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筑墙、黄背心——全球经济自由化的民主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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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民主国家的动荡与变异，超乎了多数人的理性预期，这种民主病现象不但难以预测，显得异常杂沓，更重要的是，这种病征的蔓延，以老牌民主国家受创最深。长期稳定且制度领先的西方民主国家，似乎已经存在了结构性的问题，而非表面上的修正即可解决。

从英国脱欧到美国的政治极化，再回到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这三个历史最为悠久的民主国家，分别面临民主政治上的极大挑战，在动荡中反复拉锯。因此可以看到，浪漫之都巴黎有如战场，曾被誉为“改革者”与“自由主义领航者”法国总统马克宏，在无领袖和无组织的黄背心抗争中狠狠地跌了一跤；英国国会在大限来临之前仍争论不休，最终极有可能采取最糟的“无协议脱欧”；美国总统与国会的紧张关系前所未有，烟硝四起，川普近日还为了边境筑墙一事，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质言之，传统民主强国已经陷入治理危机，不但政府普遍面临信心崩盘，社会分歧也日趋严重，裂解成多个区块，政府已不能有效回应民间诉求，素来优质的民主机制也消失殆尽，在重大分歧上难分难解，僵持不下。

事到如今，脱离不了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交叉演变，原本相容的关系，已经到了互相抵触的地步。在1959年著名的厨房辩论中，赫鲁雪夫信誓旦旦的认为共产主义终究会碾压资本主义，这拉开了长达40年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竞赛的序幕，在苏联解体之后，也正式宣布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实验，最终由资本主义获胜。当时几乎所有的观点和评论，皆形成一致的共识，认为自由市场是带来繁荣的唯一妙药。在第三波民主化下幸存的极权国家，无不也在经济政策上改弦更张，拥抱资本主义。

在经济自由主义的推波助澜之下，全球贸易方兴未艾，各国无不致力于促进国际经贸合作，消除关税壁垒，享受成长与繁荣。自由经济学家如傅利曼无不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认为“世界仰赖各自追求利益的个人”。然而，为了让市场发挥最大效用，政府的管制与调控也愈来愈少，对于潜在的社会分配正义问题，政府往往视而不见，或是将目光关注在如何提升竞争力，而非消除不公平的竞争条件。因此，世界各国不约而同鼓吹自由经济，并降低潜在影响市场的障碍。

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很快地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过程中潜移默化，虽然全球贸易量显著增加，也造就显而易见的繁荣与成长。然而，全球化的结果似乎并未将国家整体人民所得提升，也并未显著地改善生活品质，反而让财富分配向两极靠拢，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产消失的局面，在所得差距上和城乡发展上，不断地恶化。国际财阀在这段期间得到了良好的养分，受惠于广阔的全球市场，跨国公司可以攻城掠地。在高度自由化的经济秩序下，来自先进国家的资本家、富豪和菁英，可以利用本身的优势，形成“赢者全拿”的局面，还可以透过避税与法律漏洞，不必负担该尽的社会成本与责任，更以操弄、收买、施压各国政府，游走在国际之间，长期维持竞争优势，赚取可观的利润。在全球市场力量与跨国企业的束缚之下，政府面对问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更以毒品为良药，加速自由化以增进帐面上的竞争力。绝大部分不具国际移动能力的劳动者，只能被动地承接全球化带来的苦果。尤其以工业国家的劳工，可说是自由贸易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当然，还有正在弱化的中产阶级。

不仅如此，全球化造成的发展似乎独厚大都市，它具有磁吸人口、资源、资金的能力，位于边陲的乡村与都市近郊，反而呈现破败、停滞、人口外流等现象。居住在巴黎近郊的通勤族就调涨燃油税而深感被剥削，认为自己是属于被遗忘的那群人。根据彭博社的报导，如果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资料做一个有趣的比较，会发现希拉蕊的支持度跟星巴克的所在地高度重叠，在希拉蕊赢得将近 500 个郡当中，囊括了将近70%全国的星巴克咖啡店，绝大多数都是位于大都市以及东西沿岸的城市。作为全球化的高度受惠者，星巴克的分布就可看出选民的认同落差，如同两个世界。

这场纷乱，来自于全球化与自由主义的巨大副作用，因为财富分配与发展差异扩大，社会有如遭遇旱灾而龟裂的土壤，裂痕不断扩大和延伸，在旧有的对立上再形成新的分歧，彼此交杂相错。因此，由新自由主义引发的贫富差距、劳资对立、都市与乡村的反差，很快地延烧到其他连锁议题上，诸如移民、税制、环保和外交政策。

在传统的政治分野中，经济左派与经济右派一直以来是西方政治对抗的动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更是将经济上的左右对立劣化，蔓延至其他分歧点上，杂揉成一个更为复杂难解的局面。以法国黄背心抗议为例，导火线是马克宏政府调涨燃油税，首当其冲的是居住在都市近郊的通勤者，但追根究底，问题的根本却是法国政府降低富人税与减缩就业保障，这种自由派的施政思维，让声望曾如日中天的马克宏被讥为“富人的总统”，这无非是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上火上加油，引发跨阶级的抗争。很快地星火燎原，成为各方势力串连的示威活动。其后不但参杂了排外的诉求，甚至还有反犹言论，又不时冒出脱欧主张，极右派在此抗争中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这场资本主义带来的争议之中，最大的问题是多数选民认为生活是每况愈下，而迟迟未见解方。这种愤怒在过去几年的累积，终于全面朝向反建制延烧，以对经济现状不满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过去20年建立起的固有秩序与价值，都被认为有修正的必要。因此，长期西方政治奉为圭臬的多元主义遇到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挑战。自由主义领导下的经贸合作和国际整合也因保护主义复燃而备受质疑。因宗教、世代、教育而区分的价值保守派与进步派也在这场大混战中没有缺席。

有趣的是，属于经济左派的劳工阶层与全球化的受害者，面临长期的失落与困顿，很快地将怒火转向外来移民，这恰好与极右派的诉求完全相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传统经济左派的选民在这波浪潮当中，极高比例认同政治极右派的主张，他们将矛头指向了移民的就业兢争与资源占用，将面临的困局都归咎于此，这几乎已经在西方各国成为普遍现象。这不难解释川普为了实现他的竞选诺言，不惜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杠上国会。在多数人的观点中，边境筑墙兹事体大，很难理解川普对于筑墙的执著，也难以参透美国推翻曾经自我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TPP），但对于长期生计受到威胁的群众而言，外来移民就是全球化产物的代罪羔羊，自由贸易也是巧夺人民财富的幌子，民族主义很轻易地被激发起来，在政治角力上发挥极大的能量。

川普的胜利来自于此，身为右派又是巨富，受益于自由化经济，却喊出庶民之苦，使得背景大不相同的劳工阶级成为死忠支持者。然而，川普并未反对自由贸易，也并未走上左派政府一路，他的主张是要改善现行“不公平”的经贸关系，是要扫除别国的贸易壁垒措施，包括像中国那些受管制的市场与汇率调控，以确保美国的利益，而这种思维，却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观点。

很多人对于这种巧妙的组合感到一头雾水，但这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将人民认同重新洗牌的现在进行式，传统经济左派因困境难解而愈来愈认同政治右派的主张，而政治右派则因区域合作对于主权的限缩以及开发中国家的迎头赶上而忧虑不已，呈现经济左派与政治右派两相得宜的局面，这种情况已在许多国家屡见不鲜。严格来说，现在的左右之争不再局限于经济层次，而渗透至民族、宗教、环保等其他分歧上，成为多层次的组合对抗。

对于长期生计受到威胁的群众而言，外来移民就是全球化产物的代罪羔羊，自由贸易也是巧夺人民财富的幌子，民族主义很轻易地被激发起来，在政治角力上发挥极大的能量。

显然，这次挑战关键点在于，选民在多元的社会分歧中重新洗牌，重组，然后在众声喧哗的浪潮中再次包裹，最后在新的政治切面中重振旗鼓。而作为政治场域上的重要单位，传统政党已经无法涵盖既有支持者不一致或是多层次的诉求，原有支持者有些方寸已乱，有些掉了队，更有些猛然惊醒，发现自己一直以来跟错了队伍。在此情况下，传统政治的分野上愈来愈模糊不清，政党在社会上无法找到有效的施力支点，内部也出现分歧，进退失据。极端小党与偏激的政治人物因而见缝插针，以代表人民中某派的强烈诉求。而这种偏激言论与主张，经过近年全球化洗礼，早已不是少部分人的主张，已经跃为主流思想。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脱欧公投结果跌破众人眼镜，川普的当选出乎意料，巴黎的抗争一发不可收拾。

社会分歧的增生造成主要政党的进退维谷，以至于在政策上左顾右盼，找不到良好的著力点。在脱欧方案中，工党的立场一直含糊其辞，尽管工党绝大多数领导阶层理性希望英国留欧，少部分则因担忧欧盟对于日后左派政府的政策干预而颇有离意，但最重要的是，工党的基层支持者，劳工阶级却是脱欧政策上的主要支持者。而保守党也陷入了两派的分歧，一部份希望将让渡给欧盟的国家主权收回，存在更为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漫幻想，一部份则认可区域合作对于英国的正面影响，显得踌躇不前，急寻一个伤害较低的方案。而脱欧公投显现的是，愈来愈多英国选民正在向反全球化与反区域整合的阵线中靠拢。

这当然也参杂著强国不甘失落的情绪，夕阳余晖，好不神伤。当川普反复高喊著“让美国再次伟大”，震耳欲聋的呼声在为数不少美国人民的心中余波荡漾，回想起那个曾经波澜壮阔的美国力量。英国部分人士一直视欧盟为阻碍英国发展的绊脚石，从历史的角度，身为岛国的英国一直以孤立为傲。在近期国会答辩当中，首相梅伊就不断透露，脱离欧盟之后，英国反而更能自主地跟全球连结。英国国防大臣威廉森也表示，脱欧将使英国成为货真价实的世界级大国，“这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伟大的时刻”。而法国总统马克宏则苦撑一隅，在压制民粹主义上，他曾被寄予厚望，如今沦为左右夹击的局面。法国的极右派－民族阵线也不断地创下得票新高，“民族民粹主义”的反移民、反欧盟、反斯兰的论调在法国已经成为政治稳定的隐忧。

人到底是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是政治动物？还是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定的经济动物？这很可能是两者兼具，在不同时机与环境中轮番显现。如果以更宽广的视野来说，这波全球化带来的是地域性的反击，更是一次资本主义给予世界的一次重伤，各国无不省思是否该重回老路，至少在这十多年来的一贯路径上悬崖勒马。我们所了解的，从工业革命以来，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一直是相辅相成，可谓是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两大引擎，然而发展至此，已出现快要失控的局面。马克思虽然带给世界难以估量的苦难，但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却是相当正确的。追根究底，经济自由化曾经带来的繁荣与成长，到底是建构在何种获得与牺牲之上，它是否无意间毁坏了民主的基石？而劣化的民主机制是否反过头会造成全球政经体系下的恶性循环？这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再起的时刻，但肯定的是，各国都该当思量，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之时，下一步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