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回族家庭三代：信仰是怎樣走向真空的？

編者按：中國有超過1000萬回族人口，他們信仰伊斯蘭教，分布在寧夏、北京、河北、內蒙古等各個省市。這是一個1949年後才被政府確立的民族，由唐朝以來入華的中亞穆斯林和本土民族通婚繁衍而成。但是，在時代的演進中，不少城市裏的回族——和當今世上所有的少數族裔一樣，正逐漸失去自己的民族習慣、風俗和信仰。

端傳媒試圖刻寫這些獨特性被時間一點點剝落的過程。在這篇報導中，撰稿人記錄了一個北京回族家庭長達90年的光陰，以展現祖孫三代信仰逐漸剝落的內心歷程。經過宗教改革、文化大革命和時代的層層沖洗，「回族」正在逐漸變成身份證上的一個符號。城市裏的一些年輕回族，不但無法理解宗教、對民族習俗陌生，更很難對自己的身份建立歸屬感。

明天發表的報導，將以北京知名的回族聚居地——牛街為樣本，記錄這個地理空間的獨特性是怎樣被剝落的。敬請期待。

「1244年至1265年，蒙古帝國三次對大理國發動戰爭，其中有幾位將軍是波斯人。我的祖先應該與這些人有關。」八零後瑪玉出生在北京一個十幾口人的回族大家庭。不久前，她做了一份基因檢測，祖源分析結果顯示，她擁有中東伊朗血統和佔比不低的雲南納西族血統。瑪玉在家族微信群中曬出了基因檢測報告，一個舅舅馬上回覆，他在美國也做了檢測，同樣顯示出伊朗血統。說起來，瑪玉的家人普遍身材高大，男性沒有一人低於1米8，女性也都在1米7之上。

從拿到檢測報告起，瑪玉家的伊朗特產多了起來：波斯菊餐盤、椰棗、藏紅花香皂，她最近還想買個阿拉伯水煙。約人見面，她也安排在波斯風味的餐廳，雖然她還未能愛上「老家」的食物。

瑪玉對身份的敏感，從小就開始了。那時姥姥穆娜總是有意帶她接觸伊斯蘭文化，瑪玉雖小，也能感受到姥姥的期待。她最早接觸的外語，是經過長年本土化的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瑪玉的姥姥和姥爺都會用阿拉伯語誦唸經文，不過都是童子功，很多他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回族間交談會使用許多漢族完全聽不懂的詞，不過就算是中東地區的人也未必聽得懂，早就走音了。比如朵斯提（穆斯林朋友）、乜貼（心願、施捨）、主麻兒（週五聚禮）、出散（贈予或施捨）、古那海兒（罪過）。在和漢族的對話中，回族也會沿用本民族的語言習慣，比如稱「死亡」為「無常」、「上墳」為「遊墳」、「豬肉」為「大肉」等。瑪玉最早學會的是「屬黴」和「伊不里斯」，這種大人間誇張地議論別人的閒言碎語最吸引她的注意。前者源自波斯語，意為「倒黴」或「長得醜陋」，後者源自阿拉伯語，意為「魔鬼」。

有一點瑪玉很清楚，她從小就不是無神論。家裏老人有句口頭禪：「我的主啊！」特別是姥爺，驚訝了、疲憊了、感慨了，都會說這句。一個頭戴白色禮拜帽，留着鬍鬚，高鼻梁、深眼窩的老人，呼喚着「主啊」的情景，是瑪玉童年時的重要畫面之一。她很快也學會了呼喚主名，後來學了英文「Oh My God」，瑪玉心想，我早就會這麼說了。

姥姥說，你做的每件事，主都看着呢

瑪玉的姥姥穆娜於上世紀20年代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清東陵附近。清東陵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體系最完整的帝王陵墓建築群。聽家裏人說，穆娜爺爺的爺爺，當年救過康熙的第十四子允禵。十四王爺曾與雍正帝爭奪儲君，後來雍正奪了其兵權，令其在東陵守陵。

穆娜家祖輩一直以開清真飯館為生，家中男丁均可保證每日五次禮拜。到了上學的年紀，家中學童都會去附近的禮拜寺（也稱「清真寺」），跟着阿訇學習。阿訇教穆娜用阿拉伯語背下至少三分之一《古蘭經》。如今多半都忘記了，但她仍舊記得清真言，翻譯過來就是「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穆娜的學習在12歲時中斷了。一是女性讀經讀得再好，也無法做阿訇，上升途徑有限。二是時逢日本侵華戰爭，家裏的飯館沒了生意，她要幫家裏撿柴火。

令穆娜遺憾的是，她的幾個子女都沒能去禮拜寺學經，無一會背清真言。文革開始後，回族風俗更是被視為封建迷信。穆娜擔心他們長大後，心中再無真主，甚至丟棄信仰。要知道，信仰伊斯蘭教可是回族的「根兒」。

回族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公元651年，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陸續經海路抵華，在沿海城市定居、建禮拜寺，並和當地人通婚。到元朝，西征的蒙古軍將一批批信仰伊斯蘭教的中亞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送到中國，由此形成回族的主體人群。他們流動到中國各地，和當地人通婚，開枝散葉。這些信仰伊斯蘭教的人被統稱為「回回」、「回民」，伊斯蘭教亦被稱為「回教」。準確的說，回民並非一個民族，而是多個民族與中國本土民族通婚的後裔。

1949年後，中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導民族和宗教分離。1956年頒布的《關於伊斯蘭教名稱問題的通知》指出：「今後對伊斯蘭教一律不要使用『回教』這個名稱，應該稱：『伊斯蘭教』。」回族被正式確立為中國56個民族之一。

1958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楊靜仁提出，「要消除宗教制度中的封建殘餘和宗教特權」，包括五項措施：民族宗教分開；宗教信仰和宗教制度分開；宗教和行政分開；宗教和教育分開；黨內外分開。

接着，中共統戰部召開會議，提出將開齋節、古爾邦節等宗教節日轉變為民族節日，阿訇作為社區宗職人員，不得干涉行政、教育。就這樣，以往作為政治、宗教、文化中心的禮拜寺，逐漸卸載了其在回族社區的多項功能。正因為此，穆娜的子女都未去寺院裏學經。

同一時期發生的「反右」運動對伊斯蘭信仰造成巨大衝擊。全國九成的禮拜寺被毀滅。在甘肅、寧夏、青海等地，大批阿訇和信眾以「反革命罪」和「反革命預謀叛亂罪」遭到逮捕。以北京市為例，1958年之前，北京有禮拜寺146座，運動過後僅剩17座，阿訇亦由111人減少到25人。

隨後而至的文革更是對信仰造成全方位破壞。以「破四舊」為名，全國不少曾被重點保護的禮拜寺被破壞，伊斯蘭教經典被焚燬。更離譜的是，在寧夏、青海、雲南等地的回族聚居區，均爆出「革命委員會」強令回民農家養豬、要求阿訇在大禮拜寺內養豬的事件。穆娜有次探親回老家，發現鄉下的回族親戚都被迫在後院養了豬。

在牛街等回族聚居區，也出現「消滅伊斯蘭教」的標語。回族的諸多習俗被批為「封建迷信」，一度被強行禁止。喪葬習俗也受到衝擊。回民講究土葬，但文革時期，回民公墓一度被關閉。

穆娜為人公正，做事幹練，在回民社區中威信很高，文革時期更是保護了不少人。有一天，一群紅小兵（編按：文革期間的少年兒童組織，配合紅衛兵造反）批鬥一位被兒媳婦「揭發」的老先生。穆娜路過時，紅小兵正向被打昏的老先生頭上潑涼水、準備繼續打，被她厲聲喝止：「住手！再打就死人了！」。

穆娜身體壯實，怒目圓睜，氣場強大，年輕的紅小兵竟被嚇跑了。很多年後，穆娜家裏來了一位客人，提着幾斤羊排、一盒點心，開門就對她說：「感謝您當年救了我一命，否則我早被打死了。」

穆娜常說，每個人肩膀上都站着兩個天使，把你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件事都給記下來，一個記你幹的好事、一個記你幹的壞事，將來上天再算賬。「為主的都看着呢。」她說，不要怕人，要怕真主。

文革後期，很多知青在返鄉時遭遇了重重阻力，穆娜四處遊說，協助十幾個在東北的知青返京。但公正善良如穆娜，亦未能阻止文革殃及自己的女兒。

文革期間，母親曾被派去打掃豬圈

佩華意識到自己與別人不同，始於一個稱呼：「小回回」。她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在北京前門大街附近的胡同。 院子裏的漢民小孩見到佩華，就會嚷嚷着「小回回來了！」他們知道回民忌諱豬，這令欺凌來得更加簡單粗暴。

佩華兒時最羞恥的回憶，就是被漢民同學嘲弄：「豬頭、豬尾巴、豬屁眼」。有個同學一見到她就說這句。一次佩華被惹急了，回家和大人告狀。大人領着孩子去找鄰居家說理，鄰居趕緊道歉，轉身責罵自家孩子。佩華說：「畢竟牽扯到民族問題還是比較敏感，大人們都很注意。」直到現在，佩華也不願意別人叫她「回回」。

大人要懂禮得多。那時院子裏共用一個水龍頭 ，鄰居們尊重回民，自覺不用那個龍頭洗豬肉。不過回民和漢民不相互邀請來家吃飯，「感覺和他們還是有隔閡、有界限的。」

佩華的童年在小學三年級時戛然而止——文革來了。

學校停了課，天天教學生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教室的玻璃都被紅小兵打碎了，到了冬天格外寒冷。佩華心裏有一個特別大的困惑：昨天唱《國際歌》，說「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今天唱《東方紅》，又說「他（毛澤東）是人民的大救星。」這是怎麼回事，到底有沒有大救星呢？但她不敢和任何人探討，她看到身邊太多人輕易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打死的都有。佩華班上一個回民同學的爺爺和姥爺都是禮拜寺的阿訇，被批鬥為「牛鬼蛇神」，當街遊行。被趕出禮拜寺不久，阿訇爺爺就給氣死了。

儘管停了課，佩華還是很喜歡學習，尤其喜歡英語。她想當外交官，因為文革後，她天天聽到對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的批鬥。佩華羨慕王光美可以出國，多好啊。她記得1967年造反派舉行批鬥大會，王光美被戴上白帽子，脖子上是一大串用乒乓球穿成的項鍊。造反派諷刺她1963年和劉少奇出訪印尼雅加達時「珠光寶氣」。根據王光美日後的回憶，江青只是不讓出國戴胸針，沒說不讓戴項鍊，但造反派非要以「王光美不聽江青不許戴項鍊的規定」，給她單列一條罪狀。

十歲的佩華看着王光美出訪的照片出神：她戴着禮帽，穿着旗袍，挎着小包，是那麼優雅、高貴。佩華無法抗拒這種美的吸引，她坐在院子裏，用二分錢一大把的畫石成天在地上畫禮帽、畫王光美。她畫得太像了，人人都看得出畫的是誰。大人害怕了，邊把地上的畫用鞋底蹭掉，邊訓斥她：「別再畫了！你反革命呀？」

「他們批判的王美光的美，讓我覺得是那麼的好。」 也許是對王光美照片的印象太過深刻，成年後的佩華衣着優雅，喜穿長裙，特別愛買帽子。她至今還會畫禮帽，不過沒有當上外交官。

1971年，因文革停辦數年的高中第一次恢復，佩華是恢復後的第二批高中生。她從小就顯出「學霸」氣質，理科學得極好，特別是物理和數學。老師出的題，其他學生連題目還沒看明白，佩華已經公布答案了。她本以為自己可以考取大學，沒想到，1974年，政治風向再次變化，復課被批成「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復辟回潮」，當年有幸回到高中就讀的學生無緣高考。1975年，佩華那屆高中畢業生響應「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被安排到鄉下插隊。

插隊所在地的團支部書記，常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由，在深夜約談女知青。雖然那時還沒有「MeToo運動」，但女知青都聽過團支書如何「欺負」女生。

佩華身材高挑，五官精緻，一雙大眼睛水靈又有神，氣質不輸電影明星。書記屢次約佩華夜談，佩華從不搭理。沒多久，團支書宣布重新安排任務——佩華竟被安排去起豬圈（編按：指把豬糞從豬圈內挖出）。

那時，佩華插隊的農村屬三樣活兒最累：打坯、挖河、起豬圈。前兩樣佩華都幹過，但起豬圈，是對這個回族姑娘體力和精神上的雙重摺磨。雖然佩華一直對伊斯蘭信仰保持觀望的距離，但提到豬，她還是感到噁心和冒犯。

佩華穿着膠鞋，走入惡臭熏天的豬圈，站在一層又一層的豬糞上，用鐵鍬一剷剷地起豬糞，扔到豬圈外，再用小推車推走。一身噁心的臭氣，卻只能用水擦擦。洗澡要去八公里外的鎮上，一個月能洗一回就不錯了。

她也不記得是怎麼捱過起豬圈的羞辱。只記得自己累到極限，一頓飯就能吃五個窩頭就鹹菜。從小接受「無神論」教育的佩華從未向真主祈禱過。每晚睡前，她都和小夥伴躺在床上呼喚主管知青工作的副總理陳永貴：「陳永貴啊陳永貴，你什麼時候讓我們回家啊？」

談婚論嫁時，母親渴望走出回族圈子

直到兩年後，佩華才回到北京，並如願考上大學。

轉眼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佩華想找一名才子，像她物理老師那樣：不僅學問做得好，還會拉小提琴、會織毛衣、滑冰和好幾門外語。

父母的要求卻很簡單——找回民。老話常說：「漢民的心狠着呢」。老話還說：「 回回親，輩輩親，打斷了骨連着筋」。不過，阿拉伯半島的穆斯林初來中國時，曾廣泛地與當地居民通婚。嚴格的「民族內婚」制度始自元代，直到1949年以前，回民父母包辦婚姻仍是主流。能容忍的極限是回民小夥娶漢族姑娘，「慢慢同化她」；回民姑娘嫁漢民，不可接受。

有熱心人給佩華介紹了一個從事餐飲業的回民小夥子。那時，回民從事的主要行業就是餐飲業，佩華的父母也不例外。

一天約會，佩華提議去電影院看正在熱映的《王子復仇記》。小夥子聽了半天不知道她在說什麼。佩華心想：「這人不行，連哈姆雷特都不知道。」小夥子特別愛吃冰棍，電影結束後，他又買了兩根，要和佩華一起站在大街上吃。佩華徹底死心了：「太俗。」

她渴望外面世界的氣息，渴望時而遠離一下他們的「熟人社會」。佩華曾和回族同事開玩笑：「咱要真的都找回民，那北京的回族聊起來還不都是親戚？從優生學角度來說也不利吧？」

回族一直有聚寺而居的習慣。據考證，北京牛街禮拜寺始建於遼朝統和十四年（996年），宋元以來，禮拜寺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大量回族人聚居。回民遷徙，往往是族群集體同出同入。在牛街，「所有人認識所有人」。

佩華最終自由戀愛嫁給了心儀的漢族小夥子。她膽子極大，是當時整個大家庭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和漢族結婚的。更不得了的是，她竟敢瞞天過海，直到女兒瑪玉出生後，佩華父母方知道女婿是漢族。但看到他們夫妻恩愛，漢族小夥子誠實可信，關鍵是有了孩子，也只能默認了。

改革開放後，異族通婚的比例從1987年的36.4%增長到1996年的56.7%。不過，隨着時代演進而式微的，除了婚姻的藩籬，還有民族習慣和風俗。

瑪玉很失望，多數回民答不出為什麼不吃大肉

回民罵回民的語言裏，最惡毒的要數：「你吃大肉長大的！混（葷）嗆心了。」佩華這一代和他們的父輩，對「豬」是徹底絕緣的。變化出現在後來的一代。

佩華一個回族同學曾在北京一所少數民族學生聚集的學校教書。同學告訴佩華，也許是受到文革影響，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批回族，信仰日趨薄弱，甚至以「敢吃豬肉」為潮流，彰顯青春的叛逆。同學班上有個牛街長大的回族小夥子，午餐時間告訴其他回族同學：「漢民食堂的包子香着呢！」有的同學甚至彼此寬慰：「吃吧，沒事兒。」

佩華和同學聽了都難以接受，覺得噁心。佩華生理上對大肉敏感，聞到豬油味兒就想吐。她家教很嚴，幾個兄弟姐妹從小不在漢民餐館吃飯，外出學習工作也自己帶飯。工作後，如果沒有回民食堂，就自己預備小鍋，中午煮點掛麵。

和佩華家的習慣一樣，過去很多回民只吃阿訇宰殺的動物，要是在別處買了雞鴨，也要過阿訇的刀，「這樣才潔淨」。回民飲食禁忌多，比如不吃無鱗的魚，所以牛街有一陣子買不到帶魚。

飲食亦是維繫家族傳承的紐帶之一。姥姥穆娜烹飪的菜餚，是瑪玉從小的美食啟蒙。逢年過節，一大家子人圍桌而坐，姥姥和大姨掌勺：一盆羊蠍子，一鍋燉牛尾，一盤子炸鬆肉（由牛肉餡和土豆泥混合製成的小吃）……牛肉味道醇厚，羊肉毫不腥羶，吃下去，滿口都是油脂的香氣。飯後，姥爺做的桂花糕、玫瑰糕清甜綿潤。如今，連瑪玉的漢族老公也知道，她口中的「好吃的」，特指牛尾牛舌牛蹄筋，羊蠍子羊排羊頭肉，飯後必須吃點甜的才算滿足。

但這一紐帶在快節奏的生活中已很難維持。外出聚餐越來越普遍。工作單位往往不提供午飯，也不會單獨預備鍋灶供回民自己做飯。佩華這代人開始接受去漢民館子吃飯，反覆交代「不要放豬肉，不要用豬油」。

但他們總覺得出門受人照顧、給人家添了麻煩。不能總讓人家陪着吃涮羊肉吧？不能因為自己而不許大家點喜歡吃的菜吧？漸漸的，佩華他們也可以接受桌子上有豬肉做的菜，只特別交代幾道菜裏不放豬肉。

和很多回族小孩一樣，瑪玉對身份的認識，從「不吃大肉」開始。瑪玉記得媽媽佩華曾鄭重其事地告訴她：「在姥姥家，任何時候都不能說『豬』字。」瑪玉是個機靈的小姑娘，她馬上問：「要是電視裏播火腿腸的廣告呢？」媽媽答：「那就撥下一台啊。」她再問：「那豬皮的沙發和皮鞋也不能買嗎？」媽媽答：「不能。」瑪玉又問：「那要是姓朱呢？」媽媽答：「回民姓朱的都改成姓黑啦。」

每次去姥姥家前，瑪玉都在心裏默唸三遍：不能說「豬」，不能說「豬」，不能說「豬」。

瑪玉第一次對信仰認真，從她開始追問回民為什麼不能吃大肉開始，那時她大概六七歲，開始頻繁地問爸媽、問回民鄰居、問回民同學，得到的答案多種多樣：「豬是骯髒的」、「豬沒有脖子，不會回頭」（寓意不知悔改）、 「回民的祖先默罕默德有一次打仗掉入河中，是一隻豬救了他，豬是回民的恩人」……不少人回答「不知道」，瑪玉很失望。

終於有一天，瑪玉斗膽問了姥姥，得到權威答案：《古蘭經》中對於伊斯蘭的飲食禁忌有明確規定：真主禁止信徒吃自死物、溢流的血、豬肉、「誦非安拉之名而宰的動物」。姥姥繼而強調：「這是為什麼咱家吃的牛羊肉必須過阿訇的刀。」

瑪玉與大多數回漢結合的孩子一樣，戶口本上「民族」一欄填着「回」。只要父母有一方是回族，不管信仰如何，世世代代都可以填回族，並不存在審核和淘汰機制。

少數民族的好處還是很多的，比如中考、高考加分；中學、大學軍訓時可以吃小灶。在國企和事業單位，為了平衡，一些提拔的機會也會特別關照少數民族。佩華曾經就屬於一度很吃香的「無知少女」：無黨派、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女性。

但戶口本上的「回族」身份無法解決瑪玉現實中的疑惑。在家族裏，瑪玉是這代人中唯一一個回漢混血小孩。這樣的小孩，若是生長在回族較為強勢的家庭裏，時常會產生「低人一等」的自卑感，特別是在參加葬禮等隆重的宗教儀式時。他們會加強執行各種戒律來獲得身份認同和長輩的認可。瑪玉身邊有些特別教條的同齡人，細問之下，父母反而是回漢結合。

瑪玉從小就經歷了「身份危機」，因為自己和表兄妹不一樣，她老怕人家嫌棄她不純正。知道回民嫌棄豬髒，瑪玉也怕家人嫌棄她髒。有時姥姥談論「他們漢民」時，還會望向瑪玉，瑪玉心裏很難過，她擔心姥姥因為她血統不純，就愛她少一點。姥姥的疼愛打消了瑪玉的顧慮。

到了奶奶家，瑪玉也不自在。奶奶家人談論「他們回民規矩多」時，也會望着瑪玉。瑪玉最煩被外人問：「那你吃不吃豬肉？」因為她自己也沒有想明白自己是誰，到底能不能吃豬肉。

不可否認的是，瑪玉這代人的尺度，比父輩放得更寬。去廣東出差，例湯喝起來，蝦餃吃起來。只要看不見豬肉，不會深究裏面是什麼。至於「找回民結婚」，已是要翻篇的老黃曆了。

除此之外，穆斯林禁酒的文化也早已蕩然無存。特別是入了官場的回族人，哪一次仕途的攀登能脱離酒桌文化？這是一個奇怪的場，喝醉是一張入場券，酒後吐露些秘密就更好了，這樣彼此都攥住了對方的把柄，同盟就形成了。在酒桌上保持清醒的那個人，是最危險、最不可信、最不會被重用的。

瑪玉沒有看到過因為謹守禁酒令而拒絕仕途發展的回族親人。在北京，即便幾代都是回族的人家，日常小酌也很常見，逢年過節更有好酒助興。沒有人說什麼。

信仰真空，「我們都快成了『戶口本上的回族』」

葬禮，是北京回族保留最多伊斯蘭教色彩的習俗。準則是速葬、土葬、薄葬，不問風水，不嚎啕大哭。

瑪玉家的一些老人，對生死看得很開，按現在時髦的話說，早就實踐了「緩和醫療」(palliative care)。既然都是真主的安排，也沒必要在醫療盡頭費力挽留，不如讓病人平靜離世。在彌留之際，若能安排阿訇代做「討白」（用以懺悔一生罪過，祈求真主寬恕，得享天園福樂），並親口唸清真言最好，若無法言語，應由家人代念。

瑪玉表舅治文的父親歸真（去世）。治文一家將父親送去馬甸禮拜寺做各種清潔儀式。亡人被蓋上印有經文的白布單，擺放時講究「頭南足北，面朝西傾」，頭前點着香爐，氣氛安靜肅穆，沒有哀樂，沒有哭喪，也不設花圈。前來參加葬禮的人，每人頭戴一頂白色禮拜帽。夜晚，亡人的男性至親要通宵守夜，在大殿前傳經。這之前守夜者要先在禮拜寺沐浴更衣，守夜時不可喧譁哭鬧，亡人頭前的香爐亦不可熄滅。

久違的儀式感令治文感到恍惚。治文在體制內工作，是黨員。在單位時除了公開表示不吃豬肉，行為舉止沒有其他信仰特徵。與他的同齡人一樣，他並沒有認真想過保持回族生活習慣和伊斯蘭信仰之間的關係。

在那安靜的一夜，治文回望自己的一生，開始思考信仰的意義：

「其實我僅僅是不吃豬肉，從來沒有過信仰。這世上有沒有神？誰是真神？我不知道。」

那之後，治文嘗試自學《古蘭經》，但缺乏教導的經書畢竟難啃，治文覺得在追尋的路上非常孤單，了解信仰的途徑非常有限。他曾想過把孩子送去穆斯林寺院學習一下，為此特意去了一趟甘南回族自治區，卻看到大量早已中國化了的禮拜寺，飛檐翹角、綠瓦紅柱，經文闡釋中大量使用儒釋道用語。

治文覺得自己對待信仰的態度若即若離。他似乎生來就該有信仰，但在整個文革和後來的求學工作中，又被灌輸並接受了無神論。可家中重大儀式仍會請阿訇唸經，向真主祈求。在這種「無神」和「有神」的拉扯中，治文小心翼翼地和自己的回族身份相處，不敢多想，有時乾脆保持麻木。

在另一次穆斯林葬禮上，瑪玉第一次和治文交流了信仰問題。治文說，他很看不慣如今家中有亡人入土或週年遊墳，都給阿訇包個大經禮（紅包）。瑪玉非常意外，家中從未就宗教儀式和規矩有過任何討論。治文說，他雖然沒有通讀過《古蘭經》，但查閲資料得知，按照教義，乜貼（施捨）首先應該給窮人、孤兒和有需要的人，並不是給阿訇。「現在可好，燒餅、油香、錢，都給阿訇了，平時卻不見賙濟窮人。」治文說，唸經其實也不能都請阿訇代勞，應該自己在家念，但現在誰也不會了。

瑪玉也覺得，每次去給家人遊墳，看到家人給阿訇包經禮，讓阿訇念個誰也聽不懂的經，都覺得很抽離。「我總覺得回族的信仰應該更加超越，但在現實中卻感到越來越像漢民燒香拜佛。」

與治文不同，在身份危機的折磨下，瑪玉從小就開始思考終極問題，追尋信仰解答。生在穆斯林家庭，她從來不是無神論。一半的漢族血統令她比家裏的同齡人更有空間去探索伊斯蘭教之外的信仰世界。

瑪玉看到，北京的回族正遭遇空前的信仰危機。

瑪玉的回族親戚眾多，不少居住在牛街、常營、回民營和康營等地。這些地方大多已被拆遷，通過政府佔地補償款，有的成了富裕的「拆二代」。瑪玉的同齡人不少已放棄回族的飲食習慣，在父母面前裝乖，在外面早已無拘無束。

如果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前的牛街還是一個封閉的，以禮拜寺為中心的伊斯蘭信仰社區，那麼五十年代後，牛街逐漸開放，人員開始流動。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隨着單位制的普及，回民也被吸納進行政等級，禮拜寺再也不是人們生活的核心和民間權威。從佩華上小學起，回族的教育已交由國家管理。

在單位工作的回族，更不可能在齋月每天把齋，每日禮拜五次。按規定，開齋節時，回民可享有一天假期。但若以這個理由請假，領導通常不會批准，甚至說：「那誰誰也是回民，人家怎麼不請假，就你特殊？」

只有穆娜那一輩人，還在堅守回族的傳統。穆娜家裏向來掛着從牛街買的伊斯蘭教掛曆，清晰地標註着古爾邦節和開齋節等重要日子。每逢開齋，穆娜都會自己炸油香 （回族傳統食品，類似油餅，逢節慶、紅白二事、紀念先人時的必備食品），送給親友。但佩華這一輩普遍不把齋，不知道何時是齋月，也不過任何伊斯蘭教節日，倒是像漢民一樣重視春節。

「姥姥那一輩都有信仰，父母那一輩都沒信仰，我們這一輩普遍迷茫。」瑪玉解釋。

這種迷茫和周圍人的無神論又不一樣。瑪玉這一代，聽着祖輩「主啊主啊」的感歎長大，又聽着父母說「世上本沒有什麼救世主」——但他們既會入黨，又會在家人的墳地上跪下、聽阿訇向安拉祈求。

瑪玉高中時出國留學，在海外的基督教華人團契接觸到基督信仰。在和佩華通電話時，瑪玉感慨：「他們（基督徒）的信仰對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指引和影響，無論是生死、罪惡，還是痛苦，甚至是每天的瑣碎生活，他們的信仰似乎都是活的，總在和上帝互動。」

當然，這都是瑪玉個人的觀感，她從不敢跟家中其他人交流信仰，只敢對母親佩華講。佩華說得更加直接：「我們都快成了『戶口本上的回族』」。瑪玉愈加難以看到北京回族後代的信仰內核——除了越來越難做到的不吃豬肉，幾乎和漢族沒有明顯差別。

只有九十歲的穆娜依舊感歎「我的主啊」。每當上下樓梯或出門，穆娜都在心裏向真主祈禱，還會念一種「可以讓魔鬼退後三百步」的經。

2018年的開齋節，穆娜讓家裏的年輕人有空做做禮拜、去給阿訇包個經禮，但沒有一人搭茬。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出現的名字皆為化名）

本文參考材料：
1 《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2] 《中國回族伊斯蘭教宗教制度概論》，勉維霖，1997
[3] 《回族民族內婚制度探析》，馬平，1995
[4] 《牛街：一個城市回族社區的變遷》，良警宇，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