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逝世 深度 評論

呂恆君:金庸武俠傳奇,一場集體無意識的文化迷夢

由於金庸的「江湖」並不具備任何相對於廟堂社稷之外的獨立價值體系,因而它實際上無從構成一個想像的獨立社會,而只能算是一個與現實平行的逃逸體。


海峽對岸的大陸民眾更是自50年代至80年代初深受共產主義文學冷硬、機械、反人性的壓抑扭曲之苦。金庸文學於他們來說無疑於温潤的甘露,並且在敘事方面有令人慾罷不能的前衞誘惑力。圖為2008年9月17日,金庸在浙江海寧的金庸書院奠基儀式上。 攝:Imagine China
海峽對岸的大陸民眾更是自50年代至80年代初深受共產主義文學冷硬、機械、反人性的壓抑扭曲之苦。金庸文學於他們來說無疑於温潤的甘露,並且在敘事方面有令人慾罷不能的前衞誘惑力。圖為2008年9月17日,金庸在浙江海寧的金庸書院奠基儀式上。 攝:Imagine China

1954年,當境遇潦倒的女作家張愛玲在香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創作農民題材《秧歌》,或許無法想像,這部帶有前瞻性預言的江浙農民家園悲歌,會與她1940年代的上海灘作品一道,納入耶魯大學出版的文學史冊,被夏志清先生譽為「中國小說史上的不朽之作」。而就在次年,當金庸先生在香港替報社同仁梁羽生偶然操刀續寫武俠,恐怕也未曾想到,此生將釀就華人社會武俠傳奇。他未必更許下日後的宏願,一二百年後仍然有人會讀自己的作品——倘若如此,那意味着其作品也一定載入了文學史。

值得關注的是,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教授2007年曾斷言,一百年後不會有人再讀金庸,因為他「只是傳統的作家」、「他的寫作代表的是一種退步」。2009年一篇德文博士論文亦指出,相對於越南語、泰語以及日語的熱譯,金庸作品只有三部被譯成英文,且英文是唯一翻譯金庸作品的西方語言。作者Wolfgang Odendahl認為,那是因為西方讀者無法體會金庸作品裏的文化共識。

由此可見,西方比較文學視野之下的金庸作品,恐怕遠遠無法與其在華人社會的受歡迎程度相提並論。然而近日金庸先生的仙逝,卻比生前任何一部小說的發行更引發一場轟動,甚至湧現出華人社會近年來極為少見的群體性失落與傷感。這種悲慟真摯地發自內心,超越華人社會各地各界及各種身份,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不由得使人再次嚴肅地審視金庸小說的文學成就,深層考量其在文學史背景下的定位。畢竟群體性本身就與國族、文化等集合概念相關,而群體性情感往往亦是時代風雲的敏鋭指針。

2018年11月2日,河南嵩山少林寺,民眾在少林寺天王殿門前的金庸石碑送上菊花,悼念逝世的金庸。
2018年11月2日,河南嵩山少林寺,民眾在少林寺天王殿門前的金庸石碑送上菊花,悼念逝世的金庸。攝:Imagine China

提供文化認同感的金庸小說

無論如何,金庸在文學領域的知名度顯然蓋棺定論於他的武俠傳奇(作為報人的查良鏞另當別論)。在20世紀初文學革命之前,中國小說的社會地位一向不高,武俠小說更似下里巴人中屢遭忽略的孩子。由於難登大雅之堂,只好夥同販夫走卒當街說書、招攬聽眾,順便搭售大碗茶耐渴充飢,暫時實現精神方面原初的公平正義。其中最典型的,莫如晚清《三俠五義》對民眾的吸引力。但在1920-1930年代新文學的強勢興起與衝擊之下,就連文人愛讀的「鴛鴦蝴蝶派」亦逐漸循亡,武俠小說更是不知所蹤。它們均在左翼文學全面邁入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中國大陸銷聲匿跡。

但1950年代人在香港的金庸不僅書寫武俠,而且採用傳統章回體,並穿插風花雪月的古詩詞典故,甚至還有意無意地套用王朝歷史。這一切,似乎也與摩登而又現代的香港完全背道而馳。但事實上,卻正是香港當時土洋結合、大批流民遷入的社會環境,催生了以金庸為代表的新武俠傳奇。

人們只需每天輕鬆跟讀連載金庸作品的報刊,便能激活自己的文化記憶,找到可以依賴的族群認同及情感凝聚力,有助於克服現實社會的兩難與矛盾。

首先,與上海、北京等地相比,香港1858年由傳教士創辦中文報刊(《中外新報》)之後,地域文學才遲緩萌芽。縱有1920年代至1930年代國共內戰期間文人的南下流入,仍是各自抱有重重意識形態心事的匆匆過客,穩定的文學氣候無從談起。但1950年代香港因韓戰爆發而被迫由轉口港變為製造中心,本土工業興起,經濟逐漸實現騰飛。在此情景之下,港人不僅有了更多娛樂需要以疏解生活的忙碌與緊張,亦渴求在西式社會規範之下獲得輕鬆親切的文化歸屬感。在這兀自獨立於大陸之外的小島香港,金庸的小說不僅生動地描繪了飛狐雪山、大漠孤煙的壯麗景象,揮灑了《射鵰英雄傳》的豪邁以及《倚天屠龍記》的正義,還為民眾提供了廣袤的歷史地理與文化想像。人們只需每天輕鬆跟讀連載金庸作品的報刊,便能激活自己的文化記憶,找到可以依賴的族群認同及情感凝聚力,有助於克服現實社會的兩難與矛盾。畢竟香港的西式文明並非經由底層足夠醖釀而自成,而文化衝擊亦並非僅存於域外,更來自於新舊文明、東西思維的碰撞與交替。

至於南洋的華人,以及後來因為大陸嚴酷政治環境逃亡而來的偷渡客,更是異鄉的漂泊人,需要抓住金庸小說作為情感歸屬及族群認知的救命稻草。金庸小說裏有唐詩宋詞、有陰陽五行、有琴棋劍術及中醫草藥等豐富的歷史典故,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寶庫,各色人士均可自取所需。無論後來台灣香港還是大陸留學生,不少人遠渡重洋時帶上一套金庸小說,於他們來說,無異於把記憶中的故土切切實實地帶在了身邊,於異國他鄉依戀、賞析。

2018年10月31日,山西省太原市,新華書店推出金庸作品專區,吸引許多金庸小說迷前來購買收藏。

2018年10月31日,山西省太原市,新華書店推出金庸作品專區,吸引許多金庸小說迷前來購買收藏。攝:Imagine China

對金庸小說的這種迷戀,與張愛玲的《紅樓夢》考證頗為相似:當英語寫作生涯屢遭打擊,與世隔絕的張愛玲一邊重複改寫四十年代的上海舊作,一邊以無窮精力沉浸於《紅樓夢》的痴迷考證,甚至聲稱「偶遇拂逆,事無大小,詳一會兒《紅樓夢》就好了」。從文化心理學角度進行考察,這是一種基於文化創傷的自我保護機制:當文化認同面臨危機,人們需要激活文化記憶來加強自我認知,以致自己的精神歸宿不至徹底走失、迷惘無依。而文本閲讀顯然可以提供廣泛便捷、不囿於時空限制而又深具主觀選擇性的文化因素,以供讀者審視消化並引發情感共鳴。

追求人性温度的金庸小說

對台灣讀者及大陸民眾來說,由於金庸作品曾在兩岸長期遭禁,閲讀金庸更是成為幾代人的共同記憶。因批蔣言論而屢屢遭禁的金庸曾在台灣長期被當作共產黨的同路人。當金庸作品終於自1978年起逐漸解禁,這無疑成為在漫長戒嚴時期追尋並獲得新聞自由、文學自由的一種象徵。人們不僅在金庸作品之中臨摹大陸從天山到峨眉、從中原到江南的廣袤與壯美,鮮活地感觸到蒙、滿、藏、漢、苗、回等各族人士,就連閲讀作品本身,都有經過抗爭、令人喜悅的勝利。

當金庸作品1950年代橫空出世之際,它糅合了現代西方文學抽絲剝繭的心理描寫、人道主義的意象特徵,其人格刻畫亦正亦邪、一反共產主義文學的臉譜化弊病。

而海峽對岸的大陸民眾,更是自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深受共產主義文學冷硬、機械、反人性的壓抑扭曲之苦。金庸文學於他們來說無疑於温潤的甘露,並且在敘事方面有令人慾罷不能的前衞誘惑力。事實上,當金庸作品1950年代橫空出世之際,它已巧妙地順應時代潮流,糅合了現代西方文學抽絲剝繭的心理描寫、人道主義的意象特徵,其人格刻畫亦正亦邪、一反共產主義文學的臉譜化弊病。

金庸小說的語言之美,更是對經歷紅寶書語錄及高音喇叭的大陸民眾的心靈撫慰:如同張愛玲在孤島以及淪陷時期的上海,以古典風味語言所營造的Déjà-vu 世界——抓住了它,彷彿也就暫時抓住了想要突破封鎖回家燒菜、或者進行一場「傾城之戀」的勇氣。相比之下,金庸的文字更為温暖、舒適與純粹,好像民國而來的陽光暖洋洋地照在每個人身上。它成熟的白話不似舊武俠小說那麼生疏遙遠,而糅合儒釋道、中庸包容的文化內涵,卻又温潤得足以抵抗冰冷的共產主義文學對人性的粗糲打磨。於是人們很難設想,在金庸的武俠世界裏會有並非發自內心的被動革命。即使是流離顛沛,也是自發地跟隨自己的熱血夢想,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豪邁豪情。何況金庸筆下的眾多主人公(無論男女)均有張揚的個性與瀟灑的靈魂,他們敢愛敢恨、隨時為自己做主,這幾乎使深受儒家行為規範與黨組織文化雙重壓迫之苦的讀者,在閲讀之中彷彿也毫無羈絆地實現了完全的人身自由。

2018年10月31日,湖北省十堰市武當山玉虛宮,武當武術愛好者和當地居民參加悼念金庸活動。

2018年10月31日,湖北省十堰市武當山玉虛宮,武當武術愛好者和當地居民參加悼念金庸活動。攝:Imagine China

金庸的「江湖」,並不具備獨立價值體系

由於金庸的「江湖」並不具備任何相對於廟堂社稷之外的獨立價值體系,因而它實際上無從構成一個想像的獨立社會,而只能算是一個與現實平行的逃逸體。

然而,無論金庸小說在二十世紀後半葉華語世界中承載了多麼獨特的角色,世界並非只有一極。要考察金庸小說是否納入文學史,除去偏安華語世界一隅的文化審視,我們仍需參照其在世界文學光譜中的大致定位,考察其文學遺產對身處時代所帶來的突破與啟示。

無可否認,金庸小說的精華在於「江湖」二字,而「江湖」二字卻無法在比較文學之中實現精確的中西互譯。當我們將金庸筆下的「江湖」對應小說情節仔細考察,不難發現,金庸小說所提倡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不過仍是儒家政治理念在江湖鏡面的直接投射,它的精神支柱仍然在於儒家倫理的「忠」「孝」「節」「義」。只不過因為普通民眾在現實社會中遭遇重大挫折或不滿,遂將這一理念寄託於邊遠的山林。

由於金庸的「江湖」並不具備任何相對於廟堂社稷之外的獨立價值體系,因而它實際上無從構成一個想像的獨立社會,而只能算是一個與現實平行的逃逸體。而在這個逃逸社會裏,它仍然處處存在與正統王權社會相同的對使命感、對秩序、對環境的崇高屈從,仍然處處存在基於武功武藝以及幫派的等級制劃分。金庸筆下的俠士們縱有飛揚的外表、自由的神采,也遠遠尚未意識到,或許自己也可如中世紀騎士那樣,純粹為個人榮譽、為愛情而戰。

從大部分作品的雷同結構來看,他們從小經歷挫折、苦練武功,無一不是為了有朝一日能於江湖立於不敗之地,從而為朝廷效力,實現所謂的替天行道、匡扶正義。而在他們的意識之中,替天行道的「天」與皇權從未發生過割裂,他們至多懷疑並判定,眼前存在不合格的皇權,需要自己出手幫扶匡正。所以功成之後,他們往往全身而退,重新隱於江湖,直至下次天下大亂時再度出山。正因如此,金庸小說縱使從崇山峻嶺的華山到霧氣浩渺的峨眉、從山清水秀的江南到白雪皚皚的大漠,場面不可謂不大、氣勢不可謂不壯、凌波微步九陰真經等獨門秘籍不可謂不精不專,卻仍舊沒有絲毫突破政治框架的設計或政治權力的分配。因而江山依舊是朕的江山,只不過從宋元到明清,這個江湖舞台的布景變幻,任由你我想像馳騁。

江湖如此生生不息、生死輪迴,恰也應證了金庸在《神鵰俠侶》中的名言:「你瞧那些白雲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離合,亦復如斯」。這不僅是金庸武俠的人生觀,也是金庸小說所折射的歷史觀。在這樣的歷史觀下,縱使傳統倫理與道德得到進一步維護與弘揚,社會規則卻沒有任何本質突破與改進。和所有武俠文學一樣,金庸有意避開武林高手們為稻粱謀的生活來源,只需他們一路集中精力,履行崇高的民族大義及與生俱來的忠孝節義。在這樣虛幻的浪漫英雄主義情結之下,不僅種族、王朝、領土問題都被高揚的文化認同所掩蓋,它甚至輕巧地掩蓋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關於如何應對科學、技術與社會挑戰的嚴肅思考及悲情試探。

香港文化博物館內的「金庸館」。

香港文化博物館內的「金庸館」。攝:Imagine China

為什麼金庸作品無法同《堂吉訶德》《浮士德》比肩?

由此可見,金庸的武俠傳奇實則是一場文化迷夢,它並不為讀者提供思考的能力,只提供暫時的慰藉。但這種虛幻且輕易的慰藉,於真正的思考者來說卻帶有絕望的氣息,因為它無法提供任何可能性的啟示:一切仍是不可控的未來,一切仍在於握不住的世道人心。正如顧彬教授所言,「社會的變革是痛苦、沉重而憂鬱的」。它們絕非金庸文學那樣,能於每天的連載之中引起一個小小的高潮,卻常能令人思考低迴很長時間。

這是因為,在現代性面前,「變革的道路本有無窮的可能性」,甚至或許「20世紀的道路無論哪一條都是錯的」(顧彬語)。相對於審慎的深具歷史責任感的思索,金庸創作於20世紀的江湖傳奇,卻是條條大路通羅馬、條條都是對的。無論放在哪個時代,它都能憑藉忠孝節義匡扶江山,得到正統社稷的承認與江湖的尊敬,從而使兩個平行社會輕易地達到和解與暫時的平衡。

金庸的武俠傳奇實則是一場文化迷夢,它並不為讀者提供思考的能力,只提供暫時的慰藉。但這種虛幻且輕易的慰藉,於真正的思考者來說卻帶有絕望的氣息。

在金庸的武俠傳奇之中,我們無法將一個民族的「文化」與歷經沉澱而進步的「文明」區別開來。文化在金庸武俠中俯拾皆是,甚至不乏精美,但文明的昇華卻因無法突破江湖的怪圈而始終缺位。

因此,金庸辭世之際,華人社會的群體性悲愴,正是基於以江湖想像為政治寓言逃避點的這一情感避難所的喪失。正因人們潛意識裏確知:眼下身處的社會,還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使人難以安心面對。也就是說,我們仍舊需要金庸式的江湖來除暴安良、懲奸除惡,我們依舊缺乏堅實的可以向前一步依賴的制度文明,以及與終極真理相連、高於世間一切的信仰體系。失去了金庸的江湖,我們無異於失去了一個能夠作為精神棲息之地的烏托邦家園,無從輕易安放一顆憂國憂民、卻又無能為力的心。從這個層面來說,金庸的江湖傳奇絕非僅僅是一場集體閲讀,它甚至由公眾在集體無意識中書寫沉溺而成。

當中世紀歐洲的堂吉訶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深感社會禮崩樂壞而奮身而出,江湖之中一次一次自不量力、啼笑皆非的挫敗,令他深刻反思舊思想面對新時代的失敗,從而決絕地終結了浪漫理想主義、終結了一個騎士時代。

當中世紀書生浮士德(Faust)受到魔鬼的引誘而遊歷江湖、體驗人生,他最終看到,即使能使魔鬼從皇權手中奪得土地,實行宏大的攔海造田偉業,但老釘子戶夫婦的慘死仍舊使他產生自我懷疑、並最終認同人們自主的自由選擇。在幽靈的掘墓聲中,他虛幻地以為這是人們自立自主、安居樂業的勞動,從而高喊出「多麼美好啊,請駐足下來!」,雖然他不得不就此按照魔鬼契約交付生命。但浮士德的虔誠終使自己的靈魂得到救贖,人們在天國看到了他的重生。

而在金庸的武俠與江湖之中,我們看不到任何舊秩序的變革或者新思想的啟示,大家仍舊歡快地處於替天行道「該出手時就出手」的道義判斷、及其原始簡單的支撐體系之中。就此意義上來說,金庸的武俠傳奇無異於使用新奇的包裝,將老酒裝進新瓶,因其徒有現代性之形而無現代性之實。相對於深刻質疑傳統倫理價值與權力結構的《紅樓夢》來說,不過是「睡了個好覺,趕了個早集」(套用張愛玲評《紅樓夢》之語)。這使得金庸的作品縱然風靡華人世界,卻或許難以在文學史中真正佔得一席之地。在一片緬懷聲中,我們不必「責備賢者」,卻不妨在比較視野下重新審視金庸的意義,同時對我們身處的時代進行深刻觀照。但願一切不要如顧彬教授所言——「我恐怕中國文學沒有什麼將來」。

(呂恆君,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文學批評哲學博士、德國漢學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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