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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危機與平權——「巴西版特朗普」當選後,我與巴西女性外交官聊了聊

博爾索納羅打的是政治局外人的牌,讓民眾覺得他不同於那些讓他們失望的政治家,但事實上他並不是什麼政治局外人。


2018年10月28日,巴西極右翼總統候選人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的支持者。 攝:Carl De Souza/AFP/Getty Images
2018年10月28日,巴西極右翼總統候選人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的支持者。 攝:Carl De Souza/AFP/Getty Images

在剛剛結束的2018年巴西總統大選中,極右翼參選人雅伊爾·博爾索納羅(Jair Messias Bolsonaro)以近56%的選票優勢獲得了勝利,即將成為新一任巴西總統。

來自社會自由黨(PSL)的博爾索納羅有「巴西特朗普」之稱,力爭消除國內腐敗及高犯罪率。他也曾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提出批評,認為中國大規模的海外併購對巴西構成威脅。

博爾索納羅有許多引發爭議的言論。他提出「巴西優先」,不認為軍政化有問題,揚言要推行巴西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削減對紙媒的資金支持以打擊言論自由,讓他的政治對手乖乖走開,或者準備去坐牢。

《華爾街日報》撰文認為,博爾索納羅的勝利,標誌著巴西政黨制度的破裂,而該制度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軍事統治結束後建立,這也反映了當今時代,世界各地反建制政治以及民粹民族主義的崛起。

巴西是如何從一個軍事獨裁國家,轉型為民主國家的?民主的巴西發展到如今,到底遭遇了何種危機,以至於巴西人民選出了「巴西版特朗普」?帶著這些問題,我採訪了巴西女性外交官布魯娜(Bruna Mara Liso Gagliardi)。

布魯娜是巴西對外關係部人權司(Human Rights Division, Ministry of External Relations of Brazil)顧問和一等秘書。她從2006年開始擔任職業外交官,過去五年來一直關注人權領域,曾駐首爾(2008-2010)、布魯塞爾(2011-2013)和聖荷西(2013-2015)。她也曾在巴西白河外交學院(Rio Branco Institute)為本科學生講授國際人權法。在此之前,布魯娜曾是一名記者,曾獲志奮領獎學金(Chevening)在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 College)學習新聞,也曾在諾丁漢大學學習國際人權法。

今年,布魯娜入選我所供職的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Asia Global Institute)的亞洲環球學人項目(Asia Global Fellowship),希望能比較研究中國與巴西的隱私權、網絡監控和網絡安全問題。在我們平日的交往對話中,經常可以感受到她對法治和人權問題的關注和熱忱,亦時常聽到她身為女性外交官的有趣經歷。

在巴西大選期間,她也熱切地關注著家鄉的情況,她在訪談中,回顧了巴西來之不易的民主制度,談論了巴西目前面臨的危機,而作為一名女性外交官,她也梳理了巴西女性平權的處境。

2018年10月28日,巴西極右翼總統候選人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在第二輪投票中獲勝,成為巴西總統。

2018年10月28日,巴西極右翼總統候選人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在第二輪投票中獲勝,成為巴西總統。攝:Buda Mendes/Getty Images

冷戰中的軍政時期:以「反共」為由的軍事獨裁

當這種獨裁剛剛發生的時候,人們還不習慣、也無法想像它的殘酷,還會出來反抗。但他們很快就知道,反抗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對很多對自己的政治訴求充滿熱忱的人而言,起初無法相信政府能到如此殘忍的地步。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最近,全世界都在關注巴西大選,而剛剛高票當選總統的極右翼參選人雅伊爾·博爾索納羅(Jair Messias Bolsonaro),被稱為「巴西版特朗普」,這是很引人注目的一點。我們知道巴西民主來之不易,能否請妳先談談此次大選的背景?

布魯娜(以下簡稱布):讓我從巴西近年的歷史背景談起吧。現在的巴西,是一個擁有總統制的民主國家,但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我們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獨裁統治,從1964年一直持續到1985年。在那幾十年中,巴西見證了一任又一任軍事獨裁者,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也在同時期有過相似的經歷。

那是在冷戰時代,世界正被右翼勢力和共產主義撕裂,或者說,政治家們宣稱如是。然而事實上,我們並不知道當時共產主義勢力有多強,或者這股勢力究竟是否被某些國家所支持。但對拉丁美洲而言,60年代是個艱難的時代。

端:我在香港參加一個讀書會,近期剛好討論到一位阿根廷作家Mariana Enriquez的選集,她用近乎鬼故事的形式來描繪阿根廷軍事統治下的政治恐怖和殘酷。

布:對,(巴西與阿根廷)非常相似。軍政府宣稱共產主義勢力要威脅這個地區的民主,所以開始實施軍事法。在巴西,這開始於1964年,隨後在1968年,很多憲法自由都依據第五號制度法(Institutional Act Number Five)而被取消,好比處在戒嚴時期的緊急狀態。

端:亞洲社會在同一時期也走過相似的歷程。從1949年到1985年,國民黨在中國國共內戰後,撤離到台灣並開始了軍事戒嚴,也同樣在更大的冷戰背景下。這也是一個地區如何與大時代交匯的例子。

布:是的,在巴西,有不少說法是,當時的政治行動有美國支持,是出於對共產主義政權的恐懼和防備,尤其因為我們距離美國這麼近,而且共產主義古巴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端:這也是拉美為何如此特殊的原因之一,政治家們的意識形態戰爭,有著一個實實在在的藉口。

布:對,一個切實的論據,「看看古巴發生了什麼,我們要引以為戒」。這種軍事獨裁在許多拉美國家都發生過,就像你之前所說的,阿根廷也有不少人被失蹤,有法外處決,有很多極端的做法。

赫爾佐格是一名記者,他在報紙上發表了批評時政的評論,然後被叫去做「例行檢查」,實際上被秘密關押、審問、嚴刑拷打致死。但官方將他擺成上吊自殺的樣子,公佈了偽造的現場圖片,宣稱他的死因是自殺。

端:聽起來很超現實,但這都曾是活生生的歷史。

布:對,就是這樣。

端:但是比起其他拉美國家,巴西的情況似乎沒有那麼糟?

布:人數上可能沒有那麼多,但很多案例同樣可怕。

端:我記得,妳曾告訴我巴西記者弗拉基米爾·赫爾佐格(Vladimir Herzog 1937-1975)的故事。

布:對,談巴西民主化進程,不得不談赫爾佐格和美洲人權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赫爾佐格是一名記者,他在報紙上發表了批評時政的評論,然後被叫去做「例行檢查」,實際上被秘密關押、審問、嚴刑拷打致死。但官方將他擺成上吊自殺的樣子,公佈了偽造的現場圖片,宣稱他的死因是自殺。因為看起來太假,民眾一眼就知道他不可能是自殺的,並開始上街遊行抗議。

端:人們當時可以上街遊行?

布:對。當這種獨裁剛剛發生的時候,人們還不習慣、也無法想像它的殘酷,還會出來反抗。但他們很快就知道,反抗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曾經有一位中學生在抗議時被警察擊斃,人們為他上街遊行,也為他舉行了悼念彌撒。

端:讓我想起德國的彼得·費希特爾(Peter Fechter),一位在企圖翻越柏林牆時被槍殺的十八歲少年,是柏林圍牆建成之後第一個被擊斃的「共和國叛逃者」,後來成了追求自由的標誌性人物。

布:我覺得,對很多對自己的政治訴求充滿熱忱的人而言,起初無法相信政府能到如此殘忍的地步。在巴西,60和70年代時還是有不少抗議遊行活動,政府便逐漸開始收緊政策。當我的母親在70年代上大學的時候,政府規定,不可以有五人以上的公開聚會。她和朋友在路邊聊天時,會被警察喊,「喂,你們幾個,散開點散開點,走起來走起來!」

但到70年代末期,事情開始有所變化,我們開始有間接選舉(國會選舉)的總統。到80年代,人們開始要求更多政治自由,要求直接選舉。

民主化浪潮下,巴西未完成的轉型正義

因為沒有國際警察,你不能把一個國家送去坐牢。但對巴西來說,當時回應美洲人權委員會,是對我們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表態,我們希望自願接受國際規則和國際法的管轄。

端:這些變化是如何能夠產生呢?因為在不同的社會,轉型需要一些特別的環境和契機。比方說蘇聯的解體因為經濟上無法持續,台灣的解嚴和政治領袖的去世有關。

布:在巴西,很直接的原因是,所謂共產主義的威脅本來就不太明確和可靠,而這個藉口也逐漸消亡。軍政府最初宣稱軍事統治只是暫時的,只等局勢冷靜下來,但那個「暫時」持續了三十多年……而到80年代,冷戰也走向尾聲。人們開始要求直接選舉。

媒體最開始有些被動。我本來是學新聞的,所以在巴西新聞界有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是在1984年,人們大規模遊行要求直接投票選舉時(這場大規模遊行的口號是Diretas Já,意思是「直接選舉,此刻就開始!」), 巴西最大的電視台環球電視網(Rede Globo)把它報導成了人們上街慶祝聖保羅市(Sao Paulo)建城430週年——他們在80年代就率先開創了假新聞的風潮!但這種要求改革的社會風氣,還是逐漸興盛。

到90年代,我們有了第一位直接選舉的總統。

1984年,巴西有大規模遊行要求直接投票選舉,巴西最大的電視台環球電視網(Rede Globo)把它報導成了人們上街慶祝聖保羅市(Sao Paulo)建城430週年。

1984年,巴西有大規模遊行要求直接投票選舉,巴西最大的電視台環球電視網(Rede Globo)把它報導成了人們上街慶祝聖保羅市(Sao Paulo)建城430週年。攝:Ghislaine MOREL/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端:這也和當時全世界其他地區的民主化浪潮一致。

布:在那個時候,我們也成了一個非常年輕的民主國家。記者赫爾佐格的案例就在那個時候被重新提出。但在當時,我們還有大赦法(amnesty law),大赦法從1979年開始實施至今。根據大赦法,我們應該忘記過去,建立新國家。但大赦法不能解決歷史遺產的問題,在舊體制中經歷過苦難的人們需要得到正義,傷口需要得到癒合。如果你有一位親人在軍事獨裁時期被突然帶走、綁架,你依然不知道他/她發生了什麼,或者在哪裡被埋葬。

1996年,巴西政府決定向赫爾佐格的遺孀支付賠償金,也公開承認他是在國家的監護下遭受酷刑和殺害,這是很大的進步。但問題是按照大赦法,殺害他的人不能得到檢控,正義依然無法得到伸張。

但在90年代,巴西加入了美洲人權法院——美洲人權法院於1979年正式成立,總部在哥斯達黎加的首都聖荷西。這種區域性的人權系統(reg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s)是二戰後從歐洲開始的,最近的一個於2000年代在非洲成立。美洲人權法院是成立於1948年的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的一部分,基於成員國共同簽署的《美洲國家組織憲章》(Charter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和《美洲人權及義務宣言》(America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Man)。1959年,美洲人權委員會(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成立,總部在華盛頓,1978年美洲人權公約(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出台。

所有的OAS成員國都受美洲人權委員會的管轄,但只有簽署、批准和正式認可美洲人權公約管轄權的國家,才會受審於美洲人權法院。美洲人權法院的決定具有法律約束力。

個人或代表個人的非政府組織,可以向委員會提出呈請,委員會經過分析和聽證後,會向該國提出處理建議,并跟進該國是否根據委員會的建議對事件進行了糾正和完善。如果委員會認為該國回應不足,可將該案件送交至美洲人權法院審訊,人權法院會在分析後公佈判決。

在國家極端違反人權的情況下,比如赫爾佐格的例子,他的家人沒有在他們的國家得到應有的法律回應,他們便通過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向美洲人權委員會提出了對巴西政府的訴願。

端:妳剛告訴我這件事的時候,實在讓我感到震撼。

2018年7月,美洲人權法院發布了判決「譴責」巴西,要求我們撤銷大赦法。大赦法一旦被撤銷,那些曾在獨裁時期實施酷刑的人就可能被起訴。

布:對,區域性人權系統的理念是這樣的:新興民主國家、或經歷過戰爭的國家,一起自願地接受某些凌駕於他們本國憲法之上的原則和規則,有些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忽視。其中一個原則就是酷刑。在國際法裡,我們稱反對酷刑為「jus cogens」,意思是強制性規範,那是無論任何國家內部法律如何都必須遵循的規範。

端:但這種原則很難被執行。

布:對,因為沒有國際警察,你不能把一個國家送去坐牢。但對巴西來說,當時回應美洲人權委員會,是對我們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表態,我們希望自願接受國際規則和國際法的管轄。

赫爾佐格的案子一直到最近才有後續:2018年7月,美洲人權法院發布了判決「譴責」巴西,要求我們撤銷大赦法。大赦法一旦被撤銷,那些曾在獨裁時期實施酷刑的人就可能被起訴。你可以在美洲人權法院的網站上找到完整的判決。

左翼工黨領導下的經濟危機

目前領先的這位總統候選人博爾索納羅的出現,是一種反抗和不滿的表現:人們想表達對工黨領導下一系列衰退的不滿。

端:巴西走過了如此不易的民主化之路,但在最近的大選中,當選的總統博爾索納羅卻是極右翼,BBC甚至認為,巴西目前的民主受到了挑戰。 為何此次大選呈現出如此的局勢?在巴西,對於博爾索納羅,公共輿論大致如何?

布:在2000年代,我們選舉了一位工黨總統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他出身底層,曾是工會領袖,參選幾次才當選總統。他在位期間實施了一系列較為左翼的改革,包括家庭津貼補助計劃(Bolsa Familia)。但他的改革並不在經濟上可持續發展。當時,巴西龐大的內部市場保障了足夠的消費力,帶動了經濟發展,社會風氣樂觀,甚至連2008年的金融危機都沒有影響到巴西。但在盧拉的兩個任期之後,國家基金開始萎縮,他的繼任迪爾瑪·羅塞夫(Dilma Vana Rousseff)依然代表工黨得到連任,但那個時候錢真的用完了。

巴西負債累累,經濟危機拖垮了人民。經濟衰退,失業率高,房地產泡沫化,路上都是建了一半的房子。人們覺得毀了經濟,覺得自己被工黨背叛。工黨總統被彈劾,盧拉自己也因為腐敗問題入獄。工黨的支持率下降,反對率極高。

目前領先的這位總統候選人博爾索納羅的出現,是一種反抗和不滿的表現:人們想表達對工黨領導下一系列衰退的不滿。

2002年當選巴西總統的工黨領袖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在位期間實施了一系列較為左翼的改革。經濟發展良好,社會風氣樂觀。但在盧拉的兩個任期之後,國家基金開始萎縮。

2002年當選巴西總統的工黨領袖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在位期間實施了一系列較為左翼的改革。經濟發展良好,社會風氣樂觀。但在盧拉的兩個任期之後,國家基金開始萎縮。攝:Fabio Vieira/FotoRu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在人權領域,博爾索納羅經常發表反人權的言論。但我們不知道這些言論只是一種修辭而已,還是他準備好了實施支持這些言論的計劃。

博爾索納羅打的是政治局外人的牌,讓民眾覺得他不同於那些讓他們失望的政治家,他也沒有發生過腐敗貪污的醜聞。但事實上,他並不是什麼政治局外人,他自1990年代以來就擔任聯邦眾議員(lower chamber of Congress)。在人權領域,他經常發表反人權的言論,諸如反對男女同工同酬,說自己生第五個孩子的時候軟弱了一下結果生了個女兒,支持軍事化管理學校,持有較為強硬的態度。

端:所以人們投票不是為了支持什麼,而是為了反對什麼?

布:對,巴西經濟如此萎縮,但在特朗普任期內美國經濟尚可。這些民粹主義者宣揚的東西,可能在短期內會讓那個人們感到自己被理解和認可,但長期來看,無論是政治或是文明,我們都需要不斷地抗爭,否則歷史會重複那些錯誤。

端:博爾索納羅所提出的「巴西優先」,軍政化政綱,對巴西的民主社會會有怎樣的影響?

布:現在要評估此次大選對民主社會的危害,還為時尚早。博爾索納羅提出「巴西優先」,不認為軍政化有問題,揚言要推行巴西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削減對紙媒的資金支持以打擊言論自由,讓他的政治對手乖乖走開或者準備去坐牢。 但我們不知道這些言論只是一種修辭而已,還是他準備好了實施支持這些言論的計劃。

在法律與法律之外,巴西女性權利的爭取

除去這些立法上的正式規定,婦女依然沒有完全的生殖權利:在巴西,墮胎是一項犯罪行為,會被處以一到四年的拘留。

端:妳自己的職業經歷也非常特別,在強人政治時代,看到一位女性外交官對政治和人權問題如此富有激情和抱負,也讓人耳目一新。妳是怎麼會選擇這條路的呢?

布:我在發展中國家長大,從小見到太多不公正的現象和種種社會問題,逐漸希望自己能帶來積極的社會變化。最初我選擇新聞,覺得那是一個能夠帶來我所希望看到的改變的方式。

在某些情況下,媒體確實可以成為一種有力的工具。但在媒體行業工作了幾年後,我發現我並不能真正影響事件的進程,只能對事件進行報導,而不能決定事件的發生和改變,所以我決定加入政府。

端:作為女性會很困難嗎?

布:任何持有本科學歷的人都可以參加外交部的公開考試,但在巴西外交人員中,只有20%的女性。這可能與建立家庭的想法有關,因為身為外交人員必須每隔幾年就被派駐到新的國家,這種不斷的遷徙也讓人擔憂。也可能與自信有關,外交部的考試競爭激烈,大約每七千人中,只有一百人可以通過。

端:所以,如果女性從小都被告知妳應該在家庭與事業中做出選擇、沒有男孩聰明能幹的話,很多女性根本不想去嘗試。

在巴西民主化的過程中,性別平等或平權問題是否也同時進行著?從妳的專業角度來看,有哪些法律上的里程碑?

布:有些時候這是同時進行的。比如1988年,憲法重新恢復了巴西民主,也正式認可了巴西的性別平等問題。

巴西女性在1932年就取得了投票權。巴西女性動物學家、外交官(讓我很驕傲!)Bertha Lutz(1894-1976)是巴西女權和人權運動中的關鍵人物。是她孜孜不倦地為巴西女性參政運動做出了努力,也是她為巴西在聯合國中的地位做出了貢獻。她也聯合其他拉丁美洲的外交官,堅持在聯合國憲章上加上性別平等的條款,這件事當時遇到了來自美國和英國代表的反對。

1934年,巴西選出了第一位國會女議員Carlota de Queirós(1892-1982)。1977年,作為一個反對離婚的天主教國家,巴西在法律上允許了離婚。1985年,巴西通過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2016年6月10日,巴西聖保羅舉行反對暴力侵害女性示威。

2016年6月10日,巴西聖保羅舉行反對暴力侵害女性示威。攝:Miguel Schincariol/AFP/Getty Images

但除去這些立法上的正式規定,婦女依然沒有完全的生殖權利:在巴西,墮胎是一項犯罪行為,會被處以一到四年的拘留。只有在以下三種情況下可以墮胎:懷孕是由強迫性行為造成的;胎兒畸形;或是孕婦有潛在生命危險。

2016年,巴西高等法院判決,在懷孕前三個月之內進行的墮胎不應算是犯罪,這項判決可以說是在此問題上開闢了先例,但依然帶著種種爭議性。

2006年,巴西通過了瑪麗亞·達佩尼亞法案(Maria da Penha Law),希望能減少家庭暴力。這則法案是以一名叫瑪麗亞·達佩尼亞的女性命名的,她的丈夫曾兩次企圖謀殺她,最終導致她截癱。她成為巴西婦女權利抗爭中的一位有特別意義的人物。這則法案提出,加重對家暴行為的懲罰,包括高達三年的監禁,而不單單是罰款;為遭遇家暴的女性提供特殊警局;規定施暴者必須離開受害人所在的居所,且不得接近受到襲擊的婦女和兒童。

端:在法律規定之外,在巴西,性別規範一般來說是什麼樣的?

布:儘管在法律上,我們有相對來說的女性保護,但傳統文化規範依然強勢。在實踐上,男女總是遇到雙重標準。

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上司會讓我做一些服務性的任務,比如訂會議室,安排雞尾酒,等等,而我同級別的男性同事就不會被交予這些任務,而是多與談判等專業相關的職責,換言之,他們僅僅因身為男性,就被賦予了更多職業肯定和機會。

在巴西這樣的選美大國,這種和性別有關的雙重標準格外明顯:你看男人可以冷靜地禿頭,鼓著啤酒肚,穿著拖鞋四處溜達,而女人必須把自己塞在緊身的裙子和高跟鞋裡四處奔波,永遠保持年輕美貌。

和世界很多地區一樣,巴西女性也面臨著生育的壓力。儘管地球為人口和環境問題不堪重負,人們還是認為生孩子是一種必須,而不是選擇。而且不應該只生一個,而起碼是兩個,不然就會被認為太自私。

但如今對女性而言,我們不僅要有孩子、有家庭,還要有好的工作,好的伴侶,整潔可喜的居所,維持良好的身材和容貌……換言之,我們必須「have it all」,我覺得這是這個時代最大的迷思。

尤其在巴西這樣的選美大國,這種和性別有關的雙重標準格外明顯:你看男人可以冷靜地禿頭,鼓著啤酒肚,穿著拖鞋四處溜達,而女人必須把自己塞在緊身的裙子和高跟鞋裡四處奔波,永遠保持年輕美貌。

端:香港也是一樣,亞洲也有這樣對年輕化的追求和要求。

布:這些壓力讓人無法過上健康和充實的生活。所以我的個人應對方法是:我知道我無法擁有一切,所以我選擇擁有一些,然後對我擁有的那些東西保持感激和愉悅之心。

端:我記得我們談到過妳的先生,他非常支持妳的事業。

布:對,他是英國人。我們在英國認識,當時我在唸碩士,就在那時得知我考入了外交部。他決定和我一起搬到巴西。當我第一次被派駐國外時,我有不少巴西男同事問我:那妳的丈夫怎麼辦呢,他要追隨妳到東到西嗎?我說,是啊,他都跟我搬到巴西來了!而且他剛好是名英語教師,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

巴西對外關係部人權司顧問及一等秘書Bruna Mara Liso Gagliardi,從2006年開始擔任職業外交官,過去五年來一直關注人權領域。

巴西對外關係部人權司顧問及一等秘書Bruna Mara Liso Gagliardi,從2006年開始擔任職業外交官,過去五年來一直關注人權領域。圖:受訪者提供

端:妳怎麼面對身為女性外交人員的其他困難呢?

布:我很推薦成為佛教徒,無時不修禪……但說真的,耐心非常重要。我的一位外交前輩曾經告訴我,他花三十年時間,才說服日本引進巴西的芒果。三十年!一枚芒果都需要三十年。

端:所以,那更不用提其他方面的改變了,無論是面對政治危機還是社會問題,我們都需要耐心。非常感謝妳。

(郭婷,愛丁堡大學宗教學博士,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端傳媒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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