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工人、流浪漢：佔領旺角清場案，拒絕認罪的抗爭者

【編者按】2014年11月25日，旺角佔領區遭警方清場，15人因涉嫌阻礙執達主任及警方清場、違反法庭禁制令，被控刑事藐視法庭罪。當中10名被告在開審前認罪，另外5名被告蕭雲龍、文伙安、翁耀聲、陳柏陶和劉鐵民否認控罪，於2018年8月被裁定罪成。高等法院昨日（10月26日）宣布判刑，73歲流浪漢劉鐵民被判即時入獄4個月，成為本案中唯一一名被判即時入獄的被告，刑期在旺角佔領被捕者中僅次於獲判4個月零15日的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其餘14人分別判緩刑和罰款。

從一捆筷子，到一雙筷子

這個夏末，香港開始審判4年前「雨傘運動」中因佔領旺角而被起訴的最後15人。高等法院大樓內，劉鐵民可能是最特別的一個——他駝著背，像一團皺巴巴的紙，在潔淨莊嚴的法庭裏顯得格格不入。頭髮稀疏，皮膚黝黑，他身穿深灰色格仔襯衫，衣服鬆垮但又莊重地塞進了褲頭，用黑色皮帶系好。記者走近一看，各式不知名污漬東歪西倒地染在他淺卡其褲子上，兩邊胸口的衣袋則裝滿了彩色筆和塑料袋。咧嘴一笑時，他雙眼瞇成了彎月，額上和眼角的皺紋，使他在言談間看起來十分用力。

「明白的，我願意受訪。如果更多人參加運動，就像一雙筷子，一壓就斷；可是成捆的筷子，你壓不斷。」參差的牙齒使劉鐵民咬字不清，當他認真聆聽時，緊皺的眉頭使神情一下嚴肅起來。跟劉鐵民隨行的社工Winnie給他取了個名字，叫“Iron Man”。

劉鐵民今年73歲，居無定所，流浪於街頭巷尾。他的手機是那種舊式的、無法上網的按鍵手機，經常不開機，讓記者找不到他。社工也不例外，需要跑到荔枝角收押所對出的天橋底下，也就是他最近的「家」，通知他上庭的時間。

劉鐵民在4年前的秋天被捕。2014年11月25日，「雨傘運動」第59天，警方到旺角佔領區遭清場。根據法庭文件所述，劉鐵民站在卡板搭建的木台上，雙手舉起「我要真普選」的黃色橫幅。他隨後幫忙清拆木台。

眾聲喧囂，19歲學生翁耀聲在人群中為「咪手」背著揚聲器，人潮將他推到了警方防線前。53歲工人文伙安則背對警察，叫面前的佔領者向亞皆老街方向離開。

最終，警方出動身穿藍色制服的「速龍小隊」，由指揮者指出人潮中的某一人，然後速龍迅速上前拘捕。如果集結在一起的佔領者是劉鐵民所說的一捆筷子，那麼警方的拘捕便像將筷子一根一根地快速抽走。兩天之內，近160人以這樣的方式被抓上警車。學生翁耀聲、工人文伙安和流浪漢劉鐵民，以及兩名年輕人共5人，均否認控罪，成為被最後審訊的批次。同期審理的其餘10人則選擇認罪。

雨傘運動中，學者、政治領袖的被捕畫面，常能被媒體鏡頭捕捉並呈現到大眾面前。金鐘佔領區最後的日子，民主派政治人士、學生組織、文化界名人等靜坐地上，由警方逐個抬走，電視將整個過程直播到每家每戶。然而，在不少支持佔領的人眼中，旺角佔領區是「麻煩製造者」——魚龍混雜、武力衝突頻發，擔心其影響整個運動的觀感，動搖支持民意。對付這樣的佔領區，警方的清場力度更大，「草根」素人抗爭者們，在混亂中被一個一個「抽走」。

他們當中，大多數人沒有在公共輿論場發聲的能力，有的生活甚至朝不保夕。

流浪與佔領

用時下流行的話語，年輕時的劉鐵民屬於香港「新移民」。他在菲律賓一出世便是孤兒，後來被來自福建的養父養母收養。1956年，養母帶著親女兒和他赴港生活。劉鐵民在大陸讀小學，英文連ABC也未學過，來到香港鄧鏡波學校，幾乎所有科目都追不上進度，中二便輟學。僅12、13歲的年紀，他開始流連街頭，到茶樓賣點心，飯店送外賣，那年代流行的俄羅斯大餐，他自稱也送過，有點驕傲。19歲那年，養母一家回到菲律賓，只留下他孤身一人，從此居無定所，四處打散工。保安、侍應、洗碗、外賣，他都做了一遍。

「睡在街上，從來也睡在街上。」

在荔枝角收押所對出的天橋底下，劉鐵民告訴端傳媒記者，剛過去的讓整個香港癱瘓的「山竹」颱風，他就是在這天橋底的柱子後躲著度過的。

他又向記者介紹他的「家當」：一個一人寬的小推車上，紙皮箱塞滿了膠樽、塑料袋、布袋，以及路人贈送的方便麵和麵包。要緊的東西則放在背包裏，背包上掛著各色釦子，方便扣上膠帶。更珍視的物品，他選擇放進腰上舊得脫線且沾滿橙色污漬的掛包——他從裏面掏出一個透明保鮮袋，裝著兩團皺巴巴快爛掉的剪報，一張《蘋果日報》一張《東方日報》，均是關於他「佔旺藐視法庭案」的報導。

「『佔中』是我一輩子最快樂的時光。大家一起為民主自由去實行（踐），很開心。」劉鐵民說。

2014年9月28日，「佔中三子」宣布提早啟動佔中，大批市民湧到金鐘聲援示威者，警方其後施放催淚彈，激發民情洶湧。幾十年來習慣從收音機聽新聞的劉鐵民一聽到消息，便想著到場支持。他身上連坐船過海的2塊8都沒有，只好向周圍乞了錢，趕到了金鐘。現場催淚彈硝煙繚繞，不知誰塞給他一個透明的塑膠眼罩，儘管如此，他仍完全睜不開眼，「煙走（飄）過來，好像火燭（著火）一般，人都要倒下了。」當時他69歲，孤身一人，走幾步路就感覺沒力氣了，在戰事般的場面裏手足無措。

不久後，旺角佔領區出現，劉鐵民當時正好露宿旺角街頭，便每天從耀才證券前的「家」，過馬路到佔領區。旺角本是遊客愛逛的購物區，亦是龍蛇混雜、江湖人士聚集之處。佔領旺角的人群也明顯不同於金鐘、銅鑼灣：他們看起來更「草根」、更「基層」，也更傾向於「勇武」鬥爭。無論是黑社會、反佔中人士的頻頻踩場，還是彌敦道馬路上生長出的關帝廟和基督教聖堂，一切都讓旺角佔領區展現出港島佔領區所沒有的魔幻景象。

「我常顧念著那裏的人。」劉鐵民從前不願申請綜援，說要靠自己生活；因為佔領，才去把綜援領來，3400港元一個月，「差不多所有錢都用在派食物啊水啊那裏。」他常去超級市場「掃貨」，一次過把人家一架子的蛋糕或蒸餾水買走，用紙皮箱裝到滿了，拉到街上派給佔領者。他又找來掃帚，跑去清掃街道。說到這裏，他咧嘴一笑，說自己「很專業」。

「我通常只有兩套衣服，你看我很髒，像個乞丐。但在旺角佔領區我會洗衣服，『執到正』（收拾得很乾淨），企企理理（乾淨整齊）。」

記者問劉鐵民怎麼理解「佔中」，他說從收音機聽到，「是為大眾的利益，為不合理的制度而抗爭」，要「爭取真普選」；問他可知「佔中」理念是蓄意及有限度和平違法並最終願意認罪，他說「知道，大家如何也是要付出代價的，為了社會」。

「如果只是遊行，政府不會理。人們之所以『佔中』，要轟動整個香港、整個中國，甚至世界。交通是不方便，但如果太斯文，一支針刺下來也不會痛的。」他眉頭又再次緊皺，思索片刻，「用武力就不好了。用武力得到政權，將來就會被人用武力消滅政權。」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他44歲，參加了人生第一場遊行。自此他成了各大社運常客。長年組織、參與社運的「長毛」梁國雄也是在當年開始認識他，「劉鐵民是我的老友了。他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

「做一件好事，不一定要有『著數』（利益）。」劉鐵民如此總結。

他們無法理解的法律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的「佔中」理念，是效法甘地、馬丁·路德·金的傳統，以公開、蓄意及有限度的違法行為，非暴力佔領中環，去改變不公義的制度，亦即為港人爭取北京曾承諾的真普選制度。他主張如果被捕，不抗辯，在法庭中陳述自己的理念，並甘願坐牢，是為「公民抗命」。

然而去到實際操作，由小巴等利益集團向法庭申請禁制令，並由執達吏及警方介入清場時，這些佔領參與者面對的罪行，便成了因沒按禁制令離開而「刑事藐視法庭」。他們要不因質疑禁制令內容而拒不認罪，要不因經濟條件限制或生活受曠日持久的官司影響，而選擇認罪。在耗時4年的司法程序面前，「公民抗命」似乎沒能成為大多數人實際理解、或有條件實踐的信念。

從誕生到清場，歷時60天的旺角佔領區，非「勇武派」的普通基層素人抗爭者為數不少，57歲的文伙安便是其中一個。記者在法院見到他時，他正像往常一樣重心後傾、斜斜地站著，顯得氣定神閒。

「但凡你關心香港社會，街上出現這樣的運動，你很自然都會走進去的。」

文伙安如此解釋自己參與佔領的動機，而對「佔中」的理念隻字不提。4年前，他一頭扎入金鐘催淚彈現場，再因工作地點的關係，加入旺角佔領區。身為技術工人，他的工作是用電腦系統控制器材，每天上夜班，直到清晨七點，才收工前往旺角。他沒怎麼和佔領區的人們結識、談話，見到便打個招呼，散了便也散了。熟絡起來的，是一同經歷4年官司的被捕者。

文伙安說自己不願認罪：「法律和我的認知存在太大出入。清場那天，禁制令寫明是清理障礙物，人又不是物件，我們留在那裏有什麼問題？我無法理解。」當時社會上對清場的禁制令爭議不斷：障礙物是否涵蓋人？申請清場的中信、潮聯小巴等原告人是否有權要求在場示威者遷離現場？警方又在何時有權力介入清場？

法官對佔旺清場被捕者的判決，也惹來不少爭議。香港民間青年法律組織「法夢」分析認為，按陳慶偉法官在2017年10月13日對包括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在內的9名不認罪被捕者所作裁決，任何人只要留在禁制令範圍，便已觸犯刑事藐視法庭；但在場被捕者是否真的知道禁制令即將執行、實際上他們有否阻礙執行禁制令，亦應該是判決的考慮因素。

這一切涉及專業法律知識的問題，在文伙安面前，成為用常識無法理解的不解之題：「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還沒判，義務律師就要我簽禁足令（禁止踏入旺角佔領區域），憑什麼？我不簽，也不要這些義務律師繼續幫我。後來說用民事檢控我刑事藐視法庭罪，這很難明白。」

「蘇格拉底為什麼會死？因為堅持自己的觀點。」文伙安堅持質疑：「誰說人也是障礙物？我沒有藐視法庭。」

流浪漢劉鐵民不認罪，也是基於一種道德直覺。「不認罪是對正義的堅持。支持運動就要支持到底。」

當見到同期的被捕者有不少認了罪，劉鐵民也有點猶疑，「不認罪當然（判）重一點，認罪當然輕一點......還是不認罪，堅持到底比較好。」他最後還是選擇不認罪。

劉鐵民說，佔領那段日子，天天都有傳言說要清場，根本弄不清究竟是真是假。

「我年紀大，又沒有收入，還是想判刑能減輕一點......我（清場）那天的確想離開。」他喃喃道，「但法官也沒有信。」

「做了自己本分，也不怕別人怎麼看了。」

對公民抗命的想象

「我清楚明白『佔中』理念：一部分人做出不合作運動，然後承擔那個責任。」

戴耀廷在「佔中」前所發起的三次「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當時仍是中學生的翁耀聲，從新聞中了解到「佔中」理念。

在旺角佔領的日子，翁耀聲19歲，剛上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讀社工系，幾乎每天深夜11、12點到場，負責物資站的工作。一班義載的司機找來卡板，他在上面鋪一兩層睡袋，躺上去就入睡。在他記憶中，那年10月的香港，能讓人熱出一身汗。

「金鐘太悶了。我想在旺角參與運動，接觸不同的人，嘗試去告訴他們，我們在做什麼。」有一晚他花了足足三小時，向一位路過發問的大叔解釋佔領運動。他每天帶著很多疑問回到學院，又帶著更多疑問回到佔領區。

「是否自首的問題，當時在旺角比較敏感，常常被激進派貼上『左膠』標籤，被認為阻礙運動發展。」他回憶當時人群混雜，不同想法的人都有，「野貓式」（游擊式）行動也很常見。

但翁耀聲對自己許下承諾：無論運動去到什麼地步，最終他要承擔責任。

旺角清場那一天，他幫「咪手」扛揚聲器。「我一直不覺得會被捕，因為禁制令只說如果我們阻礙清場，才要求警方拘捕。」到下午三時左右，他先是見到文伙安被「速龍」拉走，然後見到有警察向「速龍」小隊指出他身邊的「咪手」。

「他才十幾歲，我擔心他不知有沒有心理準備。我想拉住他，於是一下子連帶我也被警察拉走了。」

被綁上手索，經過警戒線時，有師兄從旺角地鐵站頂往下大叫，叫他把身份證號碼、姓名報上來。那一刻，混亂中的翁耀聲真正意識到自己被捕了。

為時4年的司法程序，就此拉開序幕。翁耀聲和劉鐵民、文伙安一樣，選擇不認罪，理由與文伙安相似：「我希望澄清當時禁制令的內容：是否只要在場，就違反禁制令。」

從第一次上庭開始，法庭文件紛至沓來。由於延誤了法援申請時間，所有的文件都必須經他自己處理。有一次，法庭一次過送來7疊卷宗，磚頭那麼厚，加上20隻CD的錄像：3個鏡頭從不同角度捕捉記錄他在清場現場的一舉一動。他對著錄像一點點記錄有利於自己的時間節點，又一個個單詞地查文件裏看不懂的英文法律術語，整整用了8個小時。法庭送文件、約時間簽收、閱讀資料、找律師諮詢、出席庭審......流程循環往復。

他說曾想過參與集體認罪的行動，去警署自首「非法集會」，但身邊朋友都按住他，說他已經有一條罪在身，別再多背一條。「我也漸漸感覺到，一條罪都需要這麼多時間精力，再多幾條罪，我可能沒法處理了。」

4年來，他總有一種「有件事在心裏」的感覺：「律政司因為『甩轆』（擺烏龍），檢控了我們兩次。第一次的時候，上庭沒有10次也有8次。總是要keep住預計時間上庭。有的被告不像我，他們上庭完全聽不懂，每次都以為要審自己了，結果只是法官討論法律程序。這樣的精神壓力真的好大 。」

在這段期間，翁耀聲不敢找全職工作，因為常常要上庭；有時去參加社會行動，心裏又多有顧慮，因為害怕再負擔更多罪名。

即使認罪，「公民抗命」可能也難獲最初設想的效果。「當初可能大家想象一種集體認罪、判刑的感召力。就像運動一開始那樣，幾百人在一起被捕，這樣的畫面感召力可能更強。但這4年裏，律政司會挑選，對每一單案件都是幾個十幾個人地分散提告，整個被捕者的畫面就沒那麼強了。」

「檢控的掌控權在司法機關那裏，這也是國家機器對抗爭者的打壓。」

雖如此，翁耀聲仍說：「我給自己預備的位置，就是承擔罪責。這就是佔領開始時對公民抗命的想象。」

後記

佔領運動的4年前後，泛民主派社運能量似乎越發了無生機，在不少人眼中，香港早已風雲俱變。

4年之後的今天，文伙安因公司取消晚班而待業家中；翁耀聲在一家NGO找到了工作；劉鐵民繼續流落街頭，按照他記錄的124個可免費獲派飯的地方，佝僂穿梭於這城市的角落。距離判刑前一個月，他的電話總是無法打通，倒是他偶爾會給記者來電，告知他的近況如何。

「食得鹹魚抵得渴。」他說被判有罪不怕，只要做的事是正義的，「飯煮到就食」。

他有一本巴掌大的簿子記錄各種俗語和詩句，最後他翻到某一頁，向記者念道：「落魄莫問根由。」

2018年10月26日，高等法院宣判劉鐵民判監4個月，是本案中唯一一名即時入獄的被告。15位佔旺清場被捕者，擁擠地坐在犯人欄後。翁耀聲和文伙安端坐著，神情嚴肅；身穿紅色格仔襯衫的劉鐵民縮在了角落裏，沮喪與不安寫滿那張滿是褶皺的臉龐，他看起來灰頭土臉，低頭擺弄同聲傳譯器。

只眨兩眼之間，他已迅速被庭警押走。來自公眾席「鐵民叔撐住！」「我們支持你！」的呼喊聲，追不上他背影。

（實習記者馮楚怡、劉家睿、朱鑒瀅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