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运关键词书写笔记（三）：再访“本土”，劳苦大众能否"谱"出文化自信？

【编者按】2019年是香港雨伞运动5周年，香港本地文化研究学者许宝强发起一场持续9个月的“伞运关键词计划”，希望用“关键词”的方式书写这段社会史，并将邀请关注伞运的学者、律师、社运人士与公众人士一起读书与讨论。端传媒纪录每月一场的讲座关键词、发言人的思考及与公众的对谈内容。我们邀请诸位读者一起，纪念和反思。本文为第3期，讲座笔记共持续9个月，敬请关注。

倘若为八零年代以来的香港政治文化编一个字典，恐怕很难再找到像“本土”这样的一个词——它如此高频地出现，其意涵却总在流变，然而又从未被某一种解释所完整收编。雨伞运动过后，“本土”逐渐和“本土派”画上等号，成为政治立场的代言词。因伞运壮大的“本土（派）”与较为传统的“泛民”之间的对立，也愈发清晰、尖锐地呈现在公共政治领域。无论是在政治论述、形象，还是各自吸引的群体上，它们都有明显的不同。伞运后虽不乏声音呼吁非建制派“团结一致”，但在“泛民”本身都存在世代及意见分裂的背景下，与“本土（派）”的融合更缺乏现实基础。

“伞运关键词”计划的第三次活动，讲者马国明却以“当泛民拥抱本土”为题。除却字面上的戏剧张力，这场讨论更具启发性的内涵，在于马国明从极具香港生活质感的例子中挖掘灵感，分享他对“本土”二字在当下惯常用法之外的可能性。

曾有人批评马国明的论述过于沈溺怀旧，这或与他欣赏香港的“草根文化”有关，但这种对“本土”到底是什么的梳理，对当下香港来说不失为是一场具有现实意义的讨论。马国明所认为的“本土”，削弱了“身份政治”那令人身心俱疲的斗争性，而扩展以一种具有“阶级”特性的视野：与其将“本土”用作坚守“身份政治”的武器，不如借它来理解、认同香港“劳苦大众”用灵活、智慧，以及不卑不亢的态度，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主体性。这种“本土”，在他看来，值得“泛民”拥抱。

在政治鸿沟中反思“本土诱惑”

雨伞以后，关于（传统）泛民和本土派之间的张力和距离，成为香港民主运动前景讨论中的重点话题，但较少得到反思的是，“本土”这个词在政治话语中的存在状态不无分裂。一方面，当今任何一个政治团体，已经没有空间敢说自己不本土——“本土”因此显得无处不在，是为“广”；另一方面，在反建制势力内部鸿沟逐渐扩大的同时，“本土”被认为只是和“本土派”等价的形容词——“本土”的意涵因此急剧缩缩减，是为“窄”。这种矛盾也折射出一种疲劳的智识状态：重新思考“本土”，像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没有人愿意做。

重拾这个棘手“关键词”的马国明，有点像个破冰者。和“关键词计划”的初衷一脉相承，他期待打开被冻结的语义，激活人们的政治想象力，找到可以被更多人拥抱的“本土”。

讲座开场，善于讲故事的马国明并未直入主题，而是兜了一圈，先讲起植物来。他问在座谁知道香港有什么原生植物/作物？无人应答下，他进而分享了关于“标本林”的知识——原来，收集和培育香港原生作物的鼻祖，是港英殖民政府；年代悠久的香港动植物公园，便是这项“发现本土”任务的开山之作。

为什么讲这些？一些观众还来不及反应，马国明便调转方向，开始分析现有本土派论述的主要局限。在他看来，对“身份政治”的执迷造就了这些论述的天花板——即透过塑造一种经过历史长河洗礼，却从未褪色的原生身份，以此自居，排除“非我者”。这些论述有明显可察的内部矛盾，例如拥护广东话为最“纯正”的唐诗宋词语言，却也因此站在了“大中华”的一边。不过，在马国明看来，它们最致命的问题，是未能正面回应一个基本事实：“香港”的形塑——无论作为城市还是文化身份——都高度内嵌于殖民史和移民史，并不存在一个古老的、可以延续至今的稳定身份。

马国明引用的是文化研究学者阿卡巴・阿巴斯（Ackbar Abbas）的论断。在成书于1997年的《香港：关于“消失”的文化与政治》（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中，阿巴斯提醒道，在香港，“本土”已经是翻译的结果（the local is already a translation）。这个论断重要的观点是：在将“香港”打造成具有地方特色、本土归属感的过程中，一度最为卖力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个培育原生作物的港英政府。借阿巴斯，马国明强调，无视这些复杂性，向“历史”索要祖先、建构纯粹本土身份的尝试，均落入了阿巴斯所谓“本土诱惑”的陷阱。

那么，如果这种身份政治是“死胡同”，出路又在哪里？

红Van传奇：劳苦大众谱写的“另类”本土

马国明没有直接讲路，倒是说起了车来——红Van是他尤其重要的灵感来源。

家住荃湾的马国明在岭南大学教书，一度可搭自佐敦发往屯门的红Van往返，十分方便。2009年，西铁线延长到红磡开通后不久，他在楼下就见不到这条线了。后来他发现，原有的线路被拆成了两段，一段只从元朗出发，直接发往屯门人口密度大、但离西铁站有一段距离的居民区；另一段则仍由佐敦开出，但只在客满后出发，中间不再经停，直到元朗。前者起到改良服务、增加客源的作用，后者则保证每程不赔本——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因为西铁线抢占了诸多从油尖旺出发前往元朗-屯门的小巴客源，而红Van司机们因应变化迅速做出调整。

感叹红Van司机“醒目”（粤：聪明、机灵）之余，马国明更想和观众分享的是，红Van司机这样的普通劳动者，可以凭借自己的机智与港铁的霸权周旋——由于是“自雇人士”，红Van司机的许多做法可以跳出大公司的管理学逻辑。有人贬斥红Van“不正规”，马国明却要为之辩护：这种“自顾”带来的灵活性，有时反倒更好地服务了顾客。

普通劳动者之间的“互助”，也在红Van的运作过程中体现。马国明另一条常坐的线路，是从荃湾发往铜锣湾，因为小巴走西隧直达，比搭地铁方便。他介绍说，这条线有自己的规矩：从第一个客人上车开始算，20分钟之后不管车上有几个人，司机都会开车。有一次他好奇计算：全车算上自己只有三个乘客，准时开车的话，每个人16块，三个人48块，连隧道费都不够付，照理会亏本。但经过观察，他惊讶地发现，原来在繁忙时段过后，司机们形成了一个新的“契约”——就是会“秘密”相互告知乘客数量，这样他们最后汇总车钱、并取平均数分摊后，就能帮补不够客的司机。马国明说，繁忙时段过后，司机是大可以不开车的，毕竟赔本；但是，他们靠互助，共同承担这个时段的损失，保证服务质素，为的是做旺这条线——长远地看，只有这样，大家才都有钱赚。

这样一种“半体制外”交通工具（注2）的经营，不仅需要灵活的头脑，也少不了司机间的合作。但是这些，又和“本土”有什么关系呢？借红Van的例子，马国明想说明的是，许多香港特有的事物，既不是祖上传下来的，也不全然引进自他国，而是在劳苦大众挣扎求生存的状态中发明出来的。这种“本土”是实实在在地“谱”出来的，是日常生活中近在眼前的例子，不需要跨越时空去费力地追溯、相认。

马国明以“被压逼的祖先”形容这样一种本土认同：“香港并非想像中的人间乐土，逃到香港的人，在无援无助的情况下，在香港的街头挣扎求存，创造了“车仔面”和“大笪地”这些香港独有的事物。跟我们“被压逼的祖先”相认，意义不在于“认祖归宗”这种封建意识，而是要继承和发扬“被压逼的祖先”们那种“决定身处的经验世界的本质”的气魄和能力。”（注1）

这是一种以劳苦大众的生活经验为中心的左翼本土论述，和诉诸民族、城邦取径的本土派显著不同。

与此同时，马国明也回应了阿巴斯对香港文化身份的经典论述。

在阿巴斯看来，既然以“溯古”为方法的认同政治在香港有先在的局限，那就不如放弃寻找香港的“文化本质”。当然，让人完全放弃身份认同是极难的，因此不妨动点脑筋这样理解：倘若香港有什么文化特质，那就是“消失”这件事本身。

这当然首先是一种批评——想想香港那些随时可以因为有更大的买手而就地消失的老旧建筑，和那些恰恰因为有条件离开香港、才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流动性的“港人”吧。但另一方面，阿巴斯也说，这种可以让一切都消失的文化空间，却也因此最为彻底地解构了“文化”这个总和时空捆绑在一起的概念，香港因此有了一种不受历史沉疴羁绊的可能性。

鲜有论者可以像阿巴斯这样，在用精准的理论语言毫不留情地解构“香港”的同时，又以极大努力挖掘它的城市性格中最激进、开放的面向。然而，如果以社会科学或者经验研究的角度审视他的作品，其薄弱之处在于较少著墨“香港人”内部的异质性：我们看不到阶级差异、性别与种族问题，亦无法捕捉香港社会的不平等是如何构建的。在用反本质论的方式提醒人们抵御“本土诱惑”时，多少也消解了人们拥抱“实在”的生活感觉的正当性。

马国明以左翼视野带来的分析，给出了这个阿巴斯未试图厘清的部分一个具体的所指：被压逼的祖先。如果这个“祖先”在当下香港还能引起共鸣，靠的不是亲属关系或族群身份带来的自然传承，而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不亚于旧时代的压迫和逼仄的生活空间。

西冷红茶：来者不拒的翻译与广东话的现代性

在香港谈“本土”，广东话是绕不开的问题。在流行的论述中，广东话因为保存了诗词等“高雅文化”的古音古韵，被视为“重要”。因此在普通话霸权下的捍卫广东话行动，也把重心放在了这一语言的“独特性”上，被强调的往往是它和普通话的“绝对不同”——无论是语言学特质，还是和语言分不开的文化身份。

马国明则另辟蹊径，不谈广东话的上古源流，而是讲它和现代世界的关系；不试图突出它和其他语言的对立，而是讲它在文化翻译中扮演的作用。

马国明举的例子是西冷红茶。他评论道：大陆文人将Sri Lanka译作“锡兰”，用了“锡”、“兰”这两个金贵的字，而根据广东话音译的“西冷”，则在用字上随便得多。为什么这样叫？马国明又一次回到了“劳苦大众”：他们教育程度有限，不会讲普通话，不知道已经有“锡兰”这个翻译的名称，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它就叫做西冷红茶。

他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广东话大量的词汇，正如“西冷红茶”一样，是由普通劳动者以一种不加修饰的方式翻译出来的。又如“士”字，相关的词就有的士、巴士、士多、多士、芝士、贴士……这样的“港式”翻译，在流行文化里也留下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作品——被叫做“瘦皮猴”的Frank Sinatra，被直呼“披头四”的The Beatles……对于马国明来说，以这种富于创造力的“命名”消化外来事物的现象，体现了使用广东话的劳苦大众，有不卑不亢，懂得转变、执生（随机应变）的特质——这才是捍卫广东话的最好理由。住在荃湾大帽山山脚的他甚至打趣道，不要再讲劝人努力工作挨世界的“狮子山精神”了。劳苦大众机巧、精彩的生活，好像精灵一样，应该用“大帽山精灵”为他们正名。

透过广东话的翻译现象，马国明指出，与其说广东话是华夏语言，不如强调它外向、面对世界的一面。就拿和“世界”有关的词来说，广东话的丰富程度令人称奇：“挨世界”、“叹世界”、“捞世界”、“做世界”，年轻人有“大把世界”……这样既外向，又灵活的语言，体现了香港特有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的重点不是俗语中所讲的“汇聚中西”，也不是“比谁更强”，而是在于我可以自如地“化”你，并且还能因此中丰富了自己。

“关键词计划”的组织者许宝强也点评道，这样基于劳苦大众的香港本土还原出一种肯定式的自信主体，“不会因为自己不会英文就不说话”，也不通过排斥他者建构自己的身份。在当下的本土辩论中，它也因此得以超越“要或不要大中华”这种非此即彼式的问题，提供了创造性地容纳、发展他者的可能。

文化自信与优越感的诱惑

值得玩味的是，借广东话的议题，“中国大陆”这个各类本土论述不得不处理的题目，也进入了马国明的分析。他将文字的翻译推广至更宏大的文化比较，评论道：“广东话更加切合现代生活的节奏，中国大陆要从我们广东话去吸取如何去面对西方世界。我们大量采用西方新事物，不会好似中国文人，将的士叫做出租车，巴士叫做公共汽车，硬要将它们变成中文，好似中国自古以来已经有了一样”。他进而引申道，和香港普罗大众不卑不亢的面对现代西方的方式比起来，中国大陆总是欲拒还休，自大又自卑。

关于“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现代性，有诸多翔实的研究可参考，以上述方式论之，自然是有欠精准。另一方面，以劳苦大众的经验阐释本土意涵虽然鼓舞人心，但整体性地说香港普罗大众面对西方“不卑不亢”，也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推论。马国明在演讲中对这个题目的处理——香港比中国更世界、更现代——并未和常见的理解中国—香港—世界的说法拉开距离。挪用阿巴斯的“本土诱惑”，这样的表述若放在历史背景下加以检视，稍不容易也会滑入一种“优越感陷阱”。

自殖民时期到加速的全球化时代，香港所处的独特时空结构，制造了各种有具体方向的传递。一方面，它的存在把地理上较远、被认为在人类发展的时间线上走得靠前的西方，传给需要知识、技术、乃至革命思想的中国；另一方面，又靠反向的商贸活动获利。而在全球资本快速扩张的二十世纪后段，这种打时空差的战术更是得到空前加强，给香港带来了经济繁荣。香港在中国革命/改革进程中，也因此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

这段历史让“香港帮助中国和世界接轨”成为和“港英将香港从小渔村变为国际大都市”一样流行的神话叙事——仿佛这样的一两句话，就足以概括历史的全貌。而人类学家提醒我们，神话（myth）对经验世界的解释，虽然以科学的标准看可能错得离谱，但却为人们提供了理解世界的关键图式和分类学知识。人们常常通过神话，为本来错综复杂的世界（强行）赋予清晰的意义。

现代化理论和发展主义对人类进程乐观的线性描述，或许是二十世纪最大的神话。这种氛围下，当说出“香港帮助中国和世界接轨”的同时，没有讲出来的一句则是，“中国不属于世界”——香港和中国虽然同在一个地球上，却并不具有人类发展的共时性（coevalness）。如果仅仅以这种视野分析问题，那么当香港已经和“现代”密不可分，广东话已经被用作消化殖民者——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诸多新鲜事物时，中国无疑“仍然”活在“过去”。

谈论这些，并非否认港人对大陆负面观感，来自许多可查可鉴的事实（即中国大陆令人感到气馁的地方），而是为了剖析在当下，左翼本土论述在与这种“接轨论”颇为暧昧的关系中，有哪些限制。

全球中国的崛起，无疑破坏了港人习以为常的香港—中国—世界的关系想象。中国不但明确地进入了“世界”，更试图打造一套与以往的“世界”不一样的规则。面对以各种形式从这个“落后”区域涌入的影响，港人感到的或许不单是恐惧（恐共、恐中），更是一种因为这个旧秩序的动摇，在面对“中国”时自我感觉的混乱。这样看来，右翼本土论述诉诸的身份政治，更像一种用来应对失序感觉的激进文化策略。

结合马国明的论述，我们需要问的真问题是：在全球中国崛起的当下，曾经作为“世界”代言人的香港人还能不能像“大帽山精灵”一样，以灵活和不卑不亢的态度，去“化”那个长期被认为处在落后一端的“大陆文化”/“中国影响”？

讲座的互动环节，广东话和中港问题屡次被提及。有位观众略带嫌恶地问：内地学者来讲座，我们说“演讲”，他们非要说“讲演”，我们说吃“宵夜”，他们说“夜宵”，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啊？

虽然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应，但问题的存在已经值得我们思考：同样的两个字，类似的词义，只是顺序不同，为什么会引起困惑和不安？也许，最为尴尬和困难的事，不是去“化”一个与自己明显不同的外来者，而是与自己相似，却又带著异类感觉的他者。一方面，“本土派”不再有兴趣和“泛民”对话，多少也是因为，愈发紧张的局面，让人多少觉得不再有从容去“化”的身位。另一方面，这种寡淡和怨恨并举的尴尬场面，也是因为“本土派”——包括大部分“泛民”——对当下“中国”的论述，实质上未能跳出“接轨论”。对左翼本土论述来说，若期冀泛民能拥抱本土，除了认同劳苦大众为“受压迫的祖先”，亦需要积极反思，在新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是否需要重写，甚至放弃“香港助中国走向世界”这样一个已经陈旧的神话。

“本土”作为方法和邀请

阿巴斯笔下的香港之所以迷人，在于它总处在一种逃逸的状态，无法被任何现成的文化理论轻易阐释；马国明的方法则说明，这样一个无法被本质化的城市，因为它的开放性，为发现“本土”提供丰厚的社会土壤。他像本雅明笔下的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用信手拈来的掌故和见闻，生动地串起他的本土叙事。他的讲述里，也处处透出德赛图名篇“在城市中行走”里鼓励的精神：尽管城市建设霸道地制定了时空规则，抵抗仍可以从低处生长，而街头巷尾的日常行走，正是捕捉它们的最好方式。

就像许宝强在总结说的，捍卫“本土”并不是为了排斥什么，终究还是为了保卫多元生活的可能性。正是因此，只要是来自垄断力量的收编，都应该成为斗争的对象。以此观之，马国明在普通劳动者的经验中挖掘本土的尝试，既是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共同抵抗霸权的邀请。

（感谢端传媒实习生邓捷整理讲座录音；本文亦参考了马国明未刊出演讲稿<当泛民拥抱本土>）

注1：马国明. 香港的“本土性” 和“本土论述”.
注2：香港小巴分为红绿两种，绿色线路固定，红色则可由司机自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