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回族家庭三代：信仰是怎样走向真空的？

编者按：中国有超过1000万回族人口，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分布在宁夏、北京、河北、内蒙古等各个省市。这是一个1949年后才被政府确立的民族，由唐朝以来入华的中亚穆斯林和本土民族通婚繁衍而成。但是，在时代的演进中，不少城市里的回族——和当今世上所有的少数族裔一样，正逐渐失去自己的民族习惯、风俗和信仰。

端传媒试图刻写这些独特性被时间一点点剥落的过程。在这篇报导中，撰稿人记录了一个北京回族家庭长达90年的光阴，以展现祖孙三代信仰逐渐剥落的内心历程。经过宗教改革、文化大革命和时代的层层冲洗，“回族”正在逐渐变成身份证上的一个符号。城市里的一些年轻回族，不但无法理解宗教、对民族习俗陌生，更很难对自己的身份建立归属感。

明天发表的报导，将以北京知名的回族聚居地——牛街为样本，记录这个地理空间的独特性是怎样被剥落的。敬请期待。

“1244年至1265年，蒙古帝国三次对大理国发动战争，其中有几位将军是波斯人。我的祖先应该与这些人有关。”八零后玛玉出生在北京一个十几口人的回族大家庭。不久前，她做了一份基因检测，祖源分析结果显示，她拥有中东伊朗血统和占比不低的云南纳西族血统。玛玉在家族微信群中晒出了基因检测报告，一个舅舅马上回复，他在美国也做了检测，同样显示出伊朗血统。说起来，玛玉的家人普遍身材高大，男性没有一人低于1米8，女性也都在1米7之上。

从拿到检测报告起，玛玉家的伊朗特产多了起来：波斯菊餐盘、椰枣、藏红花香皂，她最近还想买个阿拉伯水烟。约人见面，她也安排在波斯风味的餐厅，虽然她还未能爱上“老家”的食物。

玛玉对身份的敏感，从小就开始了。那时姥姥穆娜总是有意带她接触伊斯兰文化，玛玉虽小，也能感受到姥姥的期待。她最早接触的外语，是经过长年本土化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玛玉的姥姥和姥爷都会用阿拉伯语诵念经文，不过都是童子功，很多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回族间交谈会使用许多汉族完全听不懂的词，不过就算是中东地区的人也未必听得懂，早就走音了。比如朵斯提（穆斯林朋友）、乜贴（心愿、施舍）、主麻儿（周五聚礼）、出散（赠予或施舍）、古那海儿（罪过）。在和汉族的对话中，回族也会沿用本民族的语言习惯，比如称“死亡”为“无常”、“上坟”为“游坟”、“猪肉”为“大肉”等。玛玉最早学会的是“属霉”和“伊不里斯”，这种大人间夸张地议论别人的闲言碎语最吸引她的注意。前者源自波斯语，意为“倒霉”或“长得丑陋”，后者源自阿拉伯语，意为“魔鬼”。

有一点玛玉很清楚，她从小就不是无神论。家里老人有句口头禅：“我的主啊！”特别是姥爷，惊讶了、疲惫了、感慨了，都会说这句。一个头戴白色礼拜帽，留着胡须，高鼻梁、深眼窝的老人，呼唤着“主啊”的情景，是玛玉童年时的重要画面之一。她很快也学会了呼唤主名，后来学了英文“Oh My God”，玛玉心想，我早就会这么说了。

姥姥说，你做的每件事，主都看着呢

玛玉的姥姥穆娜于上世纪20年代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清东陵附近。清东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听家里人说，穆娜爷爷的爷爷，当年救过康熙的第十四子允禵。十四王爷曾与雍正帝争夺储君，后来雍正夺了其兵权，令其在东陵守陵。

穆娜家祖辈一直以开清真饭馆为生，家中男丁均可保证每日五次礼拜。到了上学的年纪，家中学童都会去附近的礼拜寺（也称“清真寺”），跟着阿訇学习。阿訇教穆娜用阿拉伯语背下至少三分之一《古兰经》。如今多半都忘记了，但她仍旧记得清真言，翻译过来就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穆娜的学习在12岁时中断了。一是女性读经读得再好，也无法做阿訇，上升途径有限。二是时逢日本侵华战争，家里的饭馆没了生意，她要帮家里捡柴火。

令穆娜遗憾的是，她的几个子女都没能去礼拜寺学经，无一会背清真言。文革开始后，回族风俗更是被视为封建迷信。穆娜担心他们长大后，心中再无真主，甚至丢弃信仰。要知道，信仰伊斯兰教可是回族的“根儿”。

回族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公元651年，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陆续经海路抵华，在沿海城市定居、建礼拜寺，并和当地人通婚。到元朝，西征的蒙古军将一批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送到中国，由此形成回族的主体人群。他们流动到中国各地，和当地人通婚，开枝散叶。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被统称为“回回”、“回民”，伊斯兰教亦被称为“回教”。准确的说，回民并非一个民族，而是多个民族与中国本土民族通婚的后裔。

1949年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民族和宗教分离。1956年颁布的《关于伊斯兰教名称问题的通知》指出：“今后对伊斯兰教一律不要使用‘回教’这个名称，应该称：‘伊斯兰教’。”回族被正式确立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

195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杨静仁提出，“要消除宗教制度中的封建残余和宗教特权”，包括五项措施：民族宗教分开；宗教信仰和宗教制度分开；宗教和行政分开；宗教和教育分开；党内外分开。

接着，中共统战部召开会议，提出将开斋节、古尔邦节等宗教节日转变为民族节日，阿訇作为社区宗职人员，不得干涉行政、教育。就这样，以往作为政治、宗教、文化中心的礼拜寺，逐渐卸载了其在回族社区的多项功能。正因为此，穆娜的子女都未去寺院里学经。

同一时期发生的“反右”运动对伊斯兰信仰造成巨大冲击。全国九成的礼拜寺被毁灭。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大批阿訇和信众以“反革命罪”和“反革命预谋叛乱罪”遭到逮捕。以北京市为例，1958年之前，北京有礼拜寺146座，运动过后仅剩17座，阿訇亦由111人减少到25人。

随后而至的文革更是对信仰造成全方位破坏。以“破四旧”为名，全国不少曾被重点保护的礼拜寺被破坏，伊斯兰教经典被焚毁。更离谱的是，在宁夏、青海、云南等地的回族聚居区，均爆出“革命委员会”强令回民农家养猪、要求阿訇在大礼拜寺内养猪的事件。穆娜有次探亲回老家，发现乡下的回族亲戚都被迫在后院养了猪。

在牛街等回族聚居区，也出现“消灭伊斯兰教”的标语。回族的诸多习俗被批为“封建迷信”，一度被强行禁止。丧葬习俗也受到冲击。回民讲究土葬，但文革时期，回民公墓一度被关闭。

穆娜为人公正，做事干练，在回民社区中威信很高，文革时期更是保护了不少人。有一天，一群红小兵（编按：文革期间的少年儿童组织，配合红卫兵造反）批斗一位被儿媳妇“揭发”的老先生。穆娜路过时，红小兵正向被打昏的老先生头上泼凉水、准备继续打，被她厉声喝止：“住手！再打就死人了！”。

穆娜身体壮实，怒目圆睁，气场强大，年轻的红小兵竟被吓跑了。很多年后，穆娜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提着几斤羊排、一盒点心，开门就对她说：“感谢您当年救了我一命，否则我早被打死了。”

穆娜常说，每个人肩膀上都站着两个天使，把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给记下来，一个记你干的好事、一个记你干的坏事，将来上天再算账。“为主的都看着呢。”她说，不要怕人，要怕真主。

文革后期，很多知青在返乡时遭遇了重重阻力，穆娜四处游说，协助十几个在东北的知青返京。但公正善良如穆娜，亦未能阻止文革殃及自己的女儿。

文革期间，母亲曾被派去打扫猪圈

佩华意识到自己与别人不同，始于一个称呼：“小回回”。她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在北京前门大街附近的胡同。 院子里的汉民小孩见到佩华，就会嚷嚷着“小回回来了！”他们知道回民忌讳猪，这令欺凌来得更加简单粗暴。

佩华儿时最羞耻的回忆，就是被汉民同学嘲弄：“猪头、猪尾巴、猪屁眼”。有个同学一见到她就说这句。一次佩华被惹急了，回家和大人告状。大人领着孩子去找邻居家说理，邻居赶紧道歉，转身责骂自家孩子。佩华说：“毕竟牵扯到民族问题还是比较敏感，大人们都很注意。”直到现在，佩华也不愿意别人叫她“回回”。

大人要懂礼得多。那时院子里共用一个水龙头 ，邻居们尊重回民，自觉不用那个龙头洗猪肉。不过回民和汉民不相互邀请来家吃饭，“感觉和他们还是有隔阂、有界限的。”

佩华的童年在小学三年级时戛然而止——文革来了。

学校停了课，天天教学生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教室的玻璃都被红小兵打碎了，到了冬天格外寒冷。佩华心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惑：昨天唱《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今天唱《东方红》，又说“他（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有没有大救星呢？但她不敢和任何人探讨，她看到身边太多人轻易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打死的都有。佩华班上一个回民同学的爷爷和姥爷都是礼拜寺的阿訇，被批斗为“牛鬼蛇神”，当街游行。被赶出礼拜寺不久，阿訇爷爷就给气死了。

尽管停了课，佩华还是很喜欢学习，尤其喜欢英语。她想当外交官，因为文革后，她天天听到对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的批斗。佩华羡慕王光美可以出国，多好啊。她记得1967年造反派举行批斗大会，王光美被戴上白帽子，脖子上是一大串用乒乓球穿成的项链。造反派讽刺她1963年和刘少奇出访印尼雅加达时“珠光宝气”。根据王光美日后的回忆，江青只是不让出国戴胸针，没说不让戴项链，但造反派非要以“王光美不听江青不许戴项链的规定”，给她单列一条罪状。

十岁的佩华看着王光美出访的照片出神：她戴着礼帽，穿着旗袍，挎着小包，是那么优雅、高贵。佩华无法抗拒这种美的吸引，她坐在院子里，用二分钱一大把的画石成天在地上画礼帽、画王光美。她画得太像了，人人都看得出画的是谁。大人害怕了，边把地上的画用鞋底蹭掉，边训斥她：“别再画了！你反革命呀？”

“他们批判的王美光的美，让我觉得是那么的好。” 也许是对王光美照片的印象太过深刻，成年后的佩华衣着优雅，喜穿长裙，特别爱买帽子。她至今还会画礼帽，不过没有当上外交官。

1971年，因文革停办数年的高中第一次恢复，佩华是恢复后的第二批高中生。她从小就显出“学霸”气质，理科学得极好，特别是物理和数学。老师出的题，其他学生连题目还没看明白，佩华已经公布答案了。她本以为自己可以考取大学，没想到，1974年，政治风向再次变化，复课被批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当年有幸回到高中就读的学生无缘高考。1975年，佩华那届高中毕业生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被安排到乡下插队。

插队所在地的团支部书记，常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由，在深夜约谈女知青。虽然那时还没有“MeToo运动”，但女知青都听过团支书如何“欺负”女生。

佩华身材高挑，五官精致，一双大眼睛水灵又有神，气质不输电影明星。书记屡次约佩华夜谈，佩华从不搭理。没多久，团支书宣布重新安排任务——佩华竟被安排去起猪圈（编按：指把猪粪从猪圈内挖出）。

那时，佩华插队的农村属三样活儿最累：打坯、挖河、起猪圈。前两样佩华都干过，但起猪圈，是对这个回族姑娘体力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虽然佩华一直对伊斯兰信仰保持观望的距离，但提到猪，她还是感到恶心和冒犯。

佩华穿着胶鞋，走入恶臭熏天的猪圈，站在一层又一层的猪粪上，用铁锹一铲铲地起猪粪，扔到猪圈外，再用小推车推走。一身恶心的臭气，却只能用水擦擦。洗澡要去八公里外的镇上，一个月能洗一回就不错了。

她也不记得是怎么挨过起猪圈的羞辱。只记得自己累到极限，一顿饭就能吃五个窝头就咸菜。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佩华从未向真主祈祷过。每晚睡前，她都和小伙伴躺在床上呼唤主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陈永贵啊陈永贵，你什么时候让我们回家啊？”

谈婚论嫁时，母亲渴望走出回族圈子

直到两年后，佩华才回到北京，并如愿考上大学。

转眼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佩华想找一名才子，像她物理老师那样：不仅学问做得好，还会拉小提琴、会织毛衣、滑冰和好几门外语。

父母的要求却很简单——找回民。老话常说：“汉民的心狠着呢”。老话还说：“ 回回亲，辈辈亲，打断了骨连着筋”。不过，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初来中国时，曾广泛地与当地居民通婚。严格的“民族内婚”制度始自元代，直到1949年以前，回民父母包办婚姻仍是主流。能容忍的极限是回民小伙娶汉族姑娘，“慢慢同化她”；回民姑娘嫁汉民，不可接受。

有热心人给佩华介绍了一个从事餐饮业的回民小伙子。那时，回民从事的主要行业就是餐饮业，佩华的父母也不例外。

一天约会，佩华提议去电影院看正在热映的《王子复仇记》。小伙子听了半天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佩华心想：“这人不行，连哈姆雷特都不知道。”小伙子特别爱吃冰棍，电影结束后，他又买了两根，要和佩华一起站在大街上吃。佩华彻底死心了：“太俗。”

她渴望外面世界的气息，渴望时而远离一下他们的“熟人社会”。佩华曾和回族同事开玩笑：“咱要真的都找回民，那北京的回族聊起来还不都是亲戚？从优生学角度来说也不利吧？”

回族一直有聚寺而居的习惯。据考证，北京牛街礼拜寺始建于辽朝统和十四年（996年），宋元以来，礼拜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大量回族人聚居。回民迁徙，往往是族群集体同出同入。在牛街，“所有人认识所有人”。

佩华最终自由恋爱嫁给了心仪的汉族小伙子。她胆子极大，是当时整个大家庭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和汉族结婚的。更不得了的是，她竟敢瞒天过海，直到女儿玛玉出生后，佩华父母方知道女婿是汉族。但看到他们夫妻恩爱，汉族小伙子诚实可信，关键是有了孩子，也只能默认了。

改革开放后，异族通婚的比例从1987年的36.4%增长到1996年的56.7%。不过，随着时代演进而式微的，除了婚姻的藩篱，还有民族习惯和风俗。

玛玉很失望，多数回民答不出为什么不吃大肉

回民骂回民的语言里，最恶毒的要数：“你吃大肉长大的！混（荤）呛心了。”佩华这一代和他们的父辈，对“猪”是彻底绝缘的。变化出现在后来的一代。

佩华一个回族同学曾在北京一所少数民族学生聚集的学校教书。同学告诉佩华，也许是受到文革影响，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批回族，信仰日趋薄弱，甚至以“敢吃猪肉”为潮流，彰显青春的叛逆。同学班上有个牛街长大的回族小伙子，午餐时间告诉其他回族同学：“汉民食堂的包子香着呢！”有的同学甚至彼此宽慰：“吃吧，没事儿。”

佩华和同学听了都难以接受，觉得恶心。佩华生理上对大肉敏感，闻到猪油味儿就想吐。她家教很严，几个兄弟姐妹从小不在汉民餐馆吃饭，外出学习工作也自己带饭。工作后，如果没有回民食堂，就自己预备小锅，中午煮点挂面。

和佩华家的习惯一样，过去很多回民只吃阿訇宰杀的动物，要是在别处买了鸡鸭，也要过阿訇的刀，“这样才洁净”。回民饮食禁忌多，比如不吃无鳞的鱼，所以牛街有一阵子买不到带鱼。

饮食亦是维系家族传承的纽带之一。姥姥穆娜烹饪的菜肴，是玛玉从小的美食启蒙。逢年过节，一大家子人围桌而坐，姥姥和大姨掌勺：一盆羊蝎子，一锅炖牛尾，一盘子炸松肉（由牛肉馅和土豆泥混合制成的小吃）……牛肉味道醇厚，羊肉毫不腥膻，吃下去，满口都是油脂的香气。饭后，姥爷做的桂花糕、玫瑰糕清甜绵润。如今，连玛玉的汉族老公也知道，她口中的“好吃的”，特指牛尾牛舌牛蹄筋，羊蝎子羊排羊头肉，饭后必须吃点甜的才算满足。

但这一纽带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已很难维持。外出聚餐越来越普遍。工作单位往往不提供午饭，也不会单独预备锅灶供回民自己做饭。佩华这代人开始接受去汉民馆子吃饭，反复交代“不要放猪肉，不要用猪油”。

但他们总觉得出门受人照顾、给人家添了麻烦。不能总让人家陪着吃涮羊肉吧？不能因为自己而不许大家点喜欢吃的菜吧？渐渐的，佩华他们也可以接受桌子上有猪肉做的菜，只特别交代几道菜里不放猪肉。

和很多回族小孩一样，玛玉对身份的认识，从“不吃大肉”开始。玛玉记得妈妈佩华曾郑重其事地告诉她：“在姥姥家，任何时候都不能说‘猪’字。”玛玉是个机灵的小姑娘，她马上问：“要是电视里播火腿肠的广告呢？”妈妈答：“那就拨下一台啊。”她再问：“那猪皮的沙发和皮鞋也不能买吗？”妈妈答：“不能。”玛玉又问：“那要是姓朱呢？”妈妈答：“回民姓朱的都改成姓黑啦。”

每次去姥姥家前，玛玉都在心里默念三遍：不能说“猪”，不能说“猪”，不能说“猪”。

玛玉第一次对信仰认真，从她开始追问回民为什么不能吃大肉开始，那时她大概六七岁，开始频繁地问爸妈、问回民邻居、问回民同学，得到的答案多种多样：“猪是肮脏的”、“猪没有脖子，不会回头”（寓意不知悔改）、 “回民的祖先默罕默德有一次打仗掉入河中，是一只猪救了他，猪是回民的恩人”……不少人回答“不知道”，玛玉很失望。

终于有一天，玛玉斗胆问了姥姥，得到权威答案：《古兰经》中对于伊斯兰的饮食禁忌有明确规定：真主禁止信徒吃自死物、溢流的血、猪肉、“诵非安拉之名而宰的动物”。姥姥继而强调：“这是为什么咱家吃的牛羊肉必须过阿訇的刀。”

玛玉与大多数回汉结合的孩子一样，户口本上“民族”一栏填着“回”。只要父母有一方是回族，不管信仰如何，世世代代都可以填回族，并不存在审核和淘汰机制。

少数民族的好处还是很多的，比如中考、高考加分；中学、大学军训时可以吃小灶。在国企和事业单位，为了平衡，一些提拔的机会也会特别关照少数民族。佩华曾经就属于一度很吃香的“无知少女”：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

但户口本上的“回族”身份无法解决玛玉现实中的疑惑。在家族里，玛玉是这代人中唯一一个回汉混血小孩。这样的小孩，若是生长在回族较为强势的家庭里，时常会产生“低人一等”的自卑感，特别是在参加葬礼等隆重的宗教仪式时。他们会加强执行各种戒律来获得身份认同和长辈的认可。玛玉身边有些特别教条的同龄人，细问之下，父母反而是回汉结合。

玛玉从小就经历了“身份危机”，因为自己和表兄妹不一样，她老怕人家嫌弃她不纯正。知道回民嫌弃猪脏，玛玉也怕家人嫌弃她脏。有时姥姥谈论“他们汉民”时，还会望向玛玉，玛玉心里很难过，她担心姥姥因为她血统不纯，就爱她少一点。姥姥的疼爱打消了玛玉的顾虑。

到了奶奶家，玛玉也不自在。奶奶家人谈论“他们回民规矩多”时，也会望着玛玉。玛玉最烦被外人问：“那你吃不吃猪肉？”因为她自己也没有想明白自己是谁，到底能不能吃猪肉。

不可否认的是，玛玉这代人的尺度，比父辈放得更宽。去广东出差，例汤喝起来，虾饺吃起来。只要看不见猪肉，不会深究里面是什么。至于“找回民结婚”，已是要翻篇的老黄历了。

除此之外，穆斯林禁酒的文化也早已荡然无存。特别是入了官场的回族人，哪一次仕途的攀登能脱离酒桌文化？这是一个奇怪的场，喝醉是一张入场券，酒后吐露些秘密就更好了，这样彼此都攥住了对方的把柄，同盟就形成了。在酒桌上保持清醒的那个人，是最危险、最不可信、最不会被重用的。

玛玉没有看到过因为谨守禁酒令而拒绝仕途发展的回族亲人。在北京，即便几代都是回族的人家，日常小酌也很常见，逢年过节更有好酒助兴。没有人说什么。

信仰真空，“我们都快成了‘户口本上的回族’”

葬礼，是北京回族保留最多伊斯兰教色彩的习俗。准则是速葬、土葬、薄葬，不问风水，不嚎啕大哭。

玛玉家的一些老人，对生死看得很开，按现在时髦的话说，早就实践了“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既然都是真主的安排，也没必要在医疗尽头费力挽留，不如让病人平静离世。在弥留之际，若能安排阿訇代做“讨白”（用以忏悔一生罪过，祈求真主宽恕，得享天园福乐），并亲口念清真言最好，若无法言语，应由家人代念。

玛玉表舅治文的父亲归真（去世）。治文一家将父亲送去马甸礼拜寺做各种清洁仪式。亡人被盖上印有经文的白布单，摆放时讲究“头南足北，面朝西倾”，头前点着香炉，气氛安静肃穆，没有哀乐，没有哭丧，也不设花圈。前来参加葬礼的人，每人头戴一顶白色礼拜帽。夜晚，亡人的男性至亲要通宵守夜，在大殿前传经。这之前守夜者要先在礼拜寺沐浴更衣，守夜时不可喧哗哭闹，亡人头前的香炉亦不可熄灭。

久违的仪式感令治文感到恍惚。治文在体制内工作，是党员。在单位时除了公开表示不吃猪肉，行为举止没有其他信仰特征。与他的同龄人一样，他并没有认真想过保持回族生活习惯和伊斯兰信仰之间的关系。

在那安静的一夜，治文回望自己的一生，开始思考信仰的意义：

“其实我仅仅是不吃猪肉，从来没有过信仰。这世上有没有神？谁是真神？我不知道。”

那之后，治文尝试自学《古兰经》，但缺乏教导的经书毕竟难啃，治文觉得在追寻的路上非常孤单，了解信仰的途径非常有限。他曾想过把孩子送去穆斯林寺院学习一下，为此特意去了一趟甘南回族自治区，却看到大量早已中国化了的礼拜寺，飞檐翘角、绿瓦红柱，经文阐释中大量使用儒释道用语。

治文觉得自己对待信仰的态度若即若离。他似乎生来就该有信仰，但在整个文革和后来的求学工作中，又被灌输并接受了无神论。可家中重大仪式仍会请阿訇念经，向真主祈求。在这种“无神”和“有神”的拉扯中，治文小心翼翼地和自己的回族身份相处，不敢多想，有时干脆保持麻木。

在另一次穆斯林葬礼上，玛玉第一次和治文交流了信仰问题。治文说，他很看不惯如今家中有亡人入土或周年游坟，都给阿訇包个大经礼（红包）。玛玉非常意外，家中从未就宗教仪式和规矩有过任何讨论。治文说，他虽然没有通读过《古兰经》，但查阅资料得知，按照教义，乜贴（施舍）首先应该给穷人、孤儿和有需要的人，并不是给阿訇。“现在可好，烧饼、油香、钱，都给阿訇了，平时却不见赒济穷人。”治文说，念经其实也不能都请阿訇代劳，应该自己在家念，但现在谁也不会了。

玛玉也觉得，每次去给家人游坟，看到家人给阿訇包经礼，让阿訇念个谁也听不懂的经，都觉得很抽离。“我总觉得回族的信仰应该更加超越，但在现实中却感到越来越像汉民烧香拜佛。”

与治文不同，在身份危机的折磨下，玛玉从小就开始思考终极问题，追寻信仰解答。生在穆斯林家庭，她从来不是无神论。一半的汉族血统令她比家里的同龄人更有空间去探索伊斯兰教之外的信仰世界。

玛玉看到，北京的回族正遭遇空前的信仰危机。

玛玉的回族亲戚众多，不少居住在牛街、常营、回民营和康营等地。这些地方大多已被拆迁，通过政府占地补偿款，有的成了富裕的“拆二代”。玛玉的同龄人不少已放弃回族的饮食习惯，在父母面前装乖，在外面早已无拘无束。

如果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前的牛街还是一个封闭的，以礼拜寺为中心的伊斯兰信仰社区，那么五十年代后，牛街逐渐开放，人员开始流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单位制的普及，回民也被吸纳进行政等级，礼拜寺再也不是人们生活的核心和民间权威。从佩华上小学起，回族的教育已交由国家管理。

在单位工作的回族，更不可能在斋月每天把斋，每日礼拜五次。按规定，开斋节时，回民可享有一天假期。但若以这个理由请假，领导通常不会批准，甚至说：“那谁谁也是回民，人家怎么不请假，就你特殊？”

只有穆娜那一辈人，还在坚守回族的传统。穆娜家里向来挂着从牛街买的伊斯兰教挂历，清晰地标注着古尔邦节和开斋节等重要日子。每逢开斋，穆娜都会自己炸油香 （回族传统食品，类似油饼，逢节庆、红白二事、纪念先人时的必备食品），送给亲友。但佩华这一辈普遍不把斋，不知道何时是斋月，也不过任何伊斯兰教节日，倒是像汉民一样重视春节。

“姥姥那一辈都有信仰，父母那一辈都没信仰，我们这一辈普遍迷茫。”玛玉解释。

这种迷茫和周围人的无神论又不一样。玛玉这一代，听着祖辈“主啊主啊”的感叹长大，又听着父母说“世上本没有什么救世主”——但他们既会入党，又会在家人的坟地上跪下、听阿訇向安拉祈求。

玛玉高中时出国留学，在海外的基督教华人团契接触到基督信仰。在和佩华通电话时，玛玉感慨：“他们（基督徒）的信仰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指引和影响，无论是生死、罪恶，还是痛苦，甚至是每天的琐碎生活，他们的信仰似乎都是活的，总在和上帝互动。”

当然，这都是玛玉个人的观感，她从不敢跟家中其他人交流信仰，只敢对母亲佩华讲。佩华说得更加直接：“我们都快成了‘户口本上的回族’”。玛玉愈加难以看到北京回族后代的信仰内核——除了越来越难做到的不吃猪肉，几乎和汉族没有明显差别。

只有九十岁的穆娜依旧感叹“我的主啊”。每当上下楼梯或出门，穆娜都在心里向真主祈祷，还会念一种“可以让魔鬼退后三百步”的经。

2018年的开斋节，穆娜让家里的年轻人有空做做礼拜、去给阿訇包个经礼，但没有一人搭茬。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的名字皆为化名）

本文参考材料：
1 《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2] 《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宗教制度概论》，勉维霖，1997
[3] 《回族民族内婚制度探析》，马平，1995
[4] 《牛街：一个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良警宇，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