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呂恆君：金庸武俠傳奇，一場集體無意識的文化迷夢

1954年，當境遇潦倒的女作家張愛玲在香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創作農民題材《秧歌》，或許無法想像，這部帶有前瞻性預言的江浙農民家園悲歌，會與她1940年代的上海灘作品一道，納入耶魯大學出版的文學史冊，被夏志清先生譽為「中國小說史上的不朽之作」。而就在次年，當金庸先生在香港替報社同仁梁羽生偶然操刀續寫武俠，恐怕也未曾想到，此生將釀就華人社會武俠傳奇。他未必更許下日後的宏願，一二百年後仍然有人會讀自己的作品——倘若如此，那意味着其作品也一定載入了文學史。

值得關注的是，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教授2007年曾斷言，一百年後不會有人再讀金庸，因為他「只是傳統的作家」、「他的寫作代表的是一種退步」。2009年一篇德文博士論文亦指出，相對於越南語、泰語以及日語的熱譯，金庸作品只有三部被譯成英文，且英文是唯一翻譯金庸作品的西方語言。作者Wolfgang Odendahl認為，那是因為西方讀者無法體會金庸作品裏的文化共識。

由此可見，西方比較文學視野之下的金庸作品，恐怕遠遠無法與其在華人社會的受歡迎程度相提並論。然而近日金庸先生的仙逝，卻比生前任何一部小說的發行更引發一場轟動，甚至湧現出華人社會近年來極為少見的群體性失落與傷感。這種悲慟真摯地發自內心，超越華人社會各地各界及各種身份，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不由得使人再次嚴肅地審視金庸小說的文學成就，深層考量其在文學史背景下的定位。畢竟群體性本身就與國族、文化等集合概念相關，而群體性情感往往亦是時代風雲的敏鋭指針。

提供文化認同感的金庸小說

無論如何，金庸在文學領域的知名度顯然蓋棺定論於他的武俠傳奇（作為報人的查良鏞另當別論）。在20世紀初文學革命之前，中國小說的社會地位一向不高，武俠小說更似下里巴人中屢遭忽略的孩子。由於難登大雅之堂，只好夥同販夫走卒當街說書、招攬聽眾，順便搭售大碗茶耐渴充飢，暫時實現精神方面原初的公平正義。其中最典型的，莫如晚清《三俠五義》對民眾的吸引力。但在1920-1930年代新文學的強勢興起與衝擊之下，就連文人愛讀的「鴛鴦蝴蝶派」亦逐漸循亡，武俠小說更是不知所蹤。它們均在左翼文學全面邁入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中國大陸銷聲匿跡。

但1950年代人在香港的金庸不僅書寫武俠，而且採用傳統章回體，並穿插風花雪月的古詩詞典故，甚至還有意無意地套用王朝歷史。這一切，似乎也與摩登而又現代的香港完全背道而馳。但事實上，卻正是香港當時土洋結合、大批流民遷入的社會環境，催生了以金庸為代表的新武俠傳奇。

人們只需每天輕鬆跟讀連載金庸作品的報刊，便能激活自己的文化記憶，找到可以依賴的族群認同及情感凝聚力，有助於克服現實社會的兩難與矛盾。

首先，與上海、北京等地相比，香港1858年由傳教士創辦中文報刊（《中外新報》）之後，地域文學才遲緩萌芽。縱有1920年代至1930年代國共內戰期間文人的南下流入，仍是各自抱有重重意識形態心事的匆匆過客，穩定的文學氣候無從談起。但1950年代香港因韓戰爆發而被迫由轉口港變為製造中心，本土工業興起，經濟逐漸實現騰飛。在此情景之下，港人不僅有了更多娛樂需要以疏解生活的忙碌與緊張，亦渴求在西式社會規範之下獲得輕鬆親切的文化歸屬感。在這兀自獨立於大陸之外的小島香港，金庸的小說不僅生動地描繪了飛狐雪山、大漠孤煙的壯麗景象，揮灑了《射鵰英雄傳》的豪邁以及《倚天屠龍記》的正義，還為民眾提供了廣袤的歷史地理與文化想像。人們只需每天輕鬆跟讀連載金庸作品的報刊，便能激活自己的文化記憶，找到可以依賴的族群認同及情感凝聚力，有助於克服現實社會的兩難與矛盾。畢竟香港的西式文明並非經由底層足夠醖釀而自成，而文化衝擊亦並非僅存於域外，更來自於新舊文明、東西思維的碰撞與交替。

至於南洋的華人，以及後來因為大陸嚴酷政治環境逃亡而來的偷渡客，更是異鄉的漂泊人，需要抓住金庸小說作為情感歸屬及族群認知的救命稻草。金庸小說裏有唐詩宋詞、有陰陽五行、有琴棋劍術及中醫草藥等豐富的歷史典故，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寶庫，各色人士均可自取所需。無論後來台灣香港還是大陸留學生，不少人遠渡重洋時帶上一套金庸小說，於他們來說，無異於把記憶中的故土切切實實地帶在了身邊，於異國他鄉依戀、賞析。

對金庸小說的這種迷戀，與張愛玲的《紅樓夢》考證頗為相似：當英語寫作生涯屢遭打擊，與世隔絕的張愛玲一邊重複改寫四十年代的上海舊作，一邊以無窮精力沉浸於《紅樓夢》的痴迷考證，甚至聲稱「偶遇拂逆，事無大小，詳一會兒《紅樓夢》就好了」。從文化心理學角度進行考察，這是一種基於文化創傷的自我保護機制：當文化認同面臨危機，人們需要激活文化記憶來加強自我認知，以致自己的精神歸宿不至徹底走失、迷惘無依。而文本閲讀顯然可以提供廣泛便捷、不囿於時空限制而又深具主觀選擇性的文化因素，以供讀者審視消化並引發情感共鳴。

追求人性温度的金庸小說

對台灣讀者及大陸民眾來說，由於金庸作品曾在兩岸長期遭禁，閲讀金庸更是成為幾代人的共同記憶。因批蔣言論而屢屢遭禁的金庸曾在台灣長期被當作共產黨的同路人。當金庸作品終於自1978年起逐漸解禁，這無疑成為在漫長戒嚴時期追尋並獲得新聞自由、文學自由的一種象徵。人們不僅在金庸作品之中臨摹大陸從天山到峨眉、從中原到江南的廣袤與壯美，鮮活地感觸到蒙、滿、藏、漢、苗、回等各族人士，就連閲讀作品本身，都有經過抗爭、令人喜悅的勝利。

當金庸作品1950年代橫空出世之際，它糅合了現代西方文學抽絲剝繭的心理描寫、人道主義的意象特徵，其人格刻畫亦正亦邪、一反共產主義文學的臉譜化弊病。

而海峽對岸的大陸民眾，更是自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深受共產主義文學冷硬、機械、反人性的壓抑扭曲之苦。金庸文學於他們來說無疑於温潤的甘露，並且在敘事方面有令人慾罷不能的前衞誘惑力。事實上，當金庸作品1950年代橫空出世之際，它已巧妙地順應時代潮流，糅合了現代西方文學抽絲剝繭的心理描寫、人道主義的意象特徵，其人格刻畫亦正亦邪、一反共產主義文學的臉譜化弊病。

金庸小說的語言之美，更是對經歷紅寶書語錄及高音喇叭的大陸民眾的心靈撫慰：如同張愛玲在孤島以及淪陷時期的上海，以古典風味語言所營造的Déjà-vu 世界——抓住了它，彷彿也就暫時抓住了想要突破封鎖回家燒菜、或者進行一場「傾城之戀」的勇氣。相比之下，金庸的文字更為温暖、舒適與純粹，好像民國而來的陽光暖洋洋地照在每個人身上。它成熟的白話不似舊武俠小說那麼生疏遙遠，而糅合儒釋道、中庸包容的文化內涵，卻又温潤得足以抵抗冰冷的共產主義文學對人性的粗糲打磨。於是人們很難設想，在金庸的武俠世界裏會有並非發自內心的被動革命。即使是流離顛沛，也是自發地跟隨自己的熱血夢想，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豪邁豪情。何況金庸筆下的眾多主人公（無論男女）均有張揚的個性與瀟灑的靈魂，他們敢愛敢恨、隨時為自己做主，這幾乎使深受儒家行為規範與黨組織文化雙重壓迫之苦的讀者，在閲讀之中彷彿也毫無羈絆地實現了完全的人身自由。

金庸的「江湖」，並不具備獨立價值體系

由於金庸的「江湖」並不具備任何相對於廟堂社稷之外的獨立價值體系，因而它實際上無從構成一個想像的獨立社會，而只能算是一個與現實平行的逃逸體。

然而，無論金庸小說在二十世紀後半葉華語世界中承載了多麼獨特的角色，世界並非只有一極。要考察金庸小說是否納入文學史，除去偏安華語世界一隅的文化審視，我們仍需參照其在世界文學光譜中的大致定位，考察其文學遺產對身處時代所帶來的突破與啟示。

無可否認，金庸小說的精華在於「江湖」二字，而「江湖」二字卻無法在比較文學之中實現精確的中西互譯。當我們將金庸筆下的「江湖」對應小說情節仔細考察，不難發現，金庸小說所提倡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不過仍是儒家政治理念在江湖鏡面的直接投射，它的精神支柱仍然在於儒家倫理的「忠」「孝」「節」「義」。只不過因為普通民眾在現實社會中遭遇重大挫折或不滿，遂將這一理念寄託於邊遠的山林。

由於金庸的「江湖」並不具備任何相對於廟堂社稷之外的獨立價值體系，因而它實際上無從構成一個想像的獨立社會，而只能算是一個與現實平行的逃逸體。而在這個逃逸社會裏，它仍然處處存在與正統王權社會相同的對使命感、對秩序、對環境的崇高屈從，仍然處處存在基於武功武藝以及幫派的等級制劃分。金庸筆下的俠士們縱有飛揚的外表、自由的神采，也遠遠尚未意識到，或許自己也可如中世紀騎士那樣，純粹為個人榮譽、為愛情而戰。

從大部分作品的雷同結構來看，他們從小經歷挫折、苦練武功，無一不是為了有朝一日能於江湖立於不敗之地，從而為朝廷效力，實現所謂的替天行道、匡扶正義。而在他們的意識之中，替天行道的「天」與皇權從未發生過割裂，他們至多懷疑並判定，眼前存在不合格的皇權，需要自己出手幫扶匡正。所以功成之後，他們往往全身而退，重新隱於江湖，直至下次天下大亂時再度出山。正因如此，金庸小說縱使從崇山峻嶺的華山到霧氣浩渺的峨眉、從山清水秀的江南到白雪皚皚的大漠，場面不可謂不大、氣勢不可謂不壯、凌波微步九陰真經等獨門秘籍不可謂不精不專，卻仍舊沒有絲毫突破政治框架的設計或政治權力的分配。因而江山依舊是朕的江山，只不過從宋元到明清，這個江湖舞台的布景變幻，任由你我想像馳騁。

江湖如此生生不息、生死輪迴，恰也應證了金庸在《神鵰俠侶》中的名言：「你瞧那些白雲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離合，亦復如斯」。這不僅是金庸武俠的人生觀，也是金庸小說所折射的歷史觀。在這樣的歷史觀下，縱使傳統倫理與道德得到進一步維護與弘揚，社會規則卻沒有任何本質突破與改進。和所有武俠文學一樣，金庸有意避開武林高手們為稻粱謀的生活來源，只需他們一路集中精力，履行崇高的民族大義及與生俱來的忠孝節義。在這樣虛幻的浪漫英雄主義情結之下，不僅種族、王朝、領土問題都被高揚的文化認同所掩蓋，它甚至輕巧地掩蓋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關於如何應對科學、技術與社會挑戰的嚴肅思考及悲情試探。

為什麼金庸作品無法同《堂吉訶德》《浮士德》比肩？

由此可見，金庸的武俠傳奇實則是一場文化迷夢，它並不為讀者提供思考的能力，只提供暫時的慰藉。但這種虛幻且輕易的慰藉，於真正的思考者來說卻帶有絕望的氣息，因為它無法提供任何可能性的啟示：一切仍是不可控的未來，一切仍在於握不住的世道人心。正如顧彬教授所言，「社會的變革是痛苦、沉重而憂鬱的」。它們絕非金庸文學那樣，能於每天的連載之中引起一個小小的高潮，卻常能令人思考低迴很長時間。

這是因為，在現代性面前，「變革的道路本有無窮的可能性」，甚至或許「20世紀的道路無論哪一條都是錯的」（顧彬語）。相對於審慎的深具歷史責任感的思索，金庸創作於20世紀的江湖傳奇，卻是條條大路通羅馬、條條都是對的。無論放在哪個時代，它都能憑藉忠孝節義匡扶江山，得到正統社稷的承認與江湖的尊敬，從而使兩個平行社會輕易地達到和解與暫時的平衡。

金庸的武俠傳奇實則是一場文化迷夢，它並不為讀者提供思考的能力，只提供暫時的慰藉。但這種虛幻且輕易的慰藉，於真正的思考者來說卻帶有絕望的氣息。

在金庸的武俠傳奇之中，我們無法將一個民族的「文化」與歷經沉澱而進步的「文明」區別開來。文化在金庸武俠中俯拾皆是，甚至不乏精美，但文明的昇華卻因無法突破江湖的怪圈而始終缺位。

因此，金庸辭世之際，華人社會的群體性悲愴，正是基於以江湖想像為政治寓言逃避點的這一情感避難所的喪失。正因人們潛意識裏確知：眼下身處的社會，還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使人難以安心面對。也就是說，我們仍舊需要金庸式的江湖來除暴安良、懲奸除惡，我們依舊缺乏堅實的可以向前一步依賴的制度文明，以及與終極真理相連、高於世間一切的信仰體系。失去了金庸的江湖，我們無異於失去了一個能夠作為精神棲息之地的烏托邦家園，無從輕易安放一顆憂國憂民、卻又無能為力的心。從這個層面來說，金庸的江湖傳奇絕非僅僅是一場集體閲讀，它甚至由公眾在集體無意識中書寫沉溺而成。

當中世紀歐洲的堂吉訶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深感社會禮崩樂壞而奮身而出，江湖之中一次一次自不量力、啼笑皆非的挫敗，令他深刻反思舊思想面對新時代的失敗，從而決絕地終結了浪漫理想主義、終結了一個騎士時代。

當中世紀書生浮士德（Faust）受到魔鬼的引誘而遊歷江湖、體驗人生，他最終看到，即使能使魔鬼從皇權手中奪得土地，實行宏大的攔海造田偉業，但老釘子戶夫婦的慘死仍舊使他產生自我懷疑、並最終認同人們自主的自由選擇。在幽靈的掘墓聲中，他虛幻地以為這是人們自立自主、安居樂業的勞動，從而高喊出「多麼美好啊，請駐足下來！」，雖然他不得不就此按照魔鬼契約交付生命。但浮士德的虔誠終使自己的靈魂得到救贖，人們在天國看到了他的重生。

而在金庸的武俠與江湖之中，我們看不到任何舊秩序的變革或者新思想的啟示，大家仍舊歡快地處於替天行道「該出手時就出手」的道義判斷、及其原始簡單的支撐體系之中。就此意義上來說，金庸的武俠傳奇無異於使用新奇的包裝，將老酒裝進新瓶，因其徒有現代性之形而無現代性之實。相對於深刻質疑傳統倫理價值與權力結構的《紅樓夢》來說，不過是「睡了個好覺，趕了個早集」（套用張愛玲評《紅樓夢》之語）。這使得金庸的作品縱然風靡華人世界，卻或許難以在文學史中真正佔得一席之地。在一片緬懷聲中，我們不必「責備賢者」，卻不妨在比較視野下重新審視金庸的意義，同時對我們身處的時代進行深刻觀照。但願一切不要如顧彬教授所言——「我恐怕中國文學沒有什麼將來」。

（呂恆君，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文學批評哲學博士、德國漢學學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