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九子案開審前，陳健民的最後一課

【編者按】香港警方兩年前落案起訴9名參與佔領（雨傘運動）行動人士，包括「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學聯前成員鍾耀華及張秀賢、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邵家臻、社民連黃浩銘，以及民主黨李永達。案件將於下週一（11月19日）開審。端傳媒會在開審前夕發布相關人物報導，敬請留意。

「佔中三子」之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陳健民，參與中國公民社會建設近20年，2014投身「佔中」，其後被禁止踏足大陸，同時面臨香港法庭審判。昨晚（11月14日）是他在中大25年教書生涯的最後一堂課，吸引了包括新舊學生、社會各界人士在內的逾600人到場旁聽。

陳健民在中文大學的最後一課，題為「毋忘燃燈人——向啟蒙者致敬」。開課前，會場播放著Beyond的歌曲《不再猶豫》，鎂光燈在追逐「九子」裏出席是次演講的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廷、牧師朱耀明、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及陳淑莊、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以及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當中大教授周保松起身致辭，提到「陳健民教授在他的實踐、教學及社會參與裏，令所有中大人感到驕傲」時，全場起立鼓掌持續數十秒。

「我在講壇上算是挺瀟灑的，但今晚我真的是第一次緊張，整個腦袋空白，因為我好激動，見到好多新舊同學、朋友、佔中路上的夥伴。」陳健民如是說。他表示案件審訊在即，不確定結果為何，為輕裝上路，避免為學校、學生帶來混亂，故已經向大學請辭，將於2019年1月1日提早退休。

「我不是第一個坐牢的，有些年輕人已經坐牢了。」陳健民說，「只要我們不被監禁、審訊所摧毀，即變得沮喪、憤怒，最後我們會變得更加強大。如果我們沒有被擊倒，就可以激勵更多人。」

陳健民說，在這個「要走」的時候，內心沒什麼怨恨，也沒有悲哀。「佔領期間我是很冷靜的人，現在卻是最激動的時候。」他形容，此刻心裏只有「感激」：「我好感激我可以在這裏讀書。我好感激這個地方給機會我教這麼多學生，可以參與社會，所以我現在其實只有感激的心。」

說到這裏，陳健民一度哽咽，而掌聲雷鳴不止。

啟蒙者

陳健民以啟蒙過自己的書籍為連接，回顧自己過往經歷。他說「金禧事件」（香港70年代末的學生運動，起點是教師揭發校方貪污斂財）是自己的政治啟蒙。當時有師兄在校門派傳單，要求他為「金禧事件」表態。陳健民笑稱當時自己是中學學生會會長，而當年「進不了大學的才做學生會，我做學生會會長，就是最進不了大學的人」。他去問自己的校長，被告知「這些人是來『搞事』、『搞亂香港』」的。

聞聽此言，全場大笑。為參加集會了解事件，陳健民找藉口帶兩個弟弟去維園寫生，自己卻跑去另一邊聽集會演講：「當時覺得他們講得好有道理，多年後次才知道，舉辦的人叫做司徒華。」這是陳健民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集會，也令他下定決心要讀書、考入大學。

這次集會令他明白，原來社會運動會如此深刻影響到即使是旁觀者的人。為了解社會，他決定修讀社會學。

陳健民說不只是社會運動影響自己，中學開始有的信仰也令自己思索人生的意義，「開始和上帝、上天有接觸後，我覺得如果我在走一條對的路，我是會有力量的。」他說正因自己如此困擾人生該如何度過，才會如此深刻地被「金禧事件」所影響。

陳健民說自己是一個「有信仰而沒有宗教的人」。宗教問題對自己很重要，才令自己對社會問題很敏感。他曾為人生問題思考良多，每次回教會的路上，都因思考問題而坐過站。「開始讀哲學課後，很多理性的問題困擾我。上帝存在嗎？可否證明？如果連蛇也是上帝造的，那麼罪是什麼？我們有自由意志嗎？如果有自由意志，這和上帝的全能全知有沒有衝突？」

烏納穆諾的《生命的悲劇意識》是大一時影響陳健民最深的一本書。他從中得出了「理性的局限」：「人以為信仰不能夠自足而求諸於理性，而理性卻反過來否定信仰。」

陳健民曾深受盧龍光、朱耀明牧師以及老師周聯華啟蒙。他曾因自己與主流教會價值觀不符而感到難受，直到閱讀了德國神學家潘霍華的傳記（《Bonhoeffer: Pastor, Martyr, Prophet, Spy》），才終於找到可以認同的聲音。他認為教會不應將信仰收窄到私人領域，不應只宣講晦澀的道理，而應與社區結合。他定義「基督徒」為「人道主義者」，又諷刺身為基督徒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曾聲稱要對支持港獨者「殺無赦」，問大家：如果把何君堯和戴耀廷放在一起，誰才是這個時代的耶穌？

70年代末，一連串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事件，在民主理念上啟蒙了陳健民。從1978年北京的民主牆運動，魏京生張貼《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以及《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大字報，到作家胡平撰寫《論言論自由》，陳健民稱自己獲得了許多民主論述上的「子彈」。同期發生的台灣美麗島事件，讓他發現，原來知識分子也要走上前線。他說最記得那群台灣知識分子辦報社、遊行後被搜捕，要上軍事法庭被判死刑前，施明德卻露出不屑政府的笑容。

他，香港與中國

及至香港的前途談判，陳健民開始質疑民族主義感情：是否要為了民族感情，將一群人送入共產黨的統治？「我覺得這是我的使命：要保障香港人權自由，就一定要爭取民主、真普選。」

令陳健民走上學術道路的「燃燈者」則是耶魯大學教授、民主化研究執牛耳者Juan J. Linz。陳健民繪聲繪色地描述了這位開山鼻祖當年教書時的情狀，說Juan常常兩手提著三十本書前來上課。Juan Linz著述艱澀，常常註釋比原文更長，因此也沒怎麼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然而，耶魯大學卻授予他最高榮譽的Sterling Professor稱號。Juan Linz曾勉勵大家用心做有意義的事，寫有價值的文章，這極大觸動陳健民。

陳健民稱，Juan Linz令他決定了「人生志業」，就是要在移民潮中逆流回港，「為中國民主化鋪墊社會基礎」，「在香港則爭取真普選」。他說自己回港教學，下課就跳上和諧號第五卡車廂回廣州。

「我要用一生的時間，讓大家明白什麼是『公民社會』。」

陳健民認為，按照學術研究，香港早已具備民主化的條件，例如公務員廉潔、公民社會蓬勃。「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社會，在民主化之前已經有香港這樣的條件。那些人說香港還未準備好民主化——Bullshit，不用理他。」

公民抗命是陳健民民主運動策略的啟蒙。他說公民抗命是通過非暴力手段爭取公義，並且承擔刑責，所爭取的公共利益也要符合比例原則。他引用甘地、馬丁路德金當年的和平抗爭，說甚至有黑人向教會寫信稱這些抗爭行動「阻人搵食」，情況一如現在的香港。

他又援引統計，指出近代有接近七成民主化都是以和平手段達成，極少以暴力方式革命。他認為民眾的和平表現，會令軍隊在開槍前被感化。

陳健民說自己在佔中前的2012年，經歷過一段與北京溝通的時期，但發現真的無法協商，「不會給真普選我們」。他想不出自己還可以盡最後努力做些什麼，「怎知這個傻子——這個戴耀廷寫了篇這樣的東西出來。我當時覺得只有5%會成功。我經常這麼說。」陳健民說，「只有5%，我會全力以赴，但我覺得失敗機會很高，因為中國大局和習近平的問題。」

「但只有5%，對的東西，為何不全力以赴呢？」

陳健民稱自己苦苦思索為何中國長久以來沒有生長出公民社會，而其實晚清時期已有茶館等公共領域作政治討論。但由於中國崇尚「學而優則仕」，學者都想成為「國師」，因此沒有形成獨立的知識分子群去批判權力和社會。

他談論起「專制人格」，以漢娜．鄂蘭的《平庸之惡》為例，書本講述了對二戰屠殺猶太人的德國高官的一場審判，民眾引頸以待，以為是一個大惡魔般的人物，結果看見的卻是一個木訥、畏縮、極度官僚的人，總是說自己做的事情是「合法的」、是「根據指引的」。陳健民說現在中國常說以法治國，但這裏的法是「Rule of Law」（法治）還是「Rule by Law」（依據法律治理）？他認為現在香港正向後者靠近，很多公務員做事都說責任不在自己、是按照法律執行的。

「整個德國如此大的悲劇，許多人都是以這樣的理由來逃避良心的抉擇。」

未來

談到未來，陳健民笑說，「前路茫茫，燈都黯淡了，不如看星。」

陳健民很喜歡畫畫，他提起大學時期看的一本書——《梵高傳》。他說梵高當年想要創新，不追求形體真實準確，而看重內心情感表達，是劃時代的作品，卻不被時代理解。他又引述梵高的老師的一段話：「沒有東西是永遠把握得住的。只要有勇氣和力量去做自認為正確的事情，也就夠了。也許結果是錯了，可是你至少總算做過了。我們必須依照自己理性的最高指示做下去，至於最終的價值，那只有等上帝去評斷了……每個人都有完整的自我，都有自己的特性，如果他能順性去做，那麼無論他做什麼，結果總會美滿的。」

在演講的最後，陳健民說要送給中大學生「最後的話」：

「我希望你們順著你們的性，去為這個世界創造真善美。我希望你們，不虛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