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危機與平權——「巴西版特朗普」當選後，我與巴西女性外交官聊了聊

在剛剛結束的2018年巴西總統大選中，極右翼參選人雅伊爾·博爾索納羅（Jair Messias Bolsonaro）以近56%的選票優勢獲得了勝利，即將成為新一任巴西總統。

來自社會自由黨（PSL）的博爾索納羅有「巴西特朗普」之稱，力爭消除國內腐敗及高犯罪率。他也曾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提出批評，認為中國大規模的海外併購對巴西構成威脅。

博爾索納羅有許多引發爭議的言論。他提出「巴西優先」，不認為軍政化有問題，揚言要推行巴西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削減對紙媒的資金支持以打擊言論自由，讓他的政治對手乖乖走開，或者準備去坐牢。

《華爾街日報》撰文認為，博爾索納羅的勝利，標誌著巴西政黨制度的破裂，而該制度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軍事統治結束後建立，這也反映了當今時代，世界各地反建制政治以及民粹民族主義的崛起。

巴西是如何從一個軍事獨裁國家，轉型為民主國家的？民主的巴西發展到如今，到底遭遇了何種危機，以至於巴西人民選出了「巴西版特朗普」？帶著這些問題，我採訪了巴西女性外交官布魯娜（Bruna Mara Liso Gagliardi）。

布魯娜是巴西對外關係部人權司（Human Rights Division, Ministry of External Relations of Brazil）顧問和一等秘書。她從2006年開始擔任職業外交官，過去五年來一直關注人權領域，曾駐首爾（2008-2010）、布魯塞爾（2011-2013）和聖荷西（2013-2015）。她也曾在巴西白河外交學院（Rio Branco Institute）為本科學生講授國際人權法。在此之前，布魯娜曾是一名記者，曾獲志奮領獎學金（Chevening）在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 College）學習新聞，也曾在諾丁漢大學學習國際人權法。

今年，布魯娜入選我所供職的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Asia Global Institute）的亞洲環球學人項目（Asia Global Fellowship），希望能比較研究中國與巴西的隱私權、網絡監控和網絡安全問題。在我們平日的交往對話中，經常可以感受到她對法治和人權問題的關注和熱忱，亦時常聽到她身為女性外交官的有趣經歷。

在巴西大選期間，她也熱切地關注著家鄉的情況，她在訪談中，回顧了巴西來之不易的民主制度，談論了巴西目前面臨的危機，而作為一名女性外交官，她也梳理了巴西女性平權的處境。

冷戰中的軍政時期：以「反共」為由的軍事獨裁

當這種獨裁剛剛發生的時候，人們還不習慣、也無法想像它的殘酷，還會出來反抗。但他們很快就知道，反抗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對很多對自己的政治訴求充滿熱忱的人而言，起初無法相信政府能到如此殘忍的地步。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最近，全世界都在關注巴西大選，而剛剛高票當選總統的極右翼參選人雅伊爾·博爾索納羅（Jair Messias Bolsonaro），被稱為「巴西版特朗普」，這是很引人注目的一點。我們知道巴西民主來之不易，能否請妳先談談此次大選的背景？

布魯娜（以下簡稱布）：讓我從巴西近年的歷史背景談起吧。現在的巴西，是一個擁有總統制的民主國家，但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我們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獨裁統治，從1964年一直持續到1985年。在那幾十年中，巴西見證了一任又一任軍事獨裁者，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也在同時期有過相似的經歷。

那是在冷戰時代，世界正被右翼勢力和共產主義撕裂，或者說，政治家們宣稱如是。然而事實上，我們並不知道當時共產主義勢力有多強，或者這股勢力究竟是否被某些國家所支持。但對拉丁美洲而言，60年代是個艱難的時代。

端：我在香港參加一個讀書會，近期剛好討論到一位阿根廷作家Mariana Enriquez的選集，她用近乎鬼故事的形式來描繪阿根廷軍事統治下的政治恐怖和殘酷。

布：對，（巴西與阿根廷）非常相似。軍政府宣稱共產主義勢力要威脅這個地區的民主，所以開始實施軍事法。在巴西，這開始於1964年，隨後在1968年，很多憲法自由都依據第五號制度法（Institutional Act Number Five）而被取消，好比處在戒嚴時期的緊急狀態。

端：亞洲社會在同一時期也走過相似的歷程。從1949年到1985年，國民黨在中國國共內戰後，撤離到台灣並開始了軍事戒嚴，也同樣在更大的冷戰背景下。這也是一個地區如何與大時代交匯的例子。

布：是的，在巴西，有不少說法是，當時的政治行動有美國支持，是出於對共產主義政權的恐懼和防備，尤其因為我們距離美國這麼近，而且共產主義古巴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端：這也是拉美為何如此特殊的原因之一，政治家們的意識形態戰爭，有著一個實實在在的藉口。

布：對，一個切實的論據，「看看古巴發生了什麼，我們要引以為戒」。這種軍事獨裁在許多拉美國家都發生過，就像你之前所說的，阿根廷也有不少人被失蹤，有法外處決，有很多極端的做法。

赫爾佐格是一名記者，他在報紙上發表了批評時政的評論，然後被叫去做「例行檢查」，實際上被秘密關押、審問、嚴刑拷打致死。但官方將他擺成上吊自殺的樣子，公佈了偽造的現場圖片，宣稱他的死因是自殺。

端：聽起來很超現實，但這都曾是活生生的歷史。

布：對，就是這樣。

端：但是比起其他拉美國家，巴西的情況似乎沒有那麼糟？

布：人數上可能沒有那麼多，但很多案例同樣可怕。

端：我記得，妳曾告訴我巴西記者弗拉基米爾·赫爾佐格（Vladimir Herzog 1937-1975）的故事。

布：對，談巴西民主化進程，不得不談赫爾佐格和美洲人權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赫爾佐格是一名記者，他在報紙上發表了批評時政的評論，然後被叫去做「例行檢查」，實際上被秘密關押、審問、嚴刑拷打致死。但官方將他擺成上吊自殺的樣子，公佈了偽造的現場圖片，宣稱他的死因是自殺。因為看起來太假，民眾一眼就知道他不可能是自殺的，並開始上街遊行抗議。

端：人們當時可以上街遊行？

布：對。當這種獨裁剛剛發生的時候，人們還不習慣、也無法想像它的殘酷，還會出來反抗。但他們很快就知道，反抗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曾經有一位中學生在抗議時被警察擊斃，人們為他上街遊行，也為他舉行了悼念彌撒。

端：讓我想起德國的彼得·費希特爾（Peter Fechter），一位在企圖翻越柏林牆時被槍殺的十八歲少年，是柏林圍牆建成之後第一個被擊斃的「共和國叛逃者」，後來成了追求自由的標誌性人物。

布：我覺得，對很多對自己的政治訴求充滿熱忱的人而言，起初無法相信政府能到如此殘忍的地步。在巴西，60和70年代時還是有不少抗議遊行活動，政府便逐漸開始收緊政策。當我的母親在70年代上大學的時候，政府規定，不可以有五人以上的公開聚會。她和朋友在路邊聊天時，會被警察喊，「喂，你們幾個，散開點散開點，走起來走起來！」

但到70年代末期，事情開始有所變化，我們開始有間接選舉（國會選舉）的總統。到80年代，人們開始要求更多政治自由，要求直接選舉。

民主化浪潮下，巴西未完成的轉型正義

因為沒有國際警察，你不能把一個國家送去坐牢。但對巴西來說，當時回應美洲人權委員會，是對我們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表態，我們希望自願接受國際規則和國際法的管轄。

端：這些變化是如何能夠產生呢？因為在不同的社會，轉型需要一些特別的環境和契機。比方說蘇聯的解體因為經濟上無法持續，台灣的解嚴和政治領袖的去世有關。

布：在巴西，很直接的原因是，所謂共產主義的威脅本來就不太明確和可靠，而這個藉口也逐漸消亡。軍政府最初宣稱軍事統治只是暫時的，只等局勢冷靜下來，但那個「暫時」持續了三十多年……而到80年代，冷戰也走向尾聲。人們開始要求直接選舉。

媒體最開始有些被動。我本來是學新聞的，所以在巴西新聞界有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是在1984年，人們大規模遊行要求直接投票選舉時（這場大規模遊行的口號是Diretas Já，意思是「直接選舉，此刻就開始！」）， 巴西最大的電視台環球電視網（Rede Globo）把它報導成了人們上街慶祝聖保羅市（Sao Paulo）建城430週年——他們在80年代就率先開創了假新聞的風潮！但這種要求改革的社會風氣，還是逐漸興盛。

到90年代，我們有了第一位直接選舉的總統。

端：這也和當時全世界其他地區的民主化浪潮一致。

布：在那個時候，我們也成了一個非常年輕的民主國家。記者赫爾佐格的案例就在那個時候被重新提出。但在當時，我們還有大赦法（amnesty law），大赦法從1979年開始實施至今。根據大赦法，我們應該忘記過去，建立新國家。但大赦法不能解決歷史遺產的問題，在舊體制中經歷過苦難的人們需要得到正義，傷口需要得到癒合。如果你有一位親人在軍事獨裁時期被突然帶走、綁架，你依然不知道他/她發生了什麼，或者在哪裡被埋葬。

1996年，巴西政府決定向赫爾佐格的遺孀支付賠償金，也公開承認他是在國家的監護下遭受酷刑和殺害，這是很大的進步。但問題是按照大赦法，殺害他的人不能得到檢控，正義依然無法得到伸張。

但在90年代，巴西加入了美洲人權法院——美洲人權法院於1979年正式成立，總部在哥斯達黎加的首都聖荷西。這種區域性的人權系統（reg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s）是二戰後從歐洲開始的，最近的一個於2000年代在非洲成立。美洲人權法院是成立於1948年的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的一部分，基於成員國共同簽署的《美洲國家組織憲章》（Charter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和《美洲人權及義務宣言》（America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Man）。1959年，美洲人權委員會（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成立，總部在華盛頓，1978年美洲人權公約（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出台。

所有的OAS成員國都受美洲人權委員會的管轄，但只有簽署、批准和正式認可美洲人權公約管轄權的國家，才會受審於美洲人權法院。美洲人權法院的決定具有法律約束力。

個人或代表個人的非政府組織，可以向委員會提出呈請，委員會經過分析和聽證後，會向該國提出處理建議，并跟進該國是否根據委員會的建議對事件進行了糾正和完善。如果委員會認為該國回應不足，可將該案件送交至美洲人權法院審訊，人權法院會在分析後公佈判決。

在國家極端違反人權的情況下，比如赫爾佐格的例子，他的家人沒有在他們的國家得到應有的法律回應，他們便通過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向美洲人權委員會提出了對巴西政府的訴願。

端：妳剛告訴我這件事的時候，實在讓我感到震撼。

2018年7月，美洲人權法院發布了判決「譴責」巴西，要求我們撤銷大赦法。大赦法一旦被撤銷，那些曾在獨裁時期實施酷刑的人就可能被起訴。

布：對，區域性人權系統的理念是這樣的：新興民主國家、或經歷過戰爭的國家，一起自願地接受某些凌駕於他們本國憲法之上的原則和規則，有些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忽視。其中一個原則就是酷刑。在國際法裡，我們稱反對酷刑為「jus cogens」，意思是強制性規範，那是無論任何國家內部法律如何都必須遵循的規範。

端：但這種原則很難被執行。

布：對，因為沒有國際警察，你不能把一個國家送去坐牢。但對巴西來說，當時回應美洲人權委員會，是對我們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表態，我們希望自願接受國際規則和國際法的管轄。

赫爾佐格的案子一直到最近才有後續：2018年7月，美洲人權法院發布了判決「譴責」巴西，要求我們撤銷大赦法。大赦法一旦被撤銷，那些曾在獨裁時期實施酷刑的人就可能被起訴。你可以在美洲人權法院的網站上找到完整的判決。

左翼工黨領導下的經濟危機

目前領先的這位總統候選人博爾索納羅的出現，是一種反抗和不滿的表現：人們想表達對工黨領導下一系列衰退的不滿。

端：巴西走過了如此不易的民主化之路，但在最近的大選中，當選的總統博爾索納羅卻是極右翼，BBC甚至認為，巴西目前的民主受到了挑戰。 為何此次大選呈現出如此的局勢？在巴西，對於博爾索納羅，公共輿論大致如何？

布：在2000年代，我們選舉了一位工黨總統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他出身底層，曾是工會領袖，參選幾次才當選總統。他在位期間實施了一系列較為左翼的改革，包括家庭津貼補助計劃（Bolsa Familia）。但他的改革並不在經濟上可持續發展。當時，巴西龐大的內部市場保障了足夠的消費力，帶動了經濟發展，社會風氣樂觀，甚至連2008年的金融危機都沒有影響到巴西。但在盧拉的兩個任期之後，國家基金開始萎縮，他的繼任迪爾瑪·羅塞夫（Dilma Vana Rousseff）依然代表工黨得到連任，但那個時候錢真的用完了。

巴西負債累累，經濟危機拖垮了人民。經濟衰退，失業率高，房地產泡沫化，路上都是建了一半的房子。人們覺得毀了經濟，覺得自己被工黨背叛。工黨總統被彈劾，盧拉自己也因為腐敗問題入獄。工黨的支持率下降，反對率極高。

目前領先的這位總統候選人博爾索納羅的出現，是一種反抗和不滿的表現：人們想表達對工黨領導下一系列衰退的不滿。

在人權領域，博爾索納羅經常發表反人權的言論。但我們不知道這些言論只是一種修辭而已，還是他準備好了實施支持這些言論的計劃。

博爾索納羅打的是政治局外人的牌，讓民眾覺得他不同於那些讓他們失望的政治家，他也沒有發生過腐敗貪污的醜聞。但事實上，他並不是什麼政治局外人，他自1990年代以來就擔任聯邦眾議員（lower chamber of Congress）。在人權領域，他經常發表反人權的言論，諸如反對男女同工同酬，說自己生第五個孩子的時候軟弱了一下結果生了個女兒，支持軍事化管理學校，持有較為強硬的態度。

端：所以人們投票不是為了支持什麼，而是為了反對什麼？

布：對，巴西經濟如此萎縮，但在特朗普任期內美國經濟尚可。這些民粹主義者宣揚的東西，可能在短期內會讓那個人們感到自己被理解和認可，但長期來看，無論是政治或是文明，我們都需要不斷地抗爭，否則歷史會重複那些錯誤。

端：博爾索納羅所提出的「巴西優先」，軍政化政綱，對巴西的民主社會會有怎樣的影響？

布：現在要評估此次大選對民主社會的危害，還為時尚早。博爾索納羅提出「巴西優先」，不認為軍政化有問題，揚言要推行巴西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削減對紙媒的資金支持以打擊言論自由，讓他的政治對手乖乖走開或者準備去坐牢。 但我們不知道這些言論只是一種修辭而已，還是他準備好了實施支持這些言論的計劃。

在法律與法律之外，巴西女性權利的爭取

除去這些立法上的正式規定，婦女依然沒有完全的生殖權利：在巴西，墮胎是一項犯罪行為，會被處以一到四年的拘留。

端：妳自己的職業經歷也非常特別，在強人政治時代，看到一位女性外交官對政治和人權問題如此富有激情和抱負，也讓人耳目一新。妳是怎麼會選擇這條路的呢？

布：我在發展中國家長大，從小見到太多不公正的現象和種種社會問題，逐漸希望自己能帶來積極的社會變化。最初我選擇新聞，覺得那是一個能夠帶來我所希望看到的改變的方式。

在某些情況下，媒體確實可以成為一種有力的工具。但在媒體行業工作了幾年後，我發現我並不能真正影響事件的進程，只能對事件進行報導，而不能決定事件的發生和改變，所以我決定加入政府。

端：作為女性會很困難嗎？

布：任何持有本科學歷的人都可以參加外交部的公開考試，但在巴西外交人員中，只有20%的女性。這可能與建立家庭的想法有關，因為身為外交人員必須每隔幾年就被派駐到新的國家，這種不斷的遷徙也讓人擔憂。也可能與自信有關，外交部的考試競爭激烈，大約每七千人中，只有一百人可以通過。

端：所以，如果女性從小都被告知妳應該在家庭與事業中做出選擇、沒有男孩聰明能幹的話，很多女性根本不想去嘗試。

在巴西民主化的過程中，性別平等或平權問題是否也同時進行著？從妳的專業角度來看，有哪些法律上的里程碑？

布：有些時候這是同時進行的。比如1988年，憲法重新恢復了巴西民主，也正式認可了巴西的性別平等問題。

巴西女性在1932年就取得了投票權。巴西女性動物學家、外交官（讓我很驕傲！）Bertha Lutz（1894-1976）是巴西女權和人權運動中的關鍵人物。是她孜孜不倦地為巴西女性參政運動做出了努力，也是她為巴西在聯合國中的地位做出了貢獻。她也聯合其他拉丁美洲的外交官，堅持在聯合國憲章上加上性別平等的條款，這件事當時遇到了來自美國和英國代表的反對。

1934年，巴西選出了第一位國會女議員Carlota de Queirós（1892-1982）。1977年，作為一個反對離婚的天主教國家，巴西在法律上允許了離婚。1985年，巴西通過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但除去這些立法上的正式規定，婦女依然沒有完全的生殖權利：在巴西，墮胎是一項犯罪行為，會被處以一到四年的拘留。只有在以下三種情況下可以墮胎：懷孕是由強迫性行為造成的；胎兒畸形；或是孕婦有潛在生命危險。

2016年，巴西高等法院判決，在懷孕前三個月之內進行的墮胎不應算是犯罪，這項判決可以說是在此問題上開闢了先例，但依然帶著種種爭議性。

2006年，巴西通過了瑪麗亞·達佩尼亞法案（Maria da Penha Law），希望能減少家庭暴力。這則法案是以一名叫瑪麗亞·達佩尼亞的女性命名的，她的丈夫曾兩次企圖謀殺她，最終導致她截癱。她成為巴西婦女權利抗爭中的一位有特別意義的人物。這則法案提出，加重對家暴行為的懲罰，包括高達三年的監禁，而不單單是罰款；為遭遇家暴的女性提供特殊警局；規定施暴者必須離開受害人所在的居所，且不得接近受到襲擊的婦女和兒童。

端：在法律規定之外，在巴西，性別規範一般來說是什麼樣的？

布：儘管在法律上，我們有相對來說的女性保護，但傳統文化規範依然強勢。在實踐上，男女總是遇到雙重標準。

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上司會讓我做一些服務性的任務，比如訂會議室，安排雞尾酒，等等，而我同級別的男性同事就不會被交予這些任務，而是多與談判等專業相關的職責，換言之，他們僅僅因身為男性，就被賦予了更多職業肯定和機會。

在巴西這樣的選美大國，這種和性別有關的雙重標準格外明顯：你看男人可以冷靜地禿頭，鼓著啤酒肚，穿著拖鞋四處溜達，而女人必須把自己塞在緊身的裙子和高跟鞋裡四處奔波，永遠保持年輕美貌。

和世界很多地區一樣，巴西女性也面臨著生育的壓力。儘管地球為人口和環境問題不堪重負，人們還是認為生孩子是一種必須，而不是選擇。而且不應該只生一個，而起碼是兩個，不然就會被認為太自私。

但如今對女性而言，我們不僅要有孩子、有家庭，還要有好的工作，好的伴侶，整潔可喜的居所，維持良好的身材和容貌……換言之，我們必須「have it all」，我覺得這是這個時代最大的迷思。

尤其在巴西這樣的選美大國，這種和性別有關的雙重標準格外明顯：你看男人可以冷靜地禿頭，鼓著啤酒肚，穿著拖鞋四處溜達，而女人必須把自己塞在緊身的裙子和高跟鞋裡四處奔波，永遠保持年輕美貌。

端：香港也是一樣，亞洲也有這樣對年輕化的追求和要求。

布：這些壓力讓人無法過上健康和充實的生活。所以我的個人應對方法是：我知道我無法擁有一切，所以我選擇擁有一些，然後對我擁有的那些東西保持感激和愉悅之心。

端：我記得我們談到過妳的先生，他非常支持妳的事業。

布：對，他是英國人。我們在英國認識，當時我在唸碩士，就在那時得知我考入了外交部。他決定和我一起搬到巴西。當我第一次被派駐國外時，我有不少巴西男同事問我：那妳的丈夫怎麼辦呢，他要追隨妳到東到西嗎？我說，是啊，他都跟我搬到巴西來了！而且他剛好是名英語教師，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

端：妳怎麼面對身為女性外交人員的其他困難呢？

布：我很推薦成為佛教徒，無時不修禪……但說真的，耐心非常重要。我的一位外交前輩曾經告訴我，他花三十年時間，才說服日本引進巴西的芒果。三十年！一枚芒果都需要三十年。

端：所以，那更不用提其他方面的改變了，無論是面對政治危機還是社會問題，我們都需要耐心。非常感謝妳。

（郭婷，愛丁堡大學宗教學博士，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端傳媒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