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白宮戰情室密件」一窺美國眼中的八九民運

編按：近年英美政府保存的「六四事件」檔案陸續解封，民間掀起解密潮。六四三十周年，《端傳媒》與「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共同策劃，翻查「白宮戰情室六四檔案」，試圖還原六四事件期間美國駐華人員如何預測中國政、經局勢走向；檔案中也看到出兵鎮壓後，各地駐華領事描述中共當局意圖操控輿論，製造假新聞「漂白」鎮壓事件。

自第31任總統胡佛以來，歷任美國總統都會在家鄉所屬的州設立自己的總統圖書館，存放任內的白宮決策文件。根據這個慣例，1989年1月就任職美國總統的老布殊（布希、布什）亦在家鄉德州建立總統圖書館，其中存放了286份六四事件有關的公開信、報告、電報、會議紀錄等，更包括由美國駐華領事人員親手撰寫的「白宮戰情室報告」。

「白宮戰情室」由前總統約翰甘迺迪在1961年豬灣事件時成立，旨在為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顧問及總統提供情報及危機處理支援。戰情室主要工作是為總統、副總統、白宮高級人員提供日常匯報。日常匯報工作包括一份名為《早報》（Morning Book）的國家情報系統報告，內附國家情報日報（National Intelligence Daily）、國務院早晨簡報、外交電報、情報報告等，並放在國家安全顧問的坐駕上，另帶一份中央情報局（CIA）為總統準備的《總統每日簡報》（President\”s Daily Brief），惟因情報內容異常重要，故由中央情報局人員親自交給總統及國安會高層。由於戰情室每日更新最新局勢發展，對於掌握1989年天安門事件前後中國各地狀況及局勢研判，屬於不可多得的歷史資料。

基於上述的架構設計，在老布殊總統圖書館的「戰情室報告」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由美國駐華大使及駐上海、成都、瀋陽總領事撰寫，並提交到美國國務卿的每日報告，部分更會轉發到美國印太司令部。這些每日報告內容包括使領館人員於各地所收集的新聞整理、消息匯編、工作內容報告及初步局勢研究等。

第二類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寫給國家安全局局長的戰情報告。由於《美國資訊自由法》規定，涉及國家安全的保密資料可以豁免公開，故總統圖書館內有關天安門事件發展的中央情報局戰情報告現時整份文件列作「Denied in Full（全面拒絕）」類別而不予公開，但根據現時公開的「每日報告」，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美國領事系統提交給國安會、國安顧問及總統對於六四前後各地局勢變化及中共領導層變動的第一手觀察及分析。

「中式人為洗白」與「大謊言運動」

美國駐上海總領事描述，北京當局在鎮壓事件發生後的作為，旨在令民眾對於外媒報道產生懷疑，他並形容這類反宣傳活動為「中式人為洗白」。


在天安門鎮壓發生後，美方一直追踪北京、瀋陽、上海、成都、廣州等地局勢變化，除了觀察當局如何在城內調配軍隊外，也特別留意到當局在各地進行的反宣傳活動。美國駐上海總領事Charles Sylvester在「戰情室報告」描述，北京當局在鎮壓事件發生後，除了在官方媒體通篇批評學運外，亦開始透過一系列「目擊者報告」及書信去批評《美國之音》等媒體發放假新聞「造謠」，上海及整個華東地區的各大電視台重覆官方對北京事態發展的講法，當中上海電視台反覆播放一系列名為「北京真相」的節目。他認為此舉旨在令民眾對於外媒報道產生懷疑，並形容這類反宣傳活動為「中式人為洗白」（artful Chinese white-wash）。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R. Lilley）甚至在另一份戰情室報告中形容是「大謊言運動」（Big Lie Campaign）。

這類反宣傳不單是「打空戰」，Charles Sylvester在戰情室報告中亦留意到，上海市內的居民委員會及政策部門也參與其中，他們會在市內各處設立大聲公及宣傳站，並派出多架宣傳車在大街上四處廣播，連公安局前門亦擺放了多支大聲公，大肆宣傳「恐怖的北京反革命活動已經被鎮壓了」，呼籲上海市民復工。

不少人或會懷疑這種單向度宣傳的實際成效有多大，Charles Sylvester認為這類「中式人為洗白」有一定影響力。他在報告中形容，不少原本被認為較理性的外國人都被說服，並提到一名不具名的外國駐上海代表曾與美方使館人員談及官方反宣傳的意見，對方表示「或者他們（居民委員會）所說是對的，畢竟誰真的看到軍隊曾經射殺過無辜的婦孺？」反映官方反宣傳有一定效用。Charles Sylvester這裡特意在「意見」部分下了一個註腳，表示外國人雖然不會立即相信官方講法，但觀察所見，大部分上海市民眾「不知道有什麼可以相信了」，有機會動搖他們對於北京鎮壓事件的理解。

李潔明在報告中提到，天津領導層內部並非一面倒反對學運，例如天津市外經貿委副主任張煒以辭職抗議戒嚴令，大批民眾到其住所表示支持。


若然比較美國不同駐地使館所撰寫的戰情室報告，不難發現官方宣傳策略的成效因地而異。譬如李潔明發回的一份報告以「大話（說謊）在天津不管用（The Big Lie Isn’t Working In Tianjin）」為題，指出北京發生鎮壓時，天津市面沒有太大反應，市民及官員沒有公開批評當局鎮壓行為，但往往私下向美國使館人員質疑官方說法的準確性，並打探方勵之及吾爾開希等人下落。例如有餐廳待應一見使館人員在看《天津日報》便大聲叫道：「這報只會撒謊」；有路邊小販一見使館人員外國人的面孔，便問到「你是否美國人」、「是記者嗎」，當知道是在使館工作後，對方便說「噢，告訴我有關方勵之的事！」。他們在李潔明的報告中被形容為「渴求不同觀點的人」（extremely interested in hearing differing viewpoints）。

李潔明分析天津民眾之所以較其它地區懷疑官方說法，除了官方事後快速應對事件外，其中一個原因是天津與北京相距較近，兩地只有兩個小時的火車車程，不少天津市民都有參與及目睹天安門鎮壓景象。李潔明報告中又提到，天津領導層內部並非一面倒反對學運，例如天津市外經貿委副主任張煒以辭職抗議戒嚴令，大批民眾到其住所表示支持，事件反映民眾普遍對政府抱有不信任。

由於官方宣傳攻勢在天津等地不甚奏效，當局便要改變官方宣傳。若然說上海當局以大聲公播音的反宣傳手法是製造另類「天安門真相」，李潔明在戰情室報告中指出，或者因為天津當局意識到民眾對於官方講法抱有懷疑（populace\”s skepticism），所以市政府宣傳機器不是旨在說明「政府是對」，而是警告民眾「不要讓同類事件在這裡發生」（Not letting it happen here），天津市政府打出的口號是「防止動亂」、「保護人民」、「保護天津」、「防止流血」。

「一切正常」運動

中方在天安門事件後其實積極與留華外商進行訪問，營造中國仍然適合投資的景象，一份戰情室報告引述一位外國代表表示，上海傳媒機構有一天突然派記者到自己公司，表示要撰寫報道讚揚該公司在「動蕩時刻沒有放棄上海」。

這類「洗白」固然一方面旨在針對平民，防止他們同情學生，與此同時是針對外商。在六四事件發生後，外資企業大舉撤資中國，為了拉攏外資回華做生意，當局公開作出呼籲。根據《大公報》6月16日報道，由於外商擔心中國是否維持對外開放政策，滬蘇浙等地官員紛紛訪問當地中外合資企業；時任深圳市市長李灝亦呼籲國外投資者支持特區經濟建設；《大公報》亦報道，時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鄭拓彬在6月15日表示需要「讓更多的外國廠商看到，中國的局勢是穩定的，在中國投資是安全的，中國的政策是有連續性的」，國家旅遊局同日亦發表公告，稱「海外來華旅遊觀光者的人身安全一直沒有發生問題，是可以有保證的」。

為了令外國人相信國內局勢已受控制，大陸當局特意訪問不少在華外國商人，李潔明在戰情室報告中形容是「一切正常」運動（Back to Normal Propaganda Campaign），他亦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天津市政府收到指令，要求當局必須小心處理外國人，因為「他們想法跟我們不一樣」。雖然李潔明沒有詳述大陸當局如何「小心處理」，但從其他戰情室報告中見，中方天安門事件後積極與留華外商進行訪問，營造中國仍然適合投資的景象。Charles Sylvester在戰情室報告中提到，有不具體的外國代表向美國駐上海領使館人員表示，上海傳媒機構有一天突然派記者到自己公司，表示要撰寫報道讚揚該公司在「動蕩時刻沒有放棄上海」。

美方一直留意中國政府的宣傳策略，其中之一是當時一部分美國商人非常急於回華做生意，根據一份由美國國務卿貝克交給駐華大使的戰情室報告可見，當時美方估計最少有50名美國商人滯留在香港，他們急於由返回中國繼續做生意，而其他外國領使館亦面對同樣問題。貝克在報告中指出，擔心過早回華很容易發放「錯誤信息」。雖報告沒有具體指出「錯誤信息」所指何事，但可以肯定的是，美方當時的角色主要是針對回華的美國商人，防止他們成為中共宣傳機器所利用。

不過，這不代表外商百分百相信官方說法，相反地還有可能惹來外商的反感。李潔明在報告中表示，自己曾經向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官員反映，在華經商的美國商人主要有四大憂慮，官方一系列反宣傳的「洗白」活動就是其中之一，其餘則為：北京實施戒嚴令、北京街頭處處都是解放軍、當局公然處決異見分子。


阻撓記者 控制輿論

大陸當局除了透過不同方法製造論述外，與此同時便是控制資訊，其中一個打擊對象便是身在中國的外國和香港記者，防止將學運的採訪資料穿越中國的封鎖線送到境外。為此，中國政府採取各種方式阻撓、騷擾記者採訪，而這些針對記者的舉動早在五月底已經出現。北京當局5月底頒布《戒嚴令》後，已經逐步收緊對外國記者限制，如當局5月20日頒布的第三號《北京市人民政府令》提到，戒嚴期間，未經北京市政府批准，外國及港澳台記者「不得進入機構、團體、學校、廠礦、企業、街道進行採訪、拍照、錄相等活動」，一旦違返規定，當局強調「執勤人員有權予以制止」。至5月底，當局開始加強對外國記者管制，如中央電視台在5月30日報道外交部通知，警告外國人及外國記者必須留意當局規定。



戈爾巴喬夫離開中國翌日，北京政府開始中止實時影像傳輸。當局甚至派出官員到喜來登長城飯店，直接拔去酒店衞星傳送器的電掣（插頭），並拆走部分零件。

除此之外，當局亦加緊對外國記者施壓。據美國駐華大使館所知，北京公安局在5月底開始陸續警告美國廣播公司（ABC）及香港亞洲電視（ATV）不要再報道北京學生運動，英國廣播公司（BBC）首席駐華記者更被恐嚇後果自負。美國CNN亦受到當地公安騷擾，加拿大廣播公司甚至收到中方官員提醒，表示該公司記者以旅遊簽證入境，不應進行採訪及直播活動。

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中國當局亦在外國記者的簽證下工夫。六四事件前後，外國記者主要用兩類簽證入境，除了上述提到的旅遊簽證外，一部分外國記者是用採訪時任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戈巴契夫）訪華時申請的工作簽證入境，但相關簽證當時已經過期。記者曾向中國外交部查詢，但中方表明不會續簽，但表示由於工作簽證已經過期，記者亦不能在此重要時刻選擇離境，故記者在無奈下只能繼續留在北京採訪。事實上，早在鎮壓發生前，中國當局在5月30日已經指兩名英國記者違返旅遊簽證限制，在成都拍攝並訪問兩名學生，故成都公安局下令驅逐該兩名記者。

面對中方5月底突然加強對外國記者施壓，美國駐華大使館形容事情變得有點混沌不明，甚至在報告用上中國成語「殺雞儆猴」（kill the rooster to scare the monkey），指中國會驅逐一兩名記者去警告其他外國記者不要再報道事件。然而，這不減採訪工作，報告指大部分記者計劃繼續採訪工作，希望利用國際輿論去防止當局強力鎮壓，部分記者甚至對當局可能發動鎮壓作好了準備。

外國傳媒機構六四期間都要靠衞星天線進行實時轉播廣場上的影像，1987年至1995年間CNN北京分社社長齊邁可（Mike Chinoy）早前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表示，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5月15日訪華，CNN和其他外國媒體獲大陸政府許可自帶碟形衛星天線，到戈爾巴喬夫離開中國翌日，北京政府開始中止實時影像傳輸。在齊邁可記錄中，有兩名大陸官員來到CNN下榻的喜來登長城飯店，要求停止信號傳輸，及後只能用電話進行實時報導，並將影帶亦偷偷帶到香港或東京。

根據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文化處在5月30日記載，北京當局甚至派出官員到喜來登長城飯店，直接拔去酒店衞星傳送器的電掣（插頭），並拆走部分零件。由於衞星傳送器無法使用，一眾外國記者無法進行實時報道。實時報道被中斷，記者只能用電話繼續報道事件，直至CNN借出零件，才能繼續將實時影像傳送回國，可惜只能以黑白形式傳送。

事實上，在上述「拔掣事件」發生前一星期，當局已經逐步收緊對外國媒體的限制。根據李潔明撰寫的多份戰情室報告顯示，隨着戒嚴令在5月20日生效，CNN、NBC、CBS自家的地面收發站被迫停用，有新聞機構亦被當局恐嚇會中斷其長途電話。當局雖然容許外國電視台使用中國電視台的衞星，但不給予任何收發時間，CNN等多間主要美國新聞機構更被北京當局要求中斷每日午夜12點後的衞星廣播，當時有機構已指事件有政治意味。儘管限制處處，不少記者則選擇無視禁令繼續拍攝，並託即將離開中國的旅客將影帶帶回美國。

為了防止採訪片段流出國外，當局往往仔細檢查記者隨行物品，例如多名駐北京的美國記者向美國大使館指，外國記者離開北京時，機場的海關人員都仔細逐一翻查他們的行李，一有錄影帶，都會被充公，一名美國新聞雜誌攝影記者的兩部相機及護照亦被收走。採訪過示威現場的記者都會被公安局警告不要報道他們的所見所聞。然而，記者事後通常選擇低調行事，希望當局早日歸還被收走的財物。

鎮壓發生後，新聞管制再度收緊。為了限制外國記者活動範圍，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6月10日向所有外國領使館傳達口頭通告，要求駐京外國記者若要跨省採訪，需要10日前向當局申請批文，又批評部分記者在上海違法採訪，故要求各國領使館須通知記者，以防「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使館回應時沒有積極配合，強調固然不希望意外發生，但表示其職責不包括規定美國公民在華活動。

外國記者向美國駐華大使館投訴，在6月10至11日期間被中國當局大規模騷擾及監視，其中有記者表示自己6月11日在上海同濟大學內採訪時，多名身穿便服的人將自己趕離校園，同樣地復旦大學亦有暴徒將另一名記者趕走。另一個上海消息人士向美方表示，無論記者到哪裡，都有黑色房車尾隨其後。

另一個重要課題便是「資訊戰」，即大陸當局嘗試透過不同方式去影響民眾如何理解六四。

戰情室報告：洩形勢分析切入點

除了反映事實情況以外，「白宮戰情室」檔案也讓外界有機會一窺美方如何評估及分析中國局勢變化。「戰情室報告」大體分為兩部分，一是當地領事人員撰寫的當地局勢概況，當中除了整理官方公告及發言、新聞機構報道及街頭觀察外，亦透過接觸各個消息人士而整理出來的匯報及意見，後者往往以「Informant」或「Contact」去標示，惟因《資訊自由法》關係，具體姓名及消息人士背景往往會隱去。

另一種是美國使館人員基於當地局勢最近距離觀察，往往在戰情室報告文末部分加入自己的見解，並以「Comment（意見）」形式分開編註。

另一種是美國使館人員基於當地局勢最近距離觀察而作出初步形勢分析，他們往往在戰情室報告文末部分加入自己的見解，並以「Comment（意見）」形式分開編注。雖然這些消息人士對局勢分析未必精確，部分分析只是一廂情願，最後沒有實現，而使館人員亦未必完全盡信消息的報告，但領事人員往往在「意見」中說明這道消息如何提供切入點，有助美方高層了解中國當局，故這些戰情室報告其實有助了解美方對於中國問題的觀察。

局勢分析報告便是針對中共領導局的觀察及分析，當中尤其關心保守派在天安門事件後能否繼續掌握？白宮戰情室報告內有一份由美國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6月21日發送給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室（Defense Attaché Office）的戰情室電報，由於檔案涉及美國國家偵察局及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相關檔案中的官員名字都被隱去，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份電報至少涉及「國防情報局」、「美國國家偵察局」及「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三大情報部門。



姓名被隱去的國防情報局官員認為保守派掌握中國國政的狀態只會維持一段短時間，鄧小平與保守派的強硬派聯盟只是為了壓制民主運動而締結的「政治婚姻」。

負責發送這份電報、但姓名被隱去的國防情報局官員指出，自己六四過後一知道江澤民取代趙紫陽成為中共總書記，對此固然感到意外，但一直認為保守派掌握中國國政的狀態只會維持一段短時間，鄧小平與保守派的強硬派聯盟只是為了壓制民主運動而締結的「政治婚姻」（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六四後的清算、打壓等事件並未解決未來領導人選的問題，最多只是顯示了保守派的最後反擊。該官員認為若鄧小平去世或失勢，中共將會失去可以團結不同派別的力量。之後將會是一系列不穩定、短命的保守派聯盟上台，這些保守派聯盟會由中共老人和其黨羽組成。他們無能力、無遠見維持社會穩定和作出長遠經濟發展需要的決策。

更重要的是，上述國防情報局官員認為，除非中共老人陸續「退場」——不論是因為去世還是政治清洗——否則保守派聯盟根本無法為中國長遠穩定著想，而將政治改革重新放到中國改革議程當中。美國認為保守派這些「缺陷」會削弱保守路線，最終會失信於公眾。美國估計三年內，中國迫切的經濟問題將會使溫和派重新擔任一些重要職位，最終會使處事作風靈活實際的領導層上台。

報告引述消息人士估計，雖然外資最後會回到中國發展，但血腥鎮壓的陰霾會令他們避免參與長期發展計劃。

除了領導層變動，美方在天安門事件後亦關心「中國局勢如何走」的課題。在一份由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送出的白宮戰情室報告顯示，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人員在6月10日問到多名消息人士對於中國未來局勢的分析。雖則消息人士身份都被隱去，我們無法直接得悉這些消息人士背景，但根據駐上海總領事Charles Sylvester在「意見」部分的陳述，他提到「上海知識分子社群（Intellectual Community）」及「大部分消息人士都繼續期望改革」。

戰情室報告中首要關心北京學運及鎮壓活動會否衝擊中國經濟狀況，甚至有機會演變成城市動亂。報告引述消息人士估計，雖然外資最後會回到中國發展，但血腥鎮壓的陰霾會令他們避免參與長期發展計劃。再加上整個鎮壓過程需要軍隊的支持，這種強硬路線需要當局日後用用巨額軍費開支維持，會對日後公共財政造成壓力，有機會釀成比天安門事件更大型的反抗運動。

農民在戰情室報告中亦是另一個不穩定因素。報告引述同一批消息人士指，城市有大量勞務派遣工及常住人口，一旦城市經濟收縮，故被迫返回農村，但同時無地可耕，則容易演變成抗爭活動。

上海知識界對於前景相當消極，雖然改革派希望中國可以持續地推行改革及民主化，但至少短期內肯定無望。

不過，在美方眼中，這些分析重點不是這些沙盤推演多大程度會發生，使館人員亦未必認同消息人士所有講法。美國駐上海總領事Charles Sylvester當時在「意見」部分雖然沒有點明哪個方案最有可能，但報告則指出上海當時有成千上萬的移民工，而使領人員親自接觸臨時工，發現他們對於官方宣傳徹底不信任，但又表示示威活動打亂了建材的運送，短期內無法開工，加上當時城市內的工程項目減少，市政府亦煩惱如何安置城內失業的建築工人。由此可見，在Charles Sylvester眼中，城市工人的不滿有機會是未來社會不滿的根源。

Charles Sylvester根據這些來自上海知識分子圈子的消息人士對於局勢描述，認為當時上海知識界對於前景相當消極，雖然改革派希望中國可以持續地推行改革及民主化，但至少短期內肯定無望。


「戰情室報告」生動地呈現美國在六四期間對於中國局勢的研判，屬於美方對華的最前線消息來源之一。基於美國《資訊自由法》所限，現在戰情室報告只公開了涉及使館系統交給白宮的分析，其他重要情報部門如中央情報局等檔案沒有解封，亦不包括由白宮戰情室發出的總統決定。這難免令人好奇，這些情報機構對於中國局勢研判究竟與使館系統的分析有何出入？兩者所作出的局勢判研在「後六四」對華政策制訂上扮演什麼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