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宫战情室密件”一窥美国眼中的八九民运

编按：近年英美政府保存的“六四事件”档案陆续解封，民间掀起解密潮。六四三十周年，《端传媒》与“香港前途研究计划”共同策划，翻查“白宫战情室六四档案”，试图还原六四事件期间美国驻华人员如何预测中国政、经局势走向；档案中也看到出兵镇压后，各地驻华领事描述中共当局意图操控舆论，制造假新闻“漂白”镇压事件。

自第31任总统胡佛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会在家乡所属的州设立自己的总统图书馆，存放任内的白宫决策文件。根据这个惯例，1989年1月就任职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布希、布什）亦在家乡德州建立总统图书馆，其中存放了286份六四事件有关的公开信、报告、电报、会议纪录等，更包括由美国驻华领事人员亲手撰写的“白宫战情室报告”。

“白宫战情室”由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猪湾事件时成立，旨在为国家安全会议、国家安全顾问及总统提供情报及危机处理支援。战情室主要工作是为总统、副总统、白宫高级人员提供日常汇报。日常汇报工作包括一份名为《早报》（Morning Book）的国家情报系统报告，内附国家情报日报（National Intelligence Daily）、国务院早晨简报、外交电报、情报报告等，并放在国家安全顾问的坐驾上，另带一份中央情报局（CIA）为总统准备的《总统每日简报》（President\”s Daily Brief），惟因情报内容异常重要，故由中央情报局人员亲自交给总统及国安会高层。由于战情室每日更新最新局势发展，对于掌握1989年天安门事件前后中国各地状况及局势研判，属于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基于上述的架构设计，在老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战情室报告”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美国驻华大使及驻上海、成都、沈阳总领事撰写，并提交到美国国务卿的每日报告，部分更会转发到美国印太司令部。这些每日报告内容包括使领馆人员于各地所收集的新闻整理、消息汇编、工作内容报告及初步局势研究等。

第二类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写给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战情报告。由于《美国信息自由法》规定，涉及国家安全的保密资料可以豁免公开，故总统图书馆内有关天安门事件发展的中央情报局战情报告现时整份文件列作“Denied in Full（全面拒绝）”类别而不予公开，但根据现时公开的“每日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美国领事系统提交给国安会、国安顾问及总统对于六四前后各地局势变化及中共领导层变动的第一手观察及分析。

“中式人为洗白”与“大谎言运动”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描述，北京当局在镇压事件发生后的作为，旨在令民众对于外媒报道产生怀疑，他并形容这类反宣传活动为“中式人为洗白”。


在天安门镇压发生后，美方一直追踪北京、沈阳、上海、成都、广州等地局势变化，除了观察当局如何在城内调配军队外，也特别留意到当局在各地进行的反宣传活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Charles Sylvester在“战情室报告”描述，北京当局在镇压事件发生后，除了在官方媒体通篇批评学运外，亦开始透过一系列“目击者报告”及书信去批评《美国之音》等媒体发放假新闻“造谣”，上海及整个华东地区的各大电视台重复官方对北京事态发展的讲法，当中上海电视台反复播放一系列名为“北京真相”的节目。他认为此举旨在令民众对于外媒报道产生怀疑，并形容这类反宣传活动为“中式人为洗白”（artful Chinese white-wash）。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R. Lilley）甚至在另一份战情室报告中形容是“大谎言运动”（Big Lie Campaign）。

这类反宣传不单是“打空战”，Charles Sylvester在战情室报告中亦留意到，上海市内的居民委员会及政策部门也参与其中，他们会在市内各处设立大声公及宣传站，并派出多架宣传车在大街上四处广播，连公安局前门亦摆放了多支大声公，大肆宣传“恐怖的北京反革命活动已经被镇压了”，呼吁上海市民复工。

不少人或会怀疑这种单向度宣传的实际成效有多大，Charles Sylvester认为这类“中式人为洗白”有一定影响力。他在报告中形容，不少原本被认为较理性的外国人都被说服，并提到一名不具名的外国驻上海代表曾与美方使馆人员谈及官方反宣传的意见，对方表示“或者他们（居民委员会）所说是对的，毕竟谁真的看到军队曾经射杀过无辜的妇孺？”反映官方反宣传有一定效用。Charles Sylvester这里特意在“意见”部分下了一个注脚，表示外国人虽然不会立即相信官方讲法，但观察所见，大部分上海市民众“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相信了”，有机会动摇他们对于北京镇压事件的理解。

李洁明在报告中提到，天津领导层内部并非一面倒反对学运，例如天津市外经贸委副主任张炜以辞职抗议戒严令，大批民众到其住所表示支持。


若然比较美国不同驻地使馆所撰写的战情室报告，不难发现官方宣传策略的成效因地而异。譬如李洁明发回的一份报告以“大话（说谎）在天津不管用（The Big Lie Isn’t Working In Tianjin）”为题，指出北京发生镇压时，天津市面没有太大反应，市民及官员没有公开批评当局镇压行为，但往往私下向美国使馆人员质疑官方说法的准确性，并打探方励之及吾尔开希等人下落。例如有餐厅待应一见使馆人员在看《天津日报》便大声叫道：“这报只会撒谎”；有路边小贩一见使馆人员外国人的面孔，便问到“你是否美国人”、“是记者吗”，当知道是在使馆工作后，对方便说“噢，告诉我有关方励之的事！”。他们在李洁明的报告中被形容为“渴求不同观点的人”（extremely interested in hearing differing viewpoints）。

李洁明分析天津民众之所以较其它地区怀疑官方说法，除了官方事后快速应对事件外，其中一个原因是天津与北京相距较近，两地只有两个小时的火车车程，不少天津市民都有参与及目睹天安门镇压景象。李洁明报告中又提到，天津领导层内部并非一面倒反对学运，例如天津市外经贸委副主任张炜以辞职抗议戒严令，大批民众到其住所表示支持，事件反映民众普遍对政府抱有不信任。

由于官方宣传攻势在天津等地不甚奏效，当局便要改变官方宣传。若然说上海当局以大声公播音的反宣传手法是制造另类“天安门真相”，李洁明在战情室报告中指出，或者因为天津当局意识到民众对于官方讲法抱有怀疑（populace\”s skepticism），所以市政府宣传机器不是旨在说明“政府是对”，而是警告民众“不要让同类事件在这里发生”（Not letting it happen here），天津市政府打出的口号是“防止动乱”、“保护人民”、“保护天津”、“防止流血”。

“一切正常”运动

中方在天安门事件后其实积极与留华外商进行访问，营造中国仍然适合投资的景象，一份战情室报告引述一位外国代表表示，上海传媒机构有一天突然派记者到自己公司，表示要撰写报道赞扬该公司在“动荡时刻没有放弃上海”。

这类“洗白”固然一方面旨在针对平民，防止他们同情学生，与此同时是针对外商。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外资企业大举撤资中国，为了拉拢外资回华做生意，当局公开作出呼吁。根据《大公报》6月16日报道，由于外商担心中国是否维持对外开放政策，沪苏浙等地官员纷纷访问当地中外合资企业；时任深圳市市长李灏亦呼吁国外投资者支持特区经济建设；《大公报》亦报道，时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郑拓彬在6月15日表示需要“让更多的外国厂商看到，中国的局势是稳定的，在中国投资是安全的，中国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国家旅游局同日亦发表公告，称“海外来华旅游观光者的人身安全一直没有发生问题，是可以有保证的”。

为了令外国人相信国内局势已受控制，大陆当局特意访问不少在华外国商人，李洁明在战情室报告中形容是“一切正常”运动（Back to Normal Propaganda Campaign），他亦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天津市政府收到指令，要求当局必须小心处理外国人，因为“他们想法跟我们不一样”。虽然李洁明没有详述大陆当局如何“小心处理”，但从其他战情室报告中见，中方天安门事件后积极与留华外商进行访问，营造中国仍然适合投资的景象。Charles Sylvester在战情室报告中提到，有不具体的外国代表向美国驻上海领使馆人员表示，上海传媒机构有一天突然派记者到自己公司，表示要撰写报道赞扬该公司在“动荡时刻没有放弃上海”。

美方一直留意中国政府的宣传策略，其中之一是当时一部分美国商人非常急于回华做生意，根据一份由美国国务卿贝克交给驻华大使的战情室报告可见，当时美方估计最少有50名美国商人滞留在香港，他们急于由返回中国继续做生意，而其他外国领使馆亦面对同样问题。贝克在报告中指出，担心过早回华很容易发放“错误信息”。虽报告没有具体指出“错误信息”所指何事，但可以肯定的是，美方当时的角色主要是针对回华的美国商人，防止他们成为中共宣传机器所利用。

不过，这不代表外商百分百相信官方说法，相反地还有可能惹来外商的反感。李洁明在报告中表示，自己曾经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官员反映，在华经商的美国商人主要有四大忧虑，官方一系列反宣传的“洗白”活动就是其中之一，其余则为：北京实施戒严令、北京街头处处都是解放军、当局公然处决异见分子。


阻挠记者 控制舆论

大陆当局除了透过不同方法制造论述外，与此同时便是控制信息，其中一个打击对象便是身在中国的外国和香港记者，防止将学运的采访资料穿越中国的封锁线送到境外。为此，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方式阻挠、骚扰记者采访，而这些针对记者的举动早在五月底已经出现。北京当局5月底颁布《戒严令》后，已经逐步收紧对外国记者限制，如当局5月20日颁布的第三号《北京市人民政府令》提到，戒严期间，未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外国及港澳台记者“不得进入机构、团体、学校、厂矿、企业、街道进行采访、拍照、录相等活动”，一旦违返规定，当局强调“执勤人员有权予以制止”。至5月底，当局开始加强对外国记者管制，如中央电视台在5月30日报道外交部通知，警告外国人及外国记者必须留意当局规定。



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翌日，北京政府开始中止实时影像传输。当局甚至派出官员到喜来登长城饭店，直接拔去酒店卫星传送器的电掣（插头），并拆走部分零件。

除此之外，当局亦加紧对外国记者施压。据美国驻华大使馆所知，北京公安局在5月底开始陆续警告美国广播公司（ABC）及香港亚洲电视（ATV）不要再报道北京学生运动，英国广播公司（BBC）首席驻华记者更被恐吓后果自负。美国CNN亦受到当地公安骚扰，加拿大广播公司甚至收到中方官员提醒，表示该公司记者以旅游签证入境，不应进行采访及直播活动。

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国当局亦在外国记者的签证下工夫。六四事件前后，外国记者主要用两类签证入境，除了上述提到的旅游签证外，一部分外国记者是用采访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戈巴契夫）访华时申请的工作签证入境，但相关签证当时已经过期。记者曾向中国外交部查询，但中方表明不会续签，但表示由于工作签证已经过期，记者亦不能在此重要时刻选择离境，故记者在无奈下只能继续留在北京采访。事实上，早在镇压发生前，中国当局在5月30日已经指两名英国记者违返旅游签证限制，在成都拍摄并访问两名学生，故成都公安局下令驱逐该两名记者。

面对中方5月底突然加强对外国记者施压，美国驻华大使馆形容事情变得有点混沌不明，甚至在报告用上中国成语“杀鸡儆猴”（kill the rooster to scare the monkey），指中国会驱逐一两名记者去警告其他外国记者不要再报道事件。然而，这不减采访工作，报告指大部分记者计划继续采访工作，希望利用国际舆论去防止当局强力镇压，部分记者甚至对当局可能发动镇压作好了准备。

外国传媒机构六四期间都要靠卫星天线进行实时转播广场上的影像，1987年至1995年间CNN北京分社社长齐迈可（Mike Chinoy）早前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表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5月15日访华，CNN和其他外国媒体获大陆政府许可自带碟形卫星天线，到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翌日，北京政府开始中止实时影像传输。在齐迈可记录中，有两名大陆官员来到CNN下榻的喜来登长城饭店，要求停止信号传输，及后只能用电话进行实时报导，并将影带亦偷偷带到香港或东京。

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在5月30日记载，北京当局甚至派出官员到喜来登长城饭店，直接拔去酒店卫星传送器的电掣（插头），并拆走部分零件。由于卫星传送器无法使用，一众外国记者无法进行实时报道。实时报道被中断，记者只能用电话继续报道事件，直至CNN借出零件，才能继续将实时影像传送回国，可惜只能以黑白形式传送。

事实上，在上述“拔掣事件”发生前一星期，当局已经逐步收紧对外国媒体的限制。根据李洁明撰写的多份战情室报告显示，随着戒严令在5月20日生效，CNN、NBC、CBS自家的地面收发站被迫停用，有新闻机构亦被当局恐吓会中断其长途电话。当局虽然容许外国电视台使用中国电视台的卫星，但不给予任何收发时间，CNN等多间主要美国新闻机构更被北京当局要求中断每日午夜12点后的卫星广播，当时有机构已指事件有政治意味。尽管限制处处，不少记者则选择无视禁令继续拍摄，并托即将离开中国的旅客将影带带回美国。

为了防止采访片段流出国外，当局往往仔细检查记者随行物品，例如多名驻北京的美国记者向美国大使馆指，外国记者离开北京时，机场的海关人员都仔细逐一翻查他们的行李，一有录影带，都会被充公，一名美国新闻杂志摄影记者的两部相机及护照亦被收走。采访过示威现场的记者都会被公安局警告不要报道他们的所见所闻。然而，记者事后通常选择低调行事，希望当局早日归还被收走的财物。

镇压发生后，新闻管制再度收紧。为了限制外国记者活动范围，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6月10日向所有外国领使馆传达口头通告，要求驻京外国记者若要跨省采访，需要10日前向当局申请批文，又批评部分记者在上海违法采访，故要求各国领使馆须通知记者，以防“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使馆回应时没有积极配合，强调固然不希望意外发生，但表示其职责不包括规定美国公民在华活动。

外国记者向美国驻华大使馆投诉，在6月10至11日期间被中国当局大规模骚扰及监视，其中有记者表示自己6月11日在上海同济大学内采访时，多名身穿便服的人将自己赶离校园，同样地复旦大学亦有暴徒将另一名记者赶走。另一个上海消息人士向美方表示，无论记者到哪里，都有黑色房车尾随其后。

另一个重要课题便是“信息战”，即大陆当局尝试透过不同方式去影响民众如何理解六四。

战情室报告：泄形势分析切入点

除了反映事实情况以外，“白宫战情室”档案也让外界有机会一窥美方如何评估及分析中国局势变化。“战情室报告”大体分为两部分，一是当地领事人员撰写的当地局势概况，当中除了整理官方公告及发言、新闻机构报道及街头观察外，亦透过接触各个消息人士而整理出来的汇报及意见，后者往往以“Informant”或“Contact”去标示，惟因《信息自由法》关系，具体姓名及消息人士背景往往会隐去。

另一种是美国使馆人员基于当地局势最近距离观察，往往在战情室报告文末部分加入自己的见解，并以“Comment（意见）”形式分开编注。

另一种是美国使馆人员基于当地局势最近距离观察而作出初步形势分析，他们往往在战情室报告文末部分加入自己的见解，并以“Comment（意见）”形式分开编注。虽然这些消息人士对局势分析未必精确，部分分析只是一厢情愿，最后没有实现，而使馆人员亦未必完全尽信消息的报告，但领事人员往往在“意见”中说明这道消息如何提供切入点，有助美方高层了解中国当局，故这些战情室报告其实有助了解美方对于中国问题的观察。

局势分析报告便是针对中共领导局的观察及分析，当中尤其关心保守派在天安门事件后能否继续掌握？白宫战情室报告内有一份由美国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6月21日发送给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室（Defense Attaché Office）的战情室电报，由于档案涉及美国国家侦察局及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相关档案中的官员名字都被隐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份电报至少涉及“国防情报局”、“美国国家侦察局”及“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三大情报部门。



姓名被隐去的国防情报局官员认为保守派掌握中国国政的状态只会维持一段短时间，邓小平与保守派的强硬派联盟只是为了压制民主运动而缔结的“政治婚姻”。

负责发送这份电报、但姓名被隐去的国防情报局官员指出，自己六四过后一知道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成为中共总书记，对此固然感到意外，但一直认为保守派掌握中国国政的状态只会维持一段短时间，邓小平与保守派的强硬派联盟只是为了压制民主运动而缔结的“政治婚姻”（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六四后的清算、打压等事件并未解决未来领导人选的问题，最多只是显示了保守派的最后反击。该官员认为若邓小平去世或失势，中共将会失去可以团结不同派别的力量。之后将会是一系列不稳定、短命的保守派联盟上台，这些保守派联盟会由中共老人和其党羽组成。他们无能力、无远见维持社会稳定和作出长远经济发展需要的决策。

更重要的是，上述国防情报局官员认为，除非中共老人陆续“退场”——不论是因为去世还是政治清洗——否则保守派联盟根本无法为中国长远稳定著想，而将政治改革重新放到中国改革议程当中。美国认为保守派这些“缺陷”会削弱保守路线，最终会失信于公众。美国估计三年内，中国迫切的经济问题将会使温和派重新担任一些重要职位，最终会使处事作风灵活实际的领导层上台。

报告引述消息人士估计，虽然外资最后会回到中国发展，但血腥镇压的阴霾会令他们避免参与长期发展计划。

除了领导层变动，美方在天安门事件后亦关心“中国局势如何走”的课题。在一份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送出的白宫战情室报告显示，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人员在6月10日问到多名消息人士对于中国未来局势的分析。虽则消息人士身份都被隐去，我们无法直接得悉这些消息人士背景，但根据驻上海总领事Charles Sylvester在“意见”部分的陈述，他提到“上海知识分子社群（Intellectual Community）”及“大部分消息人士都继续期望改革”。

战情室报告中首要关心北京学运及镇压活动会否冲击中国经济状况，甚至有机会演变成城市动乱。报告引述消息人士估计，虽然外资最后会回到中国发展，但血腥镇压的阴霾会令他们避免参与长期发展计划。再加上整个镇压过程需要军队的支持，这种强硬路线需要当局日后用用巨额军费开支维持，会对日后公共财政造成压力，有机会酿成比天安门事件更大型的反抗运动。

农民在战情室报告中亦是另一个不稳定因素。报告引述同一批消息人士指，城市有大量劳务派遣工及常住人口，一旦城市经济收缩，故被迫返回农村，但同时无地可耕，则容易演变成抗争活动。

上海知识界对于前景相当消极，虽然改革派希望中国可以持续地推行改革及民主化，但至少短期内肯定无望。

不过，在美方眼中，这些分析重点不是这些沙盘推演多大程度会发生，使馆人员亦未必认同消息人士所有讲法。美国驻上海总领事Charles Sylvester当时在“意见”部分虽然没有点明哪个方案最有可能，但报告则指出上海当时有成千上万的移民工，而使领人员亲自接触临时工，发现他们对于官方宣传彻底不信任，但又表示示威活动打乱了建材的运送，短期内无法开工，加上当时城市内的工程项目减少，市政府亦烦恼如何安置城内失业的建筑工人。由此可见，在Charles Sylvester眼中，城市工人的不满有机会是未来社会不满的根源。

Charles Sylvester根据这些来自上海知识分子圈子的消息人士对于局势描述，认为当时上海知识界对于前景相当消极，虽然改革派希望中国可以持续地推行改革及民主化，但至少短期内肯定无望。


“战情室报告”生动地呈现美国在六四期间对于中国局势的研判，属于美方对华的最前线消息来源之一。基于美国《信息自由法》所限，现在战情室报告只公开了涉及使馆系统交给白宫的分析，其他重要情报部门如中央情报局等档案没有解封，亦不包括由白宫战情室发出的总统决定。这难免令人好奇，这些情报机构对于中国局势研判究竟与使馆系统的分析有何出入？两者所作出的局势判研在“后六四”对华政策制订上扮演什么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