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和你練習英語嗎？」
那是在柯卡爾多希經學院（Ko\”kaldosh Madrasasi）前，就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Tashkent）的市中心，一個打扮時髦的男子主動向我走近。他還沒自我介紹，就先開門見山說明來意。他像三個世紀以前，曾在這間經學院裡的學童一樣，對著我覆誦在英語課本裡學到的句型，告訴我他叫穆薩耶夫（Musaev），是個沙龍美髮師，有兩個女兒。我盡力回想記憶裡的英語課本，以二倍慢的語速回覆他。
最後，他遞給我一張名片，像接受顧客預約那樣，為我安排了一個時段。「明天，下午三點，你過來好嗎？我們可以繼續，練習。」
穆薩耶夫的美髮沙龍，位在帖木兒廣場（Amir Temur Square）附近。我按名片上的地圖尋路，卻被街上浮動的熱浪搧得暈頭轉向。這裡是烏茲別克的權力中樞，筆直的大道兩旁聳立蘇聯風格的政府大樓，卻沒有樹蔭。烏茲別克獨立後，獨裁的總統在首都大動土木；整頓後闊氣的塔什干，能不能配得上先祖帖木兒的威望難有定論，但肯定不適合攝氏四十二度的盛夏。
看到我真的來了，穆薩耶夫喜出望外，連忙端出果汁和糕點迎客。我原本以為他要招攬理髮生意，沒想到他真的只是想和我聊聊。我們用簡單的英語夾雜俄語，聊他不盡人意的工作和工資，也聊這個國家正在吹起的改革風潮。談到烏茲別克複雜的族群狀況，他揮舞雙手，像要在稀薄空氣中努力呼吸那樣，拚命找出詞彙多說一些，卻又突然捂住嘴巴環顧四周，然後說，希望沒有人聽到我們在說這些。「你也知道，這裡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政治話題敏感，需要的字彙量又太大，最後我決定請他教我烏茲別克語。他聽了要求後，很熱情地在我的筆記本上，用烏茲別克文寫下日常用語，然後在旁用英文附上譯意。闔上筆記本，我現學現賣，和他揮了揮手，鄭重地向他說「Xayr」（再見）。
後來我在中亞待了兩個月，穆薩耶夫不是我遇到的唯一一個正在努力學習語言、認識新字母的人。實際上，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來，這幾乎是所有中亞人民的共同課業。
中亞不斷刮除的文字地景：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到西里爾字母
語言和文字，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溝通工具而已；對於一九九一年才從蘇聯獨立出來的中亞國家來說，尤其如此。
講起現代中亞的巴別塔，時空要回溯到十九世紀。一八六五年，主要通行各種突厥語（與土耳其語、維吾爾語屬於同一語族）和塔吉克語（與伊朗的波斯語相似）的中亞地區，逐漸被納入俄羅斯帝國麾下，成為俄國突厥斯坦（Russian Turkestan）。
和大英帝國的治理手法不同，作為陸上強權的俄羅斯帝國，對於草原民族和穆斯林的恐懼由來已久，於是將中亞的新殖民地看作禦敵的「緩衝」，並沒有大量吸納當地人進入軍隊和官僚體系，而是鼓勵俄羅斯人移民南遷。一九〇六年通往中亞的鐵路通車後，文法刁鑽的俄語，也跟著軍隊和移民加速南下，在中亞荒漠上建立起一個個斯拉夫式的綠洲。
中亞的俄羅斯化，除了在當地的知識份子圈裡引發危機感，也助長了中亞地區的「泛突厥」（pan-turkic）認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中亞雖然也出現了革命運動，但這些運動卻常串連上反俄情緒，因此蘇共中央在語言政策上格外謹慎，決定繼續以阿拉伯字母書寫當地語言，以避免穆斯林居民的反彈。
一九二八年，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在一系列改革中，改以拉丁字母書寫土耳其語；同為突厥語族的中亞地區，隨即效法。對此，蘇聯樂觀其成，甚至認為廢除阿拉伯字母，可以讓中亞和「愚昧落後的伊斯蘭世界」保持距離，對於掃除文盲也有幫助。
然而拉丁字母還來不及普吉，史達林就在一九三八年為了「蘇聯大家庭的融合」，規定俄語為各級學校的授課語言，並改用西里爾字母（Cyrillic alphabets，亦即俄文字母）拼寫中亞各國語言，以避免在「書同文」的土耳其號召下，讓「泛突厥」的民族意識在中亞蔓生。自此，西里爾字母在蘇聯普及的教育之下，成功在中亞土地上扎了根。
然而好景不常。蘇聯的共產帝國於一九九一年潰散後，中亞人的字母表，再一次遭到抽換。
一九九三年，前蘇聯的突厥語國家，派出代表在土耳其首都聚首，商討突厥語族的語文政策——土耳其作為突厥語族的「老大哥」，自然沒有放過蘇聯垮台後在中亞騰出的空隙。與會代表最後決議，拉丁字母是最適合突厥語族的書寫系統，而廢除西里爾字母、改用拉丁字母，從此彷彿成了中亞國家宣示「轉大人」，和蘇聯／俄羅斯揮別的通過儀式。
只是這個儀式，中亞各國進度不一。仰仗豐沛天然氣，最有本錢不看俄國臉色的土庫曼，率先改用拉丁字母；而天然資源同樣豐足的烏茲別克，也在一九九五年跟進。至於哈薩克和吉爾吉斯，則因為境內俄裔人口太多，加上和俄國仍有複雜的依存關係，只能推遲文字改革。
文字改革所費不貲，先行的國家也走得跌跌撞撞。以烏茲別克來說，切換文字所需的預算和師資長年不足，全面「拉丁化」的目標時程一延再延，至今仍未完成。於是，在街景相對單調的烏茲別克，文字成了最令人眼花撩亂的日常風景。
比如南部大城薩瑪爾罕（Samarqand）的車站外，高高掛著的站名用的是拉丁字母；然而遺落在候車室座椅上的烏文雜誌，卻仍用西里爾字母拼寫時事。進入月台檢票前，抬頭一看，提示列車到離資訊的電子告示版，用的則又是俄文。
即使烏茲別克語已經改用拉丁字母好幾年了，很多當地人仍習慣寫西里爾字母，尤其是年紀大一點的人。穆薩耶夫在沙龍裡為我教學時，也不太確定某些字的拼法。他開始識字時，烏茲別克仍是蘇聯一部分；在首都生活，用到俄文和西里爾字母的機會也更多。
西里爾字母：語言代溝、多元族裔、中亞與俄國的經濟互賴關係
代間差異，則是另一個由語文衍生出的社會問題。
二戰前後被流放至中亞的朝鮮人和日耳曼人，以及戰後蘇聯境內頻繁的跨國流動，都讓中亞成了各種族裔人口的沙拉盤，俄語理所當然是族裔間的溝通工具。尤其在塔什干這種大城市裡，俄語幾乎成為第一語言。
但烏茲別克獨立後，俄語的地位不再，而俄國的文化吸引力又不如西方，年輕人多半不願再學習俄語。有些反對拉丁化的學者則認為，放棄西里爾字母和俄文，等同讓未來的烏茲別克人和蘇聯時期的史料文件絕緣，何嘗不是另一種失根。
由雙文多語造成的混亂現象，一方面在烏茲別克激起「是否應該改回西里爾字母」的辯論，一方面也讓右派政治人物，經常把「徹底完成拉丁化」這個口號掛在嘴邊。
但實際上，想擺脫西里爾字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〇一七年，烏茲別克有近三百萬人在國外打工，其中多數前往俄國；這些移工當年度從海外匯回的外匯高達三十九億美元，佔全國生產毛額近十分之一。識讀西里爾字母、會講俄語，對於打工的人來說是必要的維生工具，對於政府來說，則有助於緩解國內的失業問題。
更糟的是，在政治環境緊縮的烏茲別克，切換文字如此浩大的社會工程，鮮少過問民眾意願。這在蘇聯初期影響或許不大，畢竟當時識字的人不多，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也不比今日，比起考量選擇哪種文字，如何加速掃盲似乎更加迫切。然而今日中亞的識字率已近百分之百，這時切換文字，簡直就像是要一艘滿載的貨船猛然掉頭。
但和過了學齡還要重拾字母表的成年人，以及看不懂歷史文件的未來主人翁相比，少數族裔或許才是真正需要擔憂的人。尤其是烏茲別克境內的俄羅斯人和朝鮮人，多半不會說烏茲別克語，日常只用俄語，而文字改革隱含的國族意識，在他們眼裡也滿是敵意。這些敵意，也展現在人口統計數字上——從蘇聯解體至今，烏國境內的俄裔人口只剩不到原有的一半，而出走的大多是專業人員，不時讓技術部門出現真空危機。
中亞諸國文字，成了俄國影響力的溫度計？
文字改革在人類歷史上，其實並不罕見。廣義來看，中國在民國初年的「白話文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成功推動的「漢字簡化方案」，都是和文字相關的改革，表面上是破除知識壟斷的民主思維，更深層的意識形態則是現代化與愛國主義。
阿拉伯語則有「標準阿拉伯語」（الفصحى，al-fus·ha）和各地方言（عامية，ammiyah）之分，前者是書面語，文法複雜，和大多數阿拉伯人日常使用的方言差異甚大。英國人治下的埃及，以及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政府，都曾鼓勵民眾直接書寫方言，卻也讓「我手寫我口」的書寫方言倡議，弔詭地和殖民主義畫上等號，導致後世難以推動。尤其「標準阿拉伯語」作為古蘭經使用的語言，地位神聖，又維繫著內部異質性很大的「泛阿拉伯認同」，終究難以自外於文化與國族認同的牽絆。
中亞的文字改革，同樣攸關國族建構，卻稍有不同。不論是西里爾字母、拉丁字母，或者是阿拉伯字母，都是「向外借來」而非「原生」於中亞的文字。這些文字各自都有外在的「文化母體」——西里爾字母對應到俄國，拉丁字母連結上土耳其或西方世界，而阿拉伯字母則通往伊斯蘭世界；不論選用何者，都難免挑動周遭強權的神經。因此，對於國際政治評論家而言，中亞國家使用什麼字母，就是俄國和中亞國家關係的溫度計，可以用來辨別俄國影響力的消長。更直白一點的論者，甚至認為俄國必須靠不斷賄賂，才能讓中亞國家繼續使用西里爾字母。
就在二〇一七年，緊鄰烏茲別克的哈薩克，終於也倒戈了。
和鄰近的中亞國家不同，哈薩克相對富裕，沒有大量人口在俄國打工，之所以拉丁化腳步遲緩，主要是因為境內的俄裔人口實在太多。只要翻開地圖，就能輕易明白為什麼。哈薩克是中亞最北的國家，也是中亞唯一和俄羅斯直接接壤的國家，俄化進程開始得最早。早在蘇聯邁入巔峰的一九四〇年代，哈薩克境內的俄裔人口，就已經超越了哈薩克裔；直到今日，俄裔人口都仍佔哈薩克人口近兩成。
外界認為，哈薩克總統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在位時日不多，推行字母拉丁化，是他步下政治舞台之前的最後一個心願。為了降低外界疑慮，他列舉了拉丁字母的各種優點，比如更容易和英文與電腦語言接軌，並強調新字母的拼寫規則更接近英語，而非土耳其語的拉丁字母。但大家心知肚明，文字改革意味著的「去俄羅斯化」才是關鍵。毫無意外地，最積極反對拉丁化的，主要是哈薩克境內的俄裔人口與東正教會。
儘管第一套拉丁化方案因為字母太多撇號（apostrophe），而不得不在輿論嘲諷和學者反對下進行修改，但納扎爾巴耶夫的決心不變，仍預計在二〇二五年完成文字轉換。政策公布後，哈薩克各地開辦了拉丁化聽寫活動，國營電視台也響應國策，更換了台徽上的字母。有些俄國網民見狀，不無嘲諷地對哈薩克電視台的新台徽進行改造，將上頭的拉丁字母換成漢字，因為「反正過不了多久，哈薩克就會落入中國掌控了。」
俄國網民的改圖惡搞和酸言酸語，倒也精確描繪出了中亞政治板塊的挪動。蘇聯解體後，為了讓各加盟國「和平分手」而成立的過渡性組織「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今日已近乎名存實亡；而被譏為俄國用來「重振蘇聯雄風」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 Economic Union），則僅有寥寥四國願意加入，其中中亞的成員國更只有哈薩克和吉爾吉斯。至於早就改用拉丁字母的土庫曼和烏茲別克，則是連俄羅斯主導的軍事同盟「共同安全條約組織」（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都不願加入。在此，文字同時也是同盟陣營的界線，當然不是巧合。
和俄國的頹勢相對照，中國則顯得意氣風發。尤其二〇一四年克里米亞和烏克蘭危機之後，俄國受西方孤立，只能轉向東方尋求盟友，使得中國在中亞的議價能力提高不少。與此同時，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也在中亞掀起熱議，於是中亞逐漸出現「雙佔」（duopoly）局面——中國在經濟上獨佔鰲頭，而俄國則在政治上努力維持老大哥的顏面，卻仍無法阻止天秤往中國傾斜。
吉爾吉斯：西里爾字母的最後陣地
哈薩克倒戈之後，中亞仍未啟動拉丁化的突厥語國家，就只剩吉爾吉斯了。這個曾被西方譽為「中亞瑞士」、「中亞民主燈塔」的國家，會不會也踏上文字改革的道路，備受外界關注。
乍看之下，吉爾吉斯有很多理由繼續使用西里爾字母。這個國家缺乏天然資源，經濟表現長年在中亞墊底，是接受俄國金援最多的國家；此外，吉爾吉斯每年生產毛額，有超過三成來自赴俄打工的國民，依賴移工匯款的程度，比隔壁的烏茲別克還嚴重。這麼說來，吉爾吉斯會繼續作俄國的鐵桿支持者，堅守西里爾字母不放嗎？實情顯然也不容俄國樂觀。
二〇一八年十月，上任剛滿一年的吉爾吉斯總統傑恩別科夫（Sooronbai Jeenbekov）宣佈了他的語言政策。和外界預期不同，他的願景並非文字改革，而是要讓所有國民都能講吉爾吉斯語。不明究理的人聽到這個宣示，可能會覺得匪夷所思，但事實是，許多吉爾吉斯人的確只會說俄語——尤其在城市裡。
吉爾吉斯的首都比什凱克（Bishkek），是全中亞最俄化的城市；走在街上，你幾乎聽不到吉爾吉斯語，也看不到吉爾吉斯文的招牌，俄語才是主流。網路上甚至流傳，比什凱克是外國人學俄語的最佳去處，不只物價比莫斯科、聖彼得堡低廉，而且同樣是全俄語環境。
實際上，吉爾吉斯即將展開的「說國語運動」，背景同樣是那個持續傾斜的天秤。
從中國口岸通往比什凱克的公路，嶄新的柏油路面異常平順；駛近城鎮，用中、吉兩文書寫的「一帶一路」標語，甚至比公路旁被水泥樓房取代的傳統氈房還常見。早在「一帶一路」成為陳腔濫調之前，吉爾吉斯就已經靠著轉賣中國貨到其他中亞國家，賺進大把鈔票。對於中國的高度依賴，儘管削減了俄國在吉爾吉斯的聲量，卻也激起了吉爾吉斯人的危機感和愛國意識，深怕國家經濟完全受中國控制。於是，吉爾吉斯的國語運動，雖然不涉及字母問題，但底下仍是「去俄化」和「中國威脅」匯聚而成的一股暗流。
然而比起排除俄語和發揚母語，吉爾吉斯人更在意的，似乎別有他物。
離開中亞後，我前往科威特學習阿拉伯文。在那裡，我認識了兩個吉爾吉斯學生，一個來自首都，另一個則來自東部的鄉下。其中，來自首都的男生叫作焦達（Joodar），吉爾吉斯語講得七零八落，他們兩個吉爾吉斯人要溝通，多數時間還是得仰賴俄語。
有次焦達難為情地問我，能不能幫他做個線上英文測驗，反正我的漢人面孔，要冒充吉爾吉斯人也是幾可亂真。原來，他想申請學生簽證，去美國讀技術學校，然後再想辦法留在那裡工作，但校方要他先完成語言能力的認證。「我不想回吉爾吉斯，回去了也找不到工作。」從他的眼神，我分辨不出這場考試對他而言，代表的到底是希望還是絕望。我問他，為什麼不像其他吉爾吉斯人去俄國工作呢，他只搖了搖頭，沒有回答我。
我當然不可能答應擔任槍手，但也不覺得他無法通過測驗。受過高等教育的焦達，就算失業已經一年，就算母語不夠輪轉，但英語說得終究不差。
後來焦達果然在科威特成功拿到美國簽證，現在正在芝加哥一個私營教育機構學習電腦課程，課餘時則開 Lyft（美國的共享乘車服務平台，類似 Uber）賺錢，「扣掉油資成本，一週能淨賺三百五十美元。」課程結束、學生簽證過期後，焦達也不知道能否繼續留下，但此刻的他，仍沈浸在美國夢實現的喜悅之中。對於此刻的焦達來說，母語、俄語，重要性或許都不及英語。
塔吉克：既非突厥語族，也不願靠伊斯蘭世界太近
至於鄰近吉爾吉斯的塔吉克呢？簡單來說，塔吉克是所有中亞國家裡面，最不可能將文字拉丁化的國家。
首先，它不是突厥語國家，也沒有參加一九九三年那場土耳其的語言會議，所以沒有隨著周邊的中亞國家起舞，改用拉丁字母。
其次，塔吉克語是波斯語的支脈，而世界上說波斯語的其他地方，使用的則是阿拉伯字母。換句話說，如果文字改革是出於「同語族，就應該使用同種文字」這個理由的話（就像突厥語族國家，一律使用拉丁字母），那麼塔吉克就算要改，也應該是改成阿拉伯字母，而非拉丁字母。
實際上，蘇聯早期也有專家認為，塔吉克和南邊的伊朗、阿富汗同樣通行波斯語，如果塔吉克也使用阿拉伯字母，或許有助於向這些國家輸出社會主義，將蘇聯的勢力範圍向南推。當然，這個想法最後沒有實現——塔吉克並沒有改用阿拉伯字母，伊朗也沒有赤化，而阿富汗即使曾經短暫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也始終沒有加入蘇聯。
然而由於複雜的歷史因素（比如蘇聯的「去伊斯蘭化」政策、塔吉克獨立後爆發的內戰，以及美國在阿富汗進行的反恐戰爭），獨立後的中亞各國政權，普遍對伊斯蘭勢力懷有戒心，甚至把伊斯蘭組織，視為激進的恐怖份子，對宗教進行壓迫。在這些條件之下，中亞國家幾乎不可能改用阿拉伯字母，因為阿拉伯字母正是「伊斯蘭文化」的重要組成元素。
總之，塔吉克政府既沒有採用拉丁字母的「泛突厥誘因」，又要圍堵「牽連上阿拉伯字母」的伊斯蘭主義，於是決定維持現狀，繼續使用西里爾字母。再說，在蘇聯治下進行現代化的塔吉克，整個國家的學術和官僚體系，都建立在西里爾字母之上，如果要整個砍掉重來，實在是弊大於利。
但有趣的是，塔吉克仍有少數學者贊成改用阿拉伯字母，理由是「方便和其他講波斯語的同胞溝通」，或者「有利於融入伊斯蘭世界」。就此來看，「用什麼字母」除了可以測量國家的外交風向，也同樣反映了知識份子的個人立場。
這個現象，不只發生在塔吉克。烏茲別克獨立初期，也曾有學者透過問卷，得到「61.4%受訪者支持使用阿拉伯字母」這個結論。然而這個研究，後來普遍被其他學者「審慎看待」，除了因為問卷樣本數量太少，結論可能受學者的立場影響之外，也和國家的「拉丁化政策」背道而馳。
但「61.4%」這個數字，就算在統計方法上不夠嚴謹，倒也不見得全是研究者的刻意誇飾。烏茲別克境內的「費干那谷地」（Ferghana Valley），就是全中亞伊斯蘭信仰最虔誠的地區，甚至被政府視作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溫床」。隨著蘇聯解體，來自沙烏地阿拉伯和土耳其的資金，也已快速在中亞掀起「宗教復興」；今日即使是俄化極深的首都塔什干，穆斯林的比例也稱不上低。而搭訕我的美髮師穆薩耶夫，就是其中之一。
回到台灣後，有天我在臉書上，看到了穆薩耶夫在杜拜哈里發塔（Burj Khalifah）前的自拍，於是點開臉書的訊息視窗問候他。
穆薩耶夫說，因為受到真主阿拉的指示，加上剛好有個同鄉在杜拜開了髮廊，他幾個月前搬去那裡工作了。現在的他，對於新生活十分滿意，不只薪資更多，苦練許久的英語在那裡也派得上用場，「更重要的是，這裡更靠近伊斯蘭聖地麥加。」
經我追問，穆薩耶夫才說，他之所以離開烏茲別克，也是因為不滿政府對穆斯林的壓迫。說起這些時，他似乎非常氣憤，「壓迫」這個字後面，接著二十個驚歎號。
我不知道他為了練習英語，後來又搭訕了多少觀光客，但他的英文突飛猛進，已經可以使用複雜的複合句型。然而他依舊避談政治——去年讓他開不了口的，本來就不只是語言障礙而已。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熱愛語言的他顯然並不滿足；就在我試著翻出筆記本裡留有他筆跡的那頁時，螢幕上的對話框又跳出了他的訊息，「你知道嗎？我最近開始學習阿拉伯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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