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静伦：香港街头的“阵地社工”，如何突破“社工只是做爱心”的刻板想像？

7 月 27 日，23 岁的香港社工刘家栋左手高举社工证，在抗争现场被警察逮捕，随后被拘留在病房 64 小时，但他心里想的是其余被控“暴动罪”的 44 名抗争者。8月31日，另一名社工陈虹秀亦在抗议现场被捕，遭警方控以“暴动罪”，她在9月2日下午获准保释。在随后于法院外举行的记者会上，陈虹秀关注的焦点仍是自己被拘留的 40 多个小时内，其余被捕的青年抗议者所受到的羞辱和无理对待。

6月12日晚上，反修例抗议初起，警方祭出武力镇压，陈虹秀便决定要与“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社总）的同工一起筹组“阵地社工”。“阵地社工”除了驻守冲突警戒线，也游走留守范围，保障示威者被警察搜身时的权利，同时预先教育示威者被捕后需面对的程序，万一有人被捕，社工亦会提供法律支援。截至 21 日，已有逾 40 名注册社工加入。招募表单上写明，他们希望可以变成“好像 First Aid 或记者的特定身分，于冲突现场或警戒线监察警方使用警力的状况及平衡现场气氛”。

社工之所以有能力在对抗前线冷静自持，一方面因其专业训练使其熟悉沟通与游说技巧，二方面有些社工长期从事更生人、家暴个案、戒毒或青少年服务等，平日工作上已频繁面对警察，不像一般人见到警察容易紧张慌乱。

此外，“社工证”虽然不是一个“不会被打”的保证，但在此次反修例运动的多次警民冲突现场已足以成为一个身分识别，就像记者和救护员一样，在警察还未“杀红眼”时，能被视为一个有别于抗争者的、“正在执行工作”的群体。只是如今警力与镇压力度升级，大型冲突现场血溅四处、无人有余力对话时，往往已难有阵地社工发挥之处，仅能在较小型的区域抗争中协力前线。随著刘家栋与陈虹秀被捕，也意谓著“社工证”的现场效力逐渐不被警方所接受。

“阵地社工”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部分香港社工长久坚持的价值观：“为人民维权，不为政府维稳”的集体意识和觉醒。

尽管实质作用日渐减弱，“阵地社工”的行动却大大开拓了“社工”的定义，从警方、港府到社工群体自己，都逐渐意识到在整场抗争中，香港社工不断为自己定位出新的运动角色。

特别是，看在台湾人的眼里，这种直接站在抗议第一线“执行任务”的社工，著实和大部分台湾人印象中的“社工”很不同。但回顾过往，“阵地社工”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部分香港社工长久坚持的价值观：“为人民维权，不为政府维稳”的集体意识和觉醒。

70 年代末，英国殖民政府有计划的推动香港史上第一个官方资助的社区营造计划，意图稳定当时受到内地移民潮与学运、工运等多方影响而动荡的社会。英国本是社会工作的发源地，这门专业当时已在英国发展逾百年，经验与理念相对成熟，港英政府自1978年首度以政府资源派遣大量社工进驻社区后，开启了香港社会工作的黄金年代。　

当时进入社区的社工多半是战后出生、受西方人权思潮影响，同时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产生“香港认同”的年轻人。在80年代，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都提供社工课程，但更多的启发来自社会上开始陆续经历的保钓运动、金禧事件、反贪污等学生和社会运动，令这批年轻人开始思考英国治下的香港处境。

这批年轻的社工组成许多工作队，每队3到4人，进入一个1至2万人左右的社区。不同于现在的社会工作专业分工、隔业如隔山，当时的社区工作必须同时处理儿少保护、青少年与家庭支持、公宅申请、土地纠纷、街坊动员等。

多重而复杂、近身接触弱势需求的社会工作，使得一部分当时进入社区的社工并不甘于当一个保守的“准公务员”。

政府将资源投入社会工作，原本使香港社工有了极佳的发展条件，相对于其它职业，社工不仅薪资水准较高，也有了许多运作的空间。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大多数的机构开始迈入追求量化成效的“积效管理”文化，且自始便极为依赖政府资金。依工党议员张超雄所言，如今半数以上组织接受官方资源的收入比例已高达 8-9 成，使得民间团体行事风格与思考渐趋保守，无法再如实反映民意，难以有效监督施政。

然而，多重而复杂、近身接触弱势需求的社会工作，使得一部分当时进入社区的社工并不甘于当一个保守的“准公务员”，拒绝回避政策批判与议题倡议也因为怀著人权的理念、进步的社会工作方法，再加上长时间深入现场的社区工作，使得香港自80年代起就一直有一批社工，走著与一般观念下的社工迥然相异的道路。

为了改变每日服务中所见的各种压迫，这批社工们长期在社区里组织居民以团体力量争取福利资源、动员各方进入咨询与决策会议，并且在争取无效后集结民意冲撞体制，这种“社会运动化”的社会工作逐渐成型。许多社工更在多次带领社运，以及社区工作布下的强劲网络中，一步步从地区选举进入立法会，如今许多民主派的活跃力量，包括 2014 年因占领中环获罪入狱、至今仍身陷囹圄的邵家臻；以及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会长、前香港社会福利界立法会议员张国柱等人，皆是后来传承此精神，选择进入体制改革的社会工作者。

在台湾，从未听过这么多社福从业人员，每个人都如此理所当然又坚定地讨论“公理”、“正义”与“人权”命题。

除了体制面，有些社工则进入学界，许多香港社区发展领域的元老级前辈如莫庆联、甘炳光、钟剑华等人，至今都还在各级学府中不断影响著如今走上街头的年轻人。

例如自 1981 年社工系毕业起便深入社区、如今教书超过 25 年的莫庆联，长年以来始终坚信社会工作不只是一份“工作”：“活著就是要寻找生命的意义。社会工作不只是工作，而是人生的使命与价值彰显，社工要参与社会改革，为基层发声，捍卫公义。”即便在 90 年代后香港社区工作因冲突而终止、社会工作迈向专业分工、97 主权移交后社福界频遭打压的今日，反修订《逃犯逃例》的抗争现场依旧处处可见他们播下的种子。这些精神与信念的传承，让我在 6 月中赴香港采访时深受震撼。

当时赴港，是因为香港工党议员张超雄、社会福利界立法会邵家臻议员办事处、社工复兴运动、社会工作者总工会（社总）、社会福利机构员工会等团体首先在 6 月 11 日发动了社福界罢工，这是香港近 30 个功能界别中最早登高一呼以罢工抗议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社总总干事许丽明接受我访问时说：“社福界罢工虽然不是空前，但也极为罕见，且此次反送中无论是人数或动员力都鲜少如此团结。”

最让我吃惊的是，这些年来采访台湾社会福利发展至今，从未听过这么多社福从业人员──从 5 年到近 20 年资历的实务社工，从社福工会成员、工会总干事、社政研究员到工党社福议员，每个人都如此理所当然又坚定地讨论“公理”、“正义”与“人权”命题。

当然，台湾也有许多社工常提到权利保障与赋权（empowerment），期望社会工作有一天不再只限于“做爱心”的想像，而是能为每个相对弱势者争取到生而为人本应享有的权利。然而这群横跨老中青的香港社会工作者谈起社会正义、为民争权竟都如此由心而生，讨论社会制度与结构压迫亦是头头是道，同时异口同声强调，在日常服务中落实公民教育的必要。

“平日跟他们要好的社工罢工、社工上街头，他们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我们就趁机解释给他们听。”

其中一个尤其触动我的是做社区长者服务5年多的年轻社工陈顺意。她自述是个不喜好冲突、也无法冲第一线的人，但她每日在社区里却不断跟长辈们以平和的方式谈论政治，甚至带老人家一起上街游行。

陈顺意受访时缓缓地说：“我也不喜欢谈，但我知道这些长辈都会投给建制派，如果我们不开始对话，就永远没办法改变。而且我虽然没办法冲第一线，但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回到生活里，为第一线的人解释现场，告诉长辈们，这些年轻人在现场并不是暴力的。”

从事青少年服务、身上四处可见刺青的社工张贵豪，平日接触的则是各种被教育体制边缘化、经常遁入帮派的青少年，且因为服务地域就位于香港北区，和深圳仅一河之隔，这些青少年在抗争前几乎每周末都会跑去中国大陆喝酒、上舞厅，所谓“中国”，对他们来说原本是个繁华又好玩的地方。然而当街头的抗争愈演愈烈，这些平日与社工们早已建立感情的青少年开始疑惑，试图用自己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变化。“他们许多人是身处黑帮底层、被上面的老大们拿来利用的小混混。平日跟他们要好的社工罢工、社工上街头，他们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我们就趁机解释给他们听。”张贵豪说。

张贵豪曾花许多时间和一个帮派年轻人周旋，他明白这个人早早辍学、进入帮派爬至中层成为夜店守门，几乎不可能再回到学校，或找个“正当职业”过日子。张贵豪没跟他说太多大道理，只是长时间听他诉说从小在家庭与学校间的挫败，然后开始“拐”他去做义工。例如，想各种理由带他去与贫困的独居老人闲谈，发现他很有感触，几次后便开始聊起每个人的状况，逐渐让他意识到社会与政治网络的复杂性，了解个人如何在体制中被牵制，甚至受到压迫。

“我碰到的更大多数年轻人是出现在抗争最前线的。你以为他们是黑帮，其实他们内心有很强的正义感，他们甚至非常反对警黑合作，即使他们自己就是帮派。”

久而久之，这个黑道份子开始愿意说得更多，并时常问张贵豪什么时候还要去见老人家，后来甚至会在电话中提前警告张贵豪避开黑道与示威者的冲突区，并且告诉张贵豪，他自己也不会去。

“换作是以前，他是一定会去的，但长久以来，我觉得他逐渐把自己跟帮派的身分分开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只是因为社会的种种原因而有了黑道的身分。”张贵豪坦言：“我当然知道不可能做几次义工就会全然改变什么，事实上也不是每个个案都可以这样做，但我需要让他了解，问题是问题，你是你，不要因为许多社会加诸在你身上的问题而瞧不起自己。”他也指出：“就像反送中多次警黑合作的冲突中，或许也有几个我们接触的年轻人，但我碰到的更大多数年轻人是出现在抗争最前线的。你以为他们是黑帮，其实他们内心有很强的正义感，他们甚至非常反对警黑合作，即使他们自己就是帮派。”

和张贵豪同样在雨伞运动前后开始从事社会工作的“社会福利机构员工会”副理事长杨映雪，现在做的是未婚怀孕的青少女服务。她跟张贵豪一样努力在服务中落实“生活即政治”的理念，希望用不间断的对话来改变大家看待社运的负面眼光，以此降低许多人参与社会运动的门槛：“我会从许多小地方跟她们聊，例如她们申请的社会福利补助是怎么来的、吃饭的价钱为什么在提升、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年轻社工为什么如此“社运化”？他们的社运启蒙究竟来自何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说，是学校教育改变了自己。

对杨映雪、张贵豪和陈顺意这些平均年龄26岁上下，自己都还是“年轻人”、言谈间却不断提到“年轻人”的社工来说，努力和这些比他们更年轻10余岁的少年少女们，或更年长数十岁的老人家对话，就是社工专业在街头之外的实践。“我们真的有可能在服务中、在服务对象面前抽离所有对社会的理解吗？我的经验告诉我不可能。你是带著你的价值观和你对问题的理解去跟他们建立关系的。提升社会意识、持续的反思，是我在社会工作中不间断的自我提醒。”杨映雪说。

如果进一步问这些年轻社工为什么如此“社运化”？他们的社运启蒙究竟来自何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说，是学校教育改变了自己。张贵豪印象最深的便是大专时的老师莫庆联不断带他们进入社区，与街友、性工作者等不同群体对话；陈顺意的老师在课堂上播放反高铁抗争影片、讨论社工价值；杨映雪则跟张贵豪同一间大专毕业，在念书时便被指引去看见个人处境背后的社会连结，并且被鼓励积极参加社运、组织社工学生关注民生议题，反复思考社区工作与社会参与的意义。

陈顺意、杨映雪、张贵豪这些新生代的社工们，以及许多相同理念与训练的社会工作者，后来都成为“社工复兴运动”的积极参与者。2013 年3月，邵家臻与社工出身的香港社运人士叶宝琳等人共同发起“社工复兴运动”，强调要“从新自由主义的渊薮中夺回社会工作，让社会工作回归初始，回到社会，回到公共”，力图将97后开始遭港府打压、逐渐流失社会关怀的社工们拉回公共领域、“复兴”过往的社会工作精神。他们善用80-90年代参与社运的组织动员力，透过文字书写、各种社运文宣、举办批判性的社工学堂、监督社工注册局，并且与律师、医师、护理师、心理师等跨专业合作，多次引领社工们发起或参与抗争，逐渐在保守多时的社会工作领域中激荡出新的气象。

如今，除了街头的“阵地社工”，抗争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防自杀网上社工”。

长达逾 3 个月看不到尽头的抵抗，在社会上蔓延出一种深刻的无力感与挫败情绪，许多青少年更经常在网路上发出轻生念头。社工们于是开了群组，全港18区的社工以近24小时轮班制关注各种疑似将寻短的信息，每每有人在群组中通报便立刻有社工前往。“从6月中到8月底，类似这样的个案我们就处理了将近100件。”张贵豪说，香港自70年代末便有了青少年外展社工队──社工们走出办公室与会谈室，主动上街寻找需要支持的青少年。这种模式除了搏感情建立关系，也使外展社工无论在社区环境和人际网络上，都拥有过人的敏锐度与熟悉感。

“我们现在常常能凭网路上的高楼和环境照片辨认出意图轻生者的所在位置，通常也能很快循线找到发文者的朋友。之前还有人发文说他想跳海，照片里只拍到海岸和脚，竟然真的就有社工认出是哪里的海岸，后来赶到海边，果真找到发文的人。”张贵豪解释，在大型社会运动中，只要有人轻生，特别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强烈的共感会迅速蔓延，社运中的“运动伤害”与创伤在社区里爆发，最熟悉在地的社工队因此成为关键的支持网。“我们也会在抗争现场附近设立支援站，提供食物、空调、医疗用品、现场新闻直播和情绪辅导，太多因为抗争而跟家里闹翻的孩子，都可以在这里休息。”
7月9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面对年轻人陆续以死明志，在记者会中表示已“动员多个非政府机构提供辅导支援，希望减低社会的负面情绪”，却引发社工们反弹，在7月21日发起“社工受够了”4000人静默游行，游行中升起印著“政治问题”的巨型黑色气球。“如今这一切，是政府搞出来的问题。社工不是维稳的工具、每天跟在政权后面被‘动员’去收烂摊子。我们关心年轻人是自发的，但年轻人的状况不应该用福利的角度来处理，政治问题就该交回给政府。”张贵豪说。

“其实在反送中前期，我们很常讨论自己能发挥什么样的角色。有人说我们要守护孩子，保护年轻人，但后来前线开始有人反弹，到现在有时也会有人不满。社工们会自问，我们为什么要站在高人一等的角度，觉得年轻人需要‘被守护’？难道他们没办法照顾自己吗？”张贵豪说：“他们在前线，我们因为担心而一直叫他们回来，他们会不会认为自己做错事？”后来社工群体逐渐达成共识，努力让每个人了解自己的能力极限，并且适时支援，就像所有抗争者互相支援整个运动一般。

香港社工长久以来为底层社会肩负“维权”重任，许多社工更因其进步的社会工作专业而经常往来内地，进行督导与相关授课，整个社会福利界无疑是《逃犯条例》若通过后，极可能被“送中”的高风险群。然而从此次抗争中日渐鲜明的角色定位来看，过往的社工价值显然正逐步复兴。

当然，港台两地近半世纪以来经历完全不同的发展脉络，我们无意苛责台湾社工为什么不一样。“维权社工”之所以令人钦羡，只因那“有爱还很有力量”的助人样貌令人心向往之，且对于长期近距离接触社会弱势、理应最了解问题样貌的社工，或许总多了些挺身为民的期待。

(叶静伦／社会福利观察与文字工作者，台湾公益议题媒体《Right Plus 多多益善》创站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