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逝世 深度 評論

在武俠小說之外,報人金庸的「決定性時刻」

而在武俠小說以外的金庸,他近百歲人生中的現實抉擇,都在關鍵時刻,構成了後人看待與評價他的「決定性時刻」。


《明報》創辦人、著名作家查良鏞(又名金庸)逝世,享年94歲。 攝:VCG via Getty Images
《明報》創辦人、著名作家查良鏞(又名金庸)逝世,享年94歲。 攝:VCG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10月30日,94歲的金庸離開人世,走完了他堪比武俠小說般戲劇化的一生。除卻無人不知的武俠小說家身份外,他是著名報刊《明報》的創辦人。在《明報》草創期間,他一手寫武俠連載吸引讀者,一手寫社論縱論時事,關注共產主義中國的風雲變幻。

中國大陸的武俠愛好者與文學家,他們在20世紀末會激烈爭論,金庸的作品到底是否文學,激烈貶之者有之,熱情褒揚者亦有。到如今,金庸所塑造的武俠世界,早已通過文字與各類改編的影像,進入無數華人內心。

而在武俠小說以外的金庸,他近百歲人生中的現實抉擇,北上還是南下,《明報》堅持中立還是批判,對中國共產黨是擁護或反對……都在關鍵時刻,構成了後人看待與評價他的「決定性瞬間」。

在香港,避開了「鎮反」

1951年,金庸的父親查樞卿被劃分為階級敵人(地主),以「抗糧、窩藏土匪、圖謀殺害幹部」的罪名被處決。

1726年,金庸(查良鏞)的祖輩查嗣庭被派去做科舉江西鄉試正主考,他出的考題,被雍正皇帝指控為「心懷怨望,諷刺時事,心懷不端」,下旨批捕全家,杭州海寧縣望族查氏從此沒落。次年春天,查嗣庭大受拷掠,死在獄中。

兩個世紀後,金庸在香港《明報》連載《鹿鼎記》(1969年)時,第一回的回目「如此冰霜如此路」,正是來自查嗣庭的哥哥查慎行——他在離開家鄉赴京投獄的路上寫下這行詩,不久離世。在《鹿鼎記》的註釋中,金庸寫下自己家族歷史上的這段文字獄,以表達對當時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滿腔憤懣。

創辦《明報》以前,年輕的金庸在輝煌落幕前的《大公報》,接受了自己的新聞啟蒙訓練。1948年,在上海《大公報》任職翻譯的金庸,隨總編輯胡政之奔赴香港,為復刊的《大公報》香港版做電訊翻譯工作。最初赴港時,金庸和王芸生約定,只待半年就回杭州,但時代的變化翻天覆地,國民黨在內戰中大勢已去,《大公報》也由「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民間獨立報紙,轉變為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左派」報紙。

彼時,金庸對新政權懷抱希望,他從《大公報》離職,北上京華,希望進入新中國的外交部工作。但出身地主家庭,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學習的經歷,以及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猶豫,讓他不可能成為北京政府的外交官。斷了念想之後,金庸再度南下,回到香港《大公報》工作。這一回到香港,他剛好避開了中國內地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然而他的父親沒能逃過時代的變革,因此喪命。

1951年,金庸的父親查樞卿被劃分為階級敵人(地主),以「抗糧、窩藏土匪、圖謀殺害幹部」的罪名被處決。噩耗傳到香港,據金庸後來回憶,他哭了三天三夜。要到35年後,中國已經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查樞卿案才被複查,由海寧縣人民法院撤銷原判,正式平反。

雖然家人未能倖免,但正是這次年輕時代的南下,才有了後來「金庸」出現的可能。也因此,有人認為,金庸是香港在特殊年代的特殊產物。但這種評論,無疑忽略了金庸在關鍵時刻的主動抉擇。

2003年7月25日,金庸就創辦《金庸茶館》雜誌在杭州劇院舉行演講會。

2003年7月25日,金庸就創辦《金庸茶館》雜誌在杭州劇院舉行演講會。攝:Imagine China

做「公正與善良」的報紙,決定報導「逃港潮」

從這時候起,社評開始比武俠小說更能代表金庸。

1952年,金庸轉入《大公報》新創辦的《新晚報》擔任副刊編輯,後來他就以「金庸」為筆名開始在這份報紙上連載武俠小說,一手構造了中國人想像的江湖。

寫作武俠小說的同時,金庸也對《大公報》越來越不滿。在政治上,《大公報》已經是一張「左派」報紙,跟新華社香港分社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另一方面,金庸也對國民黨不懷期望。他仍然懷念1949年之前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的《大公報》。

1959年5月20日,36歲的金庸創辦了《明報》,初衷只是刊載武俠小說,以應對猖獗的盜印行徑,這更多的是生意考量。這份創辦初期由金庸「左手寫小說,右手寫社評」勉強維持的小報,後來成為香港最具公信力的報紙之一。

為了同香港非左即右、政治取向明顯的其他家報紙作出區別,金庸在《明報》十八期的社評《我們的立場》中,提出了「公正與善良」的辦報理想。他寫道:「我們重視人的尊嚴,主張每一個人應該享有他應得的權利,主張每個人都應該過一種無所恐懼,不受欺壓與虐待的生活。」

1962年是《明報》和金庸的關鍵一年。

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試驗失敗,1959年到1962年中國內地糧食短缺,出現歷時三年的大饑荒(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部分受困於飢餓的廣東農民偷渡逃到香港。1962年5月,「大逃港」達到高潮,每天有數千人從深圳、東莞、惠陽等地方逃入英國殖民地香港。

香港政府面對大量湧入的難民,倉皇無措,只能派遣警察將他們圍堵在梧桐山一帶。面對如此重大的新聞,當時香港的「左派」報紙(《大公報》、《文匯報》、《晶報》、《香港商報》等)一概噤聲,報導內地的負面新聞不符合他們的政治立場。

金庸本也不願登載逃港者的新聞,他出身自《大公報》,深知得罪了「左派」只會惹來是非,「他們對付起異己毫不留情」。但最終,金庸還是選擇了忠於《明報》的辦報理想,對逃港潮進行大篇幅報導。

從1962年5月15日,《明報》頭版頭條刊登《梧桐山上慘絕人寰》,配以另一篇報導《邊境山頭一片呼兒喚母聲,聞者心酸腸斷》,描繪逃難者慘狀,並頗為震撼地發表社評《火速!救命!——請立刻組織搶救隊上梧桐山》呼籲官方救人。甚至更進一步,一向中立的《明報》組織讀者捐款,安排記者送救濟品到邊境分發給難民。

大量的獨家細緻報導,金庸獨闢蹊徑的社評,以及直接下場救人的義舉,讓《明報》成為一份充滿人道主義關懷的報紙,深受香港市民喜愛。報紙的銷量,由原來的2萬多份突破到5月份的3萬多份,到下半年已經達到了4萬多份。

也是從這時候起,社評開始比武俠小說更能代表金庸。

金庸創作多部武俠小說。

金庸創作多部武俠小說。攝:陳焯煇/端傳媒

筆戰《大公報》,精準預測「文革」

《紐約客》刊載了金庸生前最後一次訪問,在報導裏,金庸承認了自己最後的幾部小說,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寓言。

「逃港潮」之後,金庸鋒芒漸露。他每天一篇社評,對時局進行評議,其中不免有對中國政府的批評。「逃港潮」報導積下的舊怨,和不斷炮轟北京的「新仇」,終於也引起了「左派」報紙對他的回擊和「報復」。

1962年8月31日,金庸在社評中批評北京,在內地糧食不足的情況下,送了九千噸小麥、三千噸鋼鐵給阿爾及爾新政府。9月18日,他更是以《要求中共減少輸出糧食》為題寫作社評,對內地要給斯里蘭卡二十萬噸糧食的傳聞給予評論。這樣的社論,即便放在2018年,似乎也尚未過時。

10月30日,在國務院副總理陳毅表示「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之後,金庸發表社評《寧要褲子,不要核彈》以表明他的反對立場:「請問幾枚袖珍原子彈,有何用處?還是讓人民多做幾條褲子穿吧!」

尖銳的批評徹底激怒了「左派」報紙,《大公報》、《新晚報》、《香港商報》等群起攻之。《大公報》連續發表社評,稱金庸和《明報》「惡毒反華」,「下流反華」,「妖言惑眾」,「造謠生事,大發反華妖論」。

金庸對此一一反駁,他在《批評中共就是反華?》中寫道:「反對政府的某些措施,反對執政黨的某一種做法或主張,是表示反對國家?人民有沒有批評政府或執政黨的權利?」關鍵時刻,他沒有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全面出擊,在諸多敏感話題上請《大公報》「指教」:要不要民主自由?要不要收回俄地?要不要援助外國?

《明報》和「左派」報紙的筆戰,便如武俠小說一般精彩,這也讓報紙的銷量節節攀升,到1965年5月穩定在8萬份以上,超過《大公報》和《文匯報》。但事後來看,金庸當時所面臨的處境,實則兇險無比,在六七暴動期間,他成為香港第二號被暗殺對象,不得不去港避禍。

金庸的社評,不僅是對時事的快意恩仇、嬉笑怒罵,而且對中國政局走向的判斷也極其精準。

1966年5月,以「文化大革命」為名的政治運動在中國內地發生。文革開始前夕的3月,金庸就已經在社評中準確預測,「中共內部正在醞釀着一種相當大的變動」。他從久不露面的林彪公開出現中,推演出政局的一系列變化。

5月6日,金庸在《郭沫若認錯求饒》社評中寫道:「從各種跡象看來,中共內部正在進行一項非常劇烈的權力之爭。這一次對吳晗、田漢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這場大鬥爭中的一小部分。鬥爭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為人所知。」

5月10日、12日、20日,他連續發表三篇社評,指出「相信不出一個月,中共就會正面清算這位『大老闆』了」。他所說的「大老闆」,指的是當時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彭真。半個多月後,彭真被撤職。

8月19日,金庸在社評中說:「『文革』的主要內容是權力鬥爭。」他判斷林彪在黨內的地位會從第六位升到第二位,而原來的「接班人」劉少奇會降到第八位。

9月10日,金庸在《「炮打司令部」》社評中再次表示,紅衛兵的真正目的是「鬥爭黨內的當權派」。他指出當時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是這場運動要打倒的對象。這讓「左派」報紙紛紛抨擊《明報》「造謠」,但後來的一切證明,他的沙盤推演才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1969年,中國九大通過黨章,確立林彪為「接班人」後,金庸卻再次語出驚人,發表社評《林副統帥,功高震主》,預言「一場新的矛盾和鬥爭,在中共內部又開始醞釀」,又是一語成讖。

在社論與新聞以外,金庸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感,近乎直白地表現在他最後幾部小說裏。《笑傲江湖》寫於1967年到1969年間,正是內地「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香港「六七暴動」引得市民人心惶惶之時。他把這部罕見的架空歷史的小說,寫成了政治寓言。黑木崖教徒對東方不敗、任我行的諂媚跪拜,影射的似乎是紅衛兵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2018年4月,《紐約客》刊載了金庸生前最後一次訪問,在報導裏,金庸承認了自己最後的幾部小說,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寓言。他本人親自確認,《鹿鼎記》中要教徒參見和頌念「仙福永享,壽與天齊」的神龍教教主洪安通,其影射的是便是當時的中國領導人。

2008年9月17日,金庸書院在浙江海寧奠基,金庸出席奠基儀式。

2008年9月17日,金庸書院在浙江海寧奠基,金庸出席奠基儀式。 攝:Imagine China

「好人應該有好報」

金庸接受香港有線電視採訪,談到趙紫陽,他再次泣不成聲,他坦言自己一直支持趙紫陽的改革,動情地說,「我覺得一個好人應該有好報。」

儘管在《明報》上,金庸對中共有嚴厲批判,但如金庸自己所言,他有濃重的「家國情結」,也因此,中國一旦經歷改革開放,他便是鄧小平的堅定擁護者。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鄧小平和劉少奇一起被批鬥時,金庸就在《明報》上刊發《我希望劉鄧派獲勝》,以示聲援。文革結束後,鄧小平掌權並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一向欽慕鄧的金庸,對共產黨的態度也因此轉變。1986年,金庸在《什麼是言論自由》中寫道:「《明報》以前對中共的政策猛烈抨擊,近年來卻讚揚多而抨擊少,這並不是我們自律了,而是根據理性的判斷,以前中共專制橫蠻的政策必須予以抨擊,目前中共開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讚揚鼓勵。」

作為有很深民族情懷的人,金庸對一個開放的中國充滿期待,也支持香港回歸,他懷抱極大熱情,投入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中。

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式成立,金庸以個人身份擔任起草委員。在預備會議上,金庸關於香港政制提出了一個「新協調方案」,建議1997年後香港政制發展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行政長官由千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2011年下半年,由全民投票,決定是否進入第二階段,即全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的階段。這個方案由於太過保守,民主進程太慢,香港輿論一片反對。

1989年,金庸對中國的樂觀遭受了巨大打擊。5月19日,六四事件發生前夕,當李鵬與楊尚昆宣布派軍隊入城之後,金庸立即辭去了基本法起草委員的職位,以表示抗議,這一次的關鍵抉擇,也讓北京再度批判金庸這位「老反共分子」。

6月19日,接受香港電視的採訪時,談及清場的鎮壓,金庸在鏡頭前失聲慟哭。一直到2005年,自六四事件後被長期軟禁的前國家領導人趙紫陽逝世,金庸接受香港有線電視採訪,談到趙紫陽,他再次泣不成聲,他坦言自己一直支持趙紫陽的改革,動情地說,「我覺得一個好人應該有好報。」

金庸的一生猶如他的武俠小說,沉浮起落,得意失意,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日本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評價金庸是「香港良知的燈塔」,但也有許多批評者認為,金庸只是「香港特殊年代的特殊產物」,他更多的是投機者,而非現實社會中的「俠之大者」。

2008年9月17日,金庸書院在浙江海寧奠基,金庸出席奠基儀式。

2008年9月17日,金庸書院在浙江海寧奠基,金庸出席奠基儀式。攝:Imagine China

2000年,金庸在中國內地文學刊物《收穫》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自傳式散文,在文章的最後一段裏,他這樣寫自己:

「金庸的小說寫得並不好。不過他總是覺得,不應當欺壓弱小,使得人家沒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極大的痛苦,所以他寫武俠小說。他正在寫的時候,以後重讀自己作品的時候,常常為書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淚。他寫楊過等不到小龍女而太陽下山時,哭出聲來;他寫張無忌與小昭被迫分手時哭了;寫蕭峰因誤會而打死心愛的阿朱時哭得更加傷心;他寫佛山鎮上窮人鍾阿四全家給惡霸鳳天南殺死時熱血沸騰,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傷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終於在2018年,當金庸遠去後,他不需要再面對和思考如今的世界和中國,不需要面對所有的褒貶和悲歡。他和池田大作一起「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的美好理想,也還遠未來到。

斯人已逝,當我們回顧金庸近一個世紀的跌宕人生時,會發現他在所有的「決定性時刻」,或猶豫或堅定後所做的最終抉擇,「好人應該有好報」這句評價中共前領導人趙紫陽的簡單信條,就幾乎是金庸在他的武俠世界和社評文章裏所要講的全部事情。

(楊楊,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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