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運關鍵詞書寫筆記（三）：再訪「本土」，勞苦大眾能否「譜」出文化自信？

【編者按】2019年是香港雨傘運動5週年，香港本地文化研究學者許寶強發起一場持續9個月的「傘運關鍵詞計劃」，希望用「關鍵詞」的方式書寫這段社會史，並將邀請關注傘運的學者、律師、社運人士與公眾人士一起讀書與討論。端傳媒紀錄每月一場的講座關鍵詞、發言人的思考及與公眾的對談內容。我們邀請諸位讀者一起，紀念和反思。本文為第3期，講座筆記共持續9個月，敬請關注。

倘若為八零年代以來的香港政治文化編一個字典，恐怕很難再找到像「本土」這樣的一個詞——它如此高頻地出現，其意涵卻總在流變，然而又從未被某一種解釋所完整收編。雨傘運動過後，「本土」逐漸和「本土派」畫上等號，成為政治立場的代言詞。因傘運壯大的「本土（派）」與較為傳統的「泛民」之間的對立，也愈發清晰、尖銳地呈現在公共政治領域。無論是在政治論述、形象，還是各自吸引的群體上，它們都有明顯的不同。傘運後雖不乏聲音呼籲非建制派「團結一致」，但在「泛民」本身都存在世代及意見分裂的背景下，與「本土（派）」的融合更缺乏現實基礎。

「傘運關鍵詞」計劃的第三次活動，講者馬國明卻以「當泛民擁抱本土」為題。除卻字面上的戲劇張力，這場討論更具啟發性的內涵，在於馬國明從極具香港生活質感的例子中挖掘靈感，分享他對「本土」二字在當下慣常用法之外的可能性。

曾有人批評馬國明的論述過於沈溺懷舊，這或與他欣賞香港的「草根文化」有關，但這種對「本土」到底是什麼的梳理，對當下香港來說不失為是一場具有現實意義的討論。馬國明所認為的「本土」，削弱了「身份政治」那令人身心俱疲的鬥爭性，而擴展以一種具有「階級」特性的視野：與其將「本土」用作堅守「身份政治」的武器，不如借它來理解、認同香港「勞苦大眾」用靈活、智慧，以及不卑不亢的態度，所創造出來的文化主體性。這種「本土」，在他看來，值得「泛民」擁抱。

在政治鴻溝中反思「本土誘惑」

雨傘以後，關於（傳統）泛民和本土派之間的張力和距離，成為香港民主運動前景討論中的重點話題，但較少得到反思的是，「本土」這個詞在政治話語中的存在狀態不無分裂。一方面，當今任何一個政治團體，已經沒有空間敢說自己不本土——「本土」因此顯得無處不在，是為「廣」；另一方面，在反建制勢力內部鴻溝逐漸擴大的同時，「本土」被認為只是和「本土派」等價的形容詞——「本土」的意涵因此急劇縮縮減，是為「窄」。這種矛盾也折射出一種疲勞的智識狀態：重新思考「本土」，像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沒有人願意做。

重拾這個棘手「關鍵詞」的馬國明，有點像個破冰者。和「關鍵詞計劃」的初衷一脈相承，他期待打開被凍結的語義，激活人們的政治想象力，找到可以被更多人擁抱的「本土」。

講座開場，善於講故事的馬國明並未直入主題，而是兜了一圈，先講起植物來。他問在座誰知道香港有什麼原生植物/作物？無人應答下，他進而分享了關於「標本林」的知識——原來，收集和培育香港原生作物的鼻祖，是港英殖民政府；年代悠久的香港動植物公園，便是這項「發現本土」任務的開山之作。

為什麼講這些？一些觀眾還來不及反應，馬國明便調轉方向，開始分析現有本土派論述的主要局限。在他看來，對「身份政治」的執迷造就了這些論述的天花板——即透過塑造一種經過歷史長河洗禮，卻從未褪色的原生身份，以此自居，排除「非我者」。這些論述有明顯可察的內部矛盾，例如擁護廣東話為最「純正」的唐詩宋詞語言，卻也因此站在了「大中華」的一邊。不過，在馬國明看來，它們最致命的問題，是未能正面回應一個基本事實：「香港」的形塑——無論作為城市還是文化身份——都高度內嵌于殖民史和移民史，並不存在一個古老的、可以延續至今的穩定身份。

馬國明引用的是文化研究學者阿卡巴・阿巴斯（Ackbar Abbas）的論斷。在成書於1997年的《香港：關於「消失」的文化與政治》（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中，阿巴斯提醒道，在香港，「本土」已經是翻譯的結果（the local is already a translation）。這個論斷重要的觀點是：在將「香港」打造成具有地方特色、本土歸屬感的過程中，一度最為賣力的不是別人，恰恰是那個培育原生作物的港英政府。借阿巴斯，馬國明強調，無視這些複雜性，向「歷史」索要祖先、建構純粹本土身份的嘗試，均落入了阿巴斯所謂「本土誘惑」的陷阱。

那麽，如果這種身份政治是「死胡同」，出路又在哪裡？

紅Van傳奇：勞苦大眾譜寫的「另類」本土

馬國明沒有直接講路，倒是說起了車來——紅Van是他尤其重要的靈感來源。

家住荃灣的馬國明在嶺南大學教書，一度可搭自佐敦發往屯門的紅Van往返，十分方便。2009年，西鐵線延長到紅磡開通后不久，他在樓下就見不到這條線了。後來他發現，原有的線路被拆成了兩段，一段只從元朗出發，直接發往屯門人口密度大、但離西鐵站有一段距離的居民區；另一段則仍由佐敦開出，但只在客滿后出發，中間不再經停，直到元朗。前者起到改良服務、增加客源的作用，後者則保證每程不賠本——之所以有這種變化，是因為西鐵線搶佔了諸多從油尖旺出發前往元朗-屯門的小巴客源，而紅Van司機們因應變化迅速做出調整。

感歎紅Van司機「醒目」（粵：聰明、機靈）之餘，馬國明更想和觀眾分享的是，紅Van司機這樣的普通勞動者，可以憑藉自己的機智與港鐵的霸權周旋——由於是「自僱人士」，紅Van司機的許多做法可以跳出大公司的管理學邏輯。有人貶斥紅Van「不正規」，馬國明卻要為之辯護：這種「自顧」帶來的靈活性，有時反倒更好地服務了顧客。

普通勞動者之間的「互助」，也在紅Van的運作過程中體現。馬國明另一條常坐的線路，是從荃灣發往銅鑼灣，因為小巴走西隧直達，比搭地鐵方便。他介紹說，這條線有自己的規矩：從第一個客人上車開始算，20分鐘之後不管車上有幾個人，司機都會開車。有一次他好奇計算：全車算上自己只有三個乘客，準時開車的話，每個人16塊，三個人48塊，連隧道費都不夠付，照理會虧本。但經過觀察，他驚訝地發現，原來在繁忙時段過後，司機們形成了一個新的「契約」——就是會「秘密」相互告知乘客數量，這樣他們最後匯總車錢、並取平均數分攤後，就能幫補不夠客的司機。馬國明說，繁忙時段過後，司機是大可以不開車的，畢竟賠本；但是，他們靠互助，共同承擔這個時段的損失，保證服務質素，為的是做旺這條線——長遠地看，只有這樣，大家才都有錢賺。

這樣一種「半體制外」交通工具（註2）的經營，不僅需要靈活的頭腦，也少不了司機間的合作。但是這些，又和「本土」有什麼關係呢？借紅Van的例子，馬國明想說明的是，許多香港特有的事物，既不是祖上傳下來的，也不全然引進自他國，而是在勞苦大眾掙扎求生存的狀態中發明出來的。這種「本土」是實實在在地「譜」出來的，是日常生活中近在眼前的例子，不需要跨越時空去費力地追溯、相認。

馬國明以「被壓逼的祖先」形容這樣一種本土認同：「香港並非想像中的人間樂土，逃到香港的人，在無援無助的情況下，在香港的街頭掙扎求存，創造了「車仔麵」和「大笪地」這些香港獨有的事物。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意義不在於「認祖歸宗」這種封建意識，而是要繼承和發揚「被壓逼的祖先」們那種「決定身處的經驗世界的本質」的氣魄和能力。」（註1）

這是一種以勞苦大眾的生活經驗為中心的左翼本土論述，和訴諸民族、城邦取徑的本土派顯著不同。

與此同時，馬國明也回應了阿巴斯對香港文化身份的經典論述。

在阿巴斯看來，既然以「溯古」為方法的認同政治在香港有先在的局限，那就不如放棄尋找香港的「文化本質」。當然，讓人完全放棄身份認同是極難的，因此不妨動點腦筋這樣理解：倘若香港有什麼文化特質，那就是「消失」這件事本身。

這當然首先是一種批評——想想香港那些隨時可以因為有更大的買手而就地消失的老舊建築，和那些恰恰因為有條件離開香港、才成為一個具有全球流動性的「港人」吧。但另一方面，阿巴斯也說，這種可以讓一切都消失的文化空間，卻也因此最為徹底地解構了「文化」這個總和時空捆綁在一起的概念，香港因此有了一種不受歷史沉痾羈絆的可能性。

鮮有論者可以像阿巴斯這樣，在用精準的理論語言毫不留情地解構「香港」的同時，又以極大努力挖掘它的城市性格中最激進、開放的面向。然而，如果以社會科學或者經驗研究的角度審視他的作品，其薄弱之處在於較少著墨「香港人」內部的異質性：我們看不到階級差異、性別與種族問題，亦無法捕捉香港社會的不平等是如何構建的。在用反本質論的方式提醒人們抵禦「本土誘惑」時，多少也消解了人們擁抱「實在」的生活感覺的正當性。

馬國明以左翼視野帶來的分析，給出了這個阿巴斯未試圖釐清的部分一個具體的所指：被壓逼的祖先。如果這個「祖先」在當下香港還能引起共鳴，靠的不是親屬關係或族群身份帶來的自然傳承，而是在新的社會條件下，不亞於舊時代的壓迫和逼仄的生活空間。

西冷紅茶：來者不拒的翻譯與廣東話的現代性

在香港談「本土」，廣東話是繞不開的問題。在流行的論述中，廣東話因為保存了詩詞等「高雅文化」的古音古韻，被視為「重要」。因此在普通話霸權下的捍衛廣東話行動，也把重心放在了這一語言的「獨特性」上，被強調的往往是它和普通話的「絕對不同」——無論是語言學特質，還是和語言分不開的文化身份。

馬國明則另闢蹊徑，不談廣東話的上古源流，而是講它和現代世界的關係；不試圖突出它和其他語言的對立，而是講它在文化翻譯中扮演的作用。

馬國明舉的例子是西冷紅茶。他評論道：大陸文人將Sri Lanka譯作「錫蘭」，用了「錫」、「蘭」這兩個金貴的字，而根據廣東話音譯的「西冷」，則在用字上隨便得多。為什麼這樣叫？馬國明又一次回到了「勞苦大眾」：他們教育程度有限，不會講普通話，不知道已經有「錫蘭」這個翻譯的名稱，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它就叫做西冷紅茶。

他舉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廣東話大量的詞彙，正如「西冷紅茶」一樣，是由普通勞動者以一種不加修飾的方式翻譯出來的。又如「士」字，相關的詞就有的士、巴士、士多、多士、芝士、貼士……這樣的「港式」翻譯，在流行文化里也留下諸多令人津津樂道的作品——被叫做「瘦皮猴」的Frank Sinatra，被直呼「披頭四」的The Beatles……對於馬國明來說，以這種富於創造力的「命名」消化外來事物的現象，體現了使用廣東話的勞苦大眾，有不卑不亢，懂得轉變、執生（隨機應變）的特質——這才是捍衛廣東話的最好理由。住在荃灣大帽山山腳的他甚至打趣道，不要再講勸人努力工作捱世界的「獅子山精神」了。勞苦大眾機巧、精彩的生活，好像精靈一樣，應該用「大帽山精靈」為他們正名。

透過廣東話的翻譯現象，馬國明指出，與其說廣東話是華夏語言，不如強調它外向、面對世界的一面。就拿和「世界」有關的詞來說，廣東話的豐富程度令人稱奇：「捱世界」、「嘆世界」、「撈世界」、「做世界」，年輕人有「大把世界」……這樣既外向，又靈活的語言，體現了香港特有的文化自信。這種自信的重點不是俗語中所講的「匯聚中西」，也不是「比誰更強」，而是在於我可以自如地「化」你，並且還能因此中豐富了自己。

「關鍵詞計劃」的組織者許寶強也點評道，這樣基於勞苦大眾的香港本土還原出一種肯定式的自信主體，「不會因為自己不會英文就不說話」，也不通過排斥他者建構自己的身份。在當下的本土辯論中，它也因此得以超越「要或不要大中華」這種非此即彼式的問題，提供了創造性地容納、發展他者的可能。

文化自信與優越感的誘惑

值得玩味的是，借廣東話的議題，「中國大陸」這個各類本土論述不得不處理的題目，也進入了馬國明的分析。他將文字的翻譯推廣至更宏大的文化比較，評論道：「廣東話更加切合現代生活的節奏，中國大陸要從我們廣東話去吸取如何去面對西方世界。我們大量採用西方新事物，不會好似中國文人，將的士叫做計程車，巴士叫做公共汽車，硬要將它們變成中文，好似中國自古以來已經有了一樣」。他進而引申道，和香港普羅大眾不卑不亢的面對現代西方的方式比起來，中國大陸總是欲拒還休，自大又自卑。

關於「中國」如何回應西方現代性，有諸多翔實的研究可參考，以上述方式論之，自然是有欠精準。另一方面，以勞苦大眾的經驗闡釋本土意涵雖然鼓舞人心，但整體性地說香港普羅大眾面對西方「不卑不亢」，也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推論。馬國明在演講中對這個題目的處理——香港比中國更世界、更現代——並未和常見的理解中國—香港—世界的說法拉開距離。挪用阿巴斯的「本土誘惑」，這樣的表述若放在歷史背景下加以檢視，稍不容易也會滑入一種「優越感陷阱」。

自殖民時期到加速的全球化時代，香港所處的獨特時空結構，製造了各種有具體方向的傳遞。一方面，它的存在把地理上較遠、被認為在人類發展的時間線上走得靠前的西方，傳給需要知識、技術、乃至革命思想的中國；另一方面，又靠反向的商貿活動獲利。而在全球資本快速擴張的二十世紀後段，這種打時空差的戰術更是得到空前加強，給香港帶來了經濟繁榮。香港在中國革命/改革進程中，也因此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

這段歷史讓「香港幫助中國和世界接軌」成為和「港英將香港從小漁村變為國際大都市」一樣流行的神話敘事——仿佛這樣的一兩句話，就足以概括歷史的全貌。而人類學家提醒我們，神話（myth）對經驗世界的解釋，雖然以科學的標準看可能錯得離譜，但卻為人們提供了理解世界的關鍵圖式和分類學知識。人們常常通過神話，為本來錯綜複雜的世界（強行）賦予清晰的意義。

現代化理論和發展主義對人類進程樂觀的線性描述，或許是二十世紀最大的神話。這種氛圍下，當說出「香港幫助中國和世界接軌」的同時，沒有講出來的一句則是，「中國不屬於世界」——香港和中國雖然同在一個地球上，卻並不具有人類發展的共時性（coevalness）。如果僅僅以這種視野分析問題，那麼當香港已經和「現代」密不可分，廣東話已經被用作消化殖民者——以及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諸多新鮮事物時，中國無疑「仍然」活在「過去」。

談論這些，並非否認港人對大陸負面觀感，來自許多可查可鑒的事實（即中國大陸令人感到氣餒的地方），而是為了剖析在當下，左翼本土論述在與這種「接軌論」頗為曖昧的關係中，有哪些限制。

全球中國的崛起，無疑破壞了港人習以為常的香港—中國—世界的關係想象。中國不但明確地進入了「世界」，更試圖打造一套與以往的「世界」不一樣的規則。面對以各種形式從這個「落後」區域湧入的影響，港人感到的或許不單是恐懼（恐共、恐中），更是一種因為這個舊秩序的動搖，在面對「中國」時自我感覺的混亂。這樣看來，右翼本土論述訴諸的身份政治，更像一種用來應對失序感覺的激進文化策略。

結合馬國明的論述，我們需要問的真問題是：在全球中國崛起的當下，曾經作為「世界」代言人的香港人還能不能像「大帽山精靈」一樣，以靈活和不卑不亢的態度，去「化」那個長期被認為處在落後一端的「大陸文化」/「中國影響」？

講座的互動環節，廣東話和中港問題屢次被提及。有位觀眾略帶嫌惡地問：內地學者來講座，我們說「演講」，他們非要說「講演」，我們說吃「宵夜」，他們說「夜宵」，這些都是怎麼來的啊？

雖然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回應，但問題的存在已經值得我們思考：同樣的兩個字，類似的詞義，只是順序不同，為什麼會引起困惑和不安？也許，最為尷尬和困難的事，不是去「化」一個與自己明顯不同的外來者，而是與自己相似，卻又帶著異類感覺的他者。一方面，「本土派」不再有興趣和「泛民」對話，多少也是因為，愈發緊張的局面，讓人多少覺得不再有從容去「化」的身位。另一方面，這種寡淡和怨恨並舉的尷尬場面，也是因為「本土派」——包括大部分「泛民」——對當下「中國」的論述，實質上未能跳出「接軌論」。對左翼本土論述來說，若期冀泛民能擁抱本土，除了認同勞苦大眾為「受壓迫的祖先」，亦需要積極反思，在新的地緣政治條件下，是否需要重寫，甚至放棄「香港助中國走向世界」這樣一個已經陳舊的神話。

「本土」作為方法和邀請

阿巴斯筆下的香港之所以迷人，在於它總處在一種逃逸的狀態，無法被任何現成的文化理論輕易闡釋；馬國明的方法則說明，這樣一個無法被本質化的城市，因為它的開放性，為發現「本土」提供豐厚的社會土壤。他像本雅明筆下的講故事的人（storyteller），用信手拈來的掌故和見聞，生動地串起他的本土敘事。他的講述里，也處處透出德賽圖名篇「在城市中行走」里鼓勵的精神：儘管城市建設霸道地制定了時空規則，抵抗仍可以從低處生長，而街頭巷尾的日常行走，正是捕捉它們的最好方式。

就像許寶強在總結說的，捍衛「本土」並不是為了排斥什麼，終究還是為了保衛多元生活的可能性。正是因此，只要是來自壟斷力量的收編，都應該成為鬥爭的對象。以此觀之，馬國明在普通勞動者的經驗中挖掘本土的嘗試，既是研究方法，更是一種共同抵抗霸權的邀請。

（感謝端傳媒實習生鄧捷整理講座錄音；本文亦參考了馬國明未刊出演講稿《當泛民擁抱本土》）

註1：馬國明. 香港的「本土性」 和「本土論述」.
註2：香港小巴分為紅綠兩種，綠色線路固定，紅色則可由司機自行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