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印尼大選：血腥往昔、寡頭體制，與撲朔迷離的伊斯蘭政治

今年二月，我在梭羅閒逛，雖是雨季，梭羅河也毫不奔騰，和民歌《美麗的梭羅河》（Bengawan Solo）中「雨季時波滔滾滾」相去甚遠。紅色的鬥牛旗飄滿全城，那時我尚不知梭羅是現任總統佐科（Joko Widodo）的大本營，只覺奇怪，為什麼街道上幾乎看不到另一方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陣營的任何照片。梭羅的南城外有一座叫Bacem的橋，一座平庸無奇的鋼框架橋，新橋旁邊的橋墩是當年的舊橋址，舊橋是1965年「930」事件中臭名昭著的屠宰場，拋擲共產黨員屍體和掩埋的重要地點。無數印尼共產黨員從梭羅不同的監獄被帶到橋上，勒死，或開槍，屍體筆直跌入河內。那時住在附近的人，能清晰回憶起經常聽到的槍聲和有物體墜河的聲音。

從1945年獨立到今天，對馬來西亞、巴布亞、東帝汶、亞齊，共和國的成長一路血跡斑斑。無論是「內部」衝突，或不再是「內」的「外部」爭端，印尼都展現過幾乎無法理解的暴虐一面。歸根到底，可能是因為「印尼」本身這個概念搖搖欲墜，或試圖統一印尼的建國五項基本原則「潘查希拉」（Pancasila）概括性太強。建國時，一小撮以爪哇精英為主的國父們認為共和國的合法性來自反殖，他們要接管所有殖民者佔領過的群島，「從馬達加斯加到巴布亞」。直到今天，群島的地理仍是無可逾越的，從爪哇飛到巴布亞，票價幾乎等於飛到阿姆斯特丹，更別提還要轉船。我問印尼朋友，你們怎麼想像印度尼西亞？在日惹的望加錫人說，「你看，我來到了爪哇」。爪哇人說，「你看，大家都來到了爪哇，我們就在這裏想像」。這當然多半是自嘲，小半是嚴肅，但避談爪哇中心還沒有成為某種政治正確。

除了語言、大米、伊斯蘭教，大選是另一個重要的想像「一體」的契機。2019年4月17日的大選中，1.93億名印尼選民要在六小時內完成「五合一」投票，選出正/副總統、共和國人民代表會議（眾議院）、區域代表大會（參議院）、省級議會、市/區級地方議會共五個級別的政治代表。在聳人聽聞的400多名選務人員過勞死事件之外，緊張的氣氛在兩大對立陣營之間暗流湧動。「潘查希拉」的模糊，又一次讓多元一體之下的裂痕公開。

五年前參與總統選舉的雙方，這次依舊對陣：現任總統佐科·維多多與前將軍普拉博沃·蘇比安託（Prabowo Subianto）。普拉博沃是威權「新秩序」時代總統蘇哈托（Soeharto）將軍的前女婿，在人權紀錄上劣跡斑斑。佐科則以草根形象在2014勝選。從傢俱商人到梭羅市長，再到和華人搭檔做雅加達省長，一直到成為總統，佐科以改革派的形象見於世人，社運人士更曾期待他開啟轉型正義、解決蘇哈托時代的遺留問題。

佐科的第一個任期內大興基建、招商引資，參與「一帶一路」。而普拉博沃則據此不斷攻擊佐科，炒作中資侵襲、中國殖民、中國勞工等民族主義話題，與此同時，普氏也與新興激進宗教力量越走越近。

印尼穆斯林身份政治的崛起，在2016年的鐘萬學事件中一覽無餘。身為華人基督徒的鐘萬學是佐科的政治盟友，自2014年接替佐科就任雅加達省長。2016年，鍾萬學的發言被人剪輯成他在批評伊斯蘭教的視頻，引起軒然大波。激進勢力動員了幾十萬人表達抗議，最後鍾萬學被判「褻瀆伊斯蘭」罪成，在2017年選舉失敗後鋃鐺入獄——儘管有40%以上的選票流向了鍾萬學，更有許多穆斯林支持者為他痛心。

印尼的政治從來無法簡單用左對右、進步對保守、世俗對宗教的座標來衡量。在前三屆的印尼選舉中，從傾向世俗的鬥爭民主黨，到源自蘇哈托「新秩序」時期的中間偏右的專業集團黨，再到普拉博沃發起的民族主義大印尼行動黨……這些或左或右、或舊或新的政黨之間都曾結成聯盟，甚至搭配人選參與正/副總統的選舉。

這一政治局面最後都回到一個問題上：如此多元的群島，如何可以是同一個國家？國父蘇加諾的多元一體論述勉強成立了一個不實行伊斯蘭法、不在明面上偏袒爪哇族群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但1965年的政變則開啟了「新秩序」——蘇哈托的威權政治，左翼、伊斯蘭與自由民主一同被壓制。共產主義成了印尼社會的禁忌，「地下共黨」至今仍是政敵攻擊佐科的假新聞內容。

2005年，蘇哈托下台七年之後，在梭羅的Becam橋下，才舉行了第一次公開悼念受難者的活動「Sadranan」（爪哇傳統的祭悼亡者的儀式），倖存者和當年的鄰居，在橋下搭着竹棚匯聚，討論當時聽到的和看到的可怖景象。和1998年之前相比，今天關於1965大屠殺的討論已自如很多，但高度集中在大城市的知識階層，對於絕大多數人，「共產黨」等同於「邪惡、顛覆國家」的印象由1983年蘇哈托政權出品的反共紀錄片《印尼共產黨930事件》牢牢釘住。

所有的政治鬥爭都被擠到「人權」範疇，「人權」成為政治的邊角，蘇哈托下台並未改變根本的權力與經濟結構。蘇哈托整合的專業集團黨（Partai Golongan Karya），繼續深度參與印尼政治，是每一屆執政聯盟的成員。而令人五味雜陳的是，蘇哈托時代庇佑於威權發家的華商巨頭，避開了1998年的排華騷亂，如今依然是印尼經濟的主宰力量之一。

在2014年，佐科以政治素人、親民領袖的形象戰勝了強人普拉博沃。2018年，有感於激進伊斯蘭的冒起，佐科選擇了伊斯蘭教士馬魯夫·阿敏（Ma’ruf Amin）做2019年選舉的副總統搭檔。阿敏是印尼最大穆斯林組織伊斯蘭教士聯合會（Nahdlatul Ulama）前最高領袖，還曾攻擊過鍾萬學，如今卻成了佐科的搭檔，這被公認是安撫穆斯林選民的舉措。

五年下來，佐科已經不再具有素人參政的民主光環，與老政客周旋妥協的過程一方面推動了他的政治議程，另一方面也讓那些支持過他的活動分子倍感失望——他們為此發起了拒絕投票的「白票」（golput）運動。

五月初，大選剛過，我再到雅加達。在機場接我們的Go-Car司機是90後的西爪哇人，我問起投票一事，他支支吾吾，說自己投了白票。聯想到社交網站上風風火火的 saya golput（我投白票）運動，問他，你知道這個嗎？你的朋友也投了白票嗎？他避過臉去，不願多談，我很難判斷他是否因為覺得投白票讓人難為情，但起碼不是每個人都看起來像在社交網站上一樣對白票自信。

4月17日選舉後快速點票的結果顯示，佐科-阿敏組合獲得了選舉勝利。一般來說，快速點票的結果，和5月22日將公布的最終結果出入不會很大。然而普拉博沃一再表態自己才是勝選的一方，準備發起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佐科政府則以維穩態勢回應……印尼的多元一體，真的不可避免走向歧路了嗎？

在選舉後的雅加達，我們訪談了資深的印尼時政記者桑多索（Aboeprijadi Santoso）。

桑多索是一本行走的印尼政治百科全書，也是充滿激情的記者和聯絡者。他1947年出生於東爪哇的勿裏達（Blitar），是蘇加諾老鄉，畢業於阿姆斯特丹大學。1985年始，他正式工作於荷蘭國際廣播電台（Radio Nederland Wereldomroep），負責東南亞的政治、歷史、社會報導。他有自己獨特的報導風格，1986年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莫斯科的反戈爾卓夫（戈巴契夫）政變、柬埔寨金邊的衝突等等，他都在現場。

作為蘇哈托政權尖鋭的批評者，1998年之前，他不能自由出入印尼。他最有名的報導是貫穿整個90年代的對東帝汶持續、深度、一手的系列報導，是推動東帝汶事件受國際關注的重要力量之一，1995年出版專著《東帝汶：悲劇與背叛》（Timor Timur: Tragedi & Pengkhianatan）。東帝汶之後，他的關切轉移到其他內部衝突地帶，如亞齊、安汶、巴布亞等。2007年，他從荷蘭國際廣播電台正式退休，以自由記者的身份繼續活躍在東南亞，尤其是印尼政治報導的一線，供稿於《雅加達郵報》、《New Mandala》等報刊。在桑多索看來，佐科和普拉博沃在選戰中體現的截然不同的氣質，反映着當今印尼社會的撕裂和糾結。

訪談：

古怪的軍人vs平凡的傢俱商

端：從你的觀察出發，你會如何描述競選連任的總統佐科·維多多（「佐科威」）和挑戰者普拉博沃？他們在印尼政治的語境中分別意味着什麼？

桑多索：先談談普拉博沃吧。他受過良好的教育、很知識分子，有着十足的政治頭腦。他的父親蘇密特羅（Sumitro Djojohadikusumo）是印尼第一個經濟學博士。蘇密特羅早年是蘇加諾政府的貿易與工業部長，後來擔任財政部長。1950年代中期，在他擔任雅加達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時，他和福特基金會聯合發起了「伯克利黑幫」計劃，逐步把雅加達大學經濟學院改造成為了一個美國式的經濟、統計、工商管理學院。

1958年，蘇密特羅捲入了由美國中情局支持的印尼共和國革命政府/全面鬥爭約章（PRRI/Permesta）叛亂。在主要分布於外島的叛軍被鎮壓後，蘇密特羅被流放。所以普拉博沃雖然出生在雅加達，但他成長於海外，一開始不太會講印尼語。1960年代末，隨着蘇哈托將軍政變上台，他隨父親回到印尼。1968年6月，蘇哈托組建了「發展內閣」，把國家的經濟大權交給了包括蘇密特羅在內的「伯克利黑幫」。

普拉博沃善於承諾，是個很有野心的人。在軍旅生涯開始後，他意識到自己應該接近權力核心，他就接近了蘇哈托的女兒蒂蒂·蘇哈托（Titiek Soeharto），兩個人最終結婚。他的整個人生都在展現一個人要如何接近權力、取得權力。這是一個印尼的成功學樣本。

端：你曾經在文章中寫到，普拉博沃手上有一系列的人權污點。這是怎麼回事？

桑多索：問題主要是在東帝汶。1976年他隨陸軍精英特種部隊（Kopassus）派去東帝汶。他手下的部隊殺害了當時東帝汶獨立運動的首任總理、游擊隊領袖洛巴託（Nicolau dos Reis Lobato）。除此之外，在東帝汶發生過的最糟糕的事情，是1983年9月的克拉拉斯屠殺（Kraras massacre），這件事在印尼還不是很有名。那年8月，東帝汶革命陣線殺死了16名印尼軍人，9月，軍隊展開了瘋狂的報復。

我想這是東帝汶自1965年以來最惡劣的屠殺，包括婦女、平民在內的大概有300人被殺。這個故事在印尼並不為人所知，我和朋友曾寫過一些報導。普拉博沃當時正在東帝汶某處，指揮殺害和逮捕了不少人，其中並不都是武裝人員，有一些還是平民。

普拉博沃這個人，直到1998年2月都有一種為所欲為的感覺。他很聰明，讀書極多，比佐科要多。1998年蘇哈托倒台的時候，他曾試圖煽動軍方以便奪權。在軍方內部非常混亂的鬥爭後，普拉博沃被炒魷魚了。他是有史以來唯一一個被軍隊解僱的將軍，所以他是一個「前將軍」。我見過一些普拉博沃的好朋友，他們都不太理解他，說他一向不太穩定。現在，佐科看起來肯定是贏了，然而普拉博沃仍然會說贏的是自己。

其實說起來，普拉博沃的選舉工程比佐科強多了。佐科是總統，本應在選舉工程上更出色的。五年前，佐科的選舉工程就做得更好。

端：說到佐科，在印尼遇到的很多人覺得他軟弱，還有人說佐科是前總統梅加瓦蒂（Mekawati Sukarnoputri）的傀儡。

桑多索：一開始肯定是的！梅加瓦蒂確實是極其重要的政治人物，是印度尼西亞鬥爭民主黨（PDI-P）毫無疑問的領袖。相比之下，佐科似乎毫無專長，更像一個賣傢俱的商人。但他之前對梭羅市（Surakarta）的治理極其成功，梭羅變得整潔、乾淨，市場興旺，普通市民都很高興。2012年，他被推舉為雅加達省長時，普拉博沃還是支持者之一。2014年，佐科參選總統，因為佐科並不屬於政黨建制，梅加瓦蒂甚至想過要換人，但人們不支持她。在最後時刻，梅加瓦蒂同意了派佐科出選。

佐科就像一個你在街上會碰到的普通的爪哇人，平緩、友善，很難變得強硬。

端：這也是他營銷自己的方式吧？表現自己是一個「普通人」。

桑多索：他表演，但他也的確是個普通人。他是蘇哈托倒台之後第一個「乾淨」的總統，沒有腐敗、沒有惡劣人權紀錄等等。在2014年，所有人都支持他，每個人都感到很高興。但是到了第二次，就不好說了，人們又有了一些別的疑慮。

「印尼人可能也已經厭倦於強人政治了。」

端：然而他又在經濟上很強勢。推行了很多大工程。

桑多索：他有一些經濟上的決心，比如在爪哇以外的地方大興基建。還有雅加達的地鐵，四十年過去，終於通車了。但在領導力上，佐科顯得疲弱。比如有一個蘇門答臘的案子，一名女性只是投訴了清真寺的廣播聲音太大，就因此被判刑。佐科對此僅僅保持沉默。他說，我不想要介入宗教議題。其實在判決之前，佐科是可以進行政治干預的，但他一開始就沉默了。之前華裔的雅加達省長「阿學」（鍾萬學）被伊斯蘭教保守派攻擊、起訴而最終下獄時的問題也是如此。他知道，但他不討論。他受歡迎，在一般的民主政治裏，受歡迎的政治人物應該很強大，對吧？但他卻很弱。

印尼人可能也已經厭倦於強人政治了，尤其是蘇哈托的三十多年，人民非常疲憊，佐科這個「普通人」就像一股清流。他可以是一個勝任的企業管理者，但不太像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家。我希望五年下來，他能有些進步。

死亡人數最多、最極化的選舉

端：印尼人對今年的選舉格外有熱情，投票率最後高達 81%。在歐美國家幾乎不敢想像。但結果是選務人員的工作量也變得巨大，數百人在選舉期間過勞殉職了。很多中文讀者對這樣的新聞感到驚訝，甚至擔心這是假新聞。印尼人是如何討論和理解這一切的呢？

桑多索：對，這很瘋狂。投票那天我在一個村裏。根據規則，早上6點要開始工作，投票要在中午12點完成，這個期限成了很大的問題。你想像一下每一張票的統計過程，都是要計票人員從票箱拿出來，然後高高舉起，唱票——一號！二號！，再有就是投票箱要運輸，甚至要通過河流。這都是高強度的工作。而且因為這次選舉是「五合一」的，要做的事情特別多。但如果不這麼做，預算又會特別高昂。

我認為五合一太誇張了。大家倒是沒有怪罪現佐科政府，而是怪罪國會，因為這是國會制定的法律的結果。法律應該要修改，為選舉工作提供更多的時間。這次五合一選舉很累，選舉人員薪水也很低，大概就每人50萬印尼盾（約272港幣）吧。

端：這次投票率非常高，是因為選戰激烈嗎？你說過這次選舉是「骯髒」的，充斥着媒體騙局，是怎麼一回事？

桑多索：這次大選，我們看到兩個非常對立的候選人，競爭激烈。伊斯蘭議題、現總統佐科是不是共產黨等等的宗教、政治議題，都吸引了很多人參與。人們想要更開明或者更宗教化的國家。很多人厭倦了這些身份政治議題，擔心國家的團結。

選舉中的社交媒體非常有力量，在鄉村都能感受得到。普拉博沃所到之處，到處都是人。他的陣營做了很多宣傳，比如「現在的物價太高了」、通貨膨脹了。但其實根本沒有通脹的問題（2018年印尼錄得3.2%通脹，5.1%GDP增長）。他們還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控訴佐科是共產黨。而這是不可能的，1965年清洗共產黨的時候，佐科才四歲！他從來沒有在印尼共產黨中活躍過。可就是這種流言在鄉村特別流行。

端：我們看到，在選舉結果上不同地區之間似乎有着特別大的分歧。

桑多索：這次選舉暴露了地域上的問題。那些支持普拉博沃的人，大部分來自爪哇島之外。像西蘇門答臘、亞齊、西蘇拉威西、南蘇拉威西等。然而大部分的印尼國民都生活在爪哇島上，東爪哇和中爪哇是佐科的鐵票區；西爪哇則以巽他人為主，主要支持普拉博沃。

像亞齊（1970年代以來分離主義高漲，目前是全印尼唯一一個實施伊斯蘭教法的省份），就有80%以上的人支持普拉博沃，而峇里島的佐科支持率達90%，是亞齊的反面。少數教派如天主教徒、印度教徒，幾乎都支持佐科。

這造成了一個問題：一些普通人和軍人因為害怕印尼的分裂，可能還在期待一個強人的出現。人們着迷於如何團結印尼、給印尼一個共同認同，這叫做NKRI（Negara Kesatuan Republik Indonesia），意思是國家團結統一。人們希望處理好如亞齊、巴布亞的分裂主義，激進伊斯蘭的武裝反叛等等難題。在大選之後，我們也有潛在的分裂問題，有外島的伊斯蘭教與爪哇式寬容的伊斯蘭教之間的問題。所以有一些人希望可以有一個強大的政府——比如軍方，來解決這些事情。

分化的伊斯蘭，族群政治的暗流

端：你提到外島伊斯蘭和爪哇伊斯蘭之間的問題，這指的是什麼？

桑多索：這是說印尼的穆斯林更分化了。1980年代末以來，蘇哈托不再相信某些將軍了，他嘗試獲得穆斯林的支持，所以伊斯蘭教士聯合會（NU）和穆罕馬迪亞（Muhammadiyah）這些龐大的伊斯蘭組織勢力大增。

而他們之外的新的穆斯林組織，很多更偏瓦哈比派，變得激進。從意識形態來說，這些組織永遠不會團結，他們只會更分裂。但因為印尼大多數人口是穆斯林，他們總說自己是大多數，是印尼「人民」，但是穆斯林是很多元的。

端：佐科的政府是如何面對分化的伊斯蘭的呢？

桑多索：政府會更依靠伊斯蘭教士聯合會和穆罕馬迪亞這樣的大型組織，這也是為什麼佐科選擇伊斯蘭學者阿敏（Ma’ruf Amin）做搭檔的原因。阿敏今年76歲了。他當年僅僅因為鍾萬學是基督徒和華人，就帶頭指控阿學侮辱伊斯蘭。佐科和阿學關係密切，如今他卻選擇和阿敏搭檔。

端：據我們的了解，很多中產階級的穆斯林支持普拉博沃？相比之下，伊斯蘭教士聯合會的地盤更集中在鄉村的、傳統爪哇的地方？

桑多索：也不盡然，他們也分布在城市，不過伊斯蘭教士聯合會在鄉村的確是很傳統的。普拉博沃的支持者則很多是城市新興的中、下中產階級。這其實也是我在思考的問題，今天的印尼是寡頭體制的，你需要很多錢去參加政治。佐科和普拉博沃都受到一些企業寡頭的支持，但兩大穆斯林組織之外的這些穆斯林小團體呢，他們並沒有錢。如果沒有寡頭支持，他們就無法進入這個遊戲。所以雖然普拉博沃不是虔誠的穆斯林——他媽媽是基督徒——他小時候甚至是在基督徒環境裏成長的，儘管如此，激進的伊斯蘭小團體還是會支持他，因為沒有其他人可以支持了。

在另一邊，則是佐科代表的爪哇式穆斯林，他們跟伊斯蘭教士聯合會的關係更緊密，伊斯蘭教士聯合會也支持他。

端：佐科選擇馬魯夫·阿敏做搭檔，這可以說明佐科也越來越保守了嗎？

桑多索：這是因為他們需要最大的穆斯林群眾組織伊斯蘭教士聯合會（NU）的大力支持，馬魯夫·阿敏是知名的穆斯林學者。除此之外，阿敏自己也是一個機會主義的保守派。佐科需要阿敏和伊斯蘭教士聯合會來加強他的伊斯蘭教形象，安撫與普拉博沃結盟的強大的、飢渴的伊斯蘭激進分子，並設法加強西爪哇、爪哇外各島、以及國家立法機構對佐科的支持。從這個角度來看，阿敏到底能不能幫到佐科，還不能確定。

端：蘇哈托時期的印尼伊斯蘭是什麼樣的？我聽過一些人講述，在1960年代，在雅加達可以看到更多的「頭髮」，大家不穿戴頭巾，似乎沒有那麼「宗教」。

桑多索：大面積戴頭巾是從1980年代早期開始，這是另一個「想像中的團結」。發生在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能量非常巨大——伊朗人打跑了美國人，造成了全球影響。這給了印尼穆斯林一些力量。即使兩地的教派不太相同，但畢竟都是伊斯蘭教。在我上高中的時候，很少有女性穿戴頭巾，現在卻很普遍了。不過「虔誠」或者「傳統」，並不代表着她們就是激進的，要區分這兩者。

激進的極端分子是一個問題。比如繁榮公正黨（Prosperous Justice Party）——土耳其式伊斯蘭。他們跟穆斯林兄弟會有關係，現在是一個強大的穆斯林政黨。還有印尼伊斯蘭解放黨（Hizbut Tahrir），他們不是政黨，更像一個大眾組織，在去年被禁。但是類似的小的伊斯蘭組織還有很多。我在日惹遇到了一個社會學家，他告訴我一個很驚人的事情，兩年前伊斯蘭恐怖主義在菲律賓馬拉維的暴動，有不少印尼人參與。

端：我還想了解潘查希拉這個概念的力量和影響力。像是鬥爭民主黨就以潘查希拉為格言，那它在團結國家上，還足夠有效、足夠有影響力嗎？

桑多索：是的，潘查希拉畢竟是國家的意識形態啊。它意味着五件事情：信仰神道（可以不是伊斯蘭教）、人道主義、團結統一的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社會正義。只不過它也被誤用了很多次了，像是1965年的大屠殺，殺戮者說自己擁有潘查希拉，所以可以戰勝共產主義。然而他們的「戰勝」方式是殺戮，這是違背潘查希拉的啊。潘查希拉可以用很多種方式解讀，在蘇加諾時期，被強調的是民族主義。而如今看來，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應並駕齊驅，而不是彼此衝突。印尼必須要解決好遺留的人權問題。

端：我們想知道，華人和印尼其他族群的關係現在是怎樣的？

桑多索：在雅加達省長選舉中打敗鍾萬學的阿尼斯（Anies Baswedan），是普拉博沃的盟友。他當選為新省長的第一天就說，要讓土著（pribumi）「再次覺醒」。pribumi是一個來源自殖民主義時期的種族主義概念，與「外國人」相對，其實就是在針對華人。這個詞其實是已經被1998-1999年的哈比比（B. J. Habibie）政府禁止了，為的是不再製造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對立。公開使用pribumi是非法的，是可以被起訴的，但還沒人試着起訴過。

現在印尼對於華人也有了區別出生地的詞語了，像「本國人」（Orang Aseng）就是指印尼華人，中國人則是「外國人」（Orang Asing），不再混為一談。

在今天，華人富豪會更多支持佐科，人們都想要安全，所以大資本，包括華人富商，是支持佐科的，而更多的中小企業主則支持普拉博沃。

新寡頭的崛起是蘇哈托專制政權垮台的結果——就像上個世紀蘇聯蘇維埃政權轉型後發生的那樣。

端：你似乎不斷強調印尼的選舉政治和金錢力量的關係。

桑多索：印尼政治在走向寡頭體制，這和蘇哈托時期不一樣。新寡頭的崛起是蘇哈托專制政權垮台的結果——就像上個世紀蘇聯蘇維埃政權轉型後發生的那樣。在印尼的案例中，你能看到執政的專業集團黨的分裂，與新政黨的崛起。以曾經的民主黨的蘇西洛和大印尼行動黨的普拉博沃為例，這些新政黨都由一個富有和強大的軍人領導，這就像蘇聯的黨政要員搖身一變成了新政權的寡頭。因為需要賄賂地方官員、其他突出的黨派和獲得商業的贊助，黨派活動尤其是競選工程花費甚大，生意和政治正在合流，有錢才能從政。就這樣，政治成了為自己服務、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高成本活動。

選舉法設立門檻以限制總統候選人的人數，於是只有大寡頭支持的大黨才能推舉總統候選人。因此梅加瓦蒂、專業集團黨的領袖、普拉博沃、蘇西洛和其他的幾個人，將來一定會是重要的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