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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l》(夢女芭蕾):順性別者對性小眾電影所懷的敏感與謙卑

作為性別運動路線之爭的一個面向,性小眾電影怎樣拍才「恰當」的爭論一直存在。


《夢女芭蕾》(Girl)電影劇照。   圖:安樂影片提供
《夢女芭蕾》(Girl)電影劇照。 圖:安樂影片提供

那天和一個法國人說起最近的跨性別電影《Girl》(港譯《夢女芭蕾》)。

「主角是個15歲的『男孩』。」我雙手比着引號,「她自覺是女孩,正在等待手術⋯⋯」還未說完,就聽見他問:「她的父母呢?」「她的父親很支持。她還想成為專業的芭蕾舞者⋯⋯」「很支持?為什麼?」他又問,「我意思是,當然每個人都想做自己的選擇,但15歲真的能清楚自己要什麼嗎?」

我正準備將故事娓娓道來,卻沒料到對方會問這樣的問題,一時語塞。大概是感受到氣氛尷尬,他開口:「那最後怎麼了?」「她無法繼續承受等待手術的煎熬,自己動手⋯⋯」「噢⋯」他留下一個像是在說「看吧」的神情。而我邊懊惱自己竟把這電影介紹得如此沒趣,邊反省我因對法國人的刻板印象而來的失落。

《夢女芭蕾》(Girl)電影劇照。
《夢女芭蕾》(Girl)電影劇照。 圖:安樂影片提供

我忽然想到戲內 Lara 的失語。

父親體貼接納、心理學家和醫生溫和專業、性別重置手術已排上日程、考入頂尖的芭蕾舞學校⋯⋯這是 LGBTI 友善指數排名歐洲第二的比利時。作為跨性別電影的開頭,這一切美好得難以想像。之後還有怎樣的發展呢?沒有聲嘶力竭的抗爭、抱頭痛哭的對立,故事的張力偏偏在於,在順性別、異性戀、成年人理所當然的世界裏,跨性別、性向不明、正值青春期的 Lara 還是焦灼而找不到出口。

我是你父親,有什麼秘密不能說(卻趁女兒外出參加過夜派對,和女友偷偷約會);我是醫生,聽我的,治療已按部就班,請停止用膠布包裹隱藏陽具(但 Lara 可以怎樣呢);我是老師,我有權在你上學的第一天讓同學舉手表決是否反對你用女更衣室(沒有更好的表決方式嗎);你的身體就是和我們不同,看看都不行嗎(都是不同,她們會這樣逼迫男同學嗎)。有沒有喜歡的男生?父親和醫生都假定 Lara 喜歡男性。(跨性別)女性的慾望對象一定是男性嗎?這恐怕是異性戀正常化(heteronormativity)下一廂情願的假設。

外界的關心當然不是偽善。但這些角色話語和暗含的權威,卻帶着自以為是的傲慢。小眾的、個人的心聲,不常是這樣被排除在主流以外?說起性小眾的處境,我們往往想到明顯的歧視:被趕出家門、被辭退、被言語中傷、甚至肢體襲擊。相比之下,Lara 已很好了——我不想這樣說,也恐懼這種想法。對個體化感受視而不見,是最難以察覺(因此也難以反抗)的一種暴力。

《夢女芭蕾》(Girl)電影劇照。

《夢女芭蕾》(Girl)電影劇照。 圖:安樂影片提供

「女人不是天生命定的,而是後天塑造出來的」,波伏娃的名言為人熟知。透過認識性徵、模仿操演符合性別身份的意識和行為、探索異性慾望對象,我們跟從性別規範「成為」一個女人/男人。Lara 的父親會說「我也不是一下子就成為男子漢的」,順性別的女性男性尚且要時刻擔心體態舉止不合符社會標準。害怕無法成為性別規範定義下的「真」女人/男人,細想之下這不安我們誰人沒經歷過(Lara 和同學同處公共浴室一幕就令本人特別感觸。因為平胸,我從青春期起就很抗拒在他人面前展露身體,對公共浴室也是避之則吉)。未如理想的身體阻礙 Lara 實現芭蕾夢想,更時刻提醒她,自己不是「真」女性——至少還不是她想成為的女性。芭蕾舞老師說,你無法削小你的腳,唯有更努力練習來克服這個「缺陷」。身體上的「缺陷」卻憑努力也難以跨過。即使再「像」女性,平坦的胸部、隆起的陽具,與同儕發育中的身體相形見異,就足已令 Lara 從本質上自我否定。從出生到成長都與這世界格格不入,在性別規範的夾縫中掙扎,正是跨性別者的常態。

她有時直言不確定自己的性傾向,說不想用這副身體想像,也會惴惴不安地探索情慾;有時盡力融入群體,倔強地應對同儕「無傷大雅」的欺凌;有時只能躲在殘疾人士洗手間或(常被父親闖入的)房間處理身體。跟隨鏡頭中的 Lara 舞動旋轉,直視她開裂、包裹、開裂、又包裹的傷口,看進她無所適從的神情,觀眾得以感受她的世界,超越自身經驗局限,嘗試同理同感 Lara。

最後她決定奪回處置身體的權力。父親不再以父親身份說話,代之以無言擁抱作和解。剪短了頭髮的 Lara 重新向前走着。電影為 Lara 撐開一線呼吸的空間,也叫我們警醒自己的傲慢。

《夢女芭蕾》(Girl)電影劇照。

《夢女芭蕾》(Girl)電影劇照。 圖:安樂影片提供

本地電影《翠絲》讓陽剛的姜皓文飾演主角,嘗試打破性別定型,劇情更涉及跨性別、易服、同性戀的交織與差別。《夢女芭蕾》倒似乎沒有這野心要釐清性別概念,只一心一意地講關於青春和成長的故事,帶觀眾走入跨性別少女 Lara 的世界。

作為性別運動路線之爭的一個面向,性小眾電影怎樣拍才「恰當」的爭論一直存在(同志電影是應該呈現健康的陽光的同志形象以爭取社會認同,還是應該為「壞」同志的存在打開空間,就是常見的一個爭論)。即便已在康城影展獲得多個獎項,亦代表比利時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夢女芭蕾》同時也受到不少跨性別評論的批評。批評主要認為,順性別導演(Lukas Dhont)選擇順性別演員(Victor Polster)出演跨性別主角的過程有性別盲(Gender-blind)之嫌;電影過多聚焦跨性別者的身體轉變過程亦不恰當,將跨性別奇觀化之餘,又恐會為跨性別青少年帶來創傷。

如果批評只指向創作者的性別身份,顯然是過分簡單粗暴。相較於「資格論」,更重要的可能是,創作者懷着怎樣的心態、有沒有開放接受社群意見、之後又如何應對批評。沒有人能夠具備萬事萬物的經驗,因此也不能說自己可以全然同理他人。即便同為跨性別,任何兩人間也不會有絕對相同的經歷。但我們可以從個人的經驗中、從對世界的理解中,提煉出相似的部分,從而嘗試理解他人的經驗與感受,此之為同理之可能性。電影本身為這可能性提供了一個空間,更多的聲音和討論又讓我們繼續看到彼此。

《夢女芭蕾》(Girl)電影劇照。

《夢女芭蕾》(Girl)電影劇照。 圖:安樂影片提供

對《夢女芭蕾》的批評合理嗎?老實說我在這裏作不出更嚴謹的分析,但至少它為我們帶來反思的機會。性別概念看似日常卻包含了複雜細微的社會意涵,正因當中存有種種悖論,討論更顯珍貴和必要。寫這篇文章時,我也常自問:我有沒有以順性別異性戀者的角度侃侃而談,看不到當中的盲點?如這始終是難以避免的,至少懷着一份敏感和謙卑,是我在談及性小眾議題時希望自己能做到的事。

最後,不得不說,各大媒體將《翠絲》說成「香港版《丹麥女孩》」,將《夢女芭蕾》說成「比利時版《翠絲》」,實在是太不尊重這一個個精彩的故事了。

馮夢哲,任職 NGO,關注性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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