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當境遇潦倒的女作家張愛玲在香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創作農民題材《秧歌》，或許無法想像，這部帶有前瞻性預言的江浙農民家園悲歌，會與她1940年代的上海灘作品一道，納入耶魯大學出版的文學史冊，被夏志清先生譽為「中國小說史上的不朽之作」。而就在次年，當金庸先生在香港替報社同仁梁羽生偶然操刀續寫武俠，恐怕也未曾想到，此生將釀就華人社會武俠傳奇。他未必更許下日後的宏願，一二百年後仍然有人會讀自己的作品——倘若如此，那意味着其作品也一定載入了文學史。
值得關注的是，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教授2007年曾斷言，一百年後不會有人再讀金庸，因為他「只是傳統的作家」、「他的寫作代表的是一種退步」。2009年一篇德文博士論文亦指出，相對於越南語、泰語以及日語的熱譯，金庸作品只有三部被譯成英文，且英文是唯一翻譯金庸作品的西方語言。作者Wolfgang Odendahl認為，那是因為西方讀者無法體會金庸作品裏的文化共識。
由此可見，西方比較文學視野之下的金庸作品，恐怕遠遠無法與其在華人社會的受歡迎程度相提並論。然而近日金庸先生的仙逝，卻比生前任何一部小說的發行更引發一場轟動，甚至湧現出華人社會近年來極為少見的群體性失落與傷感。這種悲慟真摯地發自內心，超越華人社會各地各界及各種身份，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不由得使人再次嚴肅地審視金庸小說的文學成就，深層考量其在文學史背景下的定位。畢竟群體性本身就與國族、文化等集合概念相關，而群體性情感往往亦是時代風雲的敏鋭指針。
大陆微信公号IPP评论（微信号 IPP-REVIEW）声称此篇为他们的“独家稿件” 是作者一稿多投了还是他们没经过你们授权？请查之
很長的文章，但......
这篇为何是深度?
是深度解读金庸
还是深度解读：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 之观点？
我看是后者吧。。。。。
既然是連載武俠小說，必然無法離開「武俠」的窠臼，沿用的架構和史觀，也是創作中需依循的，難道還必須在裡頭注入新思維以供人民覺醒？或是承載文學史的傳續重任？
所有創作都是從既有中變化出的，金庸無疑是做到了翹楚，說到底，就是一個登峰造極的通俗小說，他提供了人們最直接的需要，也獲得極大成功，我想絕大部份的讀者都沒有正襟危坐的一行行審視。
哦，不止要文以載道，開拓獨立的價值體系，還要肩負中國文學的將來。金庸會不會被嚇醒？
我在想，誰會把這些責任放到金氏身上，包括他自己？難道僅僅因為他受歡迎？
史冊這東西本身就是一個權力結構。無法載入史冊則只是說進入不了一個權力結構而已。而文學價值之高低取決於一個作品的政治性(文首與張愛玲《秧歌》的比較)也讓人不置可否。說金庸的作品完全是重複現有的權力結構和價值體系，不能說錯，但個人的矛盾和掙扎(溢出)是否比憑空另造一個價值體系更有現實的說服力(金庸的作品裏有忠孝仁義，不也有離經叛道，詰問權力結構的角色)？而我不認為《紅樓夢》是另造了一個價值體系，它只是指認了一個價值體系，那個東西本來就存在。作者除了挪用西方眼光，是否有能力在東西文化隔閡裏開創一套獨立的評量工具？硬要以能否開創獨立價值體系為載入文學史的標準的話，中國文學裏很多作品都不及格的。至於一百年後有沒有人再讀，這可不是文學價值說了算的事哦！
错字：「任由你我想像馳*聘*」=> 「騁」
謝謝指正！已修改。
文中提到张爱玲与红楼梦，我想起2010年刘再复回到厦门大学做讲座，建南大礼堂爆满，然而他却只是讲红楼。当时我不懂，现在懂了
錯字：「依」碧「鷺」？
謝謝指正！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