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在武俠小說之外，報人金庸的「決定性時刻」

2018年10月30日，94歲的金庸離開人世，走完了他堪比武俠小說般戲劇化的一生。除卻無人不知的武俠小說家身份外，他是著名報刊《明報》的創辦人。在《明報》草創期間，他一手寫武俠連載吸引讀者，一手寫社論縱論時事，關注共產主義中國的風雲變幻。

中國大陸的武俠愛好者與文學家，他們在20世紀末會激烈爭論，金庸的作品到底是否文學，激烈貶之者有之，熱情褒揚者亦有。到如今，金庸所塑造的武俠世界，早已通過文字與各類改編的影像，進入無數華人內心。

而在武俠小說以外的金庸，他近百歲人生中的現實抉擇，北上還是南下，《明報》堅持中立還是批判，對中國共產黨是擁護或反對……都在關鍵時刻，構成了後人看待與評價他的「決定性瞬間」。

在香港，避開了「鎮反」

1951年，金庸的父親查樞卿被劃分為階級敵人（地主），以「抗糧、窩藏土匪、圖謀殺害幹部」的罪名被處決。

1726年，金庸（查良鏞）的祖輩查嗣庭被派去做科舉江西鄉試正主考，他出的考題，被雍正皇帝指控為「心懷怨望，諷刺時事，心懷不端」，下旨批捕全家，杭州海寧縣望族查氏從此沒落。次年春天，查嗣庭大受拷掠，死在獄中。

兩個世紀後，金庸在香港《明報》連載《鹿鼎記》（1969年）時，第一回的回目「如此冰霜如此路」，正是來自查嗣庭的哥哥查慎行——他在離開家鄉赴京投獄的路上寫下這行詩，不久離世。在《鹿鼎記》的註釋中，金庸寫下自己家族歷史上的這段文字獄，以表達對當時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滿腔憤懣。

創辦《明報》以前，年輕的金庸在輝煌落幕前的《大公報》，接受了自己的新聞啟蒙訓練。1948年，在上海《大公報》任職翻譯的金庸，隨總編輯胡政之奔赴香港，為復刊的《大公報》香港版做電訊翻譯工作。最初赴港時，金庸和王芸生約定，只待半年就回杭州，但時代的變化翻天覆地，國民黨在內戰中大勢已去，《大公報》也由「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民間獨立報紙，轉變為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左派」報紙。

彼時，金庸對新政權懷抱希望，他從《大公報》離職，北上京華，希望進入新中國的外交部工作。但出身地主家庭，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學習的經歷，以及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猶豫，讓他不可能成為北京政府的外交官。斷了念想之後，金庸再度南下，回到香港《大公報》工作。這一回到香港，他剛好避開了中國內地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然而他的父親沒能逃過時代的變革，因此喪命。

1951年，金庸的父親查樞卿被劃分為階級敵人（地主），以「抗糧、窩藏土匪、圖謀殺害幹部」的罪名被處決。噩耗傳到香港，據金庸後來回憶，他哭了三天三夜。要到35年後，中國已經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查樞卿案才被複查，由海寧縣人民法院撤銷原判，正式平反。

雖然家人未能倖免，但正是這次年輕時代的南下，才有了後來「金庸」出現的可能。也因此，有人認為，金庸是香港在特殊年代的特殊產物。但這種評論，無疑忽略了金庸在關鍵時刻的主動抉擇。

做「公正與善良」的報紙，決定報導「逃港潮」

從這時候起，社評開始比武俠小說更能代表金庸。

1952年，金庸轉入《大公報》新創辦的《新晚報》擔任副刊編輯，後來他就以「金庸」為筆名開始在這份報紙上連載武俠小說，一手構造了中國人想像的江湖。

寫作武俠小說的同時，金庸也對《大公報》越來越不滿。在政治上，《大公報》已經是一張「左派」報紙，跟新華社香港分社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另一方面，金庸也對國民黨不懷期望。他仍然懷念1949年之前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的《大公報》。

1959年5月20日，36歲的金庸創辦了《明報》，初衷只是刊載武俠小說，以應對猖獗的盜印行徑，這更多的是生意考量。這份創辦初期由金庸「左手寫小說，右手寫社評」勉強維持的小報，後來成為香港最具公信力的報紙之一。

為了同香港非左即右、政治取向明顯的其他家報紙作出區別，金庸在《明報》十八期的社評《我們的立場》中，提出了「公正與善良」的辦報理想。他寫道：「我們重視人的尊嚴，主張每一個人應該享有他應得的權利，主張每個人都應該過一種無所恐懼，不受欺壓與虐待的生活。」

1962年是《明報》和金庸的關鍵一年。

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試驗失敗，1959年到1962年中國內地糧食短缺，出現歷時三年的大饑荒（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部分受困於飢餓的廣東農民偷渡逃到香港。1962年5月，「大逃港」達到高潮，每天有數千人從深圳、東莞、惠陽等地方逃入英國殖民地香港。

香港政府面對大量湧入的難民，倉皇無措，只能派遣警察將他們圍堵在梧桐山一帶。面對如此重大的新聞，當時香港的「左派」報紙（《大公報》、《文匯報》、《晶報》、《香港商報》等）一概噤聲，報導內地的負面新聞不符合他們的政治立場。

金庸本也不願登載逃港者的新聞，他出身自《大公報》，深知得罪了「左派」只會惹來是非，「他們對付起異己毫不留情」。但最終，金庸還是選擇了忠於《明報》的辦報理想，對逃港潮進行大篇幅報導。

從1962年5月15日，《明報》頭版頭條刊登《梧桐山上慘絕人寰》，配以另一篇報導《邊境山頭一片呼兒喚母聲，聞者心酸腸斷》，描繪逃難者慘狀，並頗為震撼地發表社評《火速！救命！——請立刻組織搶救隊上梧桐山》呼籲官方救人。甚至更進一步，一向中立的《明報》組織讀者捐款，安排記者送救濟品到邊境分發給難民。

大量的獨家細緻報導，金庸獨闢蹊徑的社評，以及直接下場救人的義舉，讓《明報》成為一份充滿人道主義關懷的報紙，深受香港市民喜愛。報紙的銷量，由原來的2萬多份突破到5月份的3萬多份，到下半年已經達到了4萬多份。

也是從這時候起，社評開始比武俠小說更能代表金庸。

筆戰《大公報》，精準預測「文革」

《紐約客》刊載了金庸生前最後一次訪問，在報導裏，金庸承認了自己最後的幾部小說，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寓言。

「逃港潮」之後，金庸鋒芒漸露。他每天一篇社評，對時局進行評議，其中不免有對中國政府的批評。「逃港潮」報導積下的舊怨，和不斷炮轟北京的「新仇」，終於也引起了「左派」報紙對他的回擊和「報復」。

1962年8月31日，金庸在社評中批評北京，在內地糧食不足的情況下，送了九千噸小麥、三千噸鋼鐵給阿爾及爾新政府。9月18日，他更是以《要求中共減少輸出糧食》為題寫作社評，對內地要給斯里蘭卡二十萬噸糧食的傳聞給予評論。這樣的社論，即便放在2018年，似乎也尚未過時。

10月30日，在國務院副總理陳毅表示「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之後，金庸發表社評《寧要褲子，不要核彈》以表明他的反對立場：「請問幾枚袖珍原子彈，有何用處？還是讓人民多做幾條褲子穿吧！」

尖銳的批評徹底激怒了「左派」報紙，《大公報》、《新晚報》、《香港商報》等群起攻之。《大公報》連續發表社評，稱金庸和《明報》「惡毒反華」，「下流反華」，「妖言惑眾」，「造謠生事，大發反華妖論」。

金庸對此一一反駁，他在《批評中共就是反華？》中寫道：「反對政府的某些措施，反對執政黨的某一種做法或主張，是表示反對國家？人民有沒有批評政府或執政黨的權利？」關鍵時刻，他沒有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全面出擊，在諸多敏感話題上請《大公報》「指教」：要不要民主自由？要不要收回俄地？要不要援助外國？

《明報》和「左派」報紙的筆戰，便如武俠小說一般精彩，這也讓報紙的銷量節節攀升，到1965年5月穩定在8萬份以上，超過《大公報》和《文匯報》。但事後來看，金庸當時所面臨的處境，實則兇險無比，在六七暴動期間，他成為香港第二號被暗殺對象，不得不去港避禍。

金庸的社評，不僅是對時事的快意恩仇、嬉笑怒罵，而且對中國政局走向的判斷也極其精準。

1966年5月，以「文化大革命」為名的政治運動在中國內地發生。文革開始前夕的3月，金庸就已經在社評中準確預測，「中共內部正在醞釀着一種相當大的變動」。他從久不露面的林彪公開出現中，推演出政局的一系列變化。

5月6日，金庸在《郭沫若認錯求饒》社評中寫道：「從各種跡象看來，中共內部正在進行一項非常劇烈的權力之爭。這一次對吳晗、田漢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這場大鬥爭中的一小部分。鬥爭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為人所知。」

5月10日、12日、20日，他連續發表三篇社評，指出「相信不出一個月，中共就會正面清算這位『大老闆』了」。他所說的「大老闆」，指的是當時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彭真。半個多月後，彭真被撤職。

8月19日，金庸在社評中說：「『文革』的主要內容是權力鬥爭。」他判斷林彪在黨內的地位會從第六位升到第二位，而原來的「接班人」劉少奇會降到第八位。

9月10日，金庸在《「炮打司令部」》社評中再次表示，紅衛兵的真正目的是「鬥爭黨內的當權派」。他指出當時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是這場運動要打倒的對象。這讓「左派」報紙紛紛抨擊《明報》「造謠」，但後來的一切證明，他的沙盤推演才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1969年，中國九大通過黨章，確立林彪為「接班人」後，金庸卻再次語出驚人，發表社評《林副統帥，功高震主》，預言「一場新的矛盾和鬥爭，在中共內部又開始醞釀」，又是一語成讖。

在社論與新聞以外，金庸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感，近乎直白地表現在他最後幾部小說裏。《笑傲江湖》寫於1967年到1969年間，正是內地「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香港「六七暴動」引得市民人心惶惶之時。他把這部罕見的架空歷史的小說，寫成了政治寓言。黑木崖教徒對東方不敗、任我行的諂媚跪拜，影射的似乎是紅衛兵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2018年4月，《紐約客》刊載了金庸生前最後一次訪問，在報導裏，金庸承認了自己最後的幾部小說，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寓言。他本人親自確認，《鹿鼎記》中要教徒參見和頌念「仙福永享，壽與天齊」的神龍教教主洪安通，其影射的是便是當時的中國領導人。

「好人應該有好報」

金庸接受香港有線電視採訪，談到趙紫陽，他再次泣不成聲，他坦言自己一直支持趙紫陽的改革，動情地說，「我覺得一個好人應該有好報。」

儘管在《明報》上，金庸對中共有嚴厲批判，但如金庸自己所言，他有濃重的「家國情結」，也因此，中國一旦經歷改革開放，他便是鄧小平的堅定擁護者。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鄧小平和劉少奇一起被批鬥時，金庸就在《明報》上刊發《我希望劉鄧派獲勝》，以示聲援。文革結束後，鄧小平掌權並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一向欽慕鄧的金庸，對共產黨的態度也因此轉變。1986年，金庸在《什麼是言論自由》中寫道：「《明報》以前對中共的政策猛烈抨擊，近年來卻讚揚多而抨擊少，這並不是我們自律了，而是根據理性的判斷，以前中共專制橫蠻的政策必須予以抨擊，目前中共開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讚揚鼓勵。」

作為有很深民族情懷的人，金庸對一個開放的中國充滿期待，也支持香港回歸，他懷抱極大熱情，投入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中。

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式成立，金庸以個人身份擔任起草委員。在預備會議上，金庸關於香港政制提出了一個「新協調方案」，建議1997年後香港政制發展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行政長官由千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2011年下半年，由全民投票，決定是否進入第二階段，即全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的階段。這個方案由於太過保守，民主進程太慢，香港輿論一片反對。

1989年，金庸對中國的樂觀遭受了巨大打擊。5月19日，六四事件發生前夕，當李鵬與楊尚昆宣布派軍隊入城之後，金庸立即辭去了基本法起草委員的職位，以表示抗議，這一次的關鍵抉擇，也讓北京再度批判金庸這位「老反共分子」。

6月19日，接受香港電視的採訪時，談及清場的鎮壓，金庸在鏡頭前失聲慟哭。一直到2005年，自六四事件後被長期軟禁的前國家領導人趙紫陽逝世，金庸接受香港有線電視採訪，談到趙紫陽，他再次泣不成聲，他坦言自己一直支持趙紫陽的改革，動情地說，「我覺得一個好人應該有好報。」

金庸的一生猶如他的武俠小說，沉浮起落，得意失意，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日本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評價金庸是「香港良知的燈塔」，但也有許多批評者認為，金庸只是「香港特殊年代的特殊產物」，他更多的是投機者，而非現實社會中的「俠之大者」。

2000年，金庸在中國內地文學刊物《收穫》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自傳式散文，在文章的最後一段裏，他這樣寫自己：

「金庸的小說寫得並不好。不過他總是覺得，不應當欺壓弱小，使得人家沒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極大的痛苦，所以他寫武俠小說。他正在寫的時候，以後重讀自己作品的時候，常常為書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淚。他寫楊過等不到小龍女而太陽下山時，哭出聲來；他寫張無忌與小昭被迫分手時哭了；寫蕭峰因誤會而打死心愛的阿朱時哭得更加傷心；他寫佛山鎮上窮人鍾阿四全家給惡霸鳳天南殺死時熱血沸騰，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傷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終於在2018年，當金庸遠去後，他不需要再面對和思考如今的世界和中國，不需要面對所有的褒貶和悲歡。他和池田大作一起「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的美好理想，也還遠未來到。

斯人已逝，當我們回顧金庸近一個世紀的跌宕人生時，會發現他在所有的「決定性時刻」，或猶豫或堅定後所做的最終抉擇，「好人應該有好報」這句評價中共前領導人趙紫陽的簡單信條，就幾乎是金庸在他的武俠世界和社評文章裏所要講的全部事情。

(楊楊，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