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九子案 深度 評論

許寶強: 傘運九子的審判與 2014的歷史

歷史的編寫和審判,不可能完全由官方壟斷。有權參與審判、編寫歷史的,除了政權和司法系統外,還包括數以十萬也曾以不同形式參與傘運的朋友。


2018年11月14日,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健民在中大舉行告別演講,戴耀廷與朱耀明出席聽課。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8年11月14日,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健民在中大舉行告別演講,戴耀廷與朱耀明出席聽課。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8年11月19日,是雨傘運動九位參與推動者被政府檢控開審之期,也標誌著香港史無前例的79天佔領進入終章, 儘管運動仍然在不同的層面延續。自2013年初開始醞釀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至2014年底發展為預期之外的雨傘運動,延及其後幾年香港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由傘落社區、素人參政、進入議會,到人大釋法、DQ(Disqualification,指香港多位立法會議員被取消資格)成為常態,再到借「港獨」「國安」封殺新聞及言論自由,以至民間社會出現自我審查及持續抗爭——禁止馬凱入境惹來本地新聞工作者、大律師公會與政黨的抗議;打壓巴丟草展覽及繼後的民間遊撃式的聲援與對「展覽」的創意延續;大館嘗試取消但在藝文界壓力下又恢復馬建講座⋯⋯這種種轉變,正不斷改寫著香港的歷史。

法庭審判九子,也同時是審判傘運,也是官方嘗試借司法之力,編寫傘運未來的歷史。然而,歷史的編寫和審判,不可能完全由官方壟斷。有權參與審判、編寫歷史的,除了政權和司法系統外,還包括數以十萬也曾以不同形式參與傘運的朋友——於九子代所有傘運參與者接受政治審判之際,認真地反思雨傘運動的歷史意義,也就是以歷史的視野補充(或抗衡) 狹義的司法與政治審判,或許亦是履行陪伴戰友、毋忘初衷的承諾。

積極參與改寫歷史,揭示傘運的意義與局限,不僅在於紀念過去,更重要是指向未來。剛過去不久的傘運四周年,參與紀念活動的人數不算太多,深入的反思分析更少。不過,這並不表示傘運的影響已日漸淡出,更不能證明傘運的失敗。在山竹風災後遍地開花的「自己社區自己救」,彰顯和承傳的,難道不正是「命運自主」的精神、「傘落社區」的實踐?不是有力地反證傘運已失敗落幕的斷言嗎?

事實上,在四周年前夕,系統而全面地記錄了2014年金鐘從「罷課不罷學」到9月28日佔領開始的紀錄片《傘上:遍地開花》,終於製作完成,目前已在一些學校及機構上映,下集也將不日推出;另一套《撐傘》及其後續《我們有雨靴》,亦於昨天(11月18日)公映。而一位在大學任教的朋友告之,一些由本地學者書寫的有關雨傘運動的學術專著,也將會陸續出版。換句話說,吳靄儀所希望看到的傘運傳記或檔案, 近幾年不斷由有心人默默耕耘、認真製作。仔細記錄整理像傘運這樣重要的歷史事件,作用並不僅在於回顧過去,更重要的是延續運動,校正未來社會的走向,也是履行「毋忘初衷」的承諾。

2014年9月28日,金鐘夏慤道等主幹道被佔領,警方展開大規模驅散行動,防暴警察施放87顆催淚彈。

2014年9月28日,金鐘夏慤道等主幹道被佔領,警方展開大規模驅散行動,防暴警察施放87顆催淚彈。攝:Aaron tam/AFP/Getty Images

從紀念到延續

歷史上的民眾運動或革命,之所以為後人銘記,往往並不是(或至少不僅是)由於其成功地改朝換代,而是改變了民風社俗,開拓出新的文化價值、生活可能。

今天,當我們想起1989,記得的自然包括東歐的革命變天和天安門的學生運動;談及1968,離不開布拉格之春、法國五月的學運和美國的反戰、民權、性/別、環保運動;1917有十月革命,1911則是辛亥起義;更久遠的是1789與1776的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試想,數十年後人們在回顧2010年代最初幾年時,會記起甚麼?2010-2011年很可能是中東的「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2012大概離不開「佔領華爾街」;2013應少不了「占领蓋齊」或「土耳其之春」;2014年呢?會不會是香港的雨傘運動?

歷史上的民眾運動或革命,之所以為後人銘記,往往並不是(或至少不僅是)由於其成功地改朝換代,而是改變了民風社俗,開拓出新的文化價值、生活可能。例如,我們不一定記得中俄法美革命前後誰下台誰主政,但卻不會忘記共和、平等、自由、博愛、人權的理想和價值;同理,東歐「蘇東波」(指東歐劇變)和天安門學運前後的政壇交替,大概只有專業的歷史和政治學者才感興趣,普通民眾記起的,恐怕是共產政權的衰落和大眾對民主的追求;1968留給我們的,是種族與性別平權、自然生態平衡、和平反戰與性解放等多元文化理念和生活態度;而2014給後人(至少是香港的未來世代)留下的遺產,會是「罷課不罷學」、「命運自主」、或「我要真XX」的生活政治嗎?

歷史事件的文化價值,並不會自然出現,還得要看已發生之事如何被書寫和延續。

歷史事件的文化價值,並不會自然出現,還得要看已發生之事如何被書寫和延續。以法國大革命為例,倘缺乏一代又一代「毋忘初衷」的有心人,認真記錄和整理其歷史意義,或沒有世界各地的民間團體、社會運動用不同方式延續其倡議的理想和價值,而只是靠每年紀念巴士底獄被攻陷與路易十六上斷頭台,又或不斷重覆訴說雅各賓派(Jacobins) 的恐怖統治和其後的拿破崙復辟,並以此證明革命的可怕與失敗,那麼「共和、平等、自由、博愛、人權、民主」等理念,恐怕難以傳遍後世,更遑論成為當代世界的共識。

循此引伸的問題是,89六四於中國以至人類歷史的意義,之所以不像法國大革命般影響深遠,與相對缺乏系統和持續的記錄、整理和普及是否有關?以此為鑑,要讓「命運自主」、「罷課不罷學」、「我要真XX」成為未來香港以至世界的常識,以至成為將來的世代也願意認同甚至委身追求的價值,日後的紀念活動,或各種「毋忘初衷」的後續工作,恐怕需要不斷豐富,並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才能讓它們盡量普及、為後世承傳。

具體的工作,除了可考慮深化每年928的紀念活動外,或許還可引入持續而定期的研究、討論和整理,透過實踐與理論交替,反思雨傘運動的主要訴求的具體意義,加深我們對「罷課不罷學」、「命運自主」或「我要真普選」的理解,亦包括批判地釐清「勇武抗爭」、「和平佔領」、「升級落區」、「不要大台」、「商議式民主」、「離地vs務實」等概念的含意,探討它們的價值、作用和局限,並嘗試有創意地尋找具體落實的方法。

2014年9月22日,中大百萬大道有13,000人出席大專罷課啟動集會,被視為是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大專學生罷課。

2014年9月22日,中大百萬大道有13,000人出席大專罷課啟動集會,被視為是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大專學生罷課。攝:林振東/端傳媒

回到「罷課不罷學」的初心

「罷課不罷學」中真正激進的,並不是「罷課」的形式,而是在謊言管治、玩假當真的世道中堅持學習和思考、求真尋善,也就是堅持「不罷學」的取態。

傘運的序幕,是全港大專學生和部分中學生發起的「罷課不罷學」。我曾指出,「罷課不罷學」中真正激進的,並不是「罷課」的形式,而是在謊言管治、玩假當真的世道中堅持學習和思考、求真尋善,也就是堅持「不罷學」的取態。「不罷學」,也就是樂意並敢於以開放的胸懷,迎接及回應走近我們面前的各種最要之事物,例如木材之於工匠、學生之於教師、民眾之於政府,認真地直面和思考他們/它們向我們展示或提出的問題,尋找答案或解決方法。只有這樣,社會矛盾才不會積累,困局才有可能被打破。

然而,在當代香港這個「趕工比願景優先」、「行動比思考重要」的社會脈絡中,「不罷學」往往需要透過「罷課」/「罷工」而達至,也就是想方設法移除或克服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各種學習的障礙,包括盡量減少與個體生命意義和集體願景無關的行動,讓學習和思考成為工作的有機組成部分,並逐漸養成為生活的習慣。這種改造日常流程的進路,恐怕是投身有意義的傘運紀念,也就是重寫傘運歷史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工作。

香港近年淪落的根源,與政權建制的缺學無思(thoughtlessness)——不直面和解決問題,只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密切相關。

要啟動這項延續傘運、重寫歷史的計劃,需要首先克服一種認知和情感的障礙——認為學習與思考並不是「行動」,甚至會阻礙「行動」;又或陷入覺得做甚麼也沒有用的無力狀態。然而,隨著政權建制的謊言統治、玩假當真所導致的社會問題愈來愈嚴重,包括本地社會兩極分化積累不滿、風災暴露的管治質素低劣、港鐡工程與營運危機、政權建制的倒行逆施招惹國際社會加強施壓,令民眾愈來愈明白香港近年淪落的根源,與政權建制的缺學無思(thoughtlessness)——不直面和解決問題,只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密切相關。

在這新的社會脈絡之下,民間社會應該較容易超越和克服上述的認知障礙;與此同時,缺學無思的政權建制將無可避免地不斷犯錯,以至陷進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常態,民間抗爭的空間和作用也將較容易看到,這大概亦有助於民眾走出情感無力的狀態。

2017年9月19日,「佔中九子案」在區域法院提訴,被告包括「佔中運動」(即「雨傘運動」)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民、朱耀明、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邵家臻、學聯前常委張秀賢、鍾耀華、社民連黃浩銘及立法會前議員李永達。9人分別被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共3項罪名。

2017年9月19日,「佔中九子案」在區域法院提訴,被告包括「佔中運動」(即「雨傘運動」)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民、朱耀明、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邵家臻、學聯前常委張秀賢、鍾耀華、社民連黃浩銘及立法會前議員李永達。9人分別被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共3項罪名。攝:林振東/端傳媒

傘運九子很有可能面對漫長的司法審判程序,而傘運面對的「歷史審判」,恐怕只會更為漫長。作為參與傘運的一份子,努力在社區、屋村、學校、醫院、企業、工廠,延續傘運的「罷課不罷學」、「命運自主」、或「我要真普選」等訴求,將它們融入工作和日常生活之中,變成我們的常識習慣;並透過百花齊放的行動,包括民主商討、公民抗命、勇武抗爭、和平佔領、升級落區,抗拒並改造日漸淪落的社會制度、文化政治。對於九子和傘運來說,這樣認真地繼承傘運初衷,大概是在他們將要面對政治與歷史審判之際,其中一種最好的陪伴及支持。

我們是否願意在趕忙的日常工作中省下點時間心力,也就是尋找體制內外的空間,透過創意地「罷課」/「罷工」以跳出不斷重複的日常,持續而有耐性地討論、釐清、普及傘運所提出的關鍵理念,讓它們成為2014年人類歷史遺產的一部分?

(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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