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乳業十年躍進：集中化和規模化能讓我們喝上鮮奶麼？

編者按：從毒奶粉到劣質疫苗，悲劇以十年為單位輪迴。中國父母被迫用孩子的健康甚至生命，為形同虛設的政府監管、利慾薰心的生產企業買單。在劣質疫苗鬧得沸沸揚揚之際，回看十年前的「毒奶粉」事件：當年的「壞人」被繩之以法了麼？造成致命後果的漏洞被堵上了麼？因「毒奶粉」而流離失所的信心被找回了麼？心碎的父母和孱弱的「結石寶寶」又是怎樣度過這漫長的十年？專題「毒奶粉十年」將向你呈現，毒奶粉撒在這片大地和人心上的、經年不散的陰影，冀望由此反思：在每一次重大事件之後，我們的社會有沒有成長？

在前兩篇，我們關注了個體故事：一篇結石寶寶母親的口述，她的孩子至今飽受腎結石後遺症的折磨；另一篇是同問題奶粉企業纏鬥十年的父親；在第三篇，我們用數據動畫勾勒了一個群體——「奶粉難民」，講述他們在全世界搜刮安全感的故事。今天是專題的最後一篇，從產業的角度出發，回溯了毒奶粉事件後，中國政府和企業是如何應對並做出改變的。

貴岩是看著卡車將家養的20多頭奶牛分批拉走的。那是2014年，上面突然宣佈不許自家養奶牛了——一如10年前，村裏鼓勵家家戶戶養奶牛一樣——貴岩不知道為什麼。她今年60歲，雙腿因超負荷勞作而嚴重O型，每走一步，都要在空中畫半個圓。

貴岩生活的河北省石家莊市九門村，曾是知名的奶牛村。當地司機至今記得從前的盛況：村路上、田地邊、家家戶戶的院內院外，都是奶牛。2004年，村裏特意開闢了一大片集體用地，把養牛的150多戶遷過來，每家租一塊地：蓋個平房，再修個養牛的院子，正式成為「奶區」居民。貴岩記得，高峰時期，每家能養20多頭奶牛，奶站每天收奶十幾噸。

21世紀的頭幾年，中國乳業市場年均增長率超過20%，政府和大型乳企紛紛通過資金、技術支援鼓勵農戶養殖奶牛，到2008年，全國分佈著大約220萬戶奶農。但「毒奶粉」事件打破了這一局面，政府將責任歸咎於幾個「黑心」奶農和一家不負責任的乳企，並認定只有規模化和集中化能帶來安全。從此，中國乳業變成了一個不知疲倦的「吃豆人」（編按：一種老式電玩遊戲，台灣稱「小精靈」）：吃掉小規模養殖農戶，興建大型養殖場；篩掉中小企業，扶持巨頭，不知疲倦地整合、擴張。乳企數量從2008年的2000多家降至今天的不到450家。

但激越的集中化、規模化，究竟帶來了什麼？十年之後，逾百萬奶農被迫退出市場；大規模養殖的奶牛場消耗著昂貴的進口草料，生產出成本比國際高一倍的牛奶，墜入連年巨額虧損；唯有乳企巨頭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富有、強大，而他們還在大量製造、銷售還原乳（即用奶粉兌水還原成的牛奶）。當所有的「豆子」都被吞進一張嘴裏，遊戲規則還有用麼？

「三鹿為整個行業償還了欠債」

「我們似乎習慣了以手電筒的方式來恩澤公民，照到哪裏就亮到哪裏。」

83歲的趙東林至今認為，田文華被判重了。他1980年從部隊轉業到三鹿，做加工分廠的廠長。「我們老百姓有的很同情她，田文華得死在監獄裏啊。」（編註：三鹿前董事長田文華因「毒奶粉」案被判終身監禁，後獲三次減刑，刑期至2027年8月3日，若無意外82歲出獄。）

曾在三鹿生產處工作的董建軍（化名）說，往牛奶裏添東西，是當時整個乳業心照不宣的「潛規則」。「這個添加劑（三聚氰胺）早就有了，我管的時候知道，領導們也知道，都裝傻。」

彼時中國四大乳業集團伊利、蒙牛、三鹿、光明共佔據近一半市場，另一半由外國品牌和其餘兩千多家中國乳企瓜分。其中，除了少數乳企建有自己的專屬牧場，多數都依靠逾220萬個小型農戶供奶。那時中國超過八成的奶牛場只有不到五頭奶牛。農戶將奶賣給奶站，奶站再運到乳企，大部分乳企都有固定收奶的奶站。

這份平衡被一個迅速崛起的商業奇蹟打破了。成立於1999年的蒙牛，僅用五年時間，便衝到中國乳企第一，銷售額從最初的0.37億（人民幣，下同）翻至2007年的213億。

急速擴張的背後是對各地奶源的瘋狂掠奪。北安完達山乳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昊2013年接受《中國經濟和信息化》採訪時透露：「蒙牛的人多次找上門來，張口就開出高出市場20%的收購價格。奶農跟我們簽訂的是長期供奶協議，本沒有多餘的奶賣給蒙牛，但不符合標準被我們拒收的奶、摻了水的奶，蒙牛都會收。」

在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關於「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庭審中，三鹿涉案高管之一杭志奇說：「自從蒙牛、伊利等巨頭湧進河北省市場以後，奶源市場就越來越緊張了……這些問題奶我們不收，就將從此喪失這部分奶源。」

高價搶奶的誘惑推動著奶站大量稀釋鮮奶，又加入三聚氰胺以混過蛋白質含量的檢測，激烈爭搶奶源的乳企則對此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直到2008年事發，22家乳企、69批次乳製品被查出三聚氰胺，造成至少六名嬰兒死亡、近三十萬患腎結石。

民怨沸騰。

輿論壓力下，行政和司法很快交出了答卷：石家莊市市長冀純堂引咎辭職，相關官員紛紛被免職、降級、記過。三鹿董事長田文華被判無期徒刑；涉嫌製造和銷售含三聚氰胺牛奶的奶農中，有三人被判死刑，一人無期。

「中央一說話，都衝著咱們三鹿來了。」趙東林說，「全中國這樣（查出三聚氰胺）的企業你處理了幾個？就一個。」

「三鹿為整個行業償還了欠債。」一位乳企高官在上述報導中總結道。品牌價值一度逼近150億元的三鹿，在2009年初破產，以6.1億被收購。

但暴風級的整治，並未吹走盤旋在中國乳業頭頂上的黑雲。2010年，甘肅、青海等地曝出奶粉三聚氰胺嚴重超標，此後數年國產奶粉亦不斷被曝激素（荷爾蒙）超標、汞超標、致癌物超標……

「我們似乎習慣了以手電筒的方式來恩澤公民，照到哪裏就亮到哪裏。如果需要照亮的地方太多，難道不應該用更具普適性的照亮方式麼？」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劉亞平，在《中國食品安全的監管痼疾及其糾治》一文中，反思了「毒奶粉」事件「運動式整治模式」的弊病：在輿論壓力下，政府從消除後果的角度出發，積極進行懲罰和善後，等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後，資源也隨之轉移。

一個最有力的證據是，因「毒奶粉」事件引咎的官員，都在隨後幾年復職、升遷了。

「這樣一種被公眾注意力牽著走的監管往往缺乏系統規劃，倉促出台的相關政策缺乏操作性思考，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為以後的實施埋下隱患。」劉亞平的話凝練地概括出中國監管的最大問題。從毒奶粉到劣質疫苗，從天津爆炸到屢禁不止的煤礦事故，絆倒中國社會的，永遠是同一塊石頭。

牛必須一起養，草必須吃一樣的

「把農民排擠在產業之外，這是政府加集約化企業共同作用的悲劇。」

2008年11月，國務院發佈《奶業整頓和振興規劃綱要》，提出推進奶牛規模化和標準化養殖，對300頭以上奶牛的養殖場提供資金補貼，並要求乳企在2011年10月底前實現七成乳源自給。

補貼的誘惑和政策的壓力，掀起了一場新的「奪奶大戰」。蒙牛與現代牧業合建了14座萬頭以上的超大型牧場，伊利投資14億自建牧場7座……很快，內蒙古、新疆、東北、河北四大黃金奶源帶以及四川、河南等新興奶源帶均被收割一空。截至2015年，中國已建、在建的萬頭牧場超過52家，計劃要建的約24家。

這場追求「大規模」的競賽遭到質疑：萬頭牧場意味著大量糞污、廢液的產生，疾病風險、環境壓力陡增。

「政策出台前需要周密認證，避免解決一個問題的同時又引發新問題。」中荷奶業發展中心資助編寫的《中國奶業白皮書（2014）》建議，中國奶業應遵守循序漸進的原則。畢竟，荷蘭用100多年的時間才把奶牛養殖場平均規模提高到100頭奶牛。

「只要是機械擠奶、擠奶後即時冷藏，就可保證原料乳的質量安全，與企業大小無關。」華中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教授楊利國對端傳媒表示。

這一點似乎被監管者忽視了。「毒奶粉」事件的「罪魁禍首」被視為分散的、難以管理的散戶養殖模式，唯有規模化、集中化才能得救。同年，國務院頒布《乳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條例》，規定奶站只能由乳企、養殖場及合作社開辦。各地旋即捲入合作社化的浪潮，奶農們不得不將自家的奶牛集中到一個類似「托兒所」的「飼養小區」，購買統一提供的飼料，並繳納「託管費」。截至2016年，全國已建成1.6萬多個這樣的小區。

「吃我的飼料、用我的設備、按我的要求蓋房子，把老百姓養牛的創造性束縛住了。」中國草業協會副會長陳谷對端傳媒表示。這種模式被專家謔稱「把牛當豬養」，除了將牛集中在一起，並未從本質上改變農戶養牛的結構。

73歲的宋小虎（化名）在河北石家莊市徐村的一家飼養小區寄養了九頭牛。牛圈有一個操場大，厚厚堆積的糞便和爛泥沒過了牛蹄，氣味濃郁。傍晚時分，宋小虎和幾個70出頭、皮膚黝黑的老奶農坐在牛圈前方的水泥管上聊天，蒼蠅落在人和牛身上，偶爾，被後兩者驅趕一下。

「村裏沒人養牛了，年輕人出去打工。我們老了，打工沒人要，就養牛。」如今，宋小虎每天四點半起床，從家裏走到飼養小區餵牛、擠奶，一天兩趟。在這個小區，收奶價是每斤1.4元。而五年前，一斤奶的價格還是3元。

宋小虎給端傳媒算了一筆賬：九頭牛每頭每天吃28元的草料，成本252元；其只有四頭出奶，每天每頭牛最多出50斤，也就是280元，扣除成本，一天淨掙僅28元。「只當鍛鍊身體了。」他說。

距離徐村不遠的九門村，如今在農戶家裏已看不到一頭奶牛。2014年上面宣佈不許自家養奶牛後，牛經紀和奶站派來的卡車奔馳在塵土飛揚的村道上，將一車又一車的「黑白花」（民間對奶牛的稱呼）運走了。「能不心疼麼？」貴岩說。

也是在那一年，全國各地出現大規模奶農殺牛倒奶的現象。曾經為奪奶開出高價的乳企都建設了自己的牧場，還有進口奶源做後盾，開始對奶農的產品挑挑揀揀、大幅壓價。

「把農民排擠在產業之外，這是政府加集約化企業共同作用的悲劇。」陳谷說，「蛋白質含量和是不是散戶沒關係，牛奶好不好，主要看牛吃得好不好。」

中國牛奶蛋白質含量低，亦是十年前奶粉裏被添加三聚氰胺的誘因之一，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牧草。如果說「毒奶粉」事件前，上游養殖業鮮少關心牧草，那麼這件事之後，中國便激越地邁入了「非優質牧草不可」的時代。

「牧草之王」苜蓿成為了「天選之子」。苜蓿乾草的蛋白質含量達22%，還能提高奶牛的產奶量。中國奶業協會資料顯示，餵青貯玉米的奶牛每年產奶量在5-7噸，餵苜蓿的則達8-10噸。

陳谷曾在2001年中國首屆苜蓿發展大會上介紹過苜蓿的營養價值，「沒有人理解。」「那時中國奶業界、營養界對牧草的認識，僅僅局限於玉米秸稈。」後來他還去鞍山給蒙牛做過相關培訓，「不聽，也聽不懂。」

彼時中國苜蓿主要用於出口和製造保健品。2004年，中央發佈「一號文件」，在全國推廣種糧食補貼政策。沒有任何補貼的苜蓿種植面積急劇減少，企業紛紛倒閉。

直到2008年「毒奶粉」事件爆發，業內開始認識到牧草的重要性。2012年，「振興奶業苜蓿發展行動」在農業部和財政部的共同支持下展開，中央財政連續三年每年拿出5.25億元支持建設50萬畝苜蓿基地。

「神草」苜蓿開始被養殖企業爭相追捧。其時國產苜蓿從產量和質量都無法滿足國內市場，旺盛的需求溢出國門，美國苜蓿以驚人的增長速度湧入中國。到2017年，中國優質苜蓿還有四成為進口，其中超過90%來自美國。

就這樣，原本分散的乳業結構被徹底碾碎，又被重新捏合成一個中心化、標準化的系統，它運行的效果如何呢？

標準越來越低，奶農越來越少，牛奶愈來愈貴

「中國有60億畝草原，承載不了中國的奶牛，簡直是個笑話。」

高歌挺進的大規模牧場並未顯著提高中國奶牛的數量和產奶量，十年間甚至出現幾次負增長。更令人存疑的，是官方數據和民間統計之間的巨大差額：據農業諮詢公司東方艾格統計，2017年，中國奶牛實際數量在500萬頭左右，遠低於官方統計的約1400萬頭。

除了部分養殖場虛報數字騙取補貼的可能，或許還有大批被這波浪潮拋下的奶農未被統計到數據裏。「從2009年起，奶農殺牛賣牛就沒有停止過，」乳業專家王丁棉估計，「每年退出、棄養的農戶均超10萬戶。」

與此同時，上游的奶牛養殖業遭遇連年虧損：西部牧業2016年淨利潤虧損五千多萬元，2017年更是虧損3.67億。而中國最大的奶牛畜牧公司現代牧業，2016、2017年淨利潤均虧損超9億。現代牧業在全國有26家牧場，飼養奶牛23萬頭，幾乎每個牧場都是萬頭牧場。

唯一贏家是下游的乳品製造業。經歷短暫蟄伏後，蒙牛、伊利、光明等巨頭於2009年扭虧為盈，並在政策扶持下飛快膨脹。2017年，蒙牛、伊利的銷售額均超過600億，接近2008年的三倍。

楊利國這樣解釋上下游「冰火兩重天」的局面：「前幾年，一些城市被水淹後，發現原來是在城市建設過程中，只重視地面建設，不重視地下建設，因為地面建築可視、有政績，而地下建築不能被發現，無法體現政績。奶牛養殖是『地下工程』，沒有稅收，且有污染，並需要大量土地；相反，乳品加工有稅收，有『工業化』政績。」他給端傳媒做了一個推演：同樣出資1.5億，開辦養牛場一年的利潤只有600萬，做乳品加工卻有3600萬。

割裂上下游臍帶的一個主要因素，是進口奶源。2013年起，進口大包奶粉的價格持續走低，很快潛到國內原奶價格之下，乳企旋即轉用大包奶粉生產還原乳。據第一財經報導，目前中國規模化牧場每公斤原奶的成本為3.7元，在新西蘭（紐西蘭），這一價格僅為1.7-2元。在一份對全國排名前35家乳企的調查中，進口原料已佔到總原料的45%。

國產牛奶為什麼這麼貴？問題出在以苜蓿為代表的優質飼料上。飼料佔牧場生產成本的九成以上，而中國在沒有考察自身優劣勢的情況下，就「照搬了國外『先進』技術。」楊利國指出。

這一看法得到陳谷的認同：「美國以玉米、苜蓿為飼料，因為美國是全世界玉米最厲害的國家，人家發揮了資源優勢；日本利用水稻秸稈資源，新西蘭利用草地資源，中國為什麼非要學美國？」

陳谷認為，多樣化、本地化、就地化是解決中國乳業飼養成本的唯一方法。除了盲目種植和進口苜蓿、玉米，中國本土生產的水稻、小麥、青稞、甜高粱、各類草原……都可用作牧草。

「中國有60億畝草原，這是多少個新西蘭？這麼大面積的草承載不了中國的奶牛，簡直是個笑話。」陳谷說。他聯繫過多家上游養殖企業，試圖說服他們實驗一下多元飼料、本地取材，但都沒有成功，「他們害怕，不願嘗試。」——格局尚未成型，卻已僵硬。

不久前，中國對美國進口苜蓿加徵25%的關稅。僅這一項，現代牧業全年飼料費用就要增加至少6500萬。

堅持按「標準」餵養的上游企業無法生產出成本更低的牛奶，牛奶的市場價格卻在進口大包奶粉的衝擊下應聲落地，下游的一些乳企巨頭更是藉機壓價。2014年，蒙牛與膠東半島12家奶牛養殖場重新簽訂了一份五年期合同，新合同取消了2.8元/公斤的最低保護價，並在「隨行就市」定價的基礎上補充了一行——「根據供給關係」。

乳企巨頭的權力還不只這些。

「毒奶粉」事件後，衛生部受託制定《乳品新國家標準》（下稱：「新國標」）。國務院明確要求：「把提高原奶質量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努力提高原料奶的乳脂率和乳蛋白含量，降低菌落總數。」

此前，中國乳業的兩大量尺分別是1986年頒發的《生鮮乳收購標準》和2003年公佈的《鮮乳衛生標準》。

但是，2010年3月發佈的「新國標」卻令所有人大跌眼鏡：乳蛋白含量從1986年的2.95克降到2.8，菌落總數則從2003年的每毫升50萬上調至200萬。

「這是全球最差的牛奶標準，是世界乳業之恥！」時任廣州市奶業協會理事長的王丁棉說。這份被戲稱為「一夜回到解放前」標準，被乳業大國狠狠甩在身後：新西蘭規定乳蛋白含量為3.8克；至於菌落總數，美國、歐盟的規定是10萬，在丹麥，這個數字是3萬。

對此，官方的解釋是——中國國情：中國牛奶質量實在太差了。此前的標準雖然是2.95克，但這條線從未被嚴格執行過，也無法被執行。「北方絕大部分地區生產的牛奶，蛋白質含量都達不到當初的2.95克。」時任內蒙古奶協秘書長那達木德對媒體表示。

但官方解釋漏掉了一個關鍵信息：新國標的制定，從始至終一直受企業干擾。其中一個細節是，對標準的討論吸納了蒙牛、伊利等業內巨頭參與。新國標專家起草組組長王竹天後來對媒體承認，新國標是「各方利益協調後的產物」。

事情看起來更像是這麼一回事：產品被查出三聚氰胺的巨頭們，在那起重大安全事故之後，圍坐在一桌，討論出了一個更利於自身發展的「新國標」。

「新國標降低標準最終將帶來少數乳業寡頭的壟斷。」王丁棉在當時預測，對質量要求更高的巴氏奶奶源將進一步減少，而以經營常溫奶為主的蒙牛、伊利等大企業可收購更多原奶，從而有足夠資源佔領市場。

常溫奶採用高溫殺死細菌，優點是保質期長，常溫下可保存一個月以上；巴氏奶利用低溫滅菌，可最大程度保留牛奶活性蛋白質和營養成分，要求冷鏈運輸、儲藏，保質期短。目前，全球九成以上的國家以巴氏奶為牛奶消費主體。「新國標」實施的第九年，中國液態奶的消費結構中，巴氏奶僅占一成。在常溫奶的絕對主場上，蒙牛和伊利共佔據了超過六成的市場份額。

而集中化的趨勢，不僅覆蓋了整個乳業的生產、銷售，更伸向了監管環節。

誰來為此買單？

「今年上半年已經抽查了2600多次，這麼抽查會抽死人啊！」

「毒奶粉」事件後，中國政府出台了多項加強監管的政策。其中，相當多的檢測工作被乳品生產企業承接了。在2010年出台的《企業出產乳製品許可前提審查細則》中，嬰兒奶粉生產企業被要求購置各類檢測設備，並對包括三聚氰胺在內的64項指標進行自檢。

到2012年，中國乳企的檢測費已是乳業發達國家的十倍。檢測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從2008年的5%一路升至12%。據報導，伊利花費五億多購置了1100多台檢測儀器。飛鶴每天投入在檢測上的支出在6萬左右，一年就是2000多萬。高昂的檢測成本迫使一些中小企業退出奶粉生產市場。

此外，抽檢頻次亦遠超歷史水平。「現在國家對乳製品的抽查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光明乳業總裁郭本恒在2012年的一次採訪中說，「今年上半年已經抽查了2600多次，這麼抽查會抽死人啊！」

但高頻次、多項目的檢測並不代表高質量。毒奶粉事件後，檢測項目中增加了三聚氰胺——像是用一張OK繃黏住了漁網的一個洞，而其他的洞因尚未曝出問題——仍在光明正大地漏水。2010年奶粉查出激素超標、2012年發現致癌物質黃曲霉毒素（黃麴毒素）M1超標後，相關部門才匆匆制定標準，在長長的檢測項目名單上再添兩筆。

儘管近年監管部門亦花力氣對奶站、運奶車進行抽檢，但整個監管的邏輯依舊是重終端、輕源頭，而國際通用的監管制度多是由第三方對生產源頭和過程進行監督。

以荷蘭為例，檢測由獨立第三方機構Qlip實驗室進行。乳企從農戶處收奶的同時，即會採一個樣本，交給Qlip檢驗。檢驗項目包括蛋白、乳脂、抗生素殘留量等。如果在檢測中發現抗生素，整個奶車的牛奶只能銷毀，產生的費用由被檢出抗生素的農戶負擔。作為專業檢測機構，Qlip採用高度自動化的設備，每天可檢測5至6萬個樣本，每個樣本的檢測成本不過幾毛錢人民幣。

「毒奶粉」事件後，以伊利、光明、蒙牛為首的乳企紛紛到新西蘭、荷蘭、澳洲等國收購乳企、建立加工廠。「買廠子其實是買窗口，」陳谷說，這樣方便把國外的奶源運回中國。此外，王丁棉在接受《中國經營報》採訪時分析，國內批批檢測的政策壁壘給企業帶來沉重的成本負擔，國外沒有來自政府層面不斷變化的新政，環境比較寬鬆。

當然，乳企面對的負擔最終都會體現在價格上，由消費者買單。

這一切並非無法破解。楊利國指出，可以降低牛奶加工廠的門檻，鼓勵養殖企業聯合建牛奶加工廠。還有，在工商登記時，規定以鮮牛奶，而非奶粉為原料生產產品。

或者，遵循一個最簡單的原則——循序漸進。

但權力的集中似乎已經停不下來了。如今，中國100頭以上規模養殖場的比重已達到53%，但這遠遠不夠，在國務院今年發佈的計劃中，到2020年，這一比例要超過65%。

乳企巨頭擴張的腳步也在進一步加速：2018年正式實施的「奶粉新政」（《嬰幼兒配方乳粉產品配方註冊管理辦法》）要求：每個企業只能註冊三個配方系列，未通過註冊的品牌將無法在中國生產、銷售。據估計，新政將淘汰3/4的企業。截至2018年初，共有148家企業獲得註冊，其中，外企只有46家。新政不但大大削弱了洋奶粉在華實力，更為業內巨頭清空了無數小的競爭對象。多家巨頭的財報顯示，其奶粉業務在2018年上半年漲勢迅猛，最高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貴岩家的院子裏至今「種」著當年拴牛的二十多個木樁，還有一個抹了斜坡、私家車庫大小的「糧倉」——那是用來存放牛口糧的地方——「（以前）堆得可高了。」貴岩將手高高抬起，比劃著。賣了牛後，她沒有再幹別的營生，「幹不動了」。

賣了奶牛以後，趙月俠又買了30來頭肉牛養。他是貴岩的鄰居，今年53歲，家中七口人，還有兩個正在讀書的孫輩，「不養牛活不下來。但肉牛沒有奶牛掙錢。」

2008年，由數家乳業巨頭聯手造成的重大安全事故，最終由一個巨頭和數百萬奶農買了單。十年後的今天，中國超市裏擺滿了各大品牌、包裝光鮮的各類乳製品，其中最常見的，是一種在其他乳業發達國家很少見到的常溫純牛奶。儘管成本不超過4元，常溫純牛奶每升的售價至少要10元。不過，在舉起一瓶牛奶之前，你或許還要問自己一個問題——這是鮮牛奶做的，還是進口奶粉沖成的還原乳？

（感謝實習記者何吉數、劉家睿對本文做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