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捷克布拉格63公里外的特雷津（Theresienstadt，此為德語，捷克語為Terezín）納粹集中營，Pavel Batel提著電筒，照進昏暗的營房。他走上閣樓，彎腰，照出牆上七十多年前的塗鴉，孩子筆下的火柴人，顏色繽紛。「他們畫的，是人們上吊自殺的情況。」但Pavel要說的，是比這些更沉重，連生還者都諱莫如深的「不安真相」。
「我訪問生還者，常聽到這句：『我們不談這些』。」由蘇菲亞羅蘭等荷里活巨星的保鏢變為研究歴史的集中營嚮導，Pavel到全球各地走訪生還者，還原連他們都不願提及的真相。「人們只道猶太人被虐殺，卻很少人提及猶太人戰後復仇。」
他是猶太人，說來卻淡然：「這些齷齪的故事，也是真相。」45歲的Pavel在共產捷克長大，少年時才知道自己的猶太身份，當時不當一回事，直到15年前偶爾在集中營聽到生還者講解，才決意研究這段歴史。花三份一人生，說一個從未親歴的故事，只因相信就算真相並不美麗，世人仍應直面苦難中的善與惡。
說故事求生，說故事理解人
Pavel是捷克特雷津集中營遺址最受歡迎的嚮導之一，將歷史講得活靈活現。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老師譚蕙芸、區家麟曾帶著遊學團聽他說故事，兩個專業說故事的記者歎為觀止，區更說他是遇過最好的說書人，沒有之一，還邀請對方來港主講座談會。
Pavel在中大接受端傳媒採訪，談起千里之外的歴史，他突語氣一轉，模彷生還者陰惻惻說：「我要做這些事才能活下來，若是你，你怎選擇？」明明在陽光下的校園，卻讓人禁不住打了個寒噤。以為他的演技是向荷里活明星偷師，他卻搖搖頭：「這是我小時候的求生技能。說不好故事，會死。」
他6、7歲時，隨母親由斯洛伐克改嫁到捷克，成了他苦難的開始。繼父是業餘歴史研究者，「他自己當不成歴史學家，就盼我們有所成就。」繼父酗酒、有暴力傾向，「總之他什麼時候覺得悶了，就把我們叫來，問我們歴史問題。」
Pavel裝出繼父看錶不耐煩的樣子，「半小時後答我，答不好沒得睡！」說罷Pavel便得跑到書房翻書。母親患精神病，無力保護孩子。答得不滿意，凌晨2點罰站不准睡，弟弟冬天被抓去淋冷水澡，拳打腳踢是常事。「我不斷練習，如何把歴史變成引人入勝的故事。他聽得高興了，我們才能安生。我得迫自己喜歡歴史，才能活下去。」
「唯有認識苦難，你才能真正理解他人。」
在家被虐待，在街上也常無端被欺凌。
他生長於捷克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鄰里間只有他們一家是是斯洛伐克人，「我不會說捷克人憎恨斯洛伐克人，但我們分開成為兩個國家，必有原因。大家怎麼看大家，到現在仍是不能談的禁忌。」
小時候，Pavel跟弟弟走在街上，一開口，人們聽到其口音，會朝他們扔石子。他記得有次被街童圍毆，有個男人經過，本想制止，「但他一知道我是來自斯洛伐克，便轉身離開。」
小孩不了解什麼是民族主義，卻明白憎恨可無端而生。「我很小已知道，人很容易走向惡，也很容易因差異而無端生出憎恨。這些差異，大至民族主義，國籍、階級不同；小至你支持不同足球隊，卻足以讓人勢不兩立。」
Pavel於是學習另一種求生技能，跟愛打架的朋友學空手道。「變強，才能保護自己跟弟弟。」因習武，輾轉當上保鏢，還開設武術學校，保護過蘇菲亞羅蘭等荷里活明星、歐洲黑手黨家眷，還有捷克總統哈維爾。
多年前，Pavel保護美國國會要員來特雷津集中營參觀，首次聽生還者講述被納粹迫害的故事，深感震撼。「當時我就想，這是我的故事！不因我是猶太人，而是這些苦難，我懂。」
「唯有認識苦難，你才能真正理解他人。」受過苦，才懂得同情與惻隱。
Pavel毅然關閉武術學校，放下高薪來全職講故事，連同今年10月即將出版的新作，一共為這段歷史寫了4本書。「我覺得這些故事我不講，就沒其他人來講了。」他是詠春高手，「中國的武術哲學是『止戈為武』，成為最強，才可用武力給對方教訓，制止暴力；我講這些集中營故事，也是想讓大家由歴史中汲取教訓。」
集中營故事：人性的惡
就算他說的，是讓許多人不自在的「不安真相」。
「我訪問生還者，常聽到這句：『我們不談這些』。就算是歴史學者，也會因民族主義有所忌諱，不想有損國族名譽，因此尋真不易。」Pavel由德國、捷克等許多古董商、舊書店、私人收藏家搜羅戰後至七、八十年代出版的舊書，還到世界各地走訪多名生還者及其子女，嘗試拼湊出歷史全貌。
「每個故事，總有些人聽了不舒服，但真相不為任何人服務。」
「有看守集中營的保安寫，曾看見囚犯用布焗死身邊人，吞掉配給予對方的糧食。」Pavel說著壓低聲線，模彷受訪生還者的隱晦懺悔：「我對最好的朋友做了些事，才可以活下來。」Pavel反問：「如果你不夠吃，飢寒交迫，你的朋友病了，氣若游絲，也許配給他的食物都會浪費掉，你會怎麼做？」
「人們會為了活下去做許多事。」他說，人性比想像中複雜得多，而納粹擅於玩弄人性。「他們曾給一對父子木棍，誰殺死對方誰能生存，若是你，你怎麼選？最後是父親哀求兒子殺死他。」
求生是人性，恨意也是人性。
「大家只知納粹虐殺猶太人，卻很少人提及猶太人戰後的復仇。」他找到一封信，來自一名猶太父親。在集中營，他目睹年幼的兒子被殺。他寫道：「唯有恨意讓我活下去。」這名父親最終生還，戰後卻不願歸家，信中道：「附近有個森林，人們會把納粹戰犯及其家人拖進去打死，女人跟孩子也不放過。我復仇後就回來。」
「不是猶太人就會幫助猶太人。」
人性的試煉，亦在特雷津集中營上演。
此營與其他滅絕營不同，原是布拉格以北約60公里外的小鎮，納粹在1941年將原來7000名居民遷走，改建成為將猶太人送往滅絕營前的中轉站，亦是對西方國家隱瞞虐殺猶太人的宣傳樣版，對文化活動控制較寬鬆，會安排音樂表演、遷走部份囚犯以改善居住環境、安裝假的水龍頭等，以騙過國際紅十字會人員。至1945年關閉時，共囚禁過逾十萬人。
Pavel說，這是納粹劊子手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精心設計的劇場，用作人性實驗。
艾希曼知道富有的德國的猶太人向來看不起較貧困的捷克猶太人，於是哄他們說，特雷津是希特勒送給德國上流社會猶太人的禮物，讓他們在烽火連天時仍可安享晚年，Theresienstadt名字解作『水療小鎮』（Terezin Spa）。所有細節都是艾希曼精心編撰的劇本，「當他們提著裝著珠寶、華衣、財物的行李下火車，艾希曼在火車站接他們，還裝模作樣向他們躬躹。」
這些名流甫下火車，看到捷克猶太人，理所當然以為是納粹安排的僕人，使喚他們拿行李，引來對方哄堂大笑。Pavel打了個響指，模彷他們頤氣指使，咆哮道：「你！還不過來給我拿行李？」就在此時，納粹把大閘關上，捷克猶太人一哄而上，拳打腳踢，搶去他們所有家當。
富豪淪為乞丐，擠在濕冷且滿是老鼠的隧道過夜，還得向其口中的「捷克豬」乞食渡日，受盡屈辱，常被拳打腳踢，許多人寧願自殺。
「較年輕的猶太人已外逃，來特雷津的德國猶太人多是老人，要在這般環境生存更不容易，不少人自殺，當中多是男性。有生還者回憶，許多女人哀求丈夫或兒子不要輕生，也許是男性自尊心較強。」
營內食物由納粹配給，惟不足裹腹，一到傍晚，每間房子、每片空地，都有人賣藝取悅他人，以換取食物。「據生還者證言及營裡兒童所畫，許多體弱老人倒臥街頭，人潮聚集時無力離開，就在歌聲、音樂中被踩死。」
「若無這些細節，歴史只會愈來愈像童話。」
Pavel嘆道：「不是猶太人就會幫助猶太人。」
他經營導賞團，堅持「小班教學」，每年5到9月每天都帶團到特雷津 ，由早講到晚，參加者不乏猶太人，由政要、專研歴史的教授、到十來歲的青少年都有。當他講這些故事，有生還者子女會告訴他「這些我父母都沒講過」；有人不願相信，質疑「猶太人不會做這些事情」；也有人低頭沉默良久，再道：「知道這些令人心碎，但謝謝你告訴我。」
他坦言，猶太人有強大政經影響力，各地都有博物館、教育活動講納粹迫害的歴史，但絕口不提這些「不太體面的故事」。「猶太人之間也會因階級、國籍等差異互相憎恨。這些故事不美麗，卻也是真相一部份。」
集中營故事：人性的善
集中營的故事，有來自軟弱的惡，也有因善而生的堅忍剛強。
有生還者向Pavel憶述特雷津營裡「小孩的守護者」－Fredy Hirsch (1916-1944)，「若世上真的有天使，我有幸遇見其一，就是Fredy。」
Fredy是德國猶太人、運動員，於1941年被送到特雷津。「他會格鬥，連武裝親衛隊（Waffen-SS）成員都是他的手下敗將，可是他為人善良，甚至教對方如何取勝，贏得納粹歡心。」
Fredy說服特雷津高層，讓他辦遊戲班。「表面是讓小孩學唱歌畫畫；其實偷偷上課，因納粹不讓他們接受教育。」Fredy要孩子們堅持每天運動，就算洗冷水澡，也要保持衛生，增加生還機會，還鼓勵他們與老人分享食物。
惟善人未得善終。1943年，Fredy因違規探視新送來的猶太遺孤，被送到惡名昭章的滅絕營奧斯威辛。翌年，納粹要求Fredy合作，帶孩子到毒氣室以免引起騷亂，才讓他活下去。
Fredy一口拒絕：「我絕不離棄我的孩子們。」他暗中通知其他成年人，時為納粹節節敗退，有人提議叛變，推舉Fredy為領袖，其間Fredy離奇身亡。「有說他自殺，但有在場生還者告訴我，他是被其他猶太人毒死的，因他們自知叛變只有死路一條。」
Pavel說，儘管Fredy的事蹟展現人性高貴，仍屬「讓猶太人感不安的故事」，只因Fredy是同性戀者。
「他獲得的特權，是被納粹軍官性侵跟虐待換來的。有生還者說，他時常於深夜帶著血回營房，Fredy Hirsch的故事較少人提及，因他是極少數已公開的猶太同性戀者。納粹固然否認軍中有同性戀者，同性戀於猶太人而言同樣是忌諱，至今亦然。」
令人不自在的歴史
作為猶太人，講這些故事時，會否也感到不舒服？他搖頭：「我會說我是人類的一份子。我剛好生為猶太人，所以講猶太人的苦難。若我生於柬埔寨，也許會談赤柬集中營；若我生於香港或北京，說的，大概會是六四屠殺的故事。」
「這些事件中的苦難不一，但當中失去自由、被極權操控、被捕的恐懼都一樣。」而其中的善與惡，同是人性真實。
歴史是人類故事的總和，卻是由人書寫。「每個故事，總有些人聽了不舒服，但真相不為任何人服務。」
花三份一人生說一個未必受歡迎的故事，背後是怕真相隱沒的焦慮：「若無這些細節，歴史只會愈來愈像童話，也許生還者的下一代還有興趣知道，但再過一兩代人，最終便不想再聽這些『被和諧』的歴史。」
Pavel 5月會應邀大屠殺專家Florence Eisenberg教授的邀請，到以色列巡迴演講，為年輕一代猶太人講集中營不一樣的歴史。導賞團有猶太家庭帶著年輕子女來，「他們沒興趣聽，拉著父母問什麼時候回布拉格，趕著回去逛街。」
不識歴史的無知，Pavel是過來人。他在冷戰時期的共產捷克長大，因以色列是美國盟友，政府刻意抺去二戰中的猶太歴史。直到16歲有天回家開派對，酒過三巡，在共產政府任要職的祖母突然對全家透露：「其實我們是猶太人。」
「那時我們聽了只懂大笑。」十多年後，他首次聽到生還者故事，才知道這份苦難的重量。
若不識歴史，便或重蹈覆轍。「所有答案都在歴史裡。」由最近的新西蘭清真寺槍擊案，到美國總統川普的排外政策、巴西極右翼政客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當選總統，民粹及右翼主義於全球抬頭，歐洲多國亦收緊對難民的援助政策，是否與當年納粹崛起似曾相識？他認為與傳媒製造差異有關，而差異會引起恐懼、仇恨。
「例如敍利亞的難民危機，傳媒講多少他們的苦況？他們會告訴你，這些難民跟你有多不同。世上第一部便宜的收音機，是納粹研發的，為的是方便作政治宣傳，可見傳媒的影響力。」
受過苦，才懂得惻隱。「歐洲多國將敍利亞難民拒之門外，對其苦難視而不見。因二戰後歐洲過了逾半世紀安穩日子，人們忘了苦難下的生存狀態，失去對他人的惻隱。」
15年，三份一人生，4本書，只講一個苦難的故事。Pavel說：「因為苦難會打開你的心靈。」
新疆“再教育营”与纳粹集中营没有本质区别
应该是三分之一人生吧
制度既能引導人性之善，也能勾引人性之惡。如果一個社會出現了越發升級的敵對和暴力，首要檢討的是制度本身。人要學會排隊，不是因為有的人天生性善，僅僅是因為有欄杆。
制度，對人性的導向，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立場》，我才會說，報導不夠平衡。
在《端》，我會說，我們是否必要抑制一下個人的抒情衝動？
所以，搞清楚自己的利益是什麼，別人的利益是什麼，對彼都合理的制度安排是什麼，比時時去猜疑態度問題更有現實意義。
人不是沒有展現跨族群善意的可能(也是有前提的)，但那不是常態。我們都必須有一個中性(neutral)的制度來保證各個族群的利益得以伸張。不論是中港，還是漢穆。就目下的現實來說，你無法justify那個聯結中港及漢穆的「制度」，矛盾是必然的，也很正常。納粹是極端，而用極端來否定某種現實層面的區隔需要，我覺得已是一種盲目的道德衝動了。所以，對於《端》的這種傾向，我本人抱疑。
我想，不是重不重要的問題，而是是否valid的問題。你一定要用一種超然的態度(人性之善惡)來試圖解決無處不在的族群問題，我的意思是，無效，且會帶來另一種壓抑。即使在一群猶太人之中，族群還是存在。族群/身份認同是剝洋葱的過程，承認這個，才能更好去應對它。即承認人本身是什麼，比用神的標準高拔人，更像是合理制度的來源。人是承認自己好？還是繼續苦於自己不是神好？
我竟然来反驳自己（哭笑不得）@nyfctguj
没人能改写历史，只是胜利者能控制对历史的宣传。
美国屠杀印第安人，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猜多少人知道？共产党是不是胜利者？六四事件你知不知道？你又猜有多少人知道？
一千年前的帝王能抹杀历史，但现在不能，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不必为有多少人知道而惋惜或高兴，历史就是历史。
Suffering
族群認同在人命關頭前，是沒有價值的。人在飢寒交迫時，亦不會繼續信仰善良。
中国是世界上最堂而皇之地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家，以他们的逻辑，落后必然挨打，那是不是强大就可以打别人（而且没人追究责任）
這些悲劇都源自人性，要是民族A、民族B被關在集中營同樣會做出些手足相殘的事，與「猶太性」無關。
只是這次猶太人被關在營裏，這故事才變得「很猶太」而已。
無言。
事实就是如此，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政策，现在几乎没人提及了
強國人認定，希特勒犯的唯一錯誤就是沒有打贏。這就是強國人的道德觀與獨立思考。
推薦看看維克多·弗蘭克爾的《活出生命的意義》以及《弗蘭克爾自傳》。弗蘭克爾是知名的心理學家，也是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他講述了許多集中營裡的善與惡
总结下来，不是犹太人就会帮助犹太人
不必強求吧。：)
悲剧的是历史永远是胜利者写下的，如果希特勒赢了，没人会知道他对犹太人的屠杀，就如同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很少有人提起一样
同样是中文 重读了好几遍 愣是不知道那个叫Fai的在说啥
https://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專訪-說集中營故事的人-捷克導遊-pavel-batel-歷史告訴我們一切答案/
找到了立场新闻的相关报道，端传媒这篇与立场新闻发布的文章，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请问这真的算是作者做的专访吗？
我似乎在香港01还是立场新闻看过体构类似的报道。
但未经明确证实，仅是我个人看法。
弱者的強勢表現之一正是苦難敍事，先於一切佔有道德優勢，於是強者被「設定」，很難以同道還之。「重複」是有道理的，不管那是苦難，覆轍，還是什麼。
文章說的是猶太人的故事，即便是陰暗那部份，但還是會嗅出與光明相同的氣味：人因共同的苦難而產生側隱之心。隔膜來自強調差異，於是只要看到大家都是同樣的人，瞭解同樣的苦難，便能消彌隔閡。
我看到的現實沒那麼簡單。當強調「一體」成為政治手段，而明顯壓制了某方利益的時候，只會製造了更深藏的隔閡(坦露並不會得到更多理解)。
納粹(不是猶太)的敍事成了故事或傳說，已然黑白分明，現實仍是灰的。對身處灰色的人來說，光明也會壓迫，對面站着的是手執光明之器的人。
某些從歷史敍事裏歸納出來的抽象原則，再運用不當，或根本就歸納不當，還是會重複相同的錯誤。
諸如敍利亞難民於歐洲，大陸移民於香港。我們都沒有看到某種「弱者的強勢」。談實際利益侵擾的人，容易被冠以各種罪名被打發，這在我看來，就是「重蹈覆轍」的其中一環。這倒讓我不斷想，歷史上有更讓大家都自得的群落融合方式嗎？還是，所有的融合都是在考驗受者的德性(virt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