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當境遇潦倒的女作家張愛玲在香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創作農民題材《秧歌》，或許無法想像，這部帶有前瞻性預言的江浙農民家園悲歌，會與她1940年代的上海灘作品一道，納入耶魯大學出版的文學史冊，被夏志清先生譽為「中國小說史上的不朽之作」。而就在次年，當金庸先生在香港替報社同仁梁羽生偶然操刀續寫武俠，恐怕也未曾想到，此生將釀就華人社會武俠傳奇。他未必更許下日後的宏願，一二百年後仍然有人會讀自己的作品——倘若如此，那意味着其作品也一定載入了文學史。
值得關注的是，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教授2007年曾斷言，一百年後不會有人再讀金庸，因為他「只是傳統的作家」、「他的寫作代表的是一種退步」。2009年一篇德文博士論文亦指出，相對於越南語、泰語以及日語的熱譯，金庸作品只有三部被譯成英文，且英文是唯一翻譯金庸作品的西方語言。作者Wolfgang Odendahl認為，那是因為西方讀者無法體會金庸作品裏的文化共識。
由此可見，西方比較文學視野之下的金庸作品，恐怕遠遠無法與其在華人社會的受歡迎程度相提並論。然而近日金庸先生的仙逝，卻比生前任何一部小說的發行更引發一場轟動，甚至湧現出華人社會近年來極為少見的群體性失落與傷感。這種悲慟真摯地發自內心，超越華人社會各地各界及各種身份，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不由得使人再次嚴肅地審視金庸小說的文學成就，深層考量其在文學史背景下的定位。畢竟群體性本身就與國族、文化等集合概念相關，而群體性情感往往亦是時代風雲的敏鋭指針。
提供文化認同感的金庸小說
無論如何，金庸在文學領域的知名度顯然蓋棺定論於他的武俠傳奇（作為報人的查良鏞另當別論）。在20世紀初文學革命之前，中國小說的社會地位一向不高，武俠小說更似下里巴人中屢遭忽略的孩子。由於難登大雅之堂，只好夥同販夫走卒當街說書、招攬聽眾，順便搭售大碗茶耐渴充飢，暫時實現精神方面原初的公平正義。其中最典型的，莫如晚清《三俠五義》對民眾的吸引力。但在1920-1930年代新文學的強勢興起與衝擊之下，就連文人愛讀的「鴛鴦蝴蝶派」亦逐漸循亡，武俠小說更是不知所蹤。它們均在左翼文學全面邁入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中國大陸銷聲匿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