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九子案开审前，陈健民的最后一课

【编者按】香港警方两年前落案起诉9名参与占领（雨伞运动）行动人士，包括“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学联前成员钟耀华及张秀贤、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臻、社民连黄浩铭，以及民主党李永达。案件将于下周一（11月19日）开审。端传媒会在开审前夕发布相关人物报导，敬请留意。

“占中三子”之一、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健民，参与中国公民社会建设近20年，2014投身“占中”，其后被禁止踏足大陆，同时面临香港法庭审判。昨晚（11月14日）是他在中大25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堂课，吸引了包括新旧学生、社会各界人士在内的逾600人到场旁听。

陈健民在中文大学的最后一课，题为“毋忘燃灯人——向启蒙者致敬”。开课前，会场播放著Beyond的歌曲《不再犹豫》，镁光灯在追逐“九子”里出席是次演讲的香港大学教授戴耀廷、牧师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及陈淑庄、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以及前中大学生会会长张秀贤。当中大教授周保松起身致辞，提到“陈健民教授在他的实践、教学及社会参与里，令所有中大人感到骄傲”时，全场起立鼓掌持续数十秒。

“我在讲坛上算是挺潇洒的，但今晚我真的是第一次紧张，整个脑袋空白，因为我好激动，见到好多新旧同学、朋友、占中路上的伙伴。”陈健民如是说。他表示案件审讯在即，不确定结果为何，为轻装上路，避免为学校、学生带来混乱，故已经向大学请辞，将于2019年1月1日提早退休。

“我不是第一个坐牢的，有些年轻人已经坐牢了。”陈健民说，“只要我们不被监禁、审讯所摧毁，即变得沮丧、愤怒，最后我们会变得更加强大。如果我们没有被击倒，就可以激励更多人。”

陈健民说，在这个“要走”的时候，内心没什么怨恨，也没有悲哀。“占领期间我是很冷静的人，现在却是最激动的时候。”他形容，此刻心里只有“感激”：“我好感激我可以在这里读书。我好感激这个地方给机会我教这么多学生，可以参与社会，所以我现在其实只有感激的心。”

说到这里，陈健民一度哽咽，而掌声雷鸣不止。

启蒙者

陈健民以启蒙过自己的书籍为连接，回顾自己过往经历。他说“金禧事件”（香港7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起点是教师揭发校方贪污敛财）是自己的政治启蒙。当时有师兄在校门派传单，要求他为“金禧事件”表态。陈健民笑称当时自己是中学学生会会长，而当年“进不了大学的才做学生会，我做学生会会长，就是最进不了大学的人”。他去问自己的校长，被告知“这些人是来‘搞事’、‘搞乱香港’”的。

闻听此言，全场大笑。为参加集会了解事件，陈健民找借口带两个弟弟去维园写生，自己却跑去另一边听集会演讲：“当时觉得他们讲得好有道理，多年后次才知道，举办的人叫做司徒华。”这是陈健民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集会，也令他下定决心要读书、考入大学。

这次集会令他明白，原来社会运动会如此深刻影响到即使是旁观者的人。为了解社会，他决定修读社会学。

陈健民说不只是社会运动影响自己，中学开始有的信仰也令自己思索人生的意义，“开始和上帝、上天有接触后，我觉得如果我在走一条对的路，我是会有力量的。”他说正因自己如此困扰人生该如何度过，才会如此深刻地被“金禧事件”所影响。

陈健民说自己是一个“有信仰而没有宗教的人”。宗教问题对自己很重要，才令自己对社会问题很敏感。他曾为人生问题思考良多，每次回教会的路上，都因思考问题而坐过站。“开始读哲学课后，很多理性的问题困扰我。上帝存在吗？可否证明？如果连蛇也是上帝造的，那么罪是什么？我们有自由意志吗？如果有自由意志，这和上帝的全能全知有没有冲突？”

乌纳穆诺的《生命的悲剧意识》是大一时影响陈健民最深的一本书。他从中得出了“理性的局限”：“人以为信仰不能够自足而求诸于理性，而理性却反过来否定信仰。”

陈健民曾深受卢龙光、朱耀明牧师以及老师周联华启蒙。他曾因自己与主流教会价值观不符而感到难受，直到阅读了德国神学家潘霍华的传记（《Bonhoeffer: Pastor, Martyr, Prophet, Spy》），才终于找到可以认同的声音。他认为教会不应将信仰收窄到私人领域，不应只宣讲晦涩的道理，而应与社区结合。他定义“基督徒”为“人道主义者”，又讽刺身为基督徒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曾声称要对支持港独者“杀无赦”，问大家：如果把何君尧和戴耀廷放在一起，谁才是这个时代的耶稣？

70年代末，一连串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事件，在民主理念上启蒙了陈健民。从1978年北京的民主墙运动，魏京生张贴《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以及《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大字报，到作家胡平撰写《论言论自由》，陈健民称自己获得了许多民主论述上的“子弹”。同期发生的台湾美丽岛事件，让他发现，原来知识分子也要走上前线。他说最记得那群台湾知识分子办报社、游行后被搜捕，要上军事法庭被判死刑前，施明德却露出不屑政府的笑容。

他，香港与中国

及至香港的前途谈判，陈健民开始质疑民族主义感情：是否要为了民族感情，将一群人送入共产党的统治？“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要保障香港人权自由，就一定要争取民主、真普选。”

令陈健民走上学术道路的“燃灯者”则是耶鲁大学教授、民主化研究执牛耳者Juan J. Linz。陈健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位开山鼻祖当年教书时的情状，说Juan常常两手提著三十本书前来上课。Juan Linz著述艰涩，常常注释比原文更长，因此也没怎么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然而，耶鲁大学却授予他最高荣誉的Sterling Professor称号。Juan Linz曾勉励大家用心做有意义的事，写有价值的文章，这极大触动陈健民。

陈健民称，Juan Linz令他决定了“人生志业”，就是要在移民潮中逆流回港，“为中国民主化铺垫社会基础”，“在香港则争取真普选”。他说自己回港教学，下课就跳上和谐号第五卡车厢回广州。

“我要用一生的时间，让大家明白什么是‘公民社会’。”

陈健民认为，按照学术研究，香港早已具备民主化的条件，例如公务员廉洁、公民社会蓬勃。“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社会，在民主化之前已经有香港这样的条件。那些人说香港还未准备好民主化——Bullshit，不用理他。”

公民抗命是陈健民民主运动策略的启蒙。他说公民抗命是通过非暴力手段争取公义，并且承担刑责，所争取的公共利益也要符合比例原则。他引用甘地、马丁路德金当年的和平抗争，说甚至有黑人向教会写信称这些抗争行动“阻人揾食”，情况一如现在的香港。

他又援引统计，指出近代有接近七成民主化都是以和平手段达成，极少以暴力方式革命。他认为民众的和平表现，会令军队在开枪前被感化。

陈健民说自己在占中前的2012年，经历过一段与北京沟通的时期，但发现真的无法协商，“不会给真普选我们”。他想不出自己还可以尽最后努力做些什么，“怎知这个傻子——这个戴耀廷写了篇这样的东西出来。我当时觉得只有5%会成功。我经常这么说。”陈健民说，“只有5%，我会全力以赴，但我觉得失败机会很高，因为中国大局和习近平的问题。”

“但只有5%，对的东西，为何不全力以赴呢？”

陈健民称自己苦苦思索为何中国长久以来没有生长出公民社会，而其实晚清时期已有茶馆等公共领域作政治讨论。但由于中国崇尚“学而优则仕”，学者都想成为“国师”，因此没有形成独立的知识分子群去批判权力和社会。

他谈论起“专制人格”，以汉娜．鄂兰的《平庸之恶》为例，书本讲述了对二战屠杀犹太人的德国高官的一场审判，民众引颈以待，以为是一个大恶魔般的人物，结果看见的却是一个木讷、畏缩、极度官僚的人，总是说自己做的事情是“合法的”、是“根据指引的”。陈健民说现在中国常说以法治国，但这里的法是“Rule of Law”（法治）还是“Rule by Law”（依据法律治理）？他认为现在香港正向后者靠近，很多公务员做事都说责任不在自己、是按照法律执行的。

“整个德国如此大的悲剧，许多人都是以这样的理由来逃避良心的抉择。”

未来

谈到未来，陈健民笑说，“前路茫茫，灯都黯淡了，不如看星。”

陈健民很喜欢画画，他提起大学时期看的一本书——《梵高传》。他说梵高当年想要创新，不追求形体真实准确，而看重内心情感表达，是划时代的作品，却不被时代理解。他又引述梵高的老师的一段话：“没有东西是永远把握得住的。只要有勇气和力量去做自认为正确的事情，也就够了。也许结果是错了，可是你至少总算做过了。我们必须依照自己理性的最高指示做下去，至于最终的价值，那只有等上帝去评断了……每个人都有完整的自我，都有自己的特性，如果他能顺性去做，那么无论他做什么，结果总会美满的。”

在演讲的最后，陈健民说要送给中大学生“最后的话”：

“我希望你们顺著你们的性，去为这个世界创造真善美。我希望你们，不虚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