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危机与平权——“巴西版特朗普”当选后，我与巴西女性外交官聊了聊

在刚刚结束的2018年巴西总统大选中，极右翼参选人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Messias Bolsonaro）以近56%的选票优势获得了胜利，即将成为新一任巴西总统。

来自社会自由党（PSL）的博尔索纳罗有“巴西特朗普”之称，力争消除国内腐败及高犯罪率。他也曾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提出批评，认为中国大规模的海外并购对巴西构成威胁。

博尔索纳罗有许多引发争议的言论。他提出“巴西优先”，不认为军政化有问题，扬言要推行巴西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削减对纸媒的资金支持以打击言论自由，让他的政治对手乖乖走开，或者准备去坐牢。

《华尔街日报》撰文认为，博尔索纳罗的胜利，标志着巴西政党制度的破裂，而该制度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军事统治结束后建立，这也反映了当今时代，世界各地反建制政治以及民粹民族主义的崛起。

巴西是如何从一个军事独裁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的？民主的巴西发展到如今，到底遭遇了何种危机，以至于巴西人民选出了“巴西版特朗普”？带着这些问题，我采访了巴西女性外交官布鲁娜（Bruna Mara Liso Gagliardi）。

布鲁娜是巴西对外关系部人权司（Human Rights Division, Ministry of External Relations of Brazil）顾问和一等秘书。她从2006年开始担任职业外交官，过去五年来一直关注人权领域，曾驻首尔（2008-2010）、布鲁塞尔（2011-2013）和圣荷西（2013-2015）。她也曾在巴西白河外交学院（Rio Branco Institute）为本科学生讲授国际人权法。在此之前，布鲁娜曾是一名记者，曾获志奋领奖学金（Chevening）在伦敦大学金匠学院（Goldsmith College）学习新闻，也曾在诺丁汉大学学习国际人权法。

今年，布鲁娜入选我所供职的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Asia Global Institute）的亚洲环球学人项目（Asia Global Fellowship），希望能比较研究中国与巴西的隐私权、网络监控和网络安全问题。在我们平日的交往对话中，经常可以感受到她对法治和人权问题的关注和热忱，亦时常听到她身为女性外交官的有趣经历。

在巴西大选期间，她也热切地关注着家乡的情况，她在访谈中，回顾了巴西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谈论了巴西目前面临的危机，而作为一名女性外交官，她也梳理了巴西女性平权的处境。

冷战中的军政时期：以“反共”为由的军事独裁

当这种独裁刚刚发生的时候，人们还不习惯、也无法想象它的残酷，还会出来反抗。但他们很快就知道，反抗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对很多对自己的政治诉求充满热忱的人而言，起初无法相信政府能到如此残忍的地步。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最近，全世界都在关注巴西大选，而刚刚高票当选总统的极右翼参选人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Messias Bolsonaro），被称为“巴西版特朗普”，这是很引人注目的一点。我们知道巴西民主来之不易，能否请你先谈谈此次大选的背景？

布鲁娜（以下简称布）：让我从巴西近年的历史背景谈起吧。现在的巴西，是一个拥有总统制的民主国家，但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我们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独裁统治，从1964年一直持续到1985年。在那几十年中，巴西见证了一任又一任军事独裁者，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在同时期有过相似的经历。

那是在冷战时代，世界正被右翼势力和共产主义撕裂，或者说，政治家们宣称如是。然而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当时共产主义势力有多强，或者这股势力究竟是否被某些国家所支持。但对拉丁美洲而言，60年代是个艰难的时代。

端：我在香港参加一个读书会，近期刚好讨论到一位阿根廷作家Mariana Enriquez的选集，她用近乎鬼故事的形式来描绘阿根廷军事统治下的政治恐怖和残酷。

布：对，（巴西与阿根廷）非常相似。军政府宣称共产主义势力要威胁这个地区的民主，所以开始实施军事法。在巴西，这开始于1964年，随后在1968年，很多宪法自由都依据第五号制度法（Institutional Act Number Five）而被取消，好比处在戒严时期的紧急状态。

端：亚洲社会在同一时期也走过相似的历程。从1949年到1985年，国民党在中国国共内战后，撤离到台湾并开始了军事戒严，也同样在更大的冷战背景下。这也是一个地区如何与大时代交汇的例子。

布：是的，在巴西，有不少说法是，当时的政治行动有美国支持，是出于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恐惧和防备，尤其因为我们距离美国这么近，而且共产主义古巴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端：这也是拉美为何如此特殊的原因之一，政治家们的意识形态战争，有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借口。

布：对，一个切实的论据，“看看古巴发生了什么，我们要引以为戒”。这种军事独裁在许多拉美国家都发生过，就像你之前所说的，阿根廷也有不少人被失踪，有法外处决，有很多极端的做法。

赫尔佐格是一名记者，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批评时政的评论，然后被叫去做“例行检查”，实际上被秘密关押、审问、严刑拷打致死。但官方将他摆成上吊自杀的样子，公布了伪造的现场图片，宣称他的死因是自杀。

端：听起来很超现实，但这都曾是活生生的历史。

布：对，就是这样。

端：但是比起其他拉美国家，巴西的情况似乎没有那么糟？

布：人数上可能没有那么多，但很多案例同样可怕。

端：我记得，你曾告诉我巴西记者弗拉基米尔·赫尔佐格（Vladimir Herzog 1937-1975）的故事。

布：对，谈巴西民主化进程，不得不谈赫尔佐格和美洲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赫尔佐格是一名记者，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批评时政的评论，然后被叫去做“例行检查”，实际上被秘密关押、审问、严刑拷打致死。但官方将他摆成上吊自杀的样子，公布了伪造的现场图片，宣称他的死因是自杀。因为看起来太假，民众一眼就知道他不可能是自杀的，并开始上街游行抗议。

端：人们当时可以上街游行？

布：对。当这种独裁刚刚发生的时候，人们还不习惯、也无法想象它的残酷，还会出来反抗。但他们很快就知道，反抗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曾经有一位中学生在抗议时被警察击毙，人们为他上街游行，也为他举行了悼念弥撒。

端：让我想起德国的彼得·费希特尔（Peter Fechter），一位在企图翻越柏林墙时被枪杀的十八岁少年，是柏林围墙建成之后第一个被击毙的“共和国叛逃者”，后来成了追求自由的标志性人物。

布：我觉得，对很多对自己的政治诉求充满热忱的人而言，起初无法相信政府能到如此残忍的地步。在巴西，60和70年代时还是有不少抗议游行活动，政府便逐渐开始收紧政策。当我的母亲在7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政府规定，不可以有五人以上的公开聚会。她和朋友在路边聊天时，会被警察喊，“喂，你们几个，散开点散开点，走起来走起来！”

但到70年代末期，事情开始有所变化，我们开始有间接选举（国会选举）的总统。到80年代，人们开始要求更多政治自由，要求直接选举。

民主化浪潮下，巴西未完成的转型正义

因为没有国际警察，你不能把一个国家送去坐牢。但对巴西来说，当时回应美洲人权委员会，是对我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表态，我们希望自愿接受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管辖。

端：这些变化是如何能够产生呢？因为在不同的社会，转型需要一些特别的环境和契机。比方说苏联的解体因为经济上无法持续，台湾的解严和政治领袖的去世有关。

布：在巴西，很直接的原因是，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本来就不太明确和可靠，而这个借口也逐渐消亡。军政府最初宣称军事统治只是暂时的，只等局势冷静下来，但那个“暂时”持续了三十多年……而到80年代，冷战也走向尾声。人们开始要求直接选举。

媒体最开始有些被动。我本来是学新闻的，所以在巴西新闻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是在1984年，人们大规模游行要求直接投票选举时（这场大规模游行的口号是Diretas Já，意思是“直接选举，此刻就开始！”）， 巴西最大的电视台环球电视网（Rede Globo）把它报导成了人们上街庆祝圣保罗市（Sao Paulo）建城430周年——他们在80年代就率先开创了假新闻的风潮！但这种要求改革的社会风气，还是逐渐兴盛。

到90年代，我们有了第一位直接选举的总统。

端：这也和当时全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主化浪潮一致。

布：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成了一个非常年轻的民主国家。记者赫尔佐格的案例就在那个时候被重新提出。但在当时，我们还有大赦法（amnesty law），大赦法从1979年开始实施至今。根据大赦法，我们应该忘记过去，建立新国家。但大赦法不能解决历史遗产的问题，在旧体制中经历过苦难的人们需要得到正义，伤口需要得到愈合。如果你有一位亲人在军事独裁时期被突然带走、绑架，你依然不知道他/她发生了什么，或者在哪里被埋葬。

1996年，巴西政府决定向赫尔佐格的遗孀支付赔偿金，也公开承认他是在国家的监护下遭受酷刑和杀害，这是很大的进步。但问题是按照大赦法，杀害他的人不能得到检控，正义依然无法得到伸张。

但在90年代，巴西加入了美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于1979年正式成立，总部在哥斯达黎加的首都圣荷西。这种区域性的人权系统（reg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s）是二战后从欧洲开始的，最近的一个于2000年代在非洲成立。 美洲人权法院是成立于1948年的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的一部分，基于成员国共同签署的《美洲国家组织宪章》（Charter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和《美洲人权及义务宣言》（America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Man）。1959年，美洲人权委员会（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成立，总部在华盛顿，1978年美洲人权公约（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出台。

所有的OAS成员国都受美洲人权委员会的管辖，但只有签署、批准和正式认可美洲人权公约管辖权的国家，才会受审于美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的决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个人或代表个人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向委员会提出呈请，委员会经过分析和听证后，会向该国提出处理建议，并跟进该国是否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对事件进行了纠正和完善。如果委员会认为该国回应不足，可将该案件送交至美洲人权法院审讯，人权法院会在分析后公布判决。

在国家极端违反人权的情况下，比如赫尔佐格的例子，他的家人没有在他们的国家得到应有的法律回应，他们便通过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出了对巴西政府的诉愿。

端：你刚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实在让我感到震撼。

2018年7月，美洲人权法院发布了判决“谴责”巴西，要求我们撤销大赦法。大赦法一旦被撤销，那些曾在独裁时期实施酷刑的人就可能被起诉。

布：对，区域性人权系统的理念是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或经历过战争的国家，一起自愿地接受某些凌驾于他们本国宪法之上的原则和规则，有些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忽视。其中一个原则就是酷刑。在国际法里，我们称反对酷刑为 “ jus cogens”，意思是强制性规范，那是无论任何国家内部法律如何都必须遵循的规范。

端：但这种原则很难被执行。

布：对，因为没有国际警察，你不能把一个国家送去坐牢。但对巴西来说，当时回应美洲人权委员会，是对我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表态，我们希望自愿接受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管辖。

赫尔佐格的案子一直到最近才有后续：2018年7月，美洲人权法院发布了判决“谴责”巴西，要求我们撤销大赦法。大赦法一旦被撤销，那些曾在独裁时期实施酷刑的人就可能被起诉。你可以在美洲人权法院的网站上找到完整的判决。

左翼工党领导下的经济危机

目前领先的这位总统候选人博尔索纳罗的出现，是一种反抗和不满的表现：人们想表达对工党领导下一系列衰退的不满。

端：巴西走过了如此不易的民主化之路，但在最近的大选中，当选的总统博尔索纳罗却是极右翼，BBC甚至认为，巴西目前的民主受到了挑战。 为何此次大选呈现出如此的局势？在巴西，对于博尔索纳罗，公共舆论大致如何？

布：在2000年代，我们选举了一位工党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他出身底层，曾是工会领袖，参选几次才当选总统。他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较为左翼的改革，包括家庭津贴补助计划（Bolsa Familia）。但他的改革并不在经济上可持续发展。当时，巴西庞大的内部市场保障了足够的消费力，带动了经济发展，社会风气乐观，甚至连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没有影响到巴西。但在卢拉的两个任期之后，国家基金开始萎缩，他的继任迪尔玛·罗塞夫（Dilma Vana Rousseff）依然代表工党得到连任，但那个时候钱真的用完了。

巴西负债累累，经济危机拖垮了人民。经济衰退，失业率高，房地产泡沫化，路上都是建了一半的房子。人们觉得毁了经济，觉得自己被工党背叛。工党总统被弹劾，卢拉自己也因为腐败问题入狱。工党的支持率下降，反对率极高。

目前领先的这位总统候选人博尔索纳罗的出现，是一种反抗和不满的表现：人们想表达对工党领导下一系列衰退的不满。

在人权领域，博尔索纳罗经常发表反人权的言论。但我们不知道这些言论只是一种修辞而已，还是他准备好了实施支持这些言论的计划。

博尔索纳罗打的是政治局外人的牌，让民众觉得他不同于那些让他们失望的政治家，他也没有发生过腐败贪污的丑闻。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什么政治局外人，他自1990年代以来就担任联邦众议员（ lower chamber of Congress）。在人权领域，他经常发表反人权的言论，诸如反对男女同工同酬，说自己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软弱了一下结果生了个女儿，支持军事化管理学校，持有较为强硬的态度。

端：所以人们投票不是为了支持什么，而是为了反对什么？

布：对，巴西经济如此萎缩，但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经济尚可。这些民粹主义者宣扬的东西，可能在短期内会让那个人们感到自己被理解和认可，但长期来看，无论是政治或是文明，我们都需要不断地抗争，否则历史会重复那些错误。

端：博尔索纳罗所提出的“巴西优先”，军政化政纲，对巴西的民主社会会有怎样的影响？

布：现在要评估此次大选对民主社会的危害，还为时尚早。博尔索纳罗提出“巴西优先”，不认为军政化有问题，扬言要推行巴西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削减对纸媒的资金支持以打击言论自由，让他的政治对手乖乖走开或者准备去坐牢。 但我们不知道这些言论只是一种修辞而已，还是他准备好了实施支持这些言论的计划。

在法律与法律之外，巴西女性权利的争取

除去这些立法上的正式规定，妇女依然没有完全的生殖权利：在巴西，堕胎是一项犯罪行为，会被处以一到四年的拘留。

端：你自己的职业经历也非常特别，在强人政治时代，看到一位女性外交官对政治和人权问题如此富有激情和抱负，也让人耳目一新。你是怎么会选择这条路的呢？

布：我在发展中国家长大，从小见到太多不公正的现象和种种社会问题，逐渐希望自己能带来积极的社会变化。最初我选择新闻，觉得那是一个能够带来我所希望看到的改变的方式。

在某些情况下，媒体确实可以成为一种有力的工具。但在媒体行业工作了几年后，我发现我并不能真正影响事件的进程，只能对事件进行报导，而不能决定事件的发生和改变，所以我决定加入政府。

端：作为女性会很困难吗？

布：任何持有本科学历的人都可以参加外交部的公开考试，但在巴西外交人员中，只有20%的女性。这可能与建立家庭的想法有关，因为身为外交人员必须每隔几年就被派驻到新的国家，这种不断的迁徙也让人担忧。也可能与自信有关，外交部的考试竞争激烈，大约每七千人中，只有一百人可以通过。

端：所以，如果女性从小都被告知你应该在家庭与事业中做出选择、没有男孩聪明能干的话，很多女性根本不想去尝试。

在巴西民主化的过程中，性别平等或平权问题是否也同时进行着？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有哪些法律上的里程碑？

布：有些时候这是同时进行的。比如1988年，宪法重新恢复了巴西民主，也正式认可了巴西的性别平等问题。

巴西女性在1932年就取得了投票权。巴西女性动物学家、外交官（让我很骄傲！）Bertha Lutz（1894-1976）是巴西女权和人权运动中的关键人物。是她孜孜不倦地为巴西女性参政运动做出了努力，也是她为巴西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做出了贡献。她也联合其他拉丁美洲的外交官，坚持在联合国宪章上加上性别平等的条款，这件事当时遇到了来自美国和英国代表的反对。

1934年，巴西选出了第一位国会女议员Carlota de Queirós（1892-1982）。1977年，作为一个反对离婚的天主教国家，巴西在法律上允许了离婚。1985年，巴西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但除去这些立法上的正式规定，妇女依然没有完全的生殖权利：在巴西，堕胎是一项犯罪行为，会被处以一到四年的拘留。只有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以堕胎：怀孕是由强迫性行为造成的；胎儿畸形；或是孕妇有潜在生命危险。

2016年，巴西高等法院判决，在怀孕前三个月之内进行的堕胎不应算是犯罪，这项判决可以说是在此问题上开辟了先例，但依然带着种种争议性。

2006年，巴西通过了玛丽亚·达佩尼亚法案（Maria da Penha Law），希望能减少家庭暴力。这则法案是以一名叫玛丽亚·达佩尼亚的女性命名的，她的丈夫曾两次企图谋杀她，最终导致她截瘫。她成为巴西妇女权利抗争中的一位有特别意义的人物。这则法案提出，加重对家暴行为的惩罚，包括高达三年的监禁，而不单单是罚款；为遭遇家暴的女性提供特殊警局；规定施暴者必须离开受害人所在的居所，且不得接近受到袭击的妇女和儿童。

端：在法律规定之外，在巴西，性别规范一般来说是什么样的？

布：尽管在法律上，我们有相对来说的女性保护，但传统文化规范依然强势。在实践上，男女总是遇到双重标准。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上司会让我做一些服务性的任务，比如订会议室，安排鸡尾酒，等等，而我同级别的男性同事就不会被交予这些任务，而是多与谈判等专业相关的职责，换言之，他们仅仅因身为男性，就被赋予了更多职业肯定和机会。

在巴西这样的选美大国，这种和性别有关的双重标准格外明显：你看男人可以冷静地秃头，鼓着啤酒肚，穿着拖鞋四处溜达，而女人必须把自己塞在紧身的裙子和高跟鞋里四处奔波，永远保持年轻美貌。

和世界很多地区一样，巴西女性也面临着生育的压力。尽管地球为人口和环境问题不堪重负，人们还是认为生孩子是一种必须，而不是选择。而且不应该只生一个，而起码是两个，不然就会被认为太自私。

但如今对女性而言，我们不仅要有孩子、有家庭，还要有好的工作，好的伴侣，整洁可喜的居所，维持良好的身材和容貌……换言之，我们必须“have it all”，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迷思。

尤其在巴西这样的选美大国，这种和性别有关的双重标准格外明显：你看男人可以冷静地秃头，鼓着啤酒肚，穿着拖鞋四处溜达，而女人必须把自己塞在紧身的裙子和高跟鞋里四处奔波，永远保持年轻美貌。

端：香港也是一样，亚洲也有这样对年轻化的追求和要求。

布：这些压力让人无法过上健康和充实的生活。所以我的个人应对方法是：我知道我无法拥有一切，所以我选择拥有一些，然后对我拥有的那些东西保持感激和愉悦之心。

端：我记得我们谈到过你的先生，他非常支持你的事业。

布：对，他是英国人。我们在英国认识，当时我在念硕士，就在那时得知我考入了外交部。他决定和我一起搬到巴西。当我第一次被派驻国外时，我有不少巴西男同事问我：那你的丈夫怎么办呢，他要追随你到东到西吗？我说，是啊，他都跟我搬到巴西来了！而且他刚好是名英语教师，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

端：你怎么面对身为女性外交人员的其他困难呢？

布：我很推荐成为佛教徒，无时不修禅……但说真的，耐心非常重要。我的一位外交前辈曾经告诉我，他花三十年时间，才说服日本引进巴西的芒果。三十年！一枚芒果都需要三十年。

端：所以，那更不用提其他方面的改变了，无论是面对政治危机还是社会问题，我们都需要耐心。非常感谢你。

（郭婷，爱丁堡大学宗教学博士，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端传媒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