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是香港雨伞运动5周年,香港本地文化研究学者许宝强发起一场持续9个月的“伞运关键词计划”,希望用“关键词”的方式书写这段社会史,并将邀请关注伞运的学者、律师、社运人士与公众人士一起读书与讨论。端传媒纪录每月一场的讲座关键词、发言人的思考及与公众的对谈内容。我们邀请诸位读者一起,纪念和反思。本文为第3期,讲座笔记共持续9个月,敬请关注。
倘若为八零年代以来的香港政治文化编一个字典,恐怕很难再找到像“本土”这样的一个词——它如此高频地出现,其意涵却总在流变,然而又从未被某一种解释所完整收编。雨伞运动过后,“本土”逐渐和“本土派”画上等号,成为政治立场的代言词。因伞运壮大的“本土(派)”与较为传统的“泛民”之间的对立,也愈发清晰、尖锐地呈现在公共政治领域。无论是在政治论述、形象,还是各自吸引的群体上,它们都有明显的不同。伞运后虽不乏声音呼吁非建制派“团结一致”,但在“泛民”本身都存在世代及意见分裂的背景下,与“本土(派)”的融合更缺乏现实基础。
“伞运关键词”计划的第三次活动,讲者马国明却以“当泛民拥抱本土”为题。除却字面上的戏剧张力,这场讨论更具启发性的内涵,在于马国明从极具香港生活质感的例子中挖掘灵感,分享他对“本土”二字在当下惯常用法之外的可能性。
曾有人批评马国明的论述过于沈溺怀旧,这或与他欣赏香港的“草根文化”有关,但这种对“本土”到底是什么的梳理,对当下香港来说不失为是一场具有现实意义的讨论。马国明所认为的“本土”,削弱了“身份政治”那令人身心俱疲的斗争性,而扩展以一种具有“阶级”特性的视野:与其将“本土”用作坚守“身份政治”的武器,不如借它来理解、认同香港“劳苦大众”用灵活、智慧,以及不卑不亢的态度,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主体性。这种“本土”,在他看来,值得“泛民”拥抱。
在政治鸿沟中反思“本土诱惑”
雨伞以后,关于(传统)泛民和本土派之间的张力和距离,成为香港民主运动前景讨论中的重点话题,但较少得到反思的是,“本土”这个词在政治话语中的存在状态不无分裂。一方面,当今任何一个政治团体,已经没有空间敢说自己不本土——“本土”因此显得无处不在,是为“广”;另一方面,在反建制势力内部鸿沟逐渐扩大的同时,“本土”被认为只是和“本土派”等价的形容词——“本土”的意涵因此急剧缩缩减,是为“窄”。这种矛盾也折射出一种疲劳的智识状态:重新思考“本土”,像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没有人愿意做。
重拾这个棘手“关键词”的马国明,有点像个破冰者。和“关键词计划”的初衷一脉相承,他期待打开被冻结的语义,激活人们的政治想象力,找到可以被更多人拥抱的“本土”。
讲座开场,善于讲故事的马国明并未直入主题,而是兜了一圈,先讲起植物来。他问在座谁知道香港有什么原生植物/作物?无人应答下,他进而分享了关于“标本林”的知识——原来,收集和培育香港原生作物的鼻祖,是港英殖民政府;年代悠久的香港动植物公园,便是这项“发现本土”任务的开山之作。
为什么讲这些?一些观众还来不及反应,马国明便调转方向,开始分析现有本土派论述的主要局限。在他看来,对“身份政治”的执迷造就了这些论述的天花板——即透过塑造一种经过历史长河洗礼,却从未褪色的原生身份,以此自居,排除“非我者”。这些论述有明显可察的内部矛盾,例如拥护广东话为最“纯正”的唐诗宋词语言,却也因此站在了“大中华”的一边。不过,在马国明看来,它们最致命的问题,是未能正面回应一个基本事实:“香港”的形塑——无论作为城市还是文化身份——都高度内嵌于殖民史和移民史,并不存在一个古老的、可以延续至今的稳定身份。
马国明引用的是文化研究学者阿卡巴・阿巴斯(Ackbar Abbas)的论断。在成书于1997年的《香港:关于“消失”的文化与政治》(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中,阿巴斯提醒道,在香港,“本土”已经是翻译的结果(the local is already a translation)。这个论断重要的观点是:在将“香港”打造成具有地方特色、本土归属感的过程中,一度最为卖力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个培育原生作物的港英政府。借阿巴斯,马国明强调,无视这些复杂性,向“历史”索要祖先、建构纯粹本土身份的尝试,均落入了阿巴斯所谓“本土诱惑”的陷阱。
那么,如果这种身份政治是“死胡同”,出路又在哪里?
红Van传奇:劳苦大众谱写的“另类”本土
马国明没有直接讲路,倒是说起了车来——红Van是他尤其重要的灵感来源。
家住荃湾的马国明在岭南大学教书,一度可搭自佐敦发往屯门的红Van往返,十分方便。2009年,西铁线延长到红磡开通后不久,他在楼下就见不到这条线了。后来他发现,原有的线路被拆成了两段,一段只从元朗出发,直接发往屯门人口密度大、但离西铁站有一段距离的居民区;另一段则仍由佐敦开出,但只在客满后出发,中间不再经停,直到元朗。前者起到改良服务、增加客源的作用,后者则保证每程不赔本——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因为西铁线抢占了诸多从油尖旺出发前往元朗-屯门的小巴客源,而红Van司机们因应变化迅速做出调整。
感叹红Van司机“醒目”(粤:聪明、机灵)之余,马国明更想和观众分享的是,红Van司机这样的普通劳动者,可以凭借自己的机智与港铁的霸权周旋——由于是“自雇人士”,红Van司机的许多做法可以跳出大公司的管理学逻辑。有人贬斥红Van“不正规”,马国明却要为之辩护:这种“自顾”带来的灵活性,有时反倒更好地服务了顾客。
普通劳动者之间的“互助”,也在红Van的运作过程中体现。马国明另一条常坐的线路,是从荃湾发往铜锣湾,因为小巴走西隧直达,比搭地铁方便。他介绍说,这条线有自己的规矩:从第一个客人上车开始算,20分钟之后不管车上有几个人,司机都会开车。有一次他好奇计算:全车算上自己只有三个乘客,准时开车的话,每个人16块,三个人48块,连隧道费都不够付,照理会亏本。但经过观察,他惊讶地发现,原来在繁忙时段过后,司机们形成了一个新的“契约”——就是会“秘密”相互告知乘客数量,这样他们最后汇总车钱、并取平均数分摊后,就能帮补不够客的司机。马国明说,繁忙时段过后,司机是大可以不开车的,毕竟赔本;但是,他们靠互助,共同承担这个时段的损失,保证服务质素,为的是做旺这条线——长远地看,只有这样,大家才都有钱赚。
这样一种“半体制外”交通工具(注2)的经营,不仅需要灵活的头脑,也少不了司机间的合作。但是这些,又和“本土”有什么关系呢?借红Van的例子,马国明想说明的是,许多香港特有的事物,既不是祖上传下来的,也不全然引进自他国,而是在劳苦大众挣扎求生存的状态中发明出来的。这种“本土”是实实在在地“谱”出来的,是日常生活中近在眼前的例子,不需要跨越时空去费力地追溯、相认。
马国明以“被压逼的祖先”形容这样一种本土认同:“香港并非想像中的人间乐土,逃到香港的人,在无援无助的情况下,在香港的街头挣扎求存,创造了“车仔面”和“大笪地”这些香港独有的事物。跟我们“被压逼的祖先”相认,意义不在于“认祖归宗”这种封建意识,而是要继承和发扬“被压逼的祖先”们那种“决定身处的经验世界的本质”的气魄和能力。”(注1)
这是一种以劳苦大众的生活经验为中心的左翼本土论述,和诉诸民族、城邦取径的本土派显著不同。
与此同时,马国明也回应了阿巴斯对香港文化身份的经典论述。
在阿巴斯看来,既然以“溯古”为方法的认同政治在香港有先在的局限,那就不如放弃寻找香港的“文化本质”。当然,让人完全放弃身份认同是极难的,因此不妨动点脑筋这样理解:倘若香港有什么文化特质,那就是“消失”这件事本身。
这当然首先是一种批评——想想香港那些随时可以因为有更大的买手而就地消失的老旧建筑,和那些恰恰因为有条件离开香港、才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流动性的“港人”吧。但另一方面,阿巴斯也说,这种可以让一切都消失的文化空间,却也因此最为彻底地解构了“文化”这个总和时空捆绑在一起的概念,香港因此有了一种不受历史沉疴羁绊的可能性。
鲜有论者可以像阿巴斯这样,在用精准的理论语言毫不留情地解构“香港”的同时,又以极大努力挖掘它的城市性格中最激进、开放的面向。然而,如果以社会科学或者经验研究的角度审视他的作品,其薄弱之处在于较少著墨“香港人”内部的异质性:我们看不到阶级差异、性别与种族问题,亦无法捕捉香港社会的不平等是如何构建的。在用反本质论的方式提醒人们抵御“本土诱惑”时,多少也消解了人们拥抱“实在”的生活感觉的正当性。
马国明以左翼视野带来的分析,给出了这个阿巴斯未试图厘清的部分一个具体的所指:被压逼的祖先。如果这个“祖先”在当下香港还能引起共鸣,靠的不是亲属关系或族群身份带来的自然传承,而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不亚于旧时代的压迫和逼仄的生活空间。
西冷红茶:来者不拒的翻译与广东话的现代性
在香港谈“本土”,广东话是绕不开的问题。在流行的论述中,广东话因为保存了诗词等“高雅文化”的古音古韵,被视为“重要”。因此在普通话霸权下的捍卫广东话行动,也把重心放在了这一语言的“独特性”上,被强调的往往是它和普通话的“绝对不同”——无论是语言学特质,还是和语言分不开的文化身份。
马国明则另辟蹊径,不谈广东话的上古源流,而是讲它和现代世界的关系;不试图突出它和其他语言的对立,而是讲它在文化翻译中扮演的作用。
马国明举的例子是西冷红茶。他评论道:大陆文人将Sri Lanka译作“锡兰”,用了“锡”、“兰”这两个金贵的字,而根据广东话音译的“西冷”,则在用字上随便得多。为什么这样叫?马国明又一次回到了“劳苦大众”:他们教育程度有限,不会讲普通话,不知道已经有“锡兰”这个翻译的名称,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它就叫做西冷红茶。
他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广东话大量的词汇,正如“西冷红茶”一样,是由普通劳动者以一种不加修饰的方式翻译出来的。又如“士”字,相关的词就有的士、巴士、士多、多士、芝士、贴士……这样的“港式”翻译,在流行文化里也留下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作品——被叫做“瘦皮猴”的Frank Sinatra,被直呼“披头四”的The Beatles……对于马国明来说,以这种富于创造力的“命名”消化外来事物的现象,体现了使用广东话的劳苦大众,有不卑不亢,懂得转变、执生(随机应变)的特质——这才是捍卫广东话的最好理由。住在荃湾大帽山山脚的他甚至打趣道,不要再讲劝人努力工作挨世界的“狮子山精神”了。劳苦大众机巧、精彩的生活,好像精灵一样,应该用“大帽山精灵”为他们正名。
透过广东话的翻译现象,马国明指出,与其说广东话是华夏语言,不如强调它外向、面对世界的一面。就拿和“世界”有关的词来说,广东话的丰富程度令人称奇:“挨世界”、“叹世界”、“捞世界”、“做世界”,年轻人有“大把世界”……这样既外向,又灵活的语言,体现了香港特有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的重点不是俗语中所讲的“汇聚中西”,也不是“比谁更强”,而是在于我可以自如地“化”你,并且还能因此中丰富了自己。
“关键词计划”的组织者许宝强也点评道,这样基于劳苦大众的香港本土还原出一种肯定式的自信主体,“不会因为自己不会英文就不说话”,也不通过排斥他者建构自己的身份。在当下的本土辩论中,它也因此得以超越“要或不要大中华”这种非此即彼式的问题,提供了创造性地容纳、发展他者的可能。
文化自信与优越感的诱惑
值得玩味的是,借广东话的议题,“中国大陆”这个各类本土论述不得不处理的题目,也进入了马国明的分析。他将文字的翻译推广至更宏大的文化比较,评论道:“广东话更加切合现代生活的节奏,中国大陆要从我们广东话去吸取如何去面对西方世界。我们大量采用西方新事物,不会好似中国文人,将的士叫做出租车,巴士叫做公共汽车,硬要将它们变成中文,好似中国自古以来已经有了一样”。他进而引申道,和香港普罗大众不卑不亢的面对现代西方的方式比起来,中国大陆总是欲拒还休,自大又自卑。
关于“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现代性,有诸多翔实的研究可参考,以上述方式论之,自然是有欠精准。另一方面,以劳苦大众的经验阐释本土意涵虽然鼓舞人心,但整体性地说香港普罗大众面对西方“不卑不亢”,也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推论。马国明在演讲中对这个题目的处理——香港比中国更世界、更现代——并未和常见的理解中国—香港—世界的说法拉开距离。挪用阿巴斯的“本土诱惑”,这样的表述若放在历史背景下加以检视,稍不容易也会滑入一种“优越感陷阱”。
自殖民时期到加速的全球化时代,香港所处的独特时空结构,制造了各种有具体方向的传递。一方面,它的存在把地理上较远、被认为在人类发展的时间线上走得靠前的西方,传给需要知识、技术、乃至革命思想的中国;另一方面,又靠反向的商贸活动获利。而在全球资本快速扩张的二十世纪后段,这种打时空差的战术更是得到空前加强,给香港带来了经济繁荣。香港在中国革命/改革进程中,也因此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
这段历史让“香港帮助中国和世界接轨”成为和“港英将香港从小渔村变为国际大都市”一样流行的神话叙事——仿佛这样的一两句话,就足以概括历史的全貌。而人类学家提醒我们,神话(myth)对经验世界的解释,虽然以科学的标准看可能错得离谱,但却为人们提供了理解世界的关键图式和分类学知识。人们常常通过神话,为本来错综复杂的世界(强行)赋予清晰的意义。
现代化理论和发展主义对人类进程乐观的线性描述,或许是二十世纪最大的神话。这种氛围下,当说出“香港帮助中国和世界接轨”的同时,没有讲出来的一句则是,“中国不属于世界”——香港和中国虽然同在一个地球上,却并不具有人类发展的共时性(coevalness)。如果仅仅以这种视野分析问题,那么当香港已经和“现代”密不可分,广东话已经被用作消化殖民者——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诸多新鲜事物时,中国无疑“仍然”活在“过去”。
谈论这些,并非否认港人对大陆负面观感,来自许多可查可鉴的事实(即中国大陆令人感到气馁的地方),而是为了剖析在当下,左翼本土论述在与这种“接轨论”颇为暧昧的关系中,有哪些限制。
全球中国的崛起,无疑破坏了港人习以为常的香港—中国—世界的关系想象。中国不但明确地进入了“世界”,更试图打造一套与以往的“世界”不一样的规则。面对以各种形式从这个“落后”区域涌入的影响,港人感到的或许不单是恐惧(恐共、恐中),更是一种因为这个旧秩序的动摇,在面对“中国”时自我感觉的混乱。这样看来,右翼本土论述诉诸的身份政治,更像一种用来应对失序感觉的激进文化策略。
结合马国明的论述,我们需要问的真问题是:在全球中国崛起的当下,曾经作为“世界”代言人的香港人还能不能像“大帽山精灵”一样,以灵活和不卑不亢的态度,去“化”那个长期被认为处在落后一端的“大陆文化”/“中国影响”?
讲座的互动环节,广东话和中港问题屡次被提及。有位观众略带嫌恶地问:内地学者来讲座,我们说“演讲”,他们非要说“讲演”,我们说吃“宵夜”,他们说“夜宵”,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啊?
虽然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应,但问题的存在已经值得我们思考:同样的两个字,类似的词义,只是顺序不同,为什么会引起困惑和不安?也许,最为尴尬和困难的事,不是去“化”一个与自己明显不同的外来者,而是与自己相似,却又带著异类感觉的他者。一方面,“本土派”不再有兴趣和“泛民”对话,多少也是因为,愈发紧张的局面,让人多少觉得不再有从容去“化”的身位。另一方面,这种寡淡和怨恨并举的尴尬场面,也是因为“本土派”——包括大部分“泛民”——对当下“中国”的论述,实质上未能跳出“接轨论”。对左翼本土论述来说,若期冀泛民能拥抱本土,除了认同劳苦大众为“受压迫的祖先”,亦需要积极反思,在新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是否需要重写,甚至放弃“香港助中国走向世界”这样一个已经陈旧的神话。
“本土”作为方法和邀请
阿巴斯笔下的香港之所以迷人,在于它总处在一种逃逸的状态,无法被任何现成的文化理论轻易阐释;马国明的方法则说明,这样一个无法被本质化的城市,因为它的开放性,为发现“本土”提供丰厚的社会土壤。他像本雅明笔下的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用信手拈来的掌故和见闻,生动地串起他的本土叙事。他的讲述里,也处处透出德赛图名篇“在城市中行走”里鼓励的精神:尽管城市建设霸道地制定了时空规则,抵抗仍可以从低处生长,而街头巷尾的日常行走,正是捕捉它们的最好方式。
就像许宝强在总结说的,捍卫“本土”并不是为了排斥什么,终究还是为了保卫多元生活的可能性。正是因此,只要是来自垄断力量的收编,都应该成为斗争的对象。以此观之,马国明在普通劳动者的经验中挖掘本土的尝试,既是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共同抵抗霸权的邀请。
(感谢端传媒实习生邓捷整理讲座录音;本文亦参考了马国明未刊出演讲稿<当泛民拥抱本土>)
注1:马国明. 香港的“本土性” 和“本土论述”.
注2:香港小巴分为红绿两种,绿色线路固定,红色则可由司机自行决定。
許久沒見的深入精闢討論!
令人再度發想本土、後雨傘時代的港人何去何從
馬先生想表達的是香港的「本土元素」是一個具動態的結果,而不是「自古以來」。當我們將「本土元素」自限,我們間接消滅香港的「本土性」。
對我而言,香港的「本土元素」是在華人在殖民社會求存及冷戰時「地緣政治」的產物。若不是貪腐問題大到對英國有影響,會有ICAC嗎?不是否定廉潔是香港的一頂「本土元素」,而是說「木土元素」是在本土的土壤開花結果。
我生於基層,也一直在基層工作、生活。若要以基層作基點來建立[本土]的話,真是一個美麗的誤會。請不要隨便美化,聖化基層。身邊「勞苦大眾」其實跟其他階層一樣什麼人都有,一樣有生活得很犬儒的人,一樣有自私自利的人。以紅van 做例子也不恰當,要知道紅van 的生態秩序是由黑幫維持,這造就了多少黑幫經濟?從生活習慣入手的話,更加會發現基層比起其他階層,其實跟其他華南地區更相似。香港的不同只在用了西方法律,政府架構,管治手法。但這才慢慢在八九十年代讓人偏向相信制度多於關係,比較相信知識多於陰謀,比較相信法律會得到保障,比較相信大家守秩序大家都會生活得方便。今日香港的燥動,難度不是因為我們漸漸失去這些嗎?
有水準的整合,亦正正是我們時代所需要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