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印尼大选：血腥往昔、寡头体制，与扑朔迷离的伊斯兰政治

今年二月，我在梭罗闲逛，虽是雨季，梭罗河也毫不奔腾，和民歌《美丽的梭罗河》（Bengawan Solo）中“雨季时波滔滚滚”相去甚远。红色的斗牛旗飘满全城，那时我尚不知梭罗是现任总统佐科（Joko Widodo）的大本营，只觉奇怪，为什么街道上几乎看不到另一方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阵营的任何照片。梭罗的南城外有一座叫Bacem的桥，一座平庸无奇的钢框架桥，新桥旁边的桥墩是当年的旧桥址，旧桥是1965年“930”事件中臭名昭著的屠宰场，抛掷共产党员尸体和掩埋的重要地点。无数印尼共产党员从梭罗不同的监狱被带到桥上，勒死，或开枪，尸体笔直跌入河内。那时住在附近的人，能清晰回忆起经常听到的枪声和有物体坠河的声音。

从1945年独立到今天，对马来西亚、巴布亚、东帝汶、亚齐，共和国的成长一路血迹斑斑。无论是“内部”冲突，或不再是“内”的“外部”争端，印尼都展现过几乎无法理解的暴虐一面。归根到底，可能是因为“印尼”本身这个概念摇摇欲坠，或试图统一印尼的建国五项基本原则“潘查希拉”（Pancasila）概括性太强。建国时，一小撮以爪哇精英为主的国父们认为共和国的合法性来自反殖，他们要接管所有殖民者占领过的群岛，“从马达加斯加到巴布亚”。直到今天，群岛的地理仍是无可逾越的，从爪哇飞到巴布亚，票价几乎等于飞到阿姆斯特丹，更别提还要转船。我问印尼朋友，你们怎么想像印度尼西亚？在日惹的望加锡人说，“你看，我来到了爪哇”。爪哇人说，“你看，大家都来到了爪哇，我们就在这里想像”。这当然多半是自嘲，小半是严肃，但避谈爪哇中心还没有成为某种政治正确。

除了语言、大米和伊斯兰教，大选是另一个重要的想像“一体”的契机。2019年4月17日的大选中，1.93亿名印尼选民要在六小时内完成“五合一”投票，选出正/副总统、共和国人民代表会议（众议院）、区域代表大会（参议院）、省级议会、市/区级地方议会共五个级别的政治代表。在耸人听闻的400多名选务人员过劳死事件之外，紧张的气氛在两大对立阵营之间暗流涌动。“潘查希拉”的模糊，又一次让多元一体之下的裂痕公开。

五年前参与总统选举的双方，这次依旧对阵：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与前将军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普拉博沃是威权“新秩序”时代总统苏哈托（Soeharto）将军的前女婿，在人权纪录上劣迹斑斑。佐科则以草根形象在2014胜选。从家具商人到梭罗市长，再到和华人搭档做雅加达省长，一直到成为总统，佐科以改革派的形象见于世人，社运人士更曾期待他开启转型正义、解决苏哈托时代的遗留问题。

佐科的第一个任期内大兴基建、招商引资，参与“一带一路”。而普拉博沃则据此不断攻击佐科，炒作中资侵袭、中国殖民、中国劳工等民族主义话题，与此同时，普氏也与新兴激进宗教力量越走越近。

印尼穆斯林身份政治的崛起，在2016年的钟万学事件中一览无余。身为华人基督徒的钟万学是佐科的政治盟友，自2014年接替佐科就任雅加达省长。2016年，钟万学的发言被人剪辑成他在批评伊斯兰教的视频，引起轩然大波。激进势力动员了几十万人表达抗议，最后钟万学被判“亵渎伊斯兰”罪成，在2017年选举失败后锒铛入狱——尽管有40%以上的选票流向了钟万学，更有许多穆斯林支持者为他痛心。

印尼的政治从来无法简单用左对右、进步对保守、世俗对宗教的座标来衡量。在前三届的印尼选举中，从倾向世俗的斗争民主党，到源自苏哈托“新秩序”时期的中间偏右的专业集团党，再到普拉博沃发起的民族主义大印尼行动党……这些或左或右、或旧或新的政党之间都曾结成联盟，甚至搭配人选参与正/副总统的选举。

这一政治局面最后都回到一个问题上：如此多元的群岛，如何可以是同一个国家？国父苏加诺的多元一体论述勉强成立了一个不实行伊斯兰法、不在明面上偏袒爪哇族群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但1965年的政变则开启了“新秩序”——苏哈托的威权政治，左翼、伊斯兰与自由民主一同被压制。共产主义成了印尼社会的禁忌，“地下共党”至今仍是政敌攻击佐科的假新闻内容。

2005年，苏哈托下台七年之后，在梭罗的Becam桥下，才举行了第一次公开悼念受难者的活动“Sadranan”（爪哇传统的祭悼亡者的仪式），幸存者和当年的邻居，在桥下搭着竹棚汇聚，讨论当时听到的和看到的可怖景象。和1998年之前相比，今天关于1965大屠杀的讨论已自如很多，但高度集中在大城市的知识阶层，对于绝大多数人，“共产党”等同于“邪恶、颠覆国家”的印象由1983年苏哈托政权出品的反共纪录片《印尼共产党930事件》牢牢钉住。

所有的政治斗争都被挤到“人权”范畴，“人权”成为政治的边角，苏哈托下台并未改变根本的权力与经济结构。苏哈托整合的专业集团党，继续深度参与印尼政治，是每一届执政联盟的成员。而令人五味杂陈的是，苏哈托时代庇佑于威权发家的华商巨头，避开了1998年的排华骚乱，如今依然是印尼经济的主宰力量之一。

在2014年，佐科以政治素人、亲民领袖的形象战胜了强人普拉博沃。2018年，有感于激进伊斯兰的冒起，佐科选择了伊斯兰教士马鲁夫·阿敏（Ma’ruf Amin）做2019年选举的副总统搭档。阿敏是印尼最大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前最高领袖，还曾攻击过钟万学，如今却成了佐科的搭档，这被公认是安抚穆斯林选民的举措。

五年下来，佐科已经不再具有素人参政的民主光环，与老政客周旋妥协的过程一方面推动了他的政治议程，另一方面也让那些支持过他的活动分子倍感失望——他们为此发起了拒绝投票的“白票”（golput）运动。

五月初，大选刚过，我再到雅加达。在机场接我们的Go-Car司机是90后的西爪哇人，我问起投票一事，他支支吾吾，说自己投了白票。联想到社交网站上风风火火的 saya golput（我投白票）运动，问他，你知道这个吗？你的朋友也投了白票吗？他避过脸去，不愿多谈，我很难判断他是否因为觉得投白票让人难为情，但起码不是每个人都看起来像在社交网站上一样对白票自信。

4月17日选举后快速点票的结果显示，佐科-阿敏组合获得了选举胜利。一般来说，快速点票的结果，和5月22日将公布的最终结果出入不会很大。然而普拉博沃一再表态自己才是胜选的一方，准备发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佐科政府则以维稳态势回应……印尼的多元一体，真的不可避免走向歧路了吗？

在选举后的雅加达，我们访谈了资深的印尼时政记者桑多索（Aboeprijadi Santoso）。

桑多索是一本行走的印尼政治百科全书，也是充满激情的记者和联络者。他1947年出生于东爪哇的勿里达（Blitar），是苏加诺老乡，毕业于阿姆斯特丹大学。1985年始，他正式工作于荷兰国际广播电台（Radio Nederland Wereldomroep），负责东南亚的政治、历史、社会报导。他有自己独特的报导风格，1986年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莫斯科的反戈尔巴乔夫政变、柬埔寨金边的冲突等等，他都在现场。

作为苏哈托政权尖锐的批评者，1998年之前，他不能自由出入印尼。他最有名的报导是贯穿整个90年代的对东帝汶持续、深度、一手的系列报导，是推动东帝汶事件受国际关注的重要力量之一，1995年出版专著《东帝汶：悲剧与背叛》（Timor Timur: Tragedi & Pengkhianatan）。东帝汶之后，他的关切转移到其他内部冲突地带，如亚齐、安汶、巴布亚等。2007年，他从荷兰国际广播电台正式退休，以自由记者的身份继续活跃在东南亚，尤其是印尼政治报导的一线，供稿于《雅加达邮报》、《New Mandala》等报刊。在桑多索看来，佐科和普拉博沃在选战中体现的截然不同的气质，反映着当今印尼社会的撕裂和纠结。

访谈：

古怪的军人vs平凡的家具商

端：从你的观察出发，你会如何描述竞选连任的总统佐科·维多多（“佐科威”）和挑战者普拉博沃？他们在印尼政治的语境中分别意味着什么？

桑多索：先谈谈普拉博沃吧。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很知识分子，有着十足的政治头脑。他的父亲苏密特罗（Sumitro Djojohadikusumo）是印尼第一个经济学博士。苏密特罗早年是苏加诺政府的贸易与工业部长，后来担任财政部长。1950年代中期，在他担任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时，他和福特基金会联合发起了“伯克利黑帮”计划，逐步把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改造成为了一个美国式的经济、统计、工商管理学院。

1958年，苏密特罗卷入了由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PRRI/Permesta）叛乱。在主要分布于外岛的叛军被镇压后，苏密特罗被流放。所以普拉博沃虽然出生在雅加达，但他成长于海外，一开始不太会讲印尼语。1960年代末，随着苏哈托将军政变上台，他随父亲回到印尼。1968年6月，苏哈托组建了“发展内阁”，把国家的经济大权交给了包括苏密特罗在内的“伯克利黑帮”。

普拉博沃善于承诺，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在军旅生涯开始后，他意识到自己应该接近权力核心，他就接近了苏哈托的女儿蒂蒂·苏哈托（Titiek Soeharto），两个人最终结婚。他的整个人生都在展现一个人要如何接近权力、取得权力。这是一个印尼的成功学样本。

端：你曾经在文章中写到，普拉博沃手上有一系列的人权污点。这是怎么回事？

桑多索：问题主要是在东帝汶。1976年他随陆军精英特种部队（Kopassus）派去东帝汶。他手下的部队杀害了当时东帝汶独立运动的首任总理、游击队领袖洛巴托（Nicolau dos Reis Lobato）。除此之外，在东帝汶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情，是1983年9月的克拉拉斯屠杀（Kraras massacre），这件事在印尼还不是很有名。那年8月，东帝汶革命阵线杀死了16名印尼军人，9月，军队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我想这是东帝汶自1965年以来最恶劣的屠杀，包括妇女、平民在内的大概有300人被杀。这个故事在印尼并不为人所知，我和朋友曾写过一些报导。普拉博沃当时正在东帝汶某处，指挥杀害和逮捕了不少人，其中并不都是武装人员，有一些还是平民。

普拉博沃这个人，直到1998年2月都有一种为所欲为的感觉。他很聪明，读书极多，比佐科要多。1998年苏哈托倒台的时候，他曾试图煽动军方以便夺权。在军方内部非常混乱的斗争后，普拉博沃被炒鱿鱼了。他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被军队解雇的将军，所以他是一个“前将军”。我见过一些普拉博沃的好朋友，他们都不太理解他，说他一向不太稳定。现在，佐科看起来肯定是赢了，然而普拉博沃仍然会说赢的是自己。

其实说起来，普拉博沃的选举工程比佐科强多了。佐科是总统，本应在选举工程上更出色的。五年前，佐科的选举工程就做得更好。

端：说到佐科，在印尼遇到的很多人觉得他软弱，还有人说佐科是前总统梅加瓦蒂（Mekawati Sukarnoputri）的傀儡。

桑多索：一开始肯定是的！梅加瓦蒂确实是极其重要的政治人物，是印度尼西亚斗争民主党（PDI-P）毫无疑问的领袖。相比之下，佐科似乎毫无专长，更像一个卖家具的商人。但他之前对梭罗市（Surakarta）的治理极其成功，梭罗变得整洁、干净，市场兴旺，普通市民都很高兴。2012年，他被推举为雅加达省长时，普拉博沃还是支持者之一。2014年，佐科参选总统，因为佐科并不属于政党建制，梅加瓦蒂甚至想过要换人，但人们不支持她。在最后时刻，梅加瓦蒂同意了派佐科出选。

佐科就像一个你在街上会碰到的普通的爪哇人，平缓、友善，很难变得强硬。

端：这也是他营销自己的方式吧？表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

桑多索：他表演，但他也的确是个普通人。他是苏哈托倒台之后第一个“干净”的总统，没有腐败、没有恶劣人权纪录等等。在2014年，所有人都支持他，每个人都感到很高兴。但是到了第二次，就不好说了，人们又有了一些别的疑虑。

印尼人可能也已经厌倦于强人政治了。

端：然而他又在经济上很强势。推行了很多大工程。

桑多索：他有一些经济上的决心，比如在爪哇以外的地方大兴基建。还有雅加达的地铁，四十年过去，终于通车了。但在领导力上，佐科显得疲弱。比如有一个苏门答腊的案子，一名女性只是投诉了清真寺的广播声音太大，就因此被判刑。佐科对此仅仅保持沉默。他说，我不想要介入宗教议题。其实在判决之前，佐科是可以进行政治干预的，但他一开始就沉默了。之前华裔的雅加达省长“阿学”（钟万学）被伊斯兰教保守派攻击、起诉而最终下狱时的问题也是如此。他知道，但他不讨论。他受欢迎，在一般的民主政治里，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应该很强大，对吧？但他却很弱。

印尼人可能也已经厌倦于强人政治了，尤其是苏哈托的三十多年，人民非常疲惫，佐科这个“普通人”就像一股清流。他可以是一个胜任的企业管理者，但不太像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家。我希望五年下来，他能有些进步。

死亡人数最多、最极化的选举

端：印尼人对今年的选举格外有热情，投票率最后高达 81%。在欧美国家几乎不敢想像。但结果是选务人员的工作量也变得巨大，数百人在选举期间过劳殉职了。很多中文读者对这样的新闻感到惊讶，甚至担心这是假新闻。印尼人是如何讨论和理解这一切的呢？

桑多索：对，这很疯狂。投票那天我在一个村里。根据规则，早上6点要开始工作，投票要在中午12点完成，这个期限成了很大的问题。你想像一下每一张票的统计过程，都是要计票人员从票箱拿出来，然后高高举起，唱票——一号！二号！，再有就是投票箱要运输，甚至要通过河流。这都是高强度的工作。而且因为这次选举是“五合一”的，要做的事情特别多。但如果不这么做，预算又会特别高昂。

我认为五合一太夸张了。大家倒是没有怪罪现佐科政府，而是怪罪国会，因为这是国会制定的法律的结果。法律应该要修改，为选举工作提供更多的时间。这次五合一选举很累，选举人员薪水也很低，大概就每人50万印尼盾（约272港币）吧。

端：这次投票率非常高，是因为选战激烈吗？你说过这次选举是“肮脏”的，充斥着媒体骗局，是怎么一回事？

桑多索：这次大选，我们看到两个非常对立的候选人，竞争激烈。伊斯兰议题、现总统佐科是不是共产党等等的宗教、政治议题，都吸引了很多人参与。人们想要更开明或者更宗教化的国家。很多人厌倦了这些身份政治议题，担心国家的团结。

选举中的社交媒体非常有力量，在乡村都能感受得到。普拉博沃所到之处，到处都是人。他的阵营做了很多宣传，比如“现在的物价太高了”、通货膨胀了。但其实根本没有通胀的问题（2018年印尼录得3.2%通胀，5.1%GDP增长）。他们还做了一些事情，比如控诉佐科是共产党。而这是不可能的，1965年清洗共产党的时候，佐科才四岁！他从来没有在印尼共产党中活跃过。可就是这种流言在乡村特别流行。

端：我们看到，在选举结果上不同地区之间似乎有着特别大的分歧。

桑多索：这次选举暴露了地域上的问题。那些支持普拉博沃的人，大部分来自爪哇岛之外。像西苏门答腊、亚齐、西苏拉威西、南苏拉威西等。然而大部分的印尼国民都生活在爪哇岛上，东爪哇和中爪哇是佐科的铁票区；西爪哇则以巽他人为主，主要支持普拉博沃。

像亚齐（1970年代以来分离主义高涨，目前是全印尼唯一一个实施伊斯兰教法的省份），就有80%以上的人支持普拉博沃，而巴厘岛的佐科支持率达90%，是亚齐的反面。少数教派如天主教徒、印度教徒，几乎都支持佐科。

这造成了一个问题：一些普通人和军人因为害怕印尼的分裂，可能还在期待一个强人的出现。人们着迷于如何团结印尼、给印尼一个共同认同，这叫做NKRI（Negara Kesatuan Republik Indonesia），意思是国家团结统一。人们希望处理好如亚齐、巴布亚的分裂主义，激进伊斯兰的武装反叛等等难题。在大选之后，我们也有潜在的分裂问题，有外岛的伊斯兰教与爪哇式宽容的伊斯兰教之间的问题。所以有一些人希望可以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比如军方，来解决这些事情。

分化的伊斯兰，族群政治的暗流

端：你提到外岛伊斯兰和爪哇伊斯兰之间的问题，这指的是什么？

桑多索：这是说印尼的穆斯林更分化了。1980年代末以来，苏哈托不再相信某些将军了，他尝试获得穆斯林的支持，所以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U）和穆罕马迪亚（Muhammadiyah）这些庞大的伊斯兰组织势力大增。

而他们之外的新的穆斯林组织，很多更偏瓦哈比派，变得激进。从意识形态来说，这些组织永远不会团结，他们只会更分裂。但因为印尼大多数人口是穆斯林，他们总说自己是大多数，是印尼“人民”，但是穆斯林是很多元的。

端：佐科的政府是如何面对分化的伊斯兰的呢？

桑多索：政府会更依靠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和穆罕马迪亚这样的大型组织，这也是为什么佐科选择伊斯兰学者阿敏（Ma’ruf Amin）做搭档的原因。阿敏今年76岁了。他当年仅仅因为钟万学是基督徒和华人，就带头指控阿学侮辱伊斯兰。佐科和阿学关系密切，如今他却选择和阿敏搭档。

端：据我们的了解，很多中产阶级的穆斯林支持普拉博沃？相比之下，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的地盘更集中在乡村的、传统爪哇的地方？

桑多索：也不尽然，他们也分布在城市，不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在乡村的确是很传统的。普拉博沃的支持者则很多是城市新兴的中、下中产阶级。这其实也是我在思考的问题，今天的印尼是寡头体制的，你需要很多钱去参加政治。佐科和普拉博沃都受到一些企业寡头的支持，但两大穆斯林组织之外的这些穆斯林小团体呢，他们并没有钱。如果没有寡头支持，他们就无法进入这个游戏。所以虽然普拉博沃不是虔诚的穆斯林——他妈妈是基督徒——他小时候甚至是在基督徒环境里成长的，尽管如此，激进的伊斯兰小团体还是会支持他，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支持了。

在另一边，则是佐科代表的爪哇式穆斯林，他们跟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的关系更紧密，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也支持他。

端：佐科选择马鲁夫·阿敏做搭档，这可以说明佐科也越来越保守了吗？

桑多索：这是因为他们需要最大的穆斯林群众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U）的大力支持，马鲁夫·阿敏是知名的穆斯林学者。除此之外，阿敏自己也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保守派。佐科需要阿敏和伊斯兰教士联合会来加强他的伊斯兰教形象，安抚与普拉博沃结盟的强大的、饥渴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并设法加强西爪哇、爪哇外各岛、以及国家立法机构对佐科的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敏到底能不能帮到佐科，还不能确定。

端：苏哈托时期的印尼伊斯兰是什么样的？我听过一些人讲述，在1960年代，在雅加达可以看到更多的“头发”，大家不穿戴头巾，似乎没有那么“宗教”。

桑多索：大面积戴头巾是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这是另一个“想像中的团结”。发生在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能量非常巨大——伊朗人打跑了美国人，造成了全球影响。这给了印尼穆斯林一些力量。即使两地的教派不太相同，但毕竟都是伊斯兰教。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很少有女性穿戴头巾，现在却很普遍了。不过“虔诚”或者“传统”，并不代表着她们就是激进的，要区分这两者。

激进的极端分子是一个问题。比如繁荣公正党（Prosperous Justice Party）——土耳其式伊斯兰。他们跟穆斯林兄弟会有关系，现在是一个强大的穆斯林政党。还有印尼伊斯兰解放党（Hizbut Tahrir），他们不是政党，更像一个大众组织，在去年被禁。但是类似的小的伊斯兰组织还有很多。我在日惹遇到了一个社会学家，他告诉我一个很惊人的事情，两年前伊斯兰恐怖主义在菲律宾马拉维的暴动，有不少印尼人参与。

端：我还想了解潘查希拉这个概念的力量和影响力。像是斗争民主党就以潘查希拉为格言，那它在团结国家上，还足够有效、足够有影响力吗？

桑多索：是的，潘查希拉毕竟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啊。它意味着五件事情：信仰神道（可以不是伊斯兰教）、人道主义、团结统一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正义。只不过它也被误用了很多次了，像是1965年的大屠杀，杀戮者说自己拥有潘查希拉，所以可以战胜共产主义。然而他们的“战胜”方式是杀戮，这是违背潘查希拉的啊。潘查希拉可以用很多种方式解读，在苏加诺时期，被强调的是民族主义。而如今看来，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应并驾齐驱，而不是彼此冲突。印尼必须要解决好遗留的人权问题。

端：我们想知道，华人和印尼其他族群的关系现在是怎样的？

桑多索：在雅加达省长选举中打败钟万学的阿尼斯（Anies Baswedan），是普拉博沃的盟友。他当选为新省长的第一天就说，要让土著（pribumi）“再次觉醒”。pribumi是一个来源自殖民主义时期的种族主义概念，与“外国人”相对，其实就是在针对华人。这个词其实是已经被1998-1999年的哈比比（B. J. Habibie）政府禁止了，为的是不再制造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对立。公开使用pribumi是非法的，是可以被起诉的，但还没人试着起诉过。

现在印尼对于华人也有了区别出生地的词语了，像“本国人”（Orang Aseng）就是指印尼华人，中国人则是“外国人”（Orang Asing），不再混为一谈。

在今天，华人富豪会更多支持佐科，人们都想要安全，所以大资本，包括华人富商，是支持佐科的，而更多的中小企业主则支持普拉博沃。

新寡头的崛起是苏哈托专制政权垮台的结果——就像上个世纪苏联苏维埃政权转型后发生的那样。

端：你似乎不断强调印尼的选举政治和金钱力量的关系。

桑多索：印尼政治在走向寡头体制，这和苏哈托时期不一样。新寡头的崛起是苏哈托专制政权垮台的结果——就像上个世纪苏联苏维埃政权转型后发生的那样。在印尼的案例中，你能看到执政的专业集团党的分裂，与新政党的崛起。以曾经的民主党的苏西洛和大印尼行动党的普拉博沃为例，这些新政党都由一个富有和强大的军人领导，这就像苏联的党政要员摇身一变成了新政权的寡头。因为需要贿赂地方官员、其他突出的党派和获得商业的赞助，党派活动尤其是竞选工程花费甚大，生意和政治正在合流，有钱才能从政。就这样，政治成了为自己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高成本活动。

选举法设立门槛以限制总统候选人的人数，于是只有大寡头支持的大党才能推举总统候选人。因此梅加瓦蒂、专业集团党的领袖、普拉博沃、苏西洛和其他的几个人将来一定会是重要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