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專訪Pussy Riot:我們是誰,為什麼一點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行動,而行動如何進行、何時進行、或者由誰執行,都不重要。


Pussy Riot成員Olya Kurachyova(左)與Nika Nikulshina(右)。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Pussy Riot成員Olya Kurachyova(左)與Nika Nikulshina(右)。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Pussy Riot 11月初來香港,不夠一星期的時間內要出席人權發展論壇「遠距離的愛」(Miles of Love)及異見漫畫家巴丟草的作品展《共歌》。而後個活動的主辦者之一 Hong Kong Free Press ,於展覽開幕前一日突發聲明,表示因「安全問題」及「收到來自中國當局的威脅」而取消展覽。11月5日,Pussy Riot 與同是獲邀出席展覽開幕禮的香港眾志黃之鋒一起,發起快閃抗議活動。

這是上月頭香港新聞裡的 Pussy Riot,這個維基百科上寫為「女性主義龐克樂隊」的名字,再次跟「抗議」相連,只是地點換成了香港。從2012年衝進莫斯科基督救世主的主教座堂,舉辦反對普京和俄羅斯正教會的「龐克祈禱會」,到今年7月扮成警察衝進世界盃決賽球場示威,她們一直是政治抗爭者、異見人士、女性主義運動份子,她們在新聞畫面裡高舉標語、叫口號、被捕,放出來後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再示威。

這次訪問是趁其香港快閃抗議之後幾天,跟她們約在香港一家酒店酒廊後面的music room。那裡燈光昏暗,絲絨沙發酒紅墨綠,像是老式歌廳,但又有外星人和1980年代燈球這樣的古怪陳設。Olya Kurachyova先推門進來,她粉紅頭髮,在兩張厚皮椅中挑了近門口的坐下,「Nika 快要下來了」,她說。等待期間,Olya出人意料地害羞,眼睛一直睜得大大,好像一頭容易受驚的貓。Nika 是 Nika Nikulshina,她像一陣風走來,能量高漲但看得出疲累,於是我開始了第一個問題:「你們為何在2011年創立了Pussy Riot呢?」

異見者長什麼樣?

「像Pussy Riot這種戴著巴拉克拉瓦頭套、身穿繽紛緊身褲的女權主義者的形象,是前所未見的。」

「大概在2011年,有群自稱為 Pussy Riot 的人開始行動,她們應該做了大概三次示威行動,其中包含音樂成分。教堂行動之後,她們三人被捕,其中兩位被判刑,在監獄裏關了兩年。其實歷年來她們都有做不同的行動,但並非每次都被報導,所以外人不知道。2012年教堂那次,不是 Pussy Riot 第一次行動,那只是她們第一次登上國際頭版的行動。」

她們的回答引發我對畫面的記憶。在我看來,Pussy Riot的力量,某程度上來於她們鮮明的形象:年輕螢光色的咆哮與陰鬱塵封的教堂,何其格格不入。其服裝視覺性非常突出,對新聞看客來說,Pussy Riot 是頭戴螢光色三孔巴拉克拉瓦(Balaclava)頭套,身穿鮮艷連身裙,配搭貼身襪褲或leggings的一群龐克女孩。這裝束極其具有標識性,幫助她們建立自己獨特的身份。

這裝束裡的巴拉克拉瓦頭套,是1854年克里木戰爭中的英國騎兵首先配戴,以應付寒冷的海風。後來卻基本上成為賊人或特種部隊的典型裝束,人們都恐懼看不見的東西。我問她們這形象是怎麼構思出來的,有什麼特別意義嗎?兩個女孩說「我們的構思當中,匿名性很重要,我們想強調 Pussy Riot 的行動更多是關於『想法』而非關於個人。」於是,每個人都可以戴起頭套,穿上繽紛服裝,匿名做她們享受的事,而這樣一來,人們會自然地將這個人的存在和行動,與「Pussy Riot」這個更大的整體聯繫在一起。

這種視覺形象還有更深的意味,它讓我們見識到一種「新」的女性主義與其前人在視覺上的分野。老一代女性主義行動者會焚燒胸圍、以較男性化服裝來強調反叛和打破性別規範;後來則是以中性形象模糊性別界線;而 Pussy Riot 與她們都不同:她們視覺鮮豔,姿態青春,調皮幽默,但又極其「認真」,以此來反叛當下社會對女性的管制與期待,向世人表明我可以裝扮成任何我喜歡的模樣,不受管束地享受我想做的事。這對我都來說都構成衝擊,因為至少在香港,關於女性主義的討論大都屬於較嚴肅的學術界;提起「女性主義者」,人們首先會想起上一代的activists:她們或許早在1970年代已投身女性主義運動,而行動模式或較貼近既有的「社運」模式,有時嚴肅到連「女性主義」四個字都僵化了。

每個人都可以戴起頭套,穿上繽紛服裝,匿名做她們享受的事。而這樣一來,人們會自然地將這個人的存在和行動,與「Pussy Riot」這個更大的整體聯繫在一起。

讓Pussy Riot獲得國際知名度的當屬他們在2012年2月21日闖入俄羅斯正教中心、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表演「朋克祈禱」。

讓Pussy Riot獲得國際知名度的當屬他們在2012年2月21日闖入俄羅斯正教中心、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表演「朋克祈禱」。攝:Mitya Aleshkovsky/ITAR-TASS

媒體戰爭

Pussy Riot 躁動的身影,也把新時代的女性主義帶到世界各地輿論之中。「我認為Pussy Riot把『女性主義』這個詞,帶進了俄羅斯的主流話語。此前,只有非常進步的女性主義者和維權人士才會討論這個問題。」Olya說,「時至今日,俄羅斯政府和親政府媒體仍然不會討論女性主義或性別議題,但至少比較 liberal 的社群已會開始討論性別歧視和性別區隔。」

也是 Pussy Riot 讓香港主流媒體對「女性主義」重新掀起關注與討論的,這說的是2012年的「龐克祈禱會」引發香港媒體的大規模關注,那甚至是在 Emma Watson 2014年的「He for She」運動之前。以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性別研究的經驗,知道若不是 Pussy Riot 這樣的抗議事件新聞,想將此類議題討論帶入香港主流媒體是會有多麽困難。Nika回答說:「一定是困難的。就像現在親政府媒體開始報導性別議題,但當你在國營電視台上接受訪問,他們基本上會把所有重要內容剪走,只剩下戴著頭套的影像,然後就拿那個影像大造文章,嘲諷你談論性別問題時只談到洗手間,說彷彿對女性主義者來說只有那件事是重要的。這些主流媒體也確實會談論女性主義,但任何討論經其媒體機器都會走樣。」

「當你在國營電視台上接受訪問,他們基本上會把所有重要內容剪走,只剩下戴著頭套的影像,然後就拿那個影像大造文章。這些主流媒體也確實會談論女性主義,但任何討論經其媒體機器都會走樣。」」

這是面對女性主義與性別議題時,媒體、知識生產系統與國家權力的結合:「基本上我們成長在一連串由國家製造的謊言裡,好像一個肥皂泡,裡面充滿大量的政治宣傳(propaganda)。這種宣傳是日常的,通過電視電台播出。有些像北韓,或許沒那麼極端,但所有俄羅斯電視都受政府控制。」Olya解釋說:「但我想強調,俄羅斯仍然不是伊朗或中國,至少情況沒去到那個地步。在俄羅斯國內正在發生一些改變,有一些人在努力改變現狀。許多居住在俄羅斯境外的人認為我們現在的政治制度就像中國一樣,當然,普京甚至沒有假裝溫和,他效法斯大林;但我們有在抵抗,努力推動變革,透過獨立媒體平台實踐和捍衛言論自由。我想讓大家看見這些。」

談及媒體控制資訊,我想到社運面對的批評與難題——「同溫層」、「小圈子」、「回音壁」,很多時候人們批判抗爭者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當運動中人認為自己做了很多改變社會的事,外面的人卻可能從沒聽說過,或者對其想爭取的事根本漠不關心。在俄羅斯本土,人們又如何理解和回應 Pussy Riot 的行動?Olya回答說:「你也可以說我們這些社運份子、女性主義者、LGBT平權運動人士、相信公民社會的人等等是活在一個肥皂泡裡,我們對於什麼是『公義』和『不公義』,與外面的人可能理解很衝突。這個肥皂泡給予我們一個空間,裡面有些很酷的事情發生,我們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也得到很多支持;但另一方面這個肥皂泡也並非牢不可破,國家機器和警察不斷試圖戳破這個泡泡。」

「基本上我們成長在一連串由國家製造的謊言裡,好像一個肥皂泡,裡面充滿大量的政治宣傳(propaganda)。」

2012年2月21日,Pussy Riot在莫斯科的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的祭壇舉行了一場反對普丁和俄羅斯正教會的「龐克祈禱會」,其後法院作出判決,分別判處3名成員2年徒刑。圖為2012年8月17日,支持者頭戴面具要求當局釋放Pussy Riot。

2012年2月21日,Pussy Riot在莫斯科的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的祭壇舉行了一場反對普丁和俄羅斯正教會的「龐克祈禱會」,其後法院作出判決,分別判處3名成員2年徒刑。圖為2012年8月17日,支持者頭戴面具要求當局釋放Pussy Riot。攝: Wojtek Radwanski/AFP/GettyImages

抗爭的藝術:讓其他人進來

外面的人不理解或不在乎,他們的生活甚至是抗爭者根本無法觸及的,但Nika說:「我們只想找到最好的平台去行動,就像今夏,我們發現了最受矚目的事——俄羅斯世界杯。那是唯一將信息放在人們腦裡的機會,讓他們停下來,看一看我們到底在爭取什麼。」而關於大眾的不理解甚至價值觀的衝突,Olga感嘆說「俄羅斯太大了,我盡量不去閱讀那些充滿仇恨的批評。至少在『我們』這個泡泡裡,每個人都很支持我們。所以在藝術界、在自由派的社群裡,人們很歡迎我們的行動。」

很多時候,支持不只源於政見一致,抗爭者不能只期望行動得到「自己人」的認同,如果爭取的議題確實與人們生活有關,就算是「普通人」也可以理解、產生共鳴:「甚至是足球迷!當我們在世界杯途中衝到球場使賽事中斷,他們當然很生氣。但有些球迷朋友告訴我:作為球迷我不喜歡你的行動;但作為一個公民,我非常感激、喜歡你們所做所說的。這是因為我們那次行動針對的,是每個俄羅斯人應該都有共鳴的話題,比如警察如何干預你的生活。」Nika接著說:「不幸的是,因為我們生活在充斥日常政治宣傳的空間裡,人們真的會被影響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比如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和政府行為,是否關心某些議題。」

意識到這個問題,Pussy Riot 的行動從來不會自我侷限於某種方式:「首先,行動永遠應該與時代和社會議題緊扣。作為一個藝術家,你必須與整個社會背景(context)扣連。我想說的是,我們關心的並不只是特定議題,Pussy Riot的行動中心是愛和自由。由這個關懷引申開來,我們就其中一些具體議題發聲,比如國家和教會勾結壓制人們權利。」言及此,Nika眼中閃著一種獨特的光芒:「我們一直在做不同類型的工作,創作關於不同類型的、有趣的抗議歌曲,也會上街嘗試做某事,嘗試帶來改變。我們看見不公平的事就會作出反應,有些事會選擇某些平台來做,下次又會換另一種方式。」Olya接著道:「作為行動者必須要身處『背景』當中,回應身邊發生的問題。對於不同種類的不公義,使用不同的形式來回應,比如說反特朗普的歌曲和MV。儘管音樂是抗爭形式之一,而特朗普也只是我們反對的議題中的一個。」

這說的,是Pussy Riot在2016年10月發佈的歌曲《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諷刺特朗普參選美國總統,除了歌曲名挪用了特朗普的競選口號,MV裡更呈現了一個由特朗普統治的、恐同排外厭女的惡托邦世界,她們更以歌詞直接指出特朗普政綱的荒謬:「讓其他人進來 / 聆聽你們的女人 / 停止殺害黑人兒童 / 讓美國再次強大起來」(Let other people in / Listen to your women / Stop killing black children /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該片在YouTube上至今有超過30萬人次的瀏覽率。

「行動永遠應該與時代和社會議題緊扣。作為一個藝術家,你必須與整個社會背景(context)扣連。我們關心的並不只是特定議題,Pussy Riot的行動中心是愛和自由。」

「陰部騷亂」:女性、國家、威權

Pussy Riot 中文譯為「暴動小貓」、「造反貓咪」、「小貓暴動」,但我誤打誤撞把她們的名字輸入 Google Translate,竟出現「陰部騷亂」四個字——這倒真是正確的。Pussy Riot 一開始就被認為是女性主義樂隊,性別對她們的特別意思在哪裡呢?在香港,女性社運人士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針對性別的人身攻擊,被稱為「蕩婦」,或者其女性身體被情色化、物化、甚至商品化。我問眼前兩位女孩,作為女性行動者,你覺得特別難嗎?

2018年11月5日,Pussy Riot聯同黃之鋒在大官發起快閃抗議活動。

2018年11月5日,Pussy Riot聯同黃之鋒在大官發起快閃抗議活動。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Nika斬釘截鐵回答說「不」,Olya也說「我也不認同,因為這只是程度與表現方式的分別。如果你是一個女人,他們就會說妳是『妓女』;如果是男人,他們就會說你是『同性戀』。」「我甚至會說,作為一名女性行動者,我們甚至會被『優待』,至少以行動的後果來說。在通常情況下,男性行動者有更多機會面臨被捕和被定罪,被判刑期亦較長。」Olya忍不住補上一句:「但因為我們的行動太嚴重了,是重犯,所以就沒有這個分別,一樣是被重判。」然後她得意大笑。

Nika很認真,「我認為這很值得討論,男性之所以更容易被逮捕、被判刑的原因是什麼?監獄裡男性囚犯很多、女性囚犯很少的原因是什麼?這關乎我們的歷史文化和價值觀,以及女權主義。」Olya解釋,女性行動者被判刑較輕,不是因為她們所言所行與男性抗爭者有何分別,而是因為社會視女性為弱者,也認為女性不適合和沒能力參與政治,因而輕視她們的行動:「問題是,他們覺得女性行動者不像男性那麼認真。」兩者本來應該是平等的,但事實並非如此。

「如果你是一個女人,他們就會說妳是『妓女』;如果是男人,他們就會說你是『同性戀』。」

那麼,俄羅斯的性別歧視有多嚴重?「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性別相關議題的討論並不常見。當然,莫斯科、聖彼得堡和其他大城市都有很多女性主義者。但不幸的是,俄羅斯很大,這種討論還未普及,國內大部分地區還沒有什麼性別意識。我們要明白,在俄羅斯其他地區的人,有時只求生存,也許他們不會考慮那種問題。」

「另外是更日常、與文化和價值觀有關的。比如你用何種方式理解什麼是『男』、什麼是『女』。我們從小就被教導,你是一個女孩,你應該做這些;或你是一個男孩,你就應該這樣。這就是為何當我們長大之後會成為與原初的那個自己不同的人。不是因為我們生來如此,而是因為我們從小受到這種教育,而你就是這樣相信了。當我還是小女孩,我真的覺得女孩就應該像女孩的樣子。」Nika 說。

那麼何時開始意識到這種教導裡存在問題?Nika 接著說:「很簡單直接,只要你稍微留意身邊事物,不難察覺到現實與政治宣傳所講世界的出入。意識到這一點,便再也無法無視它,我覺得自己必須要回應。所以我讀過傳媒,還有幸在一家很好的媒體工作,完全沒有任何審查限制。但有時,我會在某些電視頻道如國家電視頻道上,看到我的同學。我們明明是聽一樣的課,受同樣的教育長大,但⋯⋯」

「他們最終做了什麼?」我問。

Olya說:「他們只是普通人,然後他們就成了⋯⋯」「一班混蛋。」Nika接著道:「他們成為了國家的喉舌,成為了這個宣傳機器的一部分,這太可怕了。例如有一個女記者在國營電視台上做了一個關於我們的報導。我甚至不認識她,也不知道為何她要這樣做(抹黑我們)。他們只是在『事實』中挑了他們需要的,然後加上一些⋯⋯」「廢話。」Olya接上Nika的話。

女性行動者被判刑較輕,不是因為她們所言所行與男性抗爭者有何分別,而是因為社會視女性為弱者,也認為女性不適合和沒能力參與政治,因而輕視她們的行動。

Nika Nikulshina (左) 與Olya Kurachyova(右)。

Nika Nikulshina (左) 與Olya Kurachyova(右)。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他們常常這樣做,不斷試圖摧毀你的聲譽,把你塑造成笨蛋或瘋婦。」Nika說:「例如我就常常被抹黑為一個『俄國蕩婦』,也許是因為我的工作是做模特。其他所謂社運份子也一樣,我們所有人都被說成是受境外勢力資助、特別是受美國主使而行動。」「在他們的演繹裡,美國政府收買了我們,或者美國商人隨時願意付一大把鈔票,只是為了讓我們去破壞偉大的俄羅斯的國際形象。」Nika 和 Olya口中的那種抹黑如此似曾相識——彷彿行動者自己沒有行動的能力和意願,彷彿有什麼力量願意收買所有人,而彷彿所有行動都是為了錢。

那麼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女性主義者,對 Pussy Riot 是什麼態度?「她們批評 Pussy Riot的行動方式,她們認為我們不夠認真。」

頭套下的個人

聊到這裡 Nika 已經不能坐直了,筋骨柔軟的她老早已開始在做各種伸展動作,這一刻她終於按耐不住,站起身,然後一氣趴倒在地氈上,以案件現場地上粉筆人形的姿態維持了好一陣子,又爬回座位上,一本正經再談自己對個人與行動的看法,以及她個人與行動的連結。

「這是關於我們如何感受世界的問題。當我試圖對抗某些事物,這種拉扯或衝突會使我頭腦清醒。只有當我與世界某些問題抗衡時,才會感到自己活著。」Nika說道:「特別是今年,我目睹、也親身經歷了很多不公,特別是在我自己、朋友和警察之間。世界杯期間,也許是我們行動開始前幾天,我們一班朋友在街上跳舞,整個莫斯科在世界杯期間真的很開心。然後一名警察突然停車,下車向我們走來,說所有人必須立刻離開街道。沒有原因、沒有解釋,只是他那一刻不喜歡、而又有權力這樣做。這就是重點,我不是因為單一事件而決定投身行動,而是有太多這樣的例子,讓我覺得必須要起來反抗,因為我無法無視這些問題。」

Olya說:「我們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加入 Pussy Riot,其實這不重要。當然,我們可能天性反叛,我們感受到了內心某種反抗的慾望——然後你就成為了她們一員。」

「當我試圖對抗某些事物,這種拉扯或衝突會使我頭腦清醒。只有當我與世界某些問題抗衡時,才會感到自己活著。」

7月15日,世界盃決賽,法國隊和克羅地亞隊激戰正酣。比賽進行到第52分鐘,場上突然衝進4名觀眾,高舉雙手穿梭在球員之中,主裁判只能叫停比賽。著名的俄羅斯龐克樂隊Pussy Riot聲稱對此事負責,並將其當代藝術創作命名為「警察進入比賽」(Policeman enters the Game)。

7月15日,世界盃決賽,法國隊和克羅地亞隊激戰正酣。比賽進行到第52分鐘,場上突然衝進4名觀眾,高舉雙手穿梭在球員之中,主裁判只能叫停比賽。著名的俄羅斯龐克樂隊Pussy Riot聲稱對此事負責,並將其當代藝術創作命名為「警察進入比賽」(Policeman enters the Game)。攝:DPA via Imagine China

您如何在日常生活與抗議和行動間取得平衡?Nika說:「對我來說,行動與生活不是割裂的。抗爭意識是一種思維模式、一種態度、一種觀看世界及與世界相處的方法,它存在於我做的所有事之中。除了是一個行動者,我也是一名演員,我參與的作品也加入了我的想法,可能是關於女性主義或其他什麼,因為那些是我關心的,也是我的真實感覺。我並沒有、也不能把我每天所做的政治活動、政治藝術和藝術分開。很簡單,因為一切都有關連,只是以不同方式去表達某種關懷而已。」

那麼, 7月份世界杯期間的行動呢?「我們穿著警察的服裝,那種正規制服,去抗議警權過大,可以隨便干預人們生活,正如我們衝進比賽場地,令比賽要暫停一樣。」但你們個人有什麼感受?「心在狂跳,不停喘氣,因為我們跑得很厲害。」明知道會被捕,一定是非常可怕吧?Nika調皮搶說:「不,一點也不可怕!好玩極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有趣的時刻!」「雖然事前已有人告訴警察是一定會來阻止的,但有約30至40秒,有一種幸福感,那是一種很純粹的快樂。」Olya說的當下,難掩面上興奮又自豪的表情。

當然,之後的就是歷史了。

於是,我們再次回到訪問最初的問題:「誰是Pussy Riot?」「其實你問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我們人數眾多,大家都不停在做事,有些人可能參與了一次行動,有些人又在背後做其他支援。Pussy Riot 到底有什麼成員、她們是誰,她們什麼時候加入的,這些一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行動,而行動如何進行、何時進行、或者由誰執行,都不重要。」

為何我們想知道 Pussy Riot 是誰?普京政權是否也曾經想知道她們每個人的名字?是否因為我們懼怕所有未知的,因為不可知的不能被控制和消滅?

「Pussy Riot是一個意念,每個人都可以是Pussy Riot。」

「我們感受到了內心某種反抗的慾望,然後就成為了她們一員。」「行動與生活不是割裂的。抗爭意識是一種思維模式、一種態度、一種觀看世界及與世界相處的方法,它存在於我做的所有事之中。」

Nika Nikulshina (左) 與Olya Kurachyova(右)。

Nika Nikulshina (左) 與Olya Kurachyova(右)。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我記得電影《V煞》的對白:「因為在面具之下不僅是血肉之軀:在這個面具之下是一個意念,而意念,是殺不死的。」而她們會繼續笑鬧,繼續時尚,繼續如年輕女孩般生活,只是偶爾流露一個堅毅的眼神,或者不安。和她們約定下次來香港,只會喝酒、跳舞、開派對,不要再工作了。而在此之前,她們會繼續歌唱或大聲吶喊,粉紅色或金色的頭髮飛揚,為著每個人都可以是 Pussy R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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