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逝世 深度 評論

呂恆君:金庸武俠傳奇,一場集體無意識的文化迷夢

由於金庸的「江湖」並不具備任何相對於廟堂社稷之外的獨立價值體系,因而它實際上無從構成一個想像的獨立社會,而只能算是一個與現實平行的逃逸體。


海峽對岸的大陸民眾更是自50年代至80年代初深受共產主義文學冷硬、機械、反人性的壓抑扭曲之苦。金庸文學於他們來說無疑於温潤的甘露,並且在敘事方面有令人慾罷不能的前衞誘惑力。圖為2008年9月17日,金庸在浙江海寧的金庸書院奠基儀式上。 攝:Imagine China
海峽對岸的大陸民眾更是自50年代至80年代初深受共產主義文學冷硬、機械、反人性的壓抑扭曲之苦。金庸文學於他們來說無疑於温潤的甘露,並且在敘事方面有令人慾罷不能的前衞誘惑力。圖為2008年9月17日,金庸在浙江海寧的金庸書院奠基儀式上。 攝:Imagine China

1954年,當境遇潦倒的女作家張愛玲在香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創作農民題材《秧歌》,或許無法想像,這部帶有前瞻性預言的江浙農民家園悲歌,會與她1940年代的上海灘作品一道,納入耶魯大學出版的文學史冊,被夏志清先生譽為「中國小說史上的不朽之作」。而就在次年,當金庸先生在香港替報社同仁梁羽生偶然操刀續寫武俠,恐怕也未曾想到,此生將釀就華人社會武俠傳奇。他未必更許下日後的宏願,一二百年後仍然有人會讀自己的作品——倘若如此,那意味着其作品也一定載入了文學史。

值得關注的是,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教授2007年曾斷言,一百年後不會有人再讀金庸,因為他「只是傳統的作家」、「他的寫作代表的是一種退步」。2009年一篇德文博士論文亦指出,相對於越南語、泰語以及日語的熱譯,金庸作品只有三部被譯成英文,且英文是唯一翻譯金庸作品的西方語言。作者Wolfgang Odendahl認為,那是因為西方讀者無法體會金庸作品裏的文化共識。

由此可見,西方比較文學視野之下的金庸作品,恐怕遠遠無法與其在華人社會的受歡迎程度相提並論。然而近日金庸先生的仙逝,卻比生前任何一部小說的發行更引發一場轟動,甚至湧現出華人社會近年來極為少見的群體性失落與傷感。這種悲慟真摯地發自內心,超越華人社會各地各界及各種身份,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不由得使人再次嚴肅地審視金庸小說的文學成就,深層考量其在文學史背景下的定位。畢竟群體性本身就與國族、文化等集合概念相關,而群體性情感往往亦是時代風雲的敏鋭指針。

2018年11月2日,河南嵩山少林寺,民眾在少林寺天王殿門前的金庸石碑送上菊花,悼念逝世的金庸。
2018年11月2日,河南嵩山少林寺,民眾在少林寺天王殿門前的金庸石碑送上菊花,悼念逝世的金庸。攝:Imagine China

提供文化認同感的金庸小說

無論如何,金庸在文學領域的知名度顯然蓋棺定論於他的武俠傳奇(作為報人的查良鏞另當別論)。在20世紀初文學革命之前,中國小說的社會地位一向不高,武俠小說更似下里巴人中屢遭忽略的孩子。由於難登大雅之堂,只好夥同販夫走卒當街說書、招攬聽眾,順便搭售大碗茶耐渴充飢,暫時實現精神方面原初的公平正義。其中最典型的,莫如晚清《三俠五義》對民眾的吸引力。但在1920-1930年代新文學的強勢興起與衝擊之下,就連文人愛讀的「鴛鴦蝴蝶派」亦逐漸循亡,武俠小說更是不知所蹤。它們均在左翼文學全面邁入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中國大陸銷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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