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逝世 評論 深度 評論

黎蝸藤:在國家與民族敘事中,反「民族主義」的金庸小説

作為小說,金庸沒有通過說教把反民族主義、反大漢族主義明確點出,但通過故事,無疑能讓讀者感受到其用心。


2018年11月12日,金庸的私人喪禮於香港殯儀館舉行,靈堂佈滿白花,金庸的遺照置中,兩旁輓聯寫上「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攝:端傳媒
2018年11月12日,金庸的私人喪禮於香港殯儀館舉行,靈堂佈滿白花,金庸的遺照置中,兩旁輓聯寫上「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攝:端傳媒

10月30日香港作家金庸逝世,引發了全球華人的哀悼與紀念。作為文學家的金庸,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十幾部沉甸甸的小說,還在潛移默化間影響全球華人對人生與世界的思考。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華語世界的重要思想塑造者。

本文筆者將從民族與國家構建的角度闡述金庸的貢獻。這可從三個方面理解:第一,金庸小說的流行度本身;第二,金庸小說中藴藏著的濃厚中國文化;第三,金庸小說中的不斷演變的民族觀,帶給讀者的深入思考。

金庸寫作的年代,面對「中國」、「中國人」、「中華民族」的難題

金庸寫作的年代實乃中國「民族國家」構建的關鍵年代。

儘管中國歷史悠久,基本奠定中國現在疆界(除了蒙古後來獨立)還是18世紀中期的事,而且還是在一個人數極少的「滿洲利亞」(Manchuria)通古斯民族的一支——滿族的征服和統治之下才形成的。滿洲利亞是滿人以外族統治者的身份,作為龍興之地帶入的「嫁粧」(明朝在「東北」的穩定統治區域一般只到達遼寧);蒙古(包括內蒙古)、新疆、西藏(包括青海)都是滿人入主後才納入清朝版圖。

如果歷史再重演一次,現在被視為中國「傳統疆界」的領土很可能根本與現代中國拉不上關係。在18世紀中期之前的一千多年,蒙古曾經是中國的征服者,與明朝又互相攻打;西藏從未屬於中國;「新疆」的歷史在此前,已和中國上千年沒有關係。放在歷史長河的角度,那些地方能被勉強稱為「自古以來」的領土是一件偶然的事。

「中華民族」,同樣也是一個在晚清時期才出現的相當近代的概念。

革命黨人大多主張漢人民族主義,「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中的「中華」就是指漢人和內地十八省。革命黨人並非僅為革命宣傳而「發明」這個口號,而是因為經過長期演變,內地十八省已基本形成以漢人為主體的民族(當然十八省還有其他少數民族,但當時一般被忽視),有共同的文字(漢語),穩定的地域(從明朝就基本穩定下來),共同的經濟生活(農業為主),以及共同的心理特徵(儒道釋,宗族禮法等)。

而滿清的其他部分都和漢地異質。地理上,蒙古和西藏一直自治,新疆直到1884年才建省(之前也和漢地區隔),滿洲利亞在1873年才撤除柳條邊,準許漢人移民。語言上,蒙古、西藏、通古斯人、維吾爾人都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經濟生活上,蒙古、西藏、回疆以遊牧民族為主,通古斯人則以漁獵採集農業並重。心理特徵上,蒙古、西藏人信奉藏傳佛教,回人信奉伊斯蘭教(當時的回人,包括說漢語的(現在的)回族和說維吾爾語的維吾爾人,但回疆只指新疆)。他們都與漢人差距甚遠。

在晚清不少漢人知識分子的眼裏,滿人固然是要推翻的統治者,回蒙藏人與漢人的關係,比起越南人、朝鮮人、甚至日本人都更疏遠。比如,重要思想家章太炎心目中的中國,除了以漢人為主的中國本部外,還要和越南朝鮮等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地區聯合,回蒙藏的地區倒是可以不要。

 2018年11月12日,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金庸館」設置弔唁冊,讓公眾作最後致意。

2018年11月12日,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金庸館」設置弔唁冊,讓公眾作最後致意。攝:Imagine China

一般認為,「中華民族」這個詞是梁啟超最早提出的。通過騎劫「中華」概念,強行納入滿蒙回藏四族,嫁接到「民族」以及「民族國家」的名詞之上,他發明瞭這個相當古怪、生硬、不符合當時實際的話語。其目的有兩個:一是論證滿清統治的合理性,為君主立憲辯護,二是論證維持中國當時疆域的合理性。「中華民族」的一個變種是「五族合一」,內涵稍有出入,目的則相當一致。

辛亥革命後,革命黨人主導成立臨時政府,顯得很「自然而然」地採用「五族共和」這個「中華民族」的變種的話語,去宣布要接收整個滿清的遺產;接着,袁世凱等北洋軍閥當政,更通過所謂「退位詔書」對滿清遺產照單全收。

這裏面對的理論和道德困難是,漢人有權推翻滿清,民族獨立,為何其他民族就沒有呢?後來,日本鼓動滿洲國獨立,蘇聯鼓動蒙古獨立,日本策劃內蒙古自治,蘇聯和英國支持「東突厥斯坦」獨立,英國扶助西藏自治或獨立,都來自這樣的理論依據,這也是滿清遺產「未解決」的遺留問題。

從民國成立以來,沒有一個漢人政權(無論南北、國共)支持其他民族的自決權,以上事件一概被視為「帝國主義分裂中國」。它們與「割地賠款」等恥辱一起,匯聚為有國恥教育。也因此,「中華民族」的構建不斷加強,作為拒絕「亡國滅種」命運的精神武器,以此把中國從二戰接近滅亡的邊緣中拉回來。

如何評價這段歷史不但複雜,而且與立場有關,本文無法詳細討論;只能說,歷史上總有「不愉快」的時刻。

何為中國?何為中國人?何為中華民族?這些難題至今仍未解決,更不用說金庸成長和寫作的年代了。

更何況,在金庸寫作武俠小說的年代,他還面對一個「新」的構建進程難題。在19世紀中期之後,不考慮其他四大民族,即便是漢人(華人)也由於兩個原因被分隔。第一,因割地之故,中國地區被分為大陸、香港和台灣三塊(澳門地區太小,一般未算成一塊)。第二,晚清中期之後,大批華人移居海外,形成數量龐大的海外離散社群,特別以東南亞、北美和歐洲為多。

1949年之後,這些分隔因素突然嚴重起來。中國共產黨建政大陸,國民黨政權退守剛從日本手裏拿回來的台灣,兩地敵對,不相往來。港英政府在1950年代封鎖了邊界,陸港兩地再也不能人員自由來往。大陸嚴格控制人民前往海外,海外華人回中國也不容易。這樣,全球華人群體被分割得支離破碎。

正如地理隔離促進物種分化一樣,地理隔離與人員隔離都是構建統一民族的大敵:尚未構建成功的民族可能停止進程,原先構建好的民族也可能重新構建出新的民族。於是,香港和台灣都可能發展自己的民族構建經歷,海外華人也面臨能否保持「中華民族」的認同及他怎麼認識「中國」的問題。

由於這些因素,金庸寫作的年代實乃中國「民族國家」構建的關鍵年代。這就是金庸武俠小說在這個進程中發揮作用的大背景。

作為華人共同經歷的金庸小說

沒有一個人的作品能像金庸小說那樣深入人心,流傳廣泛,能跨越時間、地理區隔、政治意識形態、文化障礙,成為華人彼此「一說起就能說上兩句」的共同話題。

根據班尼迪克·安德森著名的「想像的共同體」的現代民族主義構建理論,民族是通過「想像」而構建的。無論我們是否完全同意該觀點,無可否認,共同經歷、共同回憶這些「想像」,確是構建民族國家的重要方式。

金庸小說風靡華人世界,「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說」,它提供了給全體華人的一種共同經歷和共同回憶,這本身就是「構建同一個民族」的想像過程。

金庸小說在50年代從香港興起,很快就傳到流通自由的東南亞美洲等海外華人地區。戒嚴時期的台灣警惕「共產主義」,金庸作為左派報章出身的作家,其作品被禁。遠景出版社在1975年要正式出版《射鵰英雄傳》要改名為《大漠英雄傳》,還在蔣經國接見金庸後才能公開發行。但這無礙金庸小說在此前就以其他作家的名字,再換上另一個書名在台灣地下流行。而解禁後,金庸旋即引發閲讀熱潮。

在中國大陸,共產黨把武俠小說視為「封建遺毒」予以封殺。但鄧小平早在1975年就託人從香港帶回金庸小說,對其愛不釋手。1978年鄧小平當政,推行改革開放,武俠小說解禁。可這時,武俠小說還長期被視為「毒害青少年」,中小學大多禁止學生讀金庸。金庸小說在1990年代才正式授權引入發行。但這同樣無法妨礙金庸武俠小說在80年代就以報紙連載、雜誌和盜版書的形式迅速流行。迄今,金庸的小說已經至少售出逾億冊,而由於盜版數量太多,根本無從準確估計。

金庸小說的影響力還不限於文字本身,大量的電視電影改編作品也令其更深入人心。從1976年開始,香港各大電視台不斷拍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屢屢掀起收視狂潮。無綫電視(TVB)拍過幾乎所有金庸小說,不少還拍過兩次。海外中文台,特別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美加的中文電視台,則幾乎同步播出。

金庸小說解禁後,香港金庸劇就傳入台灣和大陸。在1980-90年代,TVB拍攝的金庸劇是香港「文化北伐」的一個象徵。1982年的《天龍八部》在台灣掀起收視狂潮;1983年的《射鵰英雄傳》則在大陸引發收視狂潮。繼香港之後,其他地區也拍攝金庸劇,就連在中文電視投入較少的新加坡,也投入強大陣容拍攝過《神鵰俠侶》,而金庸的翻拍熱潮至今未退,最新的是2018年的《倚天屠龍記》。至今,兩岸三地光《射鵰英雄傳》以及其衍生作品就有10部,平均每四年就重拍一次。

金庸小說改編的電影,雖然沒有電視劇影響這麼大,但也不乏令人津津樂道的名篇,尤其《笑傲江湖》最有名。許冠傑版本的主題曲《滄海一聲笑》好評如潮,林青霞版本則成為新派武俠電影的奠基。

1996年,台灣出版遊戲《金庸群俠傳》開中文世界RPG遊戲的先河,在兩岸三地都極受歡迎,金庸群俠傳Online版還廣受歡迎。以此為起點又興起龐大的「二次創作」潮,金庸小說和其主人公成為其他文學作品、文學評論、文學解讀的養分。即便小說中的角色名字也已帶有豐富內涵:《此間的少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用金庸小說角色的名字作為筆下大學生的名字是關鍵因素。

可以說,在兩岸三地乃至海外華人離散社會,沒有一個人的作品能像金庸小說那樣深入人心,流傳廣泛,能跨越時間、地理區隔、政治意識形態、文化障礙,成為華人彼此「一說起就能說上兩句」的共同話題。

而金庸的逝世,全球華人哀悼,評論金庸的文章形成兩岸三地的巨大流量,中國主席習近平、台灣總統蔡英文都深切哀悼,這些都構成「中華」民族主義的構建。

2018年11月12日,按金庸生前意願,喪禮將以私人形式舉行,不設公祭。喪禮沒有宗教儀式,只邀請了少數親友,接受外界送贈的花圈及花牌。圖為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與韓正送上的花圈敬挽。

2018年11月12日,按金庸生前意願,喪禮將以私人形式舉行,不設公祭。喪禮沒有宗教儀式,只邀請了少數親友,接受外界送贈的花圈及花牌。圖為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與韓正送上的花圈敬挽。攝:Imagine China

作為中華記憶的金庸小說

民族主義構建的過程,很大程度得益於大眾流行文化,因為它能真正深入到社會底層,而不只局限於上層少數精英。因此,流行文化的取向很大程度上影響着這個進程的方向。

金庸對民族主義構建的貢獻,還不止於其流行,還在於其內容深深地刻上「中國」烙印。當然,這或許也是其能有如此巨大影響力的原因。

金庸的武俠小說全部以古代中國作為背景,不牽涉現實政治(最多帶有政治隱喻),能為各種立場的人接受。十五部作品大都都與中國歷史緊密結合,運用虛構的人物與真實的歷史人物緊密互動的架構,把小說與歷史融為一體,真實得讓人以為在讀真正的歷史。

金庸小說中的江湖、俠義、快意恩仇、武功門派等都是中國文學世界的特產,中國人一看就懂,卻很難為西方接受。金庸小說很早就被翻譯為日文、越南文、韓文及其他東南亞文字,卻直到最近才開始翻譯為英文。不少中國人認為金庸理應獲諾貝爾獎,但實際上,金庸小說只有幾本被翻譯為西文。這些都說明,金庸小說的「中國性」很高。雖然他也談到人道主義等普世價值,但無不在儒道佛等的中華思想的包裝之下,越接近中華文化的國家越容易明白。

此外,金庸小說還藴藏濃厚的中國文化細節,如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等。這也進一步加大了跨文化閲讀的障礙。

對中國大陸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來說,不存在缺乏民族國家構建的問題。但對缺乏由上而下推動民族主義教育的香港和海外華人來說,閲讀小說的過程中则不由自主地增加了愛國情懷,對他們保持對「中國性」相當重要。

以香港為例。在金庸開始寫小說的年代還沒有「香港人」共同體。直到六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才有「香港人」的構建過程——而這個構建過程,是向着「香港民族」還是「香港的中國人」、甚至「香港的英國人」方向前進,並不是毫無疑問的。

正如安德森所言,民族主義構建的過程,很大程度得益於大眾流行文化,因為它能真正深入到社會底層,而不只局限於上層少數精英。因此,流行文化的取向很大程度上影響着這個進程的方向。

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針對平民的社經報章取代了黨派報章,小說連載成為大眾娛樂的媒介。七十年代免費電視開始後,電視劇成為另一種(甚至是最重要)的流行文化媒介。七十年代又興起粵語流行歌。在這幾個領域,題材為何,導向為何,都會深刻影響香港共同體構建的方向。

金庸小說在這幾個領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小說方面不需多說,至今金庸小說還佔據香港公立圖書館借閲排行榜頭位,而且前十名中有八九本都是金庸小說。電視劇方面,金庸劇屢屢掀起收視狂潮,1983年《射鵰英雄傳》和1984年《神鵰俠侶》均取得過99%的收視奇跡。流行歌方面,金庸劇的主題曲和插曲是當年流行樂壇的中堅力量。無論從文字、影視還是歌聲中,都傳遞出了家國之情,潛移默化地增強了受眾的民族國家感情,推動香港人成為「香港的中國人」或「特殊的中國人」的認同。

金庸小說對海外華人構建和保持其「民族家國」想像,可能意義更重大。當年沒有廉價便捷的通訊工具,地理相隔遙遠,與母國也缺乏聯繫,海外華人——或越來越被學界成為「離散華人」,對他們來說,要保持「民族家國」想像即所謂「中國性」並不容易,他們往往要面臨「落地生根」還是「斬草除根」的路向。對海外華人來說,金庸小說和影視作品構建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體系,對他們「心懷祖國」,保持民族認同的作用更大。

在保持對中國文化的認同的同時,金庸小說宏大的歷史圖像,包括蒙滿疆藏的「大中華」版圖,是較舊的讀物所無法提供的。這也令這些海外華人社群,在缺乏官方灌輸的情況下,以另一種途徑「更新」了家國想像。

2018年10月31日,北京王府井書店的金庸武俠小說專櫃。

2018年10月31日,北京王府井書店的金庸武俠小說專櫃。攝:Imagine China

金庸小說中,不斷進步的民族國家觀

在《天龍八部》這部結構宏大的作品中,金庸前所未有地對民族關係進行深刻反思。他雖然還以漢人視角寫作,但已放棄了「漢人中心論」。作為小說,金庸沒有通過說教把反民族主義,反大漢族主義明確點出,但通過故事,無疑能讓讀者感受到其用心。

金庸十五本小說有一個貫穿始終的題材,就是民族與國家。在金庸小說中,有十一部小說存在明顯的民族矛盾,其中八部小說以民族衝突為故事的主要矛盾;沒有明顯涉及民族矛盾的,只有《鴛鴦刀》(1961)、《俠客行》(1965)、《笑傲江湖》(1967)、《越女劍》(1970)四部。可見,在金庸的武俠世界,民族問題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甚至是關鍵的角色。而且這些民族矛盾不是想像出來的矛盾,而是與歷史緊密結合的。

武俠小說以民族衝突為題材並不罕見。另一位香港武俠作家梁羽生的作品,歷史與民族關係同樣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金庸和梁羽生成長的年代,正是國恥教育蓬勃的年代。在構建「中華民族」的同時,又過於偏重「大漢族主義」或「漢人中心主義」。因此,不難理解,在一般同類型的武俠小說中,民族關係總被呈現為「滿洲人壞,漢族人好」,或者「遼金入侵中原」的簡單二元對立。

金庸的武俠小說則在民族國家觀念上,一直思考,不斷深入,不斷進步,最終擺脱了「漢人中心主義」,這是他比梁羽生深刻的地方。這種進步過程可從故事和人物兩方面考察(不加特別註明的話,均以1970年代末的「新版」為討論基準)。

金庸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描述清朝統治下,漢人與維吾爾人對滿洲皇帝的反抗。故事的核心有兩條主綫。第一,乾隆皇帝是漢人,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是其弟,於是他有意勸乾隆「作一個漢人皇帝」,最後乾隆反悔,紅花會只能遠走回疆。第二,紅花會幫助維吾爾人對抗清兵,滿清是「侵略者」,維吾爾人是正義的抵抗者。

這種民族矛盾的設定,很明顯混合國恥教育的「大漢族意識」加共產黨「階級鬥爭理論」:漢人好,滿洲人壞,反抗滿族的維吾爾人好。這同樣體現在人物塑造方面:滿清的一方固然反面,漢人如果依附滿清政權,不但當了漢奸,其他方面的人格也都不堪,比如張召重就殺害自己的師兄。

承接《書劍恩仇錄》的 《飛狐外傳》和《雪山飛狐》,雖然有滿清政府和漢人江湖俠客的衝突,但民族因素有所弱化,更像是普通的官府與俠客的關係(只不過官府是滿族人而已)。但在人物塑造上,滿清(與依附滿清的漢人)一方,負面形象依然非常明顯。

而《碧血劍》就出現了明顯的轉折。袁承志要為父報仇的敵人有兩個:明朝的崇禎,滿清的皇太極。最後兩者都沒有報仇成功,但過程相當不一樣。沒有刺殺崇禎不是因為殺不了,而是袁承志與公主阿九的兒女私情,及基於防止清兵入關的權宜。沒有刺殺皇太極則一是因他武力不敵被擒,另一原因則是皇太極的勤政和雄才大略給袁承志深刻印象,「只覺句句入耳動心,渾忘了此來是要刺死此人」。

皇太極還故意安排機會,讓祖大壽私下放走袁。故當袁承志知道皇太極死時,「內心卻殊無歡愉之意」。金庸在小說中,讚揚皇太極,貶斥崇禎非常明顯。更有甚者,就連共產黨理論中被褒揚的「起義領袖」李自成,也成為金庸貶斥的對象。在故事最後李自成要殺李巖令袁承志大失所望不用多說,即便在此前,袁承志也已認為李自成不如皇太極。《碧血劍》中的「漢奸」和滿洲人也不再是扁平的性格,如祖大壽放了袁承志,令他「茫然若失」,顛覆了「正邪忠奸」的概念。

射鵰三部曲發生在南宋和元朝,從題材上說是標準的國仇家恨材料。在《射鵰英雄傳》以「靖康恥」為切入點,比較接近傳統,貶斥金人和「認賊作父」的楊康。但金庸獨具匠心地安排了主人公郭靖是在蒙古長大的漢人,又是拖雷的「安達」和成吉思汗的金刀駙馬,賦予了區別於一般漢人的身份,加入了新一層民族矛盾,為故事發展以及續集進一步深入留下伏筆。

對郭靖來說,無論漢人還是蒙古人立場,反金都是「正義」。在故事的大部分時間,兩種身份沒有衝突。後來,成吉思汗要郭靖攻打宋朝,郭靖在母親的教誨下決定背叛蒙古:「我是大宋臣民,豈能聽你號令,攻打自己邦國?」雖然在故事最後,郭靖見成吉思汗時說出「你殺這麼多人,流這麼多血,佔了這麼多國土,到頭來又有何用?」的話,但驅使郭靖反叛的根本原因還是漢人認同,即標準的「血緣決定認同」的思維。

金庸的民族思想在《神鵰俠侶》中出現不小變化。主人公楊過並不太在乎家國情懷,經常搖擺於幫郭靖還是幫蒙古人之間。直到十六年後,他才終於真心接受郭靖那套「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邏輯。相應地,在人物的塑造中,《神鵰》的番邦人物也沒有《射鵰》這麼負面。金輪法王是最大的反派boss,但形象已經沒有西毒、裘千仞那麼負面,也做了憐憫郭襄的好事,其弟子達爾巴更是淳樸之人。

《倚天屠龍記》的女主角趙敏是蒙古郡主,這是三部曲中的主角的第一個外族的正面角色。她因愛上張無忌而背叛了父親和蒙古。聼起來,這是標準的「大漢民族主義」敘述。但張無忌能體諒趙敏的蒙古人身份,「她是朝廷郡主,背叛父兄而跟隨於我,再要她定計去殺自己蒙古族人,未免強人所難。」這已離開了「改邪歸正」的設定。在故事最後,朱元璋使用詭計令張無忌離開明教,也說明了漢人政權的不堪。在新修版,張無忌和趙敏退隱到蒙古,同樣表達了對漢人政權的不滿。於是最後,趙敏固然背叛了蒙古,張無忌又何嘗沒有「背叛」了漢人?

《白馬嘯西風》這部短篇作品不太受人重視,但在民族問題上有其重要的特色。除了女主角李文秀與哈薩克人蘇普、瓦耳拉齊及漢人馬家駿等的異族愛情瓜葛,點出了愛情不分民族之外,最大的亮點就是高昌國的故事。高昌雖然臣服於唐朝,唐朝卻不滿足,要求他們遵守漢人的規矩。唐朝因此派大軍攻打,俘虜王族與文武百官,還「賜了大批漢人的書籍、衣服、用具、樂器等等給高昌」。可是,高昌人卻認為,「你們中華漢人的東西再好,我們高昌野人也是不喜歡」,將唐太宗所賜的物品都放在迷宮中,「誰也不去多瞧上一眼」。金庸沒有用很負面的語言描述這段歷史,但在故事最後,通過形容李文秀「這個美麗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國人那樣固執:『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已經足以表明對漢人政權這種「大漢族主義」的反感。

《天龍八部》中,金庸前所未有地對民族關係進行深刻反思,雖然還以漢人視角寫作,但已放棄了「漢人中心論」。作為小說,金庸沒有通過說教把反民族主義,反大漢族主義明確點出,但通過故事,無疑能讓讀者感受到其用心。

《天龍八部》中,金庸前所未有地對民族關係進行深刻反思,雖然還以漢人視角寫作,但已放棄了「漢人中心論」。作為小說,金庸沒有通過說教把反民族主義,反大漢族主義明確點出,但通過故事,無疑能讓讀者感受到其用心。攝:Imagine China

在《天龍八部》這部結構宏大的作品中,金庸前所未有地對民族關係進行深刻反思。他雖然還以漢人視角寫作,但已放棄了「漢人中心論」。

在宋朝長大的丐幫幫主蕭峰一心抗遼,卻因契丹人身世被揭而被逐,成為武林公敵。長期受漢人民族主義教育的蕭峰,無法接受契丹人的身份,卻在不得已之下違背了「不殺一個漢人」的諾言。正在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認自己就是「豬狗也不如的契丹胡虜」時,他目睹邊境漢人對契丹人的屠殺,意識到「胡人中有好有壞,漢人中也有好有壞」的道理,從此「 不再以契丹人為恥,也不以大宋為榮。」蕭峰就此從漢人民族主義中解脱出來。

此後,他成為大遼皇帝的義弟、南院大王,但同樣沒有站在契丹的一方進攻宋國。慕容博希望以自己的死來交換蕭峰攻宋,還以「大遼國之臣,不思盡忠報國,如何對得起大遼?」相激。蕭峰凜然回應:「我對大遼盡忠報國,是在保土安民,而不是為了一己的榮華富貴,因而殺人取地、建功立業。」這博得掃地僧「施主宅心仁善,以天下蒼生為念……大仁大義、大英雄」的讚譽。遼帝命令他攻宋,他同樣拒絕而被囚。

蕭峰在漢人、大理人、西域人、和女真人的救援下逃出,但不少契丹人和救援者被殺,令他再次感到民族身份的掙扎。最後他在脅迫耶律洪基答應不再攻宋之後,說「蕭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為契丹的大罪人,此後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而自殺,結束了悲劇性的一生。在蕭峰的一生中,人道主義最後戰勝了民族主義,他也因此成為金庸筆下最大的英雄。

「北喬峰」的反面,是「南慕容」慕容博和慕容復。慕容家族一生為民族主義驅動,希望恢復鮮卑國家,不惜在武林搞風搞雨,無所不用其極,可是最後一事無成,眾叛親離,慕容復也落得瘋癲的下場。

正如遼帝攻宋的民族主義被批判,宋帝的漢人民族主義也被批判。宋哲宗趙煦在小說被描繪為才大志疏,同樣希望大動干戈攻打遼國,「我倒要北上去和他較量一番」。太皇太後臨死前勸阻,她雖然肯定王安石「為國為民」不是壞人(與郭靖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相反),但指出「為國為民」並非任何時候都正確,繼而指出只有「與民休息,頒行仁政,即能不戰而屈人之兵」。

至於一眾漢人江湖豪客,其漢人中心主義則是蕭峰悲劇的主因。在故事最後,他們救蕭峰只是感動於蕭峰不攻打宋國,「自幼在咱們漢人中間長大,學到了漢人大仁大義」。直到最後才反思,「你雖是契丹人,卻比我們這些不成器的漢人英雄萬倍」。

作為小說,金庸沒有通過說教把反民族主義,反大漢族主義明確點出,但通過故事,無疑能讓讀者感受到其用心。

金庸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與《碧血劍》有輕微的傳承關係,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顛覆了其早期的滿漢民族關係觀,漢人民族主義被他摒棄。滿人康熙皇帝是書中最大的正面人物,漢人反抗集團,無論是天地會、沐王府、吳三桂、神龍島、九難師太,無一不被金庸否定。他們當中不乏可敬的英雄(比如陳近南、吳六奇),但均以悲劇收場,只有康熙皇帝笑到最後。

主人公韋小寳最後被顧炎武、黃黎洲、呂留良、查繼佐等勸說擔任反清領袖。四位大儒一開始搬出民族大義,但在知識結構甚低的韋小寳的反駁下,被迫承認「前明的歷朝皇帝把百姓殺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沒有一個及得上康熙,最後把理由退到「韃子佔了我們漢家江山,……這口氣總是嚥不下去。」這不啻是巨大的諷刺。

《天龍八部》已有龐大的「天下觀」,但由於故事發生在北宋,與現代中國民族與疆界的關聯較微弱。《鹿鼎記》則很明顯地把中國現代疆域作為「天下」概括在內,刻意強調這個構建過程的正統性。藏人大喇嘛桑結、準格爾蒙古王子葛爾丹都需要向康熙尋求支持,也敘述了兼併台灣。小說中還出現了「外族」的俄羅斯。吳三桂和神龍島結交俄羅斯,被視為勾結外人。韋小寳親自作為談判代表,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奠定中國遠東邊界的基礎。

以與現代中華民族的關係而論,《鹿鼎記》可謂表達「平等的中華各民族」內涵的集大成者。

在金庸先生逝世的2018年,回過頭來看金庸在民族問題上的思考,未必顯得非常前衞。但考慮到金庸成長和寫作的年代,「中國是漢人的國家」甚至「中國等於漢人」的理論還大行其道,金庸能在小說中有這樣的思考,實屬難能可貴。對比另一位武俠作家梁羽生的作品,就能看出巨大差距。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重新重視少數民族問題。金庸作品中開明的民族觀和國家觀,給當時還沉浸在大漢族主義的中國大陸讀者,帶來了沖擊性的思考。雖然沒有確切數量研究表明影響有多大, 但其影響之深,則是毋庸置疑的。

(黎蝸藤,旅美歷史學者,哲學博士,關注美國政治、領土領海爭議、東海與南海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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