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问看清占中九子审判：香港首次有集会人士因“公众妨扰”罪成

时隔近五年，有关2014年香港“占领中环”和“雨伞运动”的最重要判决，4月9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宣判。“占中九子”各人均有一项或以上控罪成立，全部与“公众妨扰”有关。有民主派法律人士认为，是次判决有机会对日后社会运动及言论、集会自由造成寒蝉效应。

4月10日，在各人陈情结束后，法官宣布休庭，“占中九子”全部获准保释，4月24日再行宣判刑期。

占中九子宣判原定于九点半开始，在开庭一小时前，庭外已有数百名市民到场支持九子，法庭内外公众席爆满，更有民众为了争夺公众席差点大打出手。到了开庭时间，媒体记者和支持者在法庭内外就绪，九名被告亦已坐在被告席上，6名庭警在旁待命，等待开庭的陈健民亦在入庭前把结婚戒指摘下，交由妻子保管。此时法官陈仲衡进入法庭并宣布，由于昨晚校对判词时发现出错，因此需要一小时重新印刷资料。法庭于一小时后重开，法官开始宣判结果。

“占中九子”均有“公众妨扰”相关罪名成立，其中“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被控三项控罪，戴耀廷和陈健民两罪成立，朱耀明一罪成立。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臻，学联前成员钟耀华及张秀贤被控两项罪名成立。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两项控罪均成立。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则被控一项罪名成立。

这九名民主派学者、政治人物及前学生领袖于2017年3月被警方落案起诉，案件于2018年11月19日开审，审理过程历时18天，九人均否认控罪。

这并非雨伞运动核心人物的首次受审及被定罪，但这是首次有核心人物因组织、参与运动而罪成，同时亦是香港首次以“公众妨扰”相关罪名控告参与集会的人士。在香港，因为参与未经警方批准的示威游行而被起诉的人士，通常以“未经批准集结”或“非法集结”等刑罚较轻的罪名被控。

双学（学联和学民思潮）三子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曾在“公民广场案”被判刑，大律师公会前主席石永泰当时向传媒表示，“占中”参与者被检控，是“求仁得仁”、并非政治检控。而“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则多次向传媒解释，“公民抗命”是以公开及有限度的违法行为以改变不公义制度，三子一直主张被捕后认“非法集结”罪，然而，他们认为警方所控的“公众妨扰”相关罪名存在法律问题，一旦罪成将影响香港未来社会运动，因此选择抗辩不认罪，惟最终在今天被判罪成。

占中九子案可能是香港史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判决，究竟是次判决，将立下怎样的法律案例，对香港未来的社会运动发展造成什么影响？“公众妨扰”与“非法集结”相关罪名又存在什么重要分别？端传媒就案件梳理出五大法律相关问题，或能让读者更深入了解这次审判。

1. 占中九子被控什么罪？

最初，占中九子被控的并非“公众妨扰”有关罪名。2014年12月3日，金钟占领区清场前8天，“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及朱耀明连同20多名“占中”参与者到警署自首，戴耀廷呼吁所有参与者只同意“参与非法集结”罪。他们当日即离开警署，并未被警方落案检控。直至2015年1月，警方“预约拘捕”三子，控罪包括参与、煽动、组织及协助“未经批准集结”。

2017年3月，“占中九子”收到警方“预约拘捕”通知，控罪改为“串谋他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公众妨扰”，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该控罪在法律界引起部分人士争议。案件在2018年11月开审后，控罪情况如下：

（1）“三子”戴耀廷、陈健民及朱耀明被控第一条罪为“串谋犯公众妨扰罪”。

三人被控于2013年3月到2014年12月期间，持续、活跃公开宣传“占领中环”，包括接受电台节目访问、举办占中商讨日、参与街头论坛等。控方指这是串谋他人非法阻碍中环或附近公众地方，对公众造成妨扰。

控方指Co-Conspirators Rule（共同串谋者规则）在此适用，三名被告均需为当中任何一名被告的言行共同负责。

（2）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陈淑庄、邵家臻、张秀贤、钟耀华共七人被控“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

七人被控于2014年9月27日至28日期间，在金钟添美道的台上发言，包括：呼吁示威者留守添美道进行公民抗命，呼吁示威者号召更多人到场参与公民抗命，叫人们循不同方向到添美道参与集会，呼吁带物资到占领区，呼吁、指示示威者紧守警方防线，并向示威者宣讲被捕须知。

控方指，七名被告在此两项罪名属伙同犯罪，需为当中任何一名被告的言行共同负责。

（3）黄浩铭被控“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

黄浩铭被控于2014年9月28日期间，在香港金钟分域码头街，以大声公呼吁分域码头街聚集的示威者“反包围”警察，呼吁他们召集更多人到场、扩大占领行动，并呼吁示威者靠近警方防线坐下等。控方指该行为阻碍了一辆救护车去路。

（4）李永达被控“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

李永达被控于2014年9月28日下午，在香港金钟夏悫道近添美道，非法煽惑他人阻碍夏悫道车路，对公众造成妨扰，包括用大声公向在龙和道和分域码头街交界聚集的示威者呼吁，请他们前往夏悫道，在行车路上坐下，进行“公民抗命”。

2. 九子为什么不认罪？罕见地以“公众妨扰”提控集会人士，在法律上恰当吗？

“我们一直倾向认罪，也曾一齐去自首。15年初拘捕我们说‘未经批准集结’，我们都说会认罪。但到正式起诉，突然改为‘公众妨扰’，这是有问题的。”戴耀廷是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他认为，公众妨扰是一个“口袋罪”，通常是控方觉得被告没犯法，但也要控告。他认为需透过抗辩，防范该罪成为案例，形成寒蝉效应，影响未来的社会运动。

香港过去一直很少用“公众妨扰”罪名来提告。据可见的记录，律政司分别在2005年及2008年以“公众妨扰”罪控告Matt James Pearce并成功入罪，案情指Pearce爬上中环一座大厦，以及爬上青马大桥，展示“天安门 4-6-1989，公义必胜”及“中国人民希望从压迫得到自由”等标语。而是次对九子的控罪，是香港首次以“公众妨扰”相关罪名，控告参与集会的人士。

戴耀廷在多次媒体访问、以及他在法庭上做的最后结案陈词里，引用剑桥法律教授J. R. Spencer的话，质疑律政司检控的动机。Spencer在1989年的学术期刊述说：“近年差不多所有以公众妨扰罪来起诉的案件，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的其中一个：一、当被告人的行为是触犯了成文法律，通常惩罚是轻微的，检控官想要以一支更大或额外的棒子去打他；二、当被告人的行为看来是明显完全不涉及刑事责任的，检控官找不到其他罪名可控诉他。”

不仅如此，戴耀廷亦质疑以普通法而非成文法的罪名提诉是滥用程序：“若有一适当的成文（法）罪行能涵盖一宗公民抗命案件中的违法行为，我们可以合理地质问为何要以公众妨扰罪来起诉？”

香港法律通常分为成文法和普通法。成文法包含明文规定的条例，大多经由立法会立法程序通过，并成为《香港法例》；普通法则是由法官判决的案例发展出来的法律系统，判决会成为案例，为将来类似案件提供参考。是次对九子的提诉，正是循普通法控告他们“串谋”、“煽惑”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

成文法通常已经列明罪行的最高刑期，但普通法由于是从案例发展出来，没有列明最高刑期，而是视乎哪一级法院审讯；如不考虑法院级别，最高刑期可以为终身监禁。

“原则上应该用一个清晰的罪名去控告，而不应用较宽广的罪名。”曾在立法会做了18年法律界功能组别议员的大律师吴霭仪向端传媒表示，“公众妨扰”罪名是过时而范围定义不清的罪名，“不知道它究竟牵涉什么，难以辩护，审讯也会因此复杂很多。特别重要的是，刑期无上限。”

她表示过往用“未经许可集结”提诉参与社运人士，通常惩罚较轻，“肯定不会去到坐监的程度。”

不过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汤家骅就认为，公众妨扰是一个贴切的控罪。“用这个控罪（公众妨扰）我觉得比较贴近事实。如果单用‘非法集结’，似乎未能反映一个79日大型妨碍公众运作的运动。我相信从这个角度，警方会尝试用一个以往较少用的罪来检控。”

3. “未经批准集结”与“公众妨扰”的分别在哪里？

“未经批准集结”是公安条例之下的罪名，若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5年；若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5000元及监禁3年，一般在裁判法庭审理。

“公众妨扰”有成文法和普通法之分，前者指《简易程序治罪条例》下的“在公众地方犯的妨扰罪”（nuisances committed in public places），涵盖的行为包括将废料、腐肉、恶臭物品放置在公众地方，在公众地方吐痰、大小便等等；后者则是普通法之下的“公众妨扰罪”（public nuisances），即没有在条例中列明，由法庭去裁定所属行为是否构成公众妨扰。

是次对九子的控罪，在拘捕时为“未经批准集结”，后改为循普通法控告“公众妨扰”相关罪名。普通法罪行的刑期视乎哪一级法院审理，本次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但其实是高一级的香港区域法院（地方法院）借用场地，因此最高刑罚为入狱七年。

4. 为什么控告“串谋”、“煽惑”、“煽惑他人煽惑”，而不控告“公众妨扰”？

吴霭仪认为，“这个案件最奇特的地方，就是全部以言入罪。”她表示“串谋”、“煽惑”及“煽惑他人煽惑”全部与被告的言论有关。

“他们不是告公众妨扰，而是告你计划做一件事，而这件事是属于公众妨扰。就算你失败，没人参加，没人把你当一回事，像戴耀廷（在雨伞运动）被（参与群众）骂得很厉害，你都已经罪成，只要你计划的事情属于公众妨扰。”吴霭仪说。

她认为，告“串谋”而非直接告“公众妨扰”，可能是举证需要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运动里，告你串谋、煽惑，说你讲了什么、写了什么，这都是很容易得到的证据；但我要告你公众妨扰，证据可能好复杂。”她表示要控告九子“公众妨扰”，难点有二：一是难以证明九子造成了雨伞运动这个公众妨扰的行为，甚至三子在运动中其实是被群众杯葛、无甚领导权，正如上庭作供的香港中文大学李立峰教授的学术报告所显示，大部分参与群众并不认为三子的号召是他们参与占中的原因；二是公众妨扰里面还有比例问题——所有和平示威都会造成一定程度公众妨扰，但它们是否合乎比例？

“说他们造成雨伞运动，几乎不可能；但告他们串谋、煽惑，就很容易了，证据确凿，他们都写过意向书，有许多公开文件、记录影片。”吴霭仪说。

控方在结案陈词里，就引用了2017年HKSAR v. Jariabka Juraj案，指该案讨论煽惑罪时，上诉庭法官援引2000年英国DPP v. Armstrong案当中法官Tuckey的判词，指犯罪人煽惑他人时必然带有犯罪意图，而受煽惑者的意图则毫不相干，煽惑没有效果也可以起诉。

汤家骅则对端传媒表示，他认为以“串谋”、“煽惑”及“煽惑他人煽惑”进行提告，是“反映事实”。“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占领运动，没可能是一个人控制或指挥得了的，用‘串谋’是比较接近事实的情况。”

他又认为“串谋”、“煽惑”的入罪门槛比较高，不仅需要证明有人进行违法行为，还要证明多于一个人一齐去合谋做这个违法行为。

法律界专业团体“法政汇思”成员田奇睿大律师不认同汤家骅的观点。他表示“串谋”的入罪门槛并没有更高，只要能够证明行为人之间有协议，甚至不需直接口头说出的协议，就有机会成立。

5. 九子罪成，对香港意味著什么？

吴霭仪认为，“占中九子”案的判决，将影响将来示威游行抗议等自由，从而影响香港民主运动。

她表示是次案件令人在意的是其造成的实际效果。“就算今次因为技术理由、法律原则而脱罪，但只要继续可以用这个罪名去控告这种经常发生的集会行为，你已经会感到害怕。谁还敢去发起游行？如果三子如此有计划地公开讲给大家听（占中计划），就已经（被控）这么大罪名，你可以想到寒蝉效应有多深。”

她指出，平日组织大型游行示威活动，申请警方“不反对通知书”时，要填写预期参与人数。今次九子入罪，令人担忧日后组织示威活动时，如若最终参与人数远超期望，是否亦会被控公众妨扰。“你用‘未经批准集结’告不了这些人，但如果她们游行演变成很大规模，很成功，你就可以用公众妨扰来告她们。”

对于这次“煽惑”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成，吴霭仪认为，这会阻吓人们日后做出呼吁群众参与大型抗议活动的行为。“呼吁大家‘出来，我们全香港人这次要反对什么什么’，这是我们每次游行都会做的事情。在自己Facebook呼吁人们上街，这会不会是‘煽惑’他人去做公众妨扰？叫大家‘叫多点朋友出来’，这是不是又成了‘煽惑他人煽惑’？而你呼吁人、策划、参与行动，全都会被警察拿著录影机录影，用来作为证据，罪成要坐好几年监狱。给人看到的整体效果就是这样。”

而汤家骅则表示，“如果法官判了公众妨扰，那么参加的人士就有公众妨扰罪，但他们比较低可能性会被控串谋、煽惑，这对那些参与的学生来讲，影响不大。而且参与人数这么大，执法人员不可能全部控告，所以检控官只会检控带头、最严重犯罪的人。是希望成功制裁、判决，起一个阻吓作用，令社会其他人是将来不会犯同样的罪。”

被问及那些参与程度不亚于“九子”中张秀贤、钟耀华的其他学生领袖会否有机会被控公众妨扰，汤家骅称：“律政司如何决定去告谁，这是他们的权利。也很有可能因为举证困难，他们搜集证据认为他们两人（张、钟）入罪机会比较高，其他人入罪机会较难，或者其他原因，我们外人无法解释，只能接受，看法官怎么判。”

“这个案件非常重要。将来法官判什么叫公众妨扰，公众妨扰在我们今日的人权法之下意味什么，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吴霭仪说。

（实习记者邓捷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注：更多关于占中九子案的庭审细节，可参阅相关文章里的庭审笔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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