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的江湖里，斜杠青年们载沉载浮

程超，人称超哥，是中国大陆最早在互联网上打零工的人之一。21世纪初，他曾在杭州开翻译公司，当时中国做出口贸易正热，浙江省知名的民营企业中一大半都是他的客户。但在国内做翻译的薪资太低，他没挣到什么大钱。收入满足不了他的野心，他毅然涨价，可遭到大批客户的抛弃，穷忙一时，却几乎颗粒无收。职业的艰难转型关头，程超发现了互联网上的新天地。

彼时世界最大的在线零工平台Upwork还没有成立，而是由两家分别名为Elance和oDesk的线上人力外包公司分庭抗礼。这两家公司都因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普及而起，任何人或公司都可以成为雇主，在线上发布自己的用工需求和薪资报酬；同样地，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应征者，线上竞争雇主的工作并完成它，获得工资。只不过，这些工作不是全职的，而是零散的、临时性的短期工作，而雇主和应征者，可能来自于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大家通用英文交流。

2011年，程超在线上平台初试牛刀，定位自己为“资深中英文翻译”，时薪35美金，可无人问津。互联网的世界似乎比现实还要残酷，于是他开始降价，20美金、15美金、10美金……直到时薪5美金时，他才接到第一单业务，帮一个德国客户安排物流。从那时起，他“把自己的心态归零”，在互联网的新世界里，他“不是老板，不是创业者，只是一个小生意人。”

只有处于绝望中的人，才会把线上零工当做事业的重点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程超开始在互联网上打零工那几年，全球网上零工市场规模大约20亿美元，这个数字在2016年攀升至48亿美元。另据牛津大学的Online Labor Index的数字，全球零工经济每年增长约14%，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幅。

那一年，程超回忆自己“快要把命搭进去了”，“疯狂接单”，攒五星好评。靠没日没夜的时间累积，他赚得比往昔全职工资数倍，终于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在互联网上，他从翻译转型为“市场咨询顾问”和“社交媒体营销者”，帮助世界各地的中小企业主调研中国市场情况及运营数字营销。从最低5美金的时薪，涨回10美金、15美金、35美金，涨到最高时薪333美金，是中国人在线上平台的最高单价之一，在美国市场也算是前三名，还有来自欧洲的客户请他住豪华酒店，邀他到国外讲解中国市场经验。

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处于绝望中的人，”才会把线上零工当做事业的重点。但“互联网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很多的知识都可以现学，”“就算啥也不会，也敢接单”。做的多了，他发现那些工作并不高大上，无非是修图、写代码、网站优化、采购、验货及跑腿，或是世界五百强大公司将业务外包给大型咨询公司或者投资银行，再转手至下游的小咨询公司或小投行，小公司再找到他这样的个人去做实地考察、业务拓展等等具体琐碎的工作。

原来这里“就是大杂烩、大卖场、大Bazar，”虽然“卧虎藏龙”，但“大多数都是低端生意。”互联网没有除掉中间商，也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平，反而让更多人沉在底层。而他要做的，是从底层攀至顶端。

2015年，Elance和oDesk合并成为Upwork，这是至今为止全球最大的综合类人力外包服务平台。在Upwork上，有超过180个国家、900万自由职业者900万和400万雇主。截至2017年3月，Upwork的年营业额超过10亿美金。除了Upwork之外，还有Freelancer、PeoplePerHour等线上平台，占据着澳大利亚、欧洲等分众市场。在中国，还有猪八戒、程序员客栈等等。

但自由职业者与零工机会永远是供过于求的关系。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国减少了大量中产阶层工作岗位。许多公司倾向开展短期项目，雇佣非合同制的独立员工，即自由职业者，“零工经济”（Gig Economy）从此流行。在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上出售劳动力的情况更加普遍，甚至被政府鼓励，因为人们相信数字经济能帮助摆脱贫困。据《大西洋月刊》在2018年9月的报导，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等国家已经开始培训居民使用在线劳动力平台，马来西亚的目标是，到2020年，让34万名工作者（大部分来自收入最低的40%）能够在网上以自由职业谋生。

底层有底层的生意经。2016年底，程超邀请一位程序员朋友，用爬虫技术抓取了在Upwork上最赚钱的中国人的数据排行榜。排名第一的是来自四川省绵阳市的用户，从2007年开始以每张图1.5至2美金不等的价格修图，每单收入10至500美金不等，到目前累计进账45.3万美金。他的修图风格非常统一，多服务于国外的商业摄影、婚纱摄影或者亚马逊卖家。这是一份重复性极高的工作。据程超了解，这个用户背后是六位修图师组成的小团队，11年来，粗算每个人在upwork上的月收入约为4000元人民币，不能算高薪。

换句话说，中国人依然靠着相对低廉的人力成本在互联网上接单。尽管打零工听上去不是高端职业，但程超发现，在当下以逐利为目的的社会氛围中，“尊重，就来自于你挣没挣到钱”。尤其是在国内经济不景气、实体经济萧条的情况下，许多公司的业务缩水，裁员、减薪，普通人越来越难找到理想工作，而他的客户却来自全世界各地，收入以美金计，听起来更胜一筹。

他在大学时念的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过去，国际贸易做的是实体商品交易，而他抓住零工经济的机会，做起“服务贸易”。他为这群在线上打零工的人重新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跨境自由职业者。

程超开始在微信、知乎等平台上宣扬此道，许多人来投奔他，希望他能指点迷津。那是一群和曾经的程超一样“绝望”的人，有告别职场多年的全职母亲，有事业遇到瓶颈的中年男士，有拥有三四个海外学位却距功成名就遥遥无期的精英人士。他告诉他们如何起步，如何边做边学，如何谈价格，如何在网上追讨欠薪，如何利用零工经济平台成为一个成功的“小生意人”，然后最终摆脱它。在互联网的世界里，程超组建自己的“超哥商学院”——他认为这是零工经济时代给他的机会。

“你如果按小时计费，永远就是打工的”

自由职业者Ting在Upwork上接到的第一单业务是帮一位做英语培训的美国人寻找中国各个大学英语系系主任的电话号码。报酬15美金一小时，共计五个小时。Ting记得，她接到单后，欣喜万分，开始“孜孜不倦地在网上搜索”。

在Ting工作的同时，Upwork也在运用发达的科技监控她。她的电脑屏幕被随机截屏，并被记录键盘输入和鼠标移动的情况——这个功能被Upwork美名为“保障项目进度”，是其平台上保障雇主权益的一个热门卖点。每隔几分钟，Ting的电脑屏幕就发出“咔、咔”的声音，像是“被拍照”。5个小时之后，她提交了工作成果，得到了75美金的工资。她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起点。

另一位自由职业者Echo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她是一位程序员，雇主希望用Webcam监督她的工作。她拒绝了。她的理由是：程序员通常是夜晚在家工作，若用Webcam，难保不会录影到家人的生活，属于侵犯隐私。那一份工作没有谈成。

Echo还有薪水上的困惑。网络接单的价格普遍偏低，譬如，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拥有三年工作经验的前端工程师的月薪约为1.5万人民币左右，后端工程师月薪约为3万左右，而在线上，若以月为单位计算报酬，往往还不及业内行情的三分之一。而真实的工作时长其实难以估算，惯常的工作时间是朝九晚五，但程序员习惯在夜里工作，那就意味着几乎“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二点”，“只要老板发消息，就会有响应”。她从2017年初辞掉在北京的全职工作，做自由职业者只有之前薪水的一半。但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暂时无法回归职场生活。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邱林川曾在《Upwork：全球零工帝国里的剥削与反抗》一文中称，Upwork上的“劳工遍布全球，而各国工资水平差异大，中国人不愿接的活，印度、菲律宾乃至非洲人抢着接，要价差别可达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同时，“平台不用为劳动者提供健康保险等福利，变相回避企业责任，从而施行在传统劳动市场里较难实现的剥削。”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2016年的报告，失去基本权利的工人不断寻找下一份计件工作，“可能会发展出一个打零工者服务少数特权者的社会”。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的教授马克·格雷厄姆（Mark Graham）曾采访了一百余位自由职业者，认为当下的线上零工市场“存在一种逐底竞争效应，因为劳动力明显供过于求。”《大西洋月刊》亦撰文称，自由职业网站迫使“每一个新注册的工作者都进入了一个充满无休止的竞争、薪水低下、几乎毫无稳定性可言的全球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丁晓东也曾表示，平台革命与零工经济给劳动法带来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应考虑“为基于互联网零工经济的劳动者提供一种独特的救济渠道”。

但对程超这样的务实者来说，努力向上游发展才是摆脱不平等待遇的最优解决方案，实现收入的最大化才能成为丛林里的最终胜者。

“如果你一直在做低附加值的事，就没有办法阻挡其他人剥夺你的机会。”在Upwork上有大量零散的工作和不专业的自由职业者。有的是大学生来练手，接翻译工作，直接用Google翻译然后交给客户；也有的人专接帮外国人在中国买东西的业务，5美金一小时，当零花钱随便赚赚。若要脱颖而出，就得“在这样一个杂乱无章的市场里，”“形成一个稳定赚钱的模式。”

程超曾数次被线上雇主邀请至国外。譬如，去美国波士顿和以色列讲解中国的医疗市场，那些雇主想要在中国开发远程医疗和医疗旅游项目。程超为他们介绍中国一线、二线城市的三甲医院的分布，中国的疾病数字、死亡率，中国病人获取信息的途径等。程超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甚至没有医疗行业的工作经验，这些信息都是他根据公开的中文信息或媒体报导整理而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边做，一边学来的”。但就是有很多对中国情况不熟悉、却希望在中国发掘市场的海外中小企业主买账，他们是程超口中“稳定赚钱的模式”的源头。

在线上，他遇到的“边学边赚钱”的零工还有：帮来自希腊的客户翻译中国的气功教材，甚至去问少林寺是否招欧洲代理；帮美国乔治亚州一家碧根果种植户联络国内的进口商，参加国内坚果行业的展会；帮一个英国毕业的华人建筑师打销售电话，推销建筑设计方案；帮美国一家小型制鞋商在江浙沪一带寻找工厂、做设计、开模、找原材料、打样、生产——这一单历时两年，他花费了898个小时，赚了三万多美金。

成功案例赋予了他在粉丝中的话语权。他对粉丝的“布道”包括怎样建立在线上平台打造自信、友好和经验丰富的个人形象，如何分析客户并与之沟通，如何设计并合理安排工作流程，如何制定个人定价策略，获得好评，赢取回头客，以及在最短时间内识别并远离信誉不佳的雇主，避免损失。

在以Upwork为例的线上零工平台，当雇主在选择候选人时，历史评价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评价就像Amazon、Airbnb或中国大陆流行的淘宝网上的顾客评分一样，五星好评为最佳，而评分标准又会分为技能（Skills）、时间有效（Availability）、工作质量（Quality of Work）、沟通能力（Communication）和合作能力（Cooperation）等具体类别。

许多新手都曾因评分吃亏。有的雇主会以测试为名，要求候选人免费干活；或者欠薪，然后以差评威胁；还有的雇主会以前期沟通为名，从候选人那里骗取工作方案，然后再不联系。因系统设定的缘故，一份工作完成后，雇主并不会自动给出默认好评，如果雇主忘记评分，那么两周以后，应征者的个人页面上会出现一行冷冰冰的“无评价”（No Given Feedback），这也会对他们接下一份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程超经历过为积累好评而隐忍工作的苦涩时光，也就此总结出自己的“法则”。就采购这一业务来说，“我建议直接过滤印度，印尼，新加坡，中国香港，中东除阿联酋、迪拜、沙特阿拉伯以外的国家，还有来自非洲国家的雇主。”程超后来这样告诉他的学员，“相对来讲，经济水平决定了他们的支付能力。”而新加坡等地虽然是发达国家，“但新加坡有很多客户，仗着自己会讲中文，很会压低价格，”“不需要浪费过多时间。”

“若是做digital marketer，我也建议过滤非洲国家，尼日利亚、苏丹、阿尔及利亚等，除了南非。以及阿联酋、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这些国家有很多是外包商，你可以理解为互联网界的房产销售或金融销售，”程超说，他每周都会接到不少来自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电话，他统统挂掉，“有可能谈了半天，他们只是来比价，或者骗一个proposal。”

然后再筛掉习惯给4分以下评分的雇主，平均单价在应征者要求的一半以下的雇主，譬如“你要求20-30美金的小时费率，客户的平均费率在10美金或以下，基本可以忽略。”

他不断地鼓励学员去涨价。只有涨价，才能过滤掉低端雇主，吸引来那些不苛求工作时长、不在意几美金时薪差异的高端雇主。而只有力争上游，才会获得更理想的收入。“你要想明白自己是做低价批量，还是高价优质长期客户。”

“你如果按小时计费，永远就是打工的。”他要学员们记住这句话。

“你会获得公平的回报，因为公平就是你的能力”

程超的学员非常认可他这的方法论。

来自福建省厦门的Jessie在Upwork上主要做采购业务，她曾经向程超提出无数琐碎问题，譬如“如果工厂方面因为质量把控不好导致时间过长，而超过deadline，这种情况怎么应对？”或者是“客户要求用PayPal来支付运费或贷款，尤其是金额超过$500或$1000时，该怎样处理？”

在程超的指导下，她的小时单价在三周之内从10美金涨到了32美金。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她都摆脱了平台对她电脑屏幕的监控，而采用人工计时的方法，拥有更多自由。

“女性可以在家赚钱，这是她们的梦想生活，”程超说，“能创造价值，有成就感，能提升在家里的地位。”有几位全职太太，靠自由职业赚得的收入超过了丈夫，丈夫便开始承担家务，“这种愉悦感，你懂的。”

另一位叫Tammy的学员人在深圳，在Upwork上做的小有起色，一个德国雇主和她业务来往日子久了，出价月薪2,500美金想要全职聘用她，却未承诺工作时长、劳动保险、假期等具体保障。“两千五百美金就是你梦想中的生活吗？”程超问她。

“你给客户几个选择。第一，让客户在中国成立公司，或者找个第三方机构，正经雇用你；第二，你开价1500美金一个月，每天给他工作两个小时。还有一个条件，让他每个月提前把钱打给你。”程超叮嘱她怎样去谈判。

程超称，他帮助学员比较Payoneer、PayPal、Worldfirst等不同跨境收款方式，节省更多的时间和手续费。他还教学员背诵各个国家和领导人的英文名，要提高“软实力”，因为太多人“连马克龙的法文名不会念，也不知道默克尔是谁。”譬如来了一个荷兰雇主，一上来能用荷兰语问句好，胜算便多添几分。有时候，连和雇主视频开会时，应该怎样穿衣、布置背景、调整灯光，程超都会手把手地去指点。

这些指导都是有价的，且不菲。他的一对一课程高达六万余元。有时，他会告诉学员需要提高英文，曾做过多年翻译的他也提供收费的在线英文课程。

“没有路径和方法，要走很多弯路。”程超认为，在线上零工平台，一直存在着赚钱的两种模式，一是大多数人选择的“SAD悲伤模式”，低价长期不停歇的工作，时刻蹲守在电脑旁，哪怕是午夜，生怕错过客户的消息；另一种是“HAPPY快乐模式”，收更高的价格，获得客户尊重，客户甚至请他们出国旅游、参加家庭聚会、给他们买礼物，既有钱又有时间。“你会获得公平的回报，因为公平就是你的能力，”程超说。

线上市场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分化——成功的人追求自我价值，失败的人累得无法喘息，像极了现实中的社会。“你当然想要成为第二种人，对不对？”

这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和互联网时代新的社会分工背景之下，一个中国小人物的故事。在这个裁员潮、外资撤离潮、房价低迷潮涌现的时代，“很多人的全职工作压抑，收入得不到显著提升，”程超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加入这个行列，并期望站在赢者的那一端。而规则越不公平，赢面便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