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工人、流浪汉：占领旺角清场案，拒绝认罪的抗争者

【编者按】2014年11月25日，旺角占领区遭警方清场，15人因涉嫌阻碍执达主任及警方清场、违反法庭禁制令，被控刑事藐视法庭罪。当中10名被告在开审前认罪，另外5名被告萧云龙、文伙安、翁耀声、陈柏陶和刘铁民否认控罪，于2018年8月被裁定罪成。高等法院昨日（10月26日）宣布判刑，73岁流浪汉刘铁民被判即时入狱4个月，成为本案中唯一一名被判即时入狱的被告，刑期在旺角占领被捕者中仅次于获判4个月零15日的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其余14人分别判缓刑和罚款。

从一捆筷子，到一双筷子

这个夏末，香港开始审判4年前“雨伞运动”中因占领旺角而被起诉的最后15人。高等法院大楼内，刘铁民可能是最特别的一个——他驼著背，像一团皱巴巴的纸，在洁净庄严的法庭里显得格格不入。头发稀疏，皮肤黝黑，他身穿深灰色格仔衬衫，衣服松垮但又庄重地塞进了裤头，用黑色皮带系好。记者走近一看，各式不知名污渍东歪西倒地染在他浅卡其裤子上，两边胸口的衣袋则装满了彩色笔和塑料袋。咧嘴一笑时，他双眼瞇成了弯月，额上和眼角的皱纹，使他在言谈间看起来十分用力。

“明白的，我愿意受访。如果更多人参加运动，就像一双筷子，一压就断；可是成捆的筷子，你压不断。”参差的牙齿使刘铁民咬字不清，当他认真聆听时，紧皱的眉头使神情一下严肃起来。跟刘铁民随行的社工Winnie给他取了个名字，叫“Iron Man”。

刘铁民今年73岁，居无定所，流浪于街头巷尾。他的手机是那种旧式的、无法上网的按键手机，经常不开机，让记者找不到他。社工也不例外，需要跑到荔枝角收押所对出的天桥底下，也就是他最近的“家”，通知他上庭的时间。

刘铁民在4年前的秋天被捕。2014年11月25日，“雨伞运动”第59天，警方到旺角占领区遭清场。根据法庭文件所述，刘铁民站在卡板搭建的木台上，双手举起“我要真普选”的黄色横幅。他随后帮忙清拆木台。

众声喧嚣，19岁学生翁耀声在人群中为“咪手”背著扬声器，人潮将他推到了警方防线前。53岁工人文伙安则背对警察，叫面前的占领者向亚皆老街方向离开。

最终，警方出动身穿蓝色制服的“速龙小队”，由指挥者指出人潮中的某一人，然后速龙迅速上前拘捕。如果集结在一起的占领者是刘铁民所说的一捆筷子，那么警方的拘捕便像将筷子一根一根地快速抽走。两天之内，近160人以这样的方式被抓上警车。学生翁耀声、工人文伙安和流浪汉刘铁民，以及两名年轻人共5人，均否认控罪，成为被最后审讯的批次。同期审理的其余10人则选择认罪。

雨伞运动中，学者、政治领袖的被捕画面，常能被媒体镜头捕捉并呈现到大众面前。金钟占领区最后的日子，民主派政治人士、学生组织、文化界名人等静坐地上，由警方逐个抬走，电视将整个过程直播到每家每户。然而，在不少支持占领的人眼中，旺角占领区是“麻烦制造者”——鱼龙混杂、武力冲突频发，担心其影响整个运动的观感，动摇支持民意。对付这样的占领区，警方的清场力度更大，“草根”素人抗争者们，在混乱中被一个一个“抽走”。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没有在公共舆论场发声的能力，有的生活甚至朝不保夕。

流浪与占领

用时下流行的话语，年轻时的刘铁民属于香港“新移民”。他在菲律宾一出世便是孤儿，后来被来自福建的养父养母收养。1956年，养母带著亲女儿和他赴港生活。刘铁民在大陆读小学，英文连ABC也未学过，来到香港邓镜波学校，几乎所有科目都追不上进度，中二便辍学。仅12、13岁的年纪，他开始流连街头，到茶楼卖点心，饭店送外卖，那年代流行的俄罗斯大餐，他自称也送过，有点骄傲。19岁那年，养母一家回到菲律宾，只留下他孤身一人，从此居无定所，四处打散工。保安、侍应、洗碗、外卖，他都做了一遍。

“睡在街上，从来也睡在街上。”

在荔枝角收押所对出的天桥底下，刘铁民告诉端传媒记者，刚过去的让整个香港瘫痪的“山竹”台风，他就是在这天桥底的柱子后躲著度过的。

他又向记者介绍他的“家当”：一个一人宽的小推车上，纸皮箱塞满了胶樽、塑料袋、布袋，以及路人赠送的方便面和面包。要紧的东西则放在背包里，背包上挂著各色扣子，方便扣上胶带。更珍视的物品，他选择放进腰上旧得脱线且沾满橙色污渍的挂包——他从里面掏出一个透明保鲜袋，装著两团皱巴巴快烂掉的剪报，一张《苹果日报》一张《东方日报》，均是关于他“占旺藐视法庭案”的报导。

“‘占中’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大家一起为民主自由去实行（践），很开心。”刘铁民说。

2014年9月28日，“占中三子”宣布提早启动占中，大批市民涌到金钟声援示威者，警方其后施放催泪弹，激发民情汹涌。几十年来习惯从收音机听新闻的刘铁民一听到消息，便想著到场支持。他身上连坐船过海的2块8都没有，只好向周围乞了钱，赶到了金钟。现场催泪弹硝烟缭绕，不知谁塞给他一个透明的塑胶眼罩，尽管如此，他仍完全睁不开眼，“烟走（飘）过来，好像火烛（著火）一般，人都要倒下了。”当时他69岁，孤身一人，走几步路就感觉没力气了，在战事般的场面里手足无措。

不久后，旺角占领区出现，刘铁民当时正好露宿旺角街头，便每天从耀才证券前的“家”，过马路到占领区。旺角本是游客爱逛的购物区，亦是龙蛇混杂、江湖人士聚集之处。占领旺角的人群也明显不同于金钟、铜锣湾：他们看起来更“草根”、更“基层”，也更倾向于“勇武”斗争。无论是黑社会、反占中人士的频频踩场，还是弥敦道马路上生长出的关帝庙和基督教圣堂，一切都让旺角占领区展现出港岛占领区所没有的魔幻景象。

“我常顾念著那里的人。”刘铁民从前不愿申请综援，说要靠自己生活；因为占领，才去把综援领来，3400港元一个月，“差不多所有钱都用在派食物啊水啊那里。”他常去超级市场“扫货”，一次过把人家一架子的蛋糕或蒸馏水买走，用纸皮箱装到满了，拉到街上派给占领者。他又找来扫帚，跑去清扫街道。说到这里，他咧嘴一笑，说自己“很专业”。

“我通常只有两套衣服，你看我很脏，像个乞丐。但在旺角占领区我会洗衣服，‘执到正’（收拾得很干净），企企理理（干净整齐）。”

记者问刘铁民怎么理解“占中”，他说从收音机听到，“是为大众的利益，为不合理的制度而抗争”，要“争取真普选”；问他可知“占中”理念是蓄意及有限度和平违法并最终愿意认罪，他说“知道，大家如何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社会”。

“如果只是游行，政府不会理。人们之所以‘占中’，要轰动整个香港、整个中国，甚至世界。交通是不方便，但如果太斯文，一支针刺下来也不会痛的。”他眉头又再次紧皱，思索片刻，“用武力就不好了。用武力得到政权，将来就会被人用武力消灭政权。”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他44岁，参加了人生第一场游行。自此他成了各大社运常客。长年组织、参与社运的“长毛”梁国雄也是在当年开始认识他，“刘铁民是我的老友了。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做一件好事，不一定要有‘著数’（利益）。”刘铁民如此总结。

他们无法理解的法律

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的“占中”理念，是效法甘地、马丁·路德·金的传统，以公开、蓄意及有限度的违法行为，非暴力占领中环，去改变不公义的制度，亦即为港人争取北京曾承诺的真普选制度。他主张如果被捕，不抗辩，在法庭中陈述自己的理念，并甘愿坐牢，是为“公民抗命”。

然而去到实际操作，由小巴等利益集团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并由执达吏及警方介入清场时，这些占领参与者面对的罪行，便成了因没按禁制令离开而“刑事藐视法庭”。他们要不因质疑禁制令内容而拒不认罪，要不因经济条件限制或生活受旷日持久的官司影响，而选择认罪。在耗时4年的司法程序面前，“公民抗命”似乎没能成为大多数人实际理解、或有条件实践的信念。

从诞生到清场，历时60天的旺角占领区，非“勇武派”的普通基层素人抗争者为数不少，57岁的文伙安便是其中一个。记者在法院见到他时，他正像往常一样重心后倾、斜斜地站著，显得气定神闲。

“但凡你关心香港社会，街上出现这样的运动，你很自然都会走进去的。”

文伙安如此解释自己参与占领的动机，而对“占中”的理念只字不提。4年前，他一头扎入金钟催泪弹现场，再因工作地点的关系，加入旺角占领区。身为技术工人，他的工作是用电脑系统控制器材，每天上夜班，直到清晨七点，才收工前往旺角。他没怎么和占领区的人们结识、谈话，见到便打个招呼，散了便也散了。熟络起来的，是一同经历4年官司的被捕者。

文伙安说自己不愿认罪：“法律和我的认知存在太大出入。清场那天，禁制令写明是清理障碍物，人又不是物件，我们留在那里有什么问题？我无法理解。”当时社会上对清场的禁制令争议不断：障碍物是否涵盖人？申请清场的中信、潮联小巴等原告人是否有权要求在场示威者迁离现场？警方又在何时有权力介入清场？

法官对占旺清场被捕者的判决，也惹来不少争议。香港民间青年法律组织“法梦”分析认为，按陈庆伟法官在2017年10月13日对包括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在内的9名不认罪被捕者所作裁决，任何人只要留在禁制令范围，便已触犯刑事藐视法庭；但在场被捕者是否真的知道禁制令即将执行、实际上他们有否阻碍执行禁制令，亦应该是判决的考虑因素。

这一切涉及专业法律知识的问题，在文伙安面前，成为用常识无法理解的不解之题：“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还没判，义务律师就要我签禁足令（禁止踏入旺角占领区域），凭什么？我不签，也不要这些义务律师继续帮我。后来说用民事检控我刑事藐视法庭罪，这很难明白。”

“苏格拉底为什么会死？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文伙安坚持质疑：“谁说人也是障碍物？我没有藐视法庭。”

流浪汉刘铁民不认罪，也是基于一种道德直觉。“不认罪是对正义的坚持。支持运动就要支持到底。”

当见到同期的被捕者有不少认了罪，刘铁民也有点犹疑，“不认罪当然（判）重一点，认罪当然轻一点......还是不认罪，坚持到底比较好。”他最后还是选择不认罪。

刘铁民说，占领那段日子，天天都有传言说要清场，根本弄不清究竟是真是假。

“我年纪大，又没有收入，还是想判刑能减轻一点......我（清场）那天的确想离开。”他喃喃道，“但法官也没有信。”

“做了自己本分，也不怕别人怎么看了。”

对公民抗命的想象

“我清楚明白‘占中’理念：一部分人做出不合作运动，然后承担那个责任。”

戴耀廷在“占中”前所发起的三次“商讨日”（Deliberation Day），当时仍是中学生的翁耀声，从新闻中了解到“占中”理念。

在旺角占领的日子，翁耀声19岁，刚上香港专业进修学校读社工系，几乎每天深夜11、12点到场，负责物资站的工作。一班义载的司机找来卡板，他在上面铺一两层睡袋，躺上去就入睡。在他记忆中，那年10月的香港，能让人热出一身汗。

“金钟太闷了。我想在旺角参与运动，接触不同的人，尝试去告诉他们，我们在做什么。”有一晚他花了足足三小时，向一位路过发问的大叔解释占领运动。他每天带著很多疑问回到学院，又带著更多疑问回到占领区。

“是否自首的问题，当时在旺角比较敏感，常常被激进派贴上‘左胶’标签，被认为阻碍运动发展。”他回忆当时人群混杂，不同想法的人都有，“野猫式”（游击式）行动也很常见。

但翁耀声对自己许下承诺：无论运动去到什么地步，最终他要承担责任。

旺角清场那一天，他帮“咪手”扛扬声器。“我一直不觉得会被捕，因为禁制令只说如果我们阻碍清场，才要求警方拘捕。”到下午三时左右，他先是见到文伙安被“速龙”拉走，然后见到有警察向“速龙”小队指出他身边的“咪手”。

“他才十几岁，我担心他不知有没有心理准备。我想拉住他，于是一下子连带我也被警察拉走了。”

被绑上手索，经过警戒线时，有师兄从旺角地铁站顶往下大叫，叫他把身份证号码、姓名报上来。那一刻，混乱中的翁耀声真正意识到自己被捕了。

为时4年的司法程序，就此拉开序幕。翁耀声和刘铁民、文伙安一样，选择不认罪，理由与文伙安相似：“我希望澄清当时禁制令的内容：是否只要在场，就违反禁制令。”

从第一次上庭开始，法庭文件纷至沓来。由于延误了法援申请时间，所有的文件都必须经他自己处理。有一次，法庭一次过送来7叠卷宗，砖头那么厚，加上20只CD的录像：3个镜头从不同角度捕捉记录他在清场现场的一举一动。他对著录像一点点记录有利于自己的时间节点，又一个个单词地查文件里看不懂的英文法律术语，整整用了8个小时。法庭送文件、约时间签收、阅读资料、找律师咨询、出席庭审......流程循环往复。

他说曾想过参与集体认罪的行动，去警署自首“非法集会”，但身边朋友都按住他，说他已经有一条罪在身，别再多背一条。“我也渐渐感觉到，一条罪都需要这么多时间精力，再多几条罪，我可能没法处理了。”

4年来，他总有一种“有件事在心里”的感觉：“律政司因为‘甩辘’（摆乌龙），检控了我们两次。第一次的时候，上庭没有10次也有8次。总是要keep住预计时间上庭。有的被告不像我，他们上庭完全听不懂，每次都以为要审自己了，结果只是法官讨论法律程序。这样的精神压力真的好大 。”

在这段期间，翁耀声不敢找全职工作，因为常常要上庭；有时去参加社会行动，心里又多有顾虑，因为害怕再负担更多罪名。

即使认罪，“公民抗命”可能也难获最初设想的效果。“当初可能大家想象一种集体认罪、判刑的感召力。就像运动一开始那样，几百人在一起被捕，这样的画面感召力可能更强。但这4年里，律政司会挑选，对每一单案件都是几个十几个人地分散提告，整个被捕者的画面就没那么强了。”

“检控的掌控权在司法机关那里，这也是国家机器对抗争者的打压。”

虽如此，翁耀声仍说：“我给自己预备的位置，就是承担罪责。这就是占领开始时对公民抗命的想象。”

后记

占领运动的4年前后，泛民主派社运能量似乎越发了无生机，在不少人眼中，香港早已风云俱变。

4年之后的今天，文伙安因公司取消晚班而待业家中；翁耀声在一家NGO找到了工作；刘铁民继续流落街头，按照他记录的124个可免费获派饭的地方，佝偻穿梭于这城市的角落。距离判刑前一个月，他的电话总是无法打通，倒是他偶尔会给记者来电，告知他的近况如何。

“食得咸鱼抵得渴。”他说被判有罪不怕，只要做的事是正义的，“饭煮到就食”。

他有一本巴掌大的簿子记录各种俗语和诗句，最后他翻到某一页，向记者念道：“落魄莫问根由。”

2018年10月26日，高等法院宣判刘铁民判监4个月，是本案中唯一一名即时入狱的被告。15位占旺清场被捕者，拥挤地坐在犯人栏后。翁耀声和文伙安端坐著，神情严肃；身穿红色格仔衬衫的刘铁民缩在了角落里，沮丧与不安写满那张满是褶皱的脸庞，他看起来灰头土脸，低头摆弄同声传译器。

只眨两眼之间，他已迅速被庭警押走。来自公众席“铁民叔撑住！”“我们支持你！”的呼喊声，追不上他背影。

（实习记者冯楚怡、刘家睿、朱鉴滢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