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香港 逃犯條例

葉靜倫:香港街頭的「陣地社工」,如何突破「社工只是做愛心」的刻板想像?

「陣地社工」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源於一部分香港社工長久堅持的價值觀:「為人民維權,不為政府維穩」的集體意識和覺醒。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在灣仔與警察對峙,社工許麗明在示威者前,將警察分隔。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在灣仔與警察對峙,社工許麗明在示威者前,將警察分隔。 攝:林振東/端傳媒

7月27日,23 歲的香港社工劉家棟左手高舉社工證,在抗爭現場被警察逮捕,隨後被拘留在病房 64 小時,但他心裡想的是其餘被控「暴動罪」的 44 名抗爭者。8月31日,另一名社工陳虹秀亦在抗議現場被捕,遭警方控以「暴動罪」,她在9月2日下午獲准保釋。在隨後於法院外舉行的記者會上,陳虹秀關注的焦點仍是自己被拘留的 40 多個小時內,其餘被捕的青年抗議者所受到的羞辱和無理對待。

6月12日晚上,反修例抗議初起,警方祭出武力鎮壓,陳虹秀便決定要與「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社總)的同工一起籌組「陣地社工」。「陣地社工」除了駐守衝突警戒線,也遊走留守範圍,保障示威者被警察搜身時的權利,同時預先教育示威者被捕後需面對的程序,萬一有人被捕,社工亦會提供法律支援。截至 21 日,已有逾 40 名註冊社工加入。招募表單上寫明,他們希望可以變成「好像 First Aid 或記者的特定身分,於衝突現場或警戒線監察警方使用警力的狀況及平衡現場氣氛」。

社工之所以有能力在對抗前線冷靜自持,一方面因其專業訓練使其熟悉溝通與遊說技巧,二方面有些社工長期從事更生人、家暴個案、戒毒或青少年服務等,平日工作上已頻繁面對警察,不像一般人見到警察容易緊張慌亂。

此外,「社工證」雖然不是一個「不會被打」的保證,但在此次反修例運動的多次警民衝突現場已足以成為一個身分識別,就像記者和救護員一樣,在警察還未「殺紅眼」時,能被視為一個有別於抗爭者的、「正在執行工作」的群體。只是如今警力與鎮壓力度升級,大型衝突現場血濺四處、無人有餘力對話時,往往已難有陣地社工發揮之處,僅能在較小型的區域抗爭中協力前線。隨著劉家棟與陳虹秀被捕,也意謂著「社工證」的現場效力逐漸不被警方所接受。

「陣地社工」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源於一部分香港社工長久堅持的價值觀:「為人民維權,不為政府維穩」的集體意識和覺醒。

儘管實質作用日漸減弱,「陣地社工」的行動卻大大開拓了「社工」的定義,從警方、港府到社工群體自己,都逐漸意識到在整場抗爭中,香港社工不斷為自己定位出新的運動角色。

特別是,看在台灣人的眼裡,這種直接站在抗議第一線「執行任務」的社工,著實和大部分台灣人印象中的「社工」很不同。但回顧過往,「陣地社工」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源於一部分香港社工長久堅持的價值觀:「為人民維權,不為政府維穩」的集體意識和覺醒。

2019年8月11日,23 歲的香港社工劉家棟於銅鑼灣集會發言。

2019年8月11日,23 歲的香港社工劉家棟於銅鑼灣集會發言。攝:林振東/端傳媒

70 年代末,英國殖民政府有計畫的推動香港史上第一個官方資助的社區營造計畫,意圖穩定當時受到內地移民潮與學運、工運等多方影響而動蕩的社會。英國本是社會工作的發源地,這門專業當時已在英國發展逾百年,經驗與理念相對成熟,港英政府自1978年首度以政府資源派遣大量社工進駐社區後,開啟了香港社會工作的黃金年代。 

當時進入社區的社工多半是戰後出生、受西方人權思潮影響,同時在成長過程中逐漸產生「香港認同」的年輕人。在80年代,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都提供社工課程,但更多的啟發來自社會上開始陸續經歷的保釣運動、金禧事件、反貪汙等學生和社會運動,令這批年輕人開始思考英國治下的香港處境。

這批年輕的社工組成許多工作隊,每隊3到4人,進入一個1至2萬人左右的社區。不同於現在的社會工作專業分工、隔業如隔山,當時的社區工作必須同時處理兒少保護、青少年與家庭支持、公宅申請、土地糾紛、街坊動員等。

多重而複雜、近身接觸弱勢需求的社會工作,使得一部分當時進入社區的社工並不甘於當一個保守的「準公務員」。

政府將資源投入社會工作,原本使香港社工有了極佳的發展條件,相對於其它職業,社工不僅薪資水準較高,也有了許多運作的空間。但另一方面,也導致大多數的機構開始邁入追求量化成效的「積效管理」文化,且自始便極為依賴政府資金。依工黨議員張超雄所言,如今半數以上組織接受官方資源的收入比例已高達 8-9 成,使得民間團體行事風格與思考漸趨保守,無法再如實反映民意,難以有效監督施政。

然而,多重而複雜、近身接觸弱勢需求的社會工作,使得一部分當時進入社區的社工並不甘於當一個保守的「準公務員」,拒絕迴避政策批判與議題倡議也因為懷著人權的理念、進步的社會工作方法,再加上長時間深入現場的社區工作,使得香港自80年代起就一直有一批社工,走著與一般觀念下的社工迥然相異的道路。

為了改變每日服務中所見的各種壓迫,這批社工們長期在社區裡組織居民以團體力量爭取福利資源、動員各方進入諮詢與決策會議,並且在爭取無效後集結民意衝撞體制,這種「社會運動化」的社會工作逐漸成型。許多社工更在多次帶領社運,以及社區工作佈下的強勁網絡中,一步步從地區選舉進入立法會,如今許多民主派的活躍力量,包括 2014 年因占領中環獲罪入獄、至今仍身陷囹圄的邵家臻;以及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前香港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等人,皆是後來傳承此精神,選擇進入體制改革的社會工作者。

在台灣,從未聽過這麼多社福從業人員,每個人都如此理所當然又堅定地討論「公理」、「正義」與「人權」命題。

除了體制面,有些社工則進入學界,許多香港社區發展領域的元老級前輩如莫慶聯、甘炳光、鍾劍華等人,至今都還在各級學府中不斷影響著如今走上街頭的年輕人。

例如自 1981 年社工系畢業起便深入社區、如今教書超過 25 年的莫慶聯,長年以來始終堅信社會工作不只是一份「工作」:「活著就是要尋找生命的意義。社會工作不只是工作,而是人生的使命與價值彰顯,社工要參與社會改革,為基層發聲,捍衛公義。」即便在 90 年代後香港社區工作因衝突而終止、社會工作邁向專業分工、97 主權移交後社福界頻遭打壓的今日,反修訂《逃犯逃例》的抗爭現場依舊處處可見他們播下的種子。這些精神與信念的傳承,讓我在 6 月中赴香港採訪時深受震撼。

當時赴港,是因為香港工黨議員張超雄、社會福利界立法會邵家臻議員辦事處、社工復興運動、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社總)、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等團體首先在 6 月 11 日發動了社福界罷工,這是香港近 30 個功能界別中最早登高一呼以罷工抗議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社總總幹事許麗明接受我訪問時說:「社福界罷工雖然不是空前,但也極為罕見,且此次反送中無論是人數或動員力都鮮少如此團結。」

最讓我吃驚的是,這些年來採訪台灣社會福利發展至今,從未聽過這麼多社福從業人員──從 5 年到近 20 年資歷的實務社工,從社福工會成員、工會總幹事、社政研究員到工黨社福議員,每個人都如此理所當然又堅定地討論「公理」、「正義」與「人權」命題。

2019年6月21日,社工陳虹秀在示威者包圍灣仔警察總部的現場。

2019年6月21日,社工陳虹秀在示威者包圍灣仔警察總部的現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當然,台灣也有許多社工常提到權利保障與賦權(empowerment),期望社會工作有一天不再只限於「做愛心」的想像,而是能為每個相對弱勢者爭取到生而為人本應享有的權利。然而這群橫跨老中青的香港社會工作者談起社會正義、為民爭權竟都如此由心而生,討論社會制度與結構壓迫亦是頭頭是道,同時異口同聲強調,在日常服務中落實公民教育的必要。

「平日跟他們要好的社工罷工、社工上街頭,他們不明白發生什麼事,我們就趁機解釋給他們聽。」

其中一個尤其觸動我的是做社區長者服務5年多的年輕社工陳順意。她自述是個不喜好衝突、也無法衝第一線的人,但她每日在社區裡卻不斷跟長輩們以平和的方式談論政治,甚至帶老人家一起上街遊行。

陳順意受訪時緩緩地說:「我也不喜歡談,但我知道這些長輩都會投給建制派,如果我們不開始對話,就永遠沒辦法改變。而且我雖然沒辦法衝第一線,但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回到生活裡,為第一線的人解釋現場,告訴長輩們,這些年輕人在現場並不是暴力的。」

從事青少年服務、身上四處可見刺青的社工張貴豪,平日接觸的則是各種被教育體制邊緣化、經常遁入幫派的青少年,且因為服務地域就位於香港北區,和深圳僅一河之隔,這些青少年在抗爭前幾乎每週末都會跑去中國大陸喝酒、上舞廳,所謂「中國」,對他們來說原本是個繁華又好玩的地方。然而當街頭的抗爭愈演愈烈,這些平日與社工們早已建立感情的青少年開始疑惑,試圖用自己的角度來理解世界的變化。「他們許多人是身處黑幫底層、被上面的老大們拿來利用的小混混。平日跟他們要好的社工罷工、社工上街頭,他們不明白發生什麼事,我們就趁機解釋給他們聽。」張貴豪說。

張貴豪曾花許多時間和一個幫派年輕人周旋,他明白這個人早早輟學、進入幫派爬至中層成為夜店守門,幾乎不可能再回到學校,或找個「正當職業」過日子。張貴豪沒跟他說太多大道理,只是長時間聽他訴說從小在家庭與學校間的挫敗,然後開始「拐」他去做義工。例如,想各種理由帶他去與貧困的獨居老人閒談,發現他很有感觸,幾次後便開始聊起每個人的狀況,逐漸讓他意識到社會與政治網絡的複雜性,了解個人如何在體制中被牽制,甚至受到壓迫。

「我碰到的更大多數年輕人是出現在抗爭最前線的。你以為他們是黑幫,其實他們內心有很強的正義感,他們甚至非常反對警黑合作,即使他們自己就是幫派。」

久而久之,這個黑道份子開始願意說得更多,並時常問張貴豪什麼時候還要去見老人家,後來甚至會在電話中提前警告張貴豪避開黑道與示威者的衝突區,並且告訴張貴豪,他自己也不會去。

「換作是以前,他是一定會去的,但長久以來,我覺得他逐漸把自己跟幫派的身分分開了。他知道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人,只是因為社會的種種原因而有了黑道的身分。」張貴豪坦言:「我當然知道不可能做幾次義工就會全然改變什麼,事實上也不是每個個案都可以這樣做,但我需要讓他了解,問題是問題,你是你,不要因為許多社會加諸在你身上的問題而瞧不起自己。」他也指出:「就像反送中多次警黑合作的衝突中,或許也有幾個我們接觸的年輕人,但我碰到的更大多數年輕人是出現在抗爭最前線的。你以為他們是黑幫,其實他們內心有很強的正義感,他們甚至非常反對警黑合作,即使他們自己就是幫派。」

和張貴豪同樣在雨傘運動前後開始從事社會工作的「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副理事長楊映雪,現在做的是未婚懷孕的青少女服務。她跟張貴豪一樣努力在服務中落實「生活即政治」的理念,希望用不間斷的對話來改變大家看待社運的負面眼光,以此降低許多人參與社會運動的門檻:「我會從許多小地方跟她們聊,例如她們申請的社會福利補助是怎麼來的、吃飯的價錢為什麼在提升、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這些年輕社工為什麼如此「社運化」?他們的社運啟蒙究竟來自何時?幾乎每個人都會說,是學校教育改變了自己。

對楊映雪、張貴豪和陳順意這些平均年齡26歲上下,自己都還是「年輕人」、言談間卻不斷提到「年輕人」的社工來說,努力和這些比他們更年輕10餘歲的少年少女們,或更年長數十歲的老人家對話,就是社工專業在街頭之外的實踐。「我們真的有可能在服務中、在服務對象面前抽離所有對社會的理解嗎?我的經驗告訴我不可能。你是帶著你的價值觀和你對問題的理解去跟他們建立關係的。提升社會意識、持續的反思,是我在社會工作中不間斷的自我提醒。」楊映雪說。

如果進一步問這些年輕社工為什麼如此「社運化」?他們的社運啟蒙究竟來自何時?幾乎每個人都會說,是學校教育改變了自己。張貴豪印象最深的便是大專時的老師莫慶聯不斷帶他們進入社區,與街友、性工作者等不同群體對話;陳順意的老師在課堂上播放反高鐵抗爭影片、討論社工價值;楊映雪則跟張貴豪同一間大專畢業,在念書時便被指引去看見個人處境背後的社會連結,並且被鼓勵積極參加社運、組織社工學生關注民生議題,反覆思考社區工作與社會參與的意義。

2019年6月17日,社福界發起的罷工行動。

2019年6月17日,社福界發起的罷工行動。攝:林振東/端傳媒

陳順意、楊映雪、張貴豪這些新生代的社工們,以及許多相同理念與訓練的社會工作者,後來都成為「社工復興運動」的積極參與者。2013 年3月,邵家臻與社工出身的香港社運人士葉寶琳等人共同發起「社工復興運動」,強調要「從新自由主義的淵藪中奪回社會工作,讓社會工作回歸初始,回到社會,回到公共」,力圖將97後開始遭港府打壓、逐漸流失社會關懷的社工們拉回公共領域、「復興」過往的社會工作精神。他們善用80-90年代參與社運的組織動員力,透過文字書寫、各種社運文宣、舉辦批判性的社工學堂、監督社工註冊局,並且與律師、醫師、護理師、心理師等跨專業合作,多次引領社工們發起或參與抗爭,逐漸在保守多時的社會工作領域中激蕩出新的氣象。

如今,除了街頭的「陣地社工」,抗爭中的另一個重要角色是「防自殺網上社工」。

長達逾 3 個月看不到盡頭的抵抗,在社會上蔓延出一種深刻的無力感與挫敗情緒,許多青少年更經常在網路上發出輕生念頭。社工們於是開了群組,全港18區的社工以近24小時輪班制關注各種疑似將尋短的訊息,每每有人在群組中通報便立刻有社工前往。「從6月中到8月底,類似這樣的個案我們就處理了將近100件。」張貴豪說,香港自70年代末便有了青少年外展社工隊──社工們走出辦公室與會談室,主動上街尋找需要支持的青少年。這種模式除了搏感情建立關係,也使外展社工無論在社區環境和人際網絡上,都擁有過人的敏銳度與熟悉感。

「我們現在常常能憑網路上的高樓和環境照片辨認出意圖輕生者的所在位置,通常也能很快循線找到發文者的朋友。之前還有人發文說他想跳海,照片裡只拍到海岸和腳,竟然真的就有社工認出是哪裡的海岸,後來趕到海邊,果真找到發文的人。」張貴豪解釋,在大型社會運動中,只要有人輕生,特別是十幾歲的青少年,強烈的共感會迅速蔓延,社運中的「運動傷害」與創傷在社區裡爆發,最熟悉在地的社工隊因此成為關鍵的支持網。「我們也會在抗爭現場附近設立支援站,提供食物、空調、醫療用品、現場新聞直播和情緒輔導,太多因為抗爭而跟家裡鬧翻的孩子,都可以在這裡休息。」 7月9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面對年輕人陸續以死明志,在記者會中表示已「動員多個非政府機構提供輔導支援,希望減低社會的負面情緒」,卻引發社工們反彈,在7月21日發起「社工受夠了」4000人靜默遊行,遊行中升起印著「政治問題」的巨型黑色氣球。「如今這一切,是政府搞出來的問題。社工不是維穩的工具、每天跟在政權後面被『動員』去收爛攤子。我們關心年輕人是自發的,但年輕人的狀況不應該用福利的角度來處理,政治問題就該交回給政府。」張貴豪說。

「其實在反送中前期,我們很常討論自己能發揮什麼樣的角色。有人說我們要守護孩子,保護年輕人,但後來前線開始有人反彈,到現在有時也會有人不滿。社工們會自問,我們為什麼要站在高人一等的角度,覺得年輕人需要『被守護』?難道他們沒辦法照顧自己嗎?」張貴豪說:「他們在前線,我們因為擔心而一直叫他們回來,他們會不會認為自己做錯事?」後來社工群體逐漸達成共識,努力讓每個人了解自己的能力極限,並且適時支援,就像所有抗爭者互相支援整個運動一般。

香港社工長久以來為底層社會肩負「維權」重任,許多社工更因其進步的社會工作專業而經常往來內地,進行督導與相關授課,整個社會福利界無疑是《逃犯條例》若通過後,極可能被「送中」的高風險群。然而從此次抗爭中日漸鮮明的角色定位來看,過往的社工價值顯然正逐步復興。

當然,港台兩地近半世紀以來經歷完全不同的發展脈絡,我們無意苛責台灣社工為什麼不一樣。「維權社工」之所以令人欽羨,只因那「有愛還很有力量」的助人樣貌令人心嚮往之,且對於長期近距離接觸社會弱勢、理應最了解問題樣貌的社工,或許總多了些挺身為民的期待。

(葉靜倫/社會福利觀察與文字工作者,臺灣公益議題媒體《Right Plus 多多益善》創站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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