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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裏，南京大屠殺和「文革」是兩個單獨的事件，前者是抗爭時期的慘案，後者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走的「彎路」，但在我閲讀了《記憶的紋理》和《中外學者談文革》這兩本書後，從記憶的建構方面，發現了兩者之間存在着獨特的勾連。
《記憶的紋理》這本書主要是以文化創傷理論為核心去探討中國人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創傷記憶如何被建構的過程。在書的第三章，作者在分析《人民日報》自1949年至2012年的南京大屠殺紀念報導時，劃分了三個時期，其中的「文革」時期「《人民日報》上沒有出現一篇以《南京大屠殺》為主題的紀念文章，甚至在抽樣的檢索環節……也未發現」，作者認為「文革」是「南京大屠殺紀念話語在《人民日報》上徹底淹沒的十年」。可以說從50年代到70年代末，南京大屠殺被中國政府遺忘了，一方面是因為中日關係的逐步發展，另一方面是因為毛操縱文革期間需要的是「革命」敘事和「階級鬥爭」敘事，要讓階級創傷佔據官方話語的核心位置，因此他不需要喚起抗爭創傷讓民族苦難影響階級鬥爭。但1980年代中期之後，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因為愛國主義運動的需要被「再發現」，而隨着2014年中國政府將每年的12月13日設立為國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殺在國家法團主義體制下，受國家意志的影響，成功地被建構為以「恥化敘事」為核心的國家/集體記憶，官方在紀念南京大屠殺時多忽略作為個體的受害者或者讓受害者為宏大的中華民族崛起的敘事背書，使得南京大屠殺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宣揚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工具。
相比南京大屠殺多年受到的關注，中共對待慘烈大屠殺的「文革」的態度則完全不同。習近平在公開紀念南京大屠殺的講話中用「慘絕人寰」、「滅絕人性」、「駭人聽聞」、「反人類」、「十分黑暗」等一系列成語來形容南京大屠殺，但官方對文革的表述卻似是而非避重就輕，說毛是「錯誤估計」政治形勢，是為了「維護黨的純潔性」「揭露陰暗面」，用「毛澤東的威望達到高峰」「錯誤難以受到限制」來為毛開脱，用「野心分子」、「反革命集團」來形容林彪以及四人幫，讓他們去揹負文革的罪責，最後還說「文革」中，黨和人民是和錯誤鬥爭過的，所以限制了「文革」造成的破壞，國民經濟也在發展，今年甚至通過刪減中國歷史教科書中的章節來美化和淡化文革；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軍人受到了法庭的審判，但是作為幕後黑手發動「文革」利用學生滿足政治私利的毛澤東，卻能讓「四人幫」給自己做替罪羊，即使死後他的遺體還完好地躺在紀念堂裏被人們瞻仰；南京大屠殺因為有黨國高層領導的積極介入成為了國家記憶甚至被宣揚為全世界的慘痛記憶，而「文革」卻淪為中國歷史課本上枯燥的知識點，成為逐漸消逝的邊緣記憶。
在中共官方一直將「文革」視作研究禁區的情況下，仍舊有很多海內外學者在研究文革。《中外學者談文革》中就展現了眾多學者對文革多方面的研究，呈現出文革極其陰暗、醜惡、瘋狂的面相。
例如毛澤東不準公安部發布「不準打死人」的文件，縱容紅衞兵於1966年8月在北京殺了1700多人，將10萬人驅逐出北京，這些紅衞兵想盡辦法侮辱知識分子，毒打老師致死，甚至在打死人後還對屍體吐痰。而在農村中「人民公社間展開殺人比賽」，從剛出生的男嬰到八十歲的老人都不放過，大興縣某生產大隊的主席「用鍘刀鍘死了16人」，大興縣所有公社「共殺害325人，22戶被殺絕」，根據目擊者的回憶，在一個叫馬村的村子裏，在東南西北四個方向設置關押男女老少的四個監獄，「另設一個刑場，隨捉隨入，隨提隨審，隨殺隨埋」，除此之外廣西還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吃人和性暴力的殘忍現象，看到這些慘無人道的殺人方式，我想這些被毛的煽動激發出獸性的紅衞兵和「造反派」和當年屠城的日本軍人沒有分別。在這樣瘋狂的運動中，很多人不堪忍受紛紛自殺。據官方發布的數據稱，「文革」中共有「172萬人非正常死亡；13萬政治犯被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傷殘700多萬」，其造成的慘痛後果遠超過南京大屠殺。
在此，我借用《記憶紋理》一書使用的文化創傷理論，嘗試具體分析「文革」記憶為什麼沒有成為中國人的文化創傷。
文化創傷理論的建構者亞歷山大認為「事件本身不會導致集體創傷，創傷是社會中介過程的產物」，「文化創傷不是一個事物，而是一個文化過程」，具體來說，只有當我們認為文革是中國人的集體意識中要銘記的駭人聽聞的事件，並且文革的發生無可挽回地改變了我們未來的身份性質時，「文革」才能成為我們的文化創傷。而在文化創傷被建構的過程中，「承攜者群體」、「制度場域」是非常重要的決定因素，前者的「權力、資源、敘事能力及話語契機影響着相應的創傷敘事的地位，也決定了哪些『聲音』能夠進入公眾視野、被大眾傳媒傳播」，而後者則為不同的政治群體針對文化創傷化的話語爭鬥提供了空間，因此關於一個事件的記憶是否能轉化為文化創傷，一方面會受「承攜者群體的權力和資源以及制度場域的結構」的影響，另一方面「受眾的權力、資源和人口特徵」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那麼「文革」中的承攜者群體包括毛澤東這類中共政治人物、運動參與者（紅衞兵、「造反派」、「保守派」），倖存者，新聞記者等。顯然，政治人物在中國擁有了最大的權力和最多的資源，毛澤東作為「文革」的發起者當然不會承認自己的陰謀，歷任的中共領導人為了保證統治合法性也不會揭穿真相，曾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一些人寫了文革回憶錄，參與運動的紅衞兵們有人為自己辯解有人進行了深刻反思，親歷文革的一些知識分子也撰寫了回憶錄，當年作為攝影記者的李振盛保留了珍貴的萬張底片出版了《紅色新聞兵》，但這些寶貴的文本材料因為中共對絕大多數媒體的控制和嚴格審查而無法在大陸出版，進入不了主要的言論場域就很難跟中共官方進行闡釋文革的議題爭奪，而且最為龐大的倖存者群體還生活在被迫害的陰影之下，他們不敢站出來，因為「身份罪」仍舊存在，「他們仍然是被政府誇大的、改造好了的罪人，而不是理直氣壯的浩劫受害者」，當他們紛紛老去離世時，文化創傷的建構就缺少了核心的受害者主體，因此中國大陸關於「文革」歷史敘述處在嚴重的失衡中，中共佔據了絕對的優勢，「文革」只能停留在歷史事件和某些人的記憶層面，無法上升到文化創傷層面。
雖然我們無力改變「文革」記憶逐漸式微的現實，但我們每個人能做的就是接觸和保存關於文革的記憶，12月13日國家公祭日，我們可以在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同時，也緬懷那些在文革中無辜被害的人，警惕文革的瘋狂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