外的地方大興基建。還有雅加達的地鐵,四十年過去,終於通車了。但在領導力上,佐科顯得疲弱。比如有一個蘇門答臘的案子,一名女性只是投訴了清真寺的廣播聲音太大,就因此被判刑。佐科對此僅僅保持沉默。他說,我不想要介入宗教議題。其實在判決之前,佐科是可以進行政治干預的,但他一開始就沉默了。之前華裔的雅加達省長「阿學」(鍾萬學)被伊斯蘭教保守派攻擊、起訴而最終下獄時的問題也是如此。他知道,但他不討論。他受歡迎,在一般的民主政治裏,受歡迎的政治人物應該很強大,對吧?但他卻很弱。

印尼人可能也已經厭倦於強人政治了,尤其是蘇哈托的三十多年,人民非常疲憊,佐科這個「普通人」就像一股清流。他可以是一個勝任的企業管理者,但不太像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家。我希望五年下來,他能有些進步。

死亡人數最多、最極化的選舉

端:印尼人對今年的選舉格外有熱情,投票率最後高達 81%。在歐美國家幾乎不敢想像。但結果是選務人員的工作量也變得巨大,數百人在選舉期間過勞殉職了。很多中文讀者對這樣的新聞感到驚訝,甚至擔心這是假新聞。印尼人是如何討論和理解這一切的呢?

桑多索:對,這很瘋狂。投票那天我在一個村裏。根據規則,早上6點要開始工作,投票要在中午12點完成,這個期限成了很大的問題。你想像一下每一張票的統計過程,都是要計票人員從票箱拿出來,然後高高舉起,唱票——一號!二號!,再有就是投票箱要運輸,甚至要通過河流。這都是高強度的工作。而且因為這次選舉是「五合一」的,要做的事情特別多。但如果不這麼做,預算又會特別高昂。

2019年3月18日,印尼選舉委員會工作人員安排投票箱,為即將到來的4月17日總統和議會選舉做準備。

2019年3月18日,印尼選舉委員會工作人員安排投票箱,為即將到來的4月17日總統和議會選舉做準備。攝:Juni Kriswanto/AFP/Getty Images

我認為五合一太誇張了。大家倒是沒有怪罪現佐科政府,而是怪罪國會,因為這是國會制定的法律的結果。法律應該要修改,為選舉工作提供更多的時間。這次五合一選舉很累,選舉人員薪水也很低,大概就每人50萬印尼盾(約272港幣)吧。

端:這次投票率非常高,是因為選戰激烈嗎?你說過這次選舉是「骯髒」的,充斥着媒體騙局,是怎麼一回事?

桑多索:這次大選,我們看到兩個非常對立的候選人,競爭激烈。伊斯蘭議題、現總統佐科是不是共產黨等等的宗教、政治議題,都吸引了很多人參與。人們想要更開明或者更宗教化的國家。很多人厭倦了這些身份政治議題,擔心國家的團結。

選舉中的社交媒體非常有力量,在鄉村都能感受得到。普拉博沃所到之處,到處都是人。他的陣營做了很多宣傳,比如「現在的物價太高了」、通貨膨脹了。但其實根本沒有通脹的問題(2018年印尼錄得3.2%通脹,5.1%GDP增長)。他們還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控訴佐科是共產黨。而這是不可能的,1965年清洗共產黨的時候,佐科才四歲!他從來沒有在印尼共產黨中活躍過。可就是這種流言在鄉村特別流行。

圖:端傳媒設計部

端:我們看到,在選舉結果上不同地區之間似乎有着特別大的分歧。

桑多索:這次選舉暴露了地域上的問題。那些支持普拉博沃的人,大部分來自爪哇島之外。像西蘇門答臘、亞齊、西蘇拉威西、南蘇拉威西等。然而大部分的印尼國民都生活在爪哇島上,東爪哇和中爪哇是佐科的鐵票區;西爪哇則以巽他人為主,主要支持普拉博沃。

像亞齊(1970年代以來分離主義高漲,目前是全印尼唯一一個實施伊斯蘭教法的省份),就有80%以上的人支持普拉博沃,而峇里島的佐科支持率達90%,是亞齊的反面。少數教派如天主教徒、印度教徒,幾乎都支持佐科。

這造成了一個問題:一些普通人和軍人因為害怕印尼的分裂,可能還在期待一個強人的出現。人們着迷於如何團結印尼、給印尼一個共同認同,這叫做NKRI(Negara Kesatuan Republik Indonesia),意思是國家團結統一。人們希望處理好如亞齊、巴布亞的分裂主義,激進伊斯蘭的武裝反叛等等難題。在大選之後,我們也有潛在的分裂問題,有外島的伊斯蘭教與爪哇式寬容的伊斯蘭教之間的問題。所以有一些人希望可以有一個強大的政府——比如軍方,來解決這些事情。

1998年5月1日,蘇哈託在印尼雅加達辭職後的一天,市民將其肖像從雅加達一個軍營的牆壁上移走。

1998年5月1日,蘇哈託在印尼雅加達辭職後的一天,市民將其肖像從雅加達一個軍營的牆壁上移走。攝:IAndres Hernandez / Liaison Agency

分化的伊斯蘭,族群政治的暗流

端:你提到外島伊斯蘭和爪哇伊斯蘭之間的問題,這指的是什麼?

桑多索:這是說印尼的穆斯林更分化了。1980年代末以來,蘇哈托不再相信某些將軍了,他嘗試獲得穆斯林的支持,所以伊斯蘭教士聯合會(NU)和穆罕馬迪亞(Muhammadiyah)這些龐大的伊斯蘭組織勢力大增。

而他們之外的新的穆斯林組織,很多更偏瓦哈比派,變得激進。從意識形態來說,這些組織永遠不會團結,他們只會更分裂。但因為印尼大多數人口是穆斯林,他們總說自己是大多數,是印尼「人民」,但是穆斯林是很多元的。

端:佐科的政府是如何面對分化的伊斯蘭的呢?

桑多索:政府會更依靠伊斯蘭教士聯合會和穆罕馬迪亞這樣的大型組織,這也是為什麼佐科選擇伊斯蘭學者阿敏(Ma'ruf Amin)做搭檔的原因。阿敏今年76歲了。他當年僅僅因為鍾萬學是基督徒和華人,就帶頭指控阿學侮辱伊斯蘭。佐科和阿學關係密切,如今他卻選擇和阿敏搭檔。

端:據我們的了解,很多中產階級的穆斯林支持普拉博沃?相比之下,伊斯蘭教士聯合會的地盤更集中在鄉村的、傳統爪哇的地方?

桑多索:也不盡然,他們也分布在城市,不過伊斯蘭教士聯合會在鄉村的確是很傳統的。普拉博沃的支持者則很多是城市新興的中、下中產階級。這其實也是我在思考的問題,今天的印尼是寡頭體制的,你需要很多錢去參加政治。佐科和普拉博沃都受到一些企業寡頭的支持,但兩大穆斯林組織之外的這些穆斯林小團體呢,他們並沒有錢。如果沒有寡頭支持,他們就無法進入這個遊戲。所以雖然普拉博沃不是虔誠的穆斯林——他媽媽是基督徒——他小時候甚至是在基督徒環境裏成長的,儘管如此,激進的伊斯蘭小團體還是會支持他,因為沒有其他人可以支持了。

在另一邊,則是佐科代表的爪哇式穆斯林,他們跟伊斯蘭教士聯合會的關係更緊密,伊斯蘭教士聯合會也支持他。

端:佐科選擇馬魯夫·阿敏做搭檔,這可以說明佐科也越來越保守了嗎?

桑多索:這是因為他們需要最大的穆斯林群眾組織伊斯蘭教士聯合會(NU)的大力支持,馬魯夫·阿敏是知名的穆斯林學者。除此之外,阿敏自己也是一個機會主義的保守派。佐科需要阿敏和伊斯蘭教士聯合會來加強他的伊斯蘭教形象,安撫與普拉博沃結盟的強大的、飢渴的伊斯蘭激進分子,並設法加強西爪哇、爪哇外各島、以及國家立法機構對佐科的支持。從這個角度來看,阿敏到底能不能幫到佐科,還不能確定。

端:蘇哈托時期的印尼伊斯蘭是什麼樣的?我聽過一些人講述,在1960年代,在雅加達可以看到更多的「頭髮」,大家不穿戴頭巾,似乎沒有那麼「宗教」。

桑多索:大面積戴頭巾是從1980年代早期開始,這是另一個「想像中的團結」。發生在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能量非常巨大——伊朗人打跑了美國人,造成了全球影響。這給了印尼穆斯林一些力量。即使兩地的教派不太相同,但畢竟都是伊斯蘭教。在我上高中的時候,很少有女性穿戴頭巾,現在卻很普遍了。不過「虔誠」或者「傳統」,並不代表着她們就是激進的,要區分這兩者。

激進的極端分子是一個問題。比如繁榮公正黨(Prosperous Justice Party)——土耳其式伊斯蘭。他們跟穆斯林兄弟會有關係,現在是一個強大的穆斯林政黨。還有印尼伊斯蘭解放黨(Hizbut Tahrir),他們不是政黨,更像一個大眾組織,在去年被禁。但是類似的小的伊斯蘭組織還有很多。我在日惹遇到了一個社會學家,他告訴我一個很驚人的事情,兩年前伊斯蘭恐怖主義在菲律賓馬拉維的暴動,有不少印尼人參與。

端:我還想了解潘查希拉這個概念的力量和影響力。像是鬥爭民主黨就以潘查希拉為格言,那它在團結國家上,還足夠有效、足夠有影響力嗎?

桑多索:是的,潘查希拉畢竟是國家的意識形態啊。它意味着五件事情:信仰神道(可以不是伊斯蘭教)、人道主義、團結統一的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社會正義。只不過它也被誤用了很多次了,像是1965年的大屠殺,殺戮者說自己擁有潘查希拉,所以可以戰勝共產主義。然而他們的「戰勝」方式是殺戮,這是違背潘查希拉的啊。潘查希拉可以用很多種方式解讀,在蘇加諾時期,被強調的是民族主義。而如今看來,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應並駕齊驅,而不是彼此衝突。印尼必須要解決好遺留的人權問題。

2016年11月4日,鍾萬學的發言被人剪輯成他在批評伊斯蘭教的視頻,引起軒然大波。激進勢力動員了幾十萬人表達抗議。

2016年11月4日,鍾萬學的發言被人剪輯成他在批評伊斯蘭教的視頻,引起軒然大波。激進勢力動員了幾十萬人表達抗議。攝:Adek Berry/AFP/Getty Images

端:我們想知道,華人和印尼其他族群的關係現在是怎樣的?

桑多索:在雅加達省長選舉中打敗鍾萬學的阿尼斯(Anies Baswedan),是普拉博沃的盟友。他當選為新省長的第一天就說,要讓土著(pribumi)「再次覺醒」。pribumi是一個來源自殖民主義時期的種族主義概念,與「外國人」相對,其實就是在針對華人。這個詞其實是已經被1998-1999年的哈比比(B. J. Habibie)政府禁止了,為的是不再製造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對立。公開使用pribumi是非法的,是可以被起訴的,但還沒人試着起訴過。

現在印尼對於華人也有了區別出生地的詞語了,像「本國人」(Orang Aseng)就是指印尼華人,中國人則是「外國人」(Orang Asing),不再混為一談。

在今天,華人富豪會更多支持佐科,人們都想要安全,所以大資本,包括華人富商,是支持佐科的,而更多的中小企業主則支持普拉博沃。

新寡頭的崛起是蘇哈托專制政權垮台的結果——就像上個世紀蘇聯蘇維埃政權轉型後發生的那樣。

端:你似乎不斷強調印尼的選舉政治和金錢力量的關係。

桑多索:印尼政治在走向寡頭體制,這和蘇哈托時期不一樣。新寡頭的崛起是蘇哈托專制政權垮台的結果——就像上個世紀蘇聯蘇維埃政權轉型後發生的那樣。在印尼的案例中,你能看到執政的專業集團黨的分裂,與新政黨的崛起。以曾經的民主黨的蘇西洛和大印尼行動黨的普拉博沃為例,這些新政黨都由一個富有和強大的軍人領導,這就像蘇聯的黨政要員搖身一變成了新政權的寡頭。因為需要賄賂地方官員、其他突出的黨派和獲得商業的贊助,黨派活動尤其是競選工程花費甚大,生意和政治正在合流,有錢才能從政。就這樣,政治成了為自己服務、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高成本活動。

選舉法設立門檻以限制總統候選人的人數,於是只有大寡頭支持的大黨才能推舉總統候選人。因此梅加瓦蒂、專業集團黨的領袖、普拉博沃、蘇西洛和其他的幾個人,將來一定會是重要的參與者。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伊斯蘭 印尼 轉型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