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歐、築牆、黃背心——全球經濟自由化的民主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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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際民主國家的動盪與變異，超乎了多數人的理性預期，這種民主病現象不但難以預測，顯得異常雜沓，更重要的是，這種病徵的蔓延，以老牌民主國家受創最深。長期穩定且制度領先的西方民主國家，似乎已經存在了結構性的問題，而非表面上的修正即可解決。

從英國脫歐到美國的政治極化，再回到法國的黃背心運動，這三個歷史最為悠久的民主國家，分別面臨民主政治上的極大挑戰，在動盪中反覆拉鋸。因此可以看到，浪漫之都巴黎有如戰場，曾被譽為「改革者」與「自由主義領航者」法國總統馬克宏，在無領袖和無組織的黃背心抗爭中狠狠地跌了一跤；英國國會在大限來臨之前仍爭論不休，最終極有可能採取最糟的「無協議脫歐」；美國總統與國會的緊張關係前所未有，煙硝四起，川普近日還為了邊境築牆一事，宣佈美國進入緊急狀態。質言之，傳統民主強國已經陷入治理危機，不但政府普遍面臨信心崩盤，社會分歧也日趨嚴重，裂解成多個區塊，政府已不能有效回應民間訴求，素來優質的民主機制也消失殆盡，在重大分歧上難分難解，僵持不下。

事到如今，脫離不了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的交叉演變，原本相容的關係，已經到了互相抵觸的地步。在1959年著名的廚房辯論中，赫魯雪夫信誓旦旦的認為共產主義終究會碾壓資本主義，這拉開了長達40年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競賽的序幕，在蘇聯解體之後，也正式宣布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實驗，最終由資本主義獲勝。當時幾乎所有的觀點和評論，皆形成一致的共識，認為自由市場是帶來繁榮的唯一妙藥。在第三波民主化下倖存的極權國家，無不也在經濟政策上改弦更張，擁抱資本主義。

在經濟自由主義的推波助瀾之下，全球貿易方興未艾，各國無不致力於促進國際經貿合作，消除關稅壁壘，享受成長與繁榮。自由經濟學家如傅利曼無不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認為「世界仰賴各自追求利益的個人」。然而，為了讓市場發揮最大效用，政府的管制與調控也愈來愈少，對於潛在的社會分配正義問題，政府往往視而不見，或是將目光關注在如何提升競爭力，而非消除不公平的競爭條件。因此，世界各國不約而同鼓吹自由經濟，並降低潛在影響市場的障礙。

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很快地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在過程中潛移默化，雖然全球貿易量顯著增加，也造就顯而易見的繁榮與成長。然而，全球化的結果似乎並未將國家整體人民所得提升，也並未顯著地改善生活品質，反而讓財富分配向兩極靠攏，形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中產消失的局面，在所得差距上和城鄉發展上，不斷地惡化。國際財閥在這段期間得到了良好的養分，受惠於廣闊的全球市場，跨國公司可以攻城掠地。在高度自由化的經濟秩序下，來自先進國家的資本家、富豪和菁英，可以利用本身的優勢，形成「贏者全拿」的局面，還可以透過避稅與法律漏洞，不必負擔該盡的社會成本與責任，更以操弄、收買、施壓各國政府，遊走在國際之間，長期維持競爭優勢，賺取可觀的利潤。在全球市場力量與跨國企業的束縛之下，政府面對問題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有些更以毒品為良藥，加速自由化以增進帳面上的競爭力。絕大部分不具國際移動能力的勞動者，只能被動地承接全球化帶來的苦果。尤其以工業國家的勞工，可說是自由貿易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當然，還有正在弱化的中產階級。

不僅如此，全球化造成的發展似乎獨厚大都市，它具有磁吸人口、資源、資金的能力，位於邊陲的鄉村與都市近郊，反而呈現破敗、停滯、人口外流等現象。居住在巴黎近郊的通勤族就調漲燃油稅而深感被剝削，認為自己是屬於被遺忘的那群人。根據彭博社的報導，如果將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資料做一個有趣的比較，會發現希拉蕊的支持度跟星巴克的所在地高度重疊，在希拉蕊贏得將近 500 個郡當中，囊括了將近70%全國的星巴克咖啡店，絕大多數都是位於大都市以及東西沿岸的城市。作為全球化的高度受惠者，星巴克的分佈就可看出選民的認同落差，如同兩個世界。

這場紛亂，來自於全球化與自由主義的巨大副作用，因為財富分配與發展差異擴大，社會有如遭遇旱災而龜裂的土壤，裂痕不斷擴大和延伸，在舊有的對立上再形成新的分歧，彼此交雜相錯。因此，由新自由主義引發的貧富差距、勞資對立、都市與鄉村的反差，很快地延燒到其他連鎖議題上，諸如移民、稅制、環保和外交政策。

在傳統的政治分野中，經濟左派與經濟右派一直以來是西方政治對抗的動能。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更是將經濟上的左右對立劣化，蔓延至其他分歧點上，雜揉成一個更為複雜難解的局面。以法國黃背心抗議為例，導火線是馬克宏政府調漲燃油稅，首當其衝的是居住在都市近郊的通勤者，但追根究底，問題的根本卻是法國政府降低富人稅與減縮就業保障，這種自由派的施政思維，讓聲望曾如日中天的馬克宏被譏為「富人的總統」，這無非是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社會上火上加油，引發跨階級的抗爭。很快地星火燎原，成為各方勢力串連的示威活動。其後不但參雜了排外的訴求，甚至還有反猶言論，又不時冒出脫歐主張，極右派在此抗爭中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這場資本主義帶來的爭議之中，最大的問題是多數選民認為生活是每況愈下，而遲遲未見解方。這種憤怒在過去幾年的累積，終於全面朝向反建制延燒，以對經濟現狀不滿為中心向四周擴散，過去20年建立起的固有秩序與價值，都被認為有修正的必要。因此，長期西方政治奉為圭臬的多元主義遇到了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挑戰。自由主義領導下的經貿合作和國際整合也因保護主義復燃而備受質疑。因宗教、世代、教育而區分的價值保守派與進步派也在這場大混戰中沒有缺席。

有趣的是，屬於經濟左派的勞工階層與全球化的受害者，面臨長期的失落與困頓，很快地將怒火轉向外來移民，這恰好與極右派的訴求完全相符，所以我們可以看見，傳統經濟左派的選民在這波浪潮當中，極高比例認同政治極右派的主張，他們將矛頭指向了移民的就業兢爭與資源佔用，將面臨的困局都歸咎於此，這幾乎已經在西方各國成為普遍現象。這不難解釋川普為了實現他的競選諾言，不惜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槓上國會。在多數人的觀點中，邊境築牆茲事體大，很難理解川普對於築牆的執著，也難以參透美國推翻曾經自我主導的自由貿易協定（TPP），但對於長期生計受到威脅的群眾而言，外來移民就是全球化產物的代罪羔羊，自由貿易也是巧奪人民財富的幌子，民族主義很輕易地被激發起來，在政治角力上發揮極大的能量。

川普的勝利來自於此，身為右派又是巨富，受益於自由化經濟，卻喊出庶民之苦，使得背景大不相同的勞工階級成為死忠支持者。然而，川普並未反對自由貿易，也並未走上左派政府一路，他的主張是要改善現行「不公平」的經貿關係，是要掃除別國的貿易壁壘措施，包括像中國那些受管制的市場與匯率調控，以確保美國的利益，而這種思維，卻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義觀點。

很多人對於這種巧妙的組合感到一頭霧水，但這正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將人民認同重新洗牌的現在進行式，傳統經濟左派因困境難解而愈來愈認同政治右派的主張，而政治右派則因區域合作對於主權的限縮以及開發中國家的迎頭趕上而憂慮不已，呈現經濟左派與政治右派兩相得宜的局面，這種情況已在許多國家屢見不鮮。嚴格來說，現在的左右之爭不再侷限於經濟層次，而滲透至民族、宗教、環保等其他分歧上，成為多層次的組合對抗。

對於長期生計受到威脅的群眾而言，外來移民就是全球化產物的代罪羔羊，自由貿易也是巧奪人民財富的幌子，民族主義很輕易地被激發起來，在政治角力上發揮極大的能量。

顯然，這次挑戰關鍵點在於，選民在多元的社會分歧中重新洗牌，重組，然後在眾聲喧嘩的浪潮中再次包裹，最後在新的政治切面中重振旗鼓。而作為政治場域上的重要單位，傳統政黨已經無法涵蓋既有支持者不一致或是多層次的訴求，原有支持者有些方寸已亂，有些掉了隊，更有些猛然驚醒，發現自己一直以來跟錯了隊伍。在此情況下，傳統政治的分野上愈來愈模糊不清，政黨在社會上無法找到有效的施力支點，內部也出現分歧，進退失據。極端小黨與偏激的政治人物因而見縫插針，以代表人民中某派的強烈訴求。而這種偏激言論與主張，經過近年全球化洗禮，早已不是少部分人的主張，已經躍為主流思想。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英國脫歐公投結果跌破眾人眼鏡，川普的當選出乎意料，巴黎的抗爭一發不可收拾。

社會分歧的增生造成主要政黨的進退維谷，以至於在政策上左顧右盼，找不到良好的著力點。在脫歐方案中，工黨的立場一直含糊其辭，儘管工黨絕大多數領導階層理性希望英國留歐，少部分則因擔憂歐盟對於日後左派政府的政策干預而頗有離意，但最重要的是，工黨的基層支持者，勞工階級卻是脫歐政策上的主要支持者。而保守黨也陷入了兩派的分歧，一部份希望將讓渡給歐盟的國家主權收回，存在更為激進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浪漫幻想，一部份則認可區域合作對於英國的正面影響，顯得躊躇不前，急尋一個傷害較低的方案。而脫歐公投顯現的是，愈來愈多英國選民正在向反全球化與反區域整合的陣線中靠攏。

這當然也參雜著強國不甘失落的情緒，夕陽餘暉，好不神傷。當川普反覆高喊著「讓美國再次偉大」，震耳欲聾的呼聲在為數不少美國人民的心中餘波盪漾，回想起那個曾經波瀾壯闊的美國力量。英國部分人士一直視歐盟為阻礙英國發展的絆腳石，從歷史的角度，身為島國的英國一直以孤立為傲。在近期國會答辯當中，首相梅伊就不斷透露，脫離歐盟之後，英國反而更能自主地跟全球連結。英國國防大臣威廉森也表示，脫歐將使英國成為貨真價實的世界級大國，「這是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偉大的時刻」。而法國總統馬克宏則苦撐一隅，在壓制民粹主義上，他曾被寄予厚望，如今淪為左右夾擊的局面。法國的極右派－民族陣線也不斷地創下得票新高，「民族民粹主義」的反移民、反歐盟、反斯蘭的論調在法國已經成為政治穩定的隱憂。

人到底是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是政治動物？還是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認定的經濟動物？這很可能是兩者兼具，在不同時機與環境中輪番顯現。如果以更寬廣的視野來說，這波全球化帶來的是地域性的反擊，更是一次資本主義給予世界的一次重傷，各國無不省思是否該重回老路，至少在這十多年來的一貫路徑上懸崖勒馬。我們所了解的，從工業革命以來，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一直是相輔相成，可謂是推動人類文明前進的兩大引擎，然而發展至此，已出現快要失控的局面。馬克思雖然帶給世界難以估量的苦難，但他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卻是相當正確的。追根究底，經濟自由化曾經帶來的繁榮與成長，到底是建構在何種獲得與犧牲之上，它是否無意間毀壞了民主的基石？而劣化的民主機制是否反過頭會造成全球政經體系下的惡性循環？這已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這不一定是社會主義再起的時刻，但肯定的是，各國都該當思量，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致之時，下一步該怎麼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