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計劃生育

從獨生子女到鼓勵生育:六十年後,中國人會告別「計劃生育」嗎?

中國的人口政策正在走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從厲行「少生」、懲罰「超生」,走向了鼓勵、甚至可能強制「多生」。


1957年刊發《新人口論》提倡控制人口的經濟學家馬寅初不會想到,60年後,中國的人口政策正在走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從厲行「少生」、懲罰「超生」,走向了到鼓勵、甚至可能變相地強迫「多生」。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1957年刊發《新人口論》提倡控制人口的經濟學家馬寅初不會想到,60年後,中國的人口政策正在走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從厲行「少生」、懲罰「超生」,走向了到鼓勵、甚至可能變相地強迫「多生」。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自2016年中國全面放寬「獨生子女」政策、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以來,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政府正在考慮進一步改變其「計劃生育」政策。然而,這種改變並非不再對中國人的「生育權」進行控制,相反,它似乎正在從厲行「少生」、「獨生」,走向鼓勵、乃至變相地強制「多生」。

2018年8月14日,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的劉志彪、張曄教授在江蘇省黨報《新華日報》上發文表示,應該採取一種花費較小的經濟手段來鼓勵生育,他們建議政府設立一個生育基金制度——「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繳納一定比例的工資當做『生育基金』。如果生育二胎,則可以將基金取出來,否則這筆錢要等到退休時才能取。」

這項建議遭到了中國網民幾乎一邊倒地反對,微博上罵聲不絕。有網友評價道,「十年前,生,交錢;十年後,不生,交錢」。

兩天後,8月16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核心成員胡繼曄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則更進一步認為,中國「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税』。」

「不生孩子的人更應該交生育基金。過去中國採取計劃生育,向超生的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但是未來鼓勵生育,應該向丁克家庭徵收未來的社會撫養費,人老了之後光靠錢是沒用的,還是需要年輕人,別人家的孩子來照顧。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後沒有後代,是要佔用社會資源的,所以將來要對丁克家族進行徵税」,胡繼曄說。

此言論一出,中國國內輿論更加譁然。勃然大怒的中國網民突然意識到,「放開二胎」之後,一個中國家庭生不生孩子這件事,其決定權仍在政府。

其實,在全國各地,新的「鼓勵」生育政策早已在不斷醖釀。只是在此之前,各地的生育政策,仍然以補助、優惠為主。自2017年下半年開始,包括遼寧、天津、湖北在內的多個地區紛紛出台了鼓勵生育政策。這些政策花樣百出,有的對二胎分娩補助進行了明碼標價;有的宣稱二孩將享受一系列教育優惠政策;有的則直接承諾二胎家庭將享受住房補貼……

「計劃生育」,這一在中國無人不知的詞語,在它提出60年以後,顯然仍沒有退出歷史舞台。

時間回到1957年,經濟學家馬寅初在中央黨報《人民日報》上刊發了著名文章《新人口論》,他認為剛剛成立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多資源少,影響了工業化進程,若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應當控制人口。該文在全國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此後馬寅初以「中國計劃生育之父」的名稱出現在各種教科書裏。

馬寅初不會想到,60年後,中國的人口政策正在走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那麼,從強制「少生」、「獨生」的「計劃生育」,到鼓勵甚至可能強制「多生」的「計劃生育」,中國的人口結構經歷了怎樣的轉變?有哪些人對這一政策發揮過關鍵作用?誰反對過「獨生子女」政策?

而60餘年後,中國人終於會擁有自由選擇的生育權,還是將繼續活在改頭換面的「計劃生育」中?

計劃生育後,提前老去的中國

自2018年初開始,中國的人口政策就已經在經歷一場劇變。

3月13日,第十三屆人大會議通過了新一輪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在方案中,原先的國家衞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不再保留,取而代之的是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這是自1981後,國務院組成部門第一次沒有了「計劃生育」四個字眼,與之相伴的是,鼓勵生育政策在各地的出台。

7月,遼寧省政府印發了《遼寧省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該規劃聲稱要在2030年時,將總生育率從2015年的0.9提升到1.8,總人口從4382萬提升到4500萬。

8月2日,湖北咸寧市發布了《關於加快實施全面兩孩配套政策的意見》,意見指出,懷有二孩的婦女產假將延長至6個月,期間工資獎金照發;二孩家庭購房將享受住房補貼;二孩在部分幼兒園就讀還可減免一定金額的保教費,許多教育優惠政策也將優先向二孩家庭傾斜。

過去十多年以來,中國的人口出現的少子化、老齡化直接迫使政府多次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最新的政策,則是2016年的「全面二孩」,任何一對夫婦,均可生育兩個孩子。

過去十多年以來,中國的人口出現的少子化、老齡化直接迫使政府多次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最新的政策,則是2016年的「全面二孩」,任何一對夫婦,均可生育兩個孩子。攝:Ed Jones/AFP/Getty Images

除此之外,不少省市都在加大推行鼓勵生育政策的力度。又是鼓勵生育 ,又是「搶人大戰」,這些現象也折射出各地對人口不足的憂慮已經愈發嚴重。

實際上,過去十多年以來,中國的人口出現的少子化、老齡化,已經直接迫使政府多次調整計劃生育政策。

首先是2000年的「雙獨二孩」政策,將原先的獨生子女政策,放寬為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則可生第二個孩子;接着是2013年的「單獨二孩」政策,夫妻雙方只需一方是獨生子女,便可生育兩個孩子;最新的政策,則是2016年的「全面二孩」,任何一對夫婦,均可生育兩個孩子。

這一切變化的根源在於,中國的人口預測與現實之間,已經出現巨大鴻溝。

早在2013年實行單獨二胎以後,國家衞計委預言,中國未來每年新出生的嬰兒將比原先多出200萬,生育率將會攀升到1.8。但這一預測很顯然失敗了。

如果生育率繼續保持不變,中國人口將在10年之內步入負增長。到2050年,中國每年將會減少約1500萬人,到2100年人口將會減半,變成6億人。

根據《衞生統計》等調查顯示,2015年的中國人口非但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64萬人。於此同時,根據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該年人口生育率只有1.05,與國家衞計委預測的1.8相差去甚遠。

部分學者認為,到2016年才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已經太遲。早在2013年出台「單獨二孩」時,人們低迷的生育意願,就已經顯露無疑。彼時符合條件的夫婦中,只有約十分之一申請了二胎許可。其後,婦聯2016年的一項調查又顯示,一孩家庭中,只有20.5%願意生二孩。

梁建章是攜程網創始人兼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由於十分熱衷於中國的人口問題,他常被中國媒體親切地稱呼為「被攜程耽誤了的人口學家」。他根據當前人口普查的數據計算,如果生育率繼續保持不變,中國人口將在10年之內步入負增長。到2050年,中國每年將會減少約1500萬人,到2100年人口將會減半,變成6億人

這個誇張的數字得到了國內不少學者的認同。他們認為這並非是譁眾取寵之作,相反是一個「無奈卻理性的判斷」。持有相同觀點的人將此稱作 「人口雪崩論」,目前篤信這一理論的人數還在不斷增長。不難看出,「人口雪崩」在長期將會影響國家競爭力甚至民族存亡;而短期而言,它帶來的,則將是經濟衰退。

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蘇劍告訴端傳媒,「中國人口問題最壞的可能是像日本那樣經歷長達二十年的經濟停滯,而且情況可能會更糟」。他的理由是,「中國正在經歷快速的老齡化。」

老齡化是一個相對概念,表示老年人口相對於少兒人口增加的情況。國際上通常認為,當一個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人口總數的7%以上,該地區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中國早在1999年,就已經達到了這個標準。

而到2015年後,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經佔到總人口的16.1%,遠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12.25%。這一數字,還將在2030年進一步提高到18.2%。那時「中國可能成為全球少子化和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梁建章在其新書《中國夢呼籲中國孩》中寫道。

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是伴隨着經濟和社會福利體系的發展一同產生的,而中國的老齡化,很大程度上卻是計劃生育帶來的後果,這也是 「人口雪崩」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老齡化一方面意味着勞動力減少,而老年人創新能力下降,會讓國內的技術進步率一同下降,因此國家潛在增長率也會下滑;另一方面,相比社會福利體系較為完善的日本,中國的老年人還需面對諸如醫療費用、養老安排等一系列不確定性。因此蘇劍告訴端傳媒,「老年人低迷的消費需求,最終將會制約中國經濟的未來」。

老齡化固然是世界的趨勢,但是中國的老齡化尤其值得擔心,原因是中國的老齡化進程與經濟和福利體系的發展水平並不匹配。

老齡化固然是世界的趨勢,但是中國的老齡化尤其值得擔心,原因是中國的老齡化進程與經濟和福利體系的發展水平並不匹配。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老齡化固然是世界趨勢,但是中國的老齡化尤其值得擔心。原因是中國的老齡化進程,與經濟和福利體系的發展水平並不匹配。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是伴隨着經濟和社會福利體系的發展一同產生的,而中國的老齡化,很大程度上卻是計劃生育帶來的後果,這也是 「人口雪崩」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從1979年起,中國開始全面實施獨生子女政策,自此,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開始快速下滑,與之一同下滑的,還有中國的勞動適齡人口。這造成的一個結果是,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提前到來。「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是指勞動力由過剩轉向短缺的轉折點,在拐點之後,勞動市場結構將從過剩轉向短缺。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中國劉易斯拐點出現的標誌,是農民工工資上漲,而這一情形,在2004年就已經出現,彼時珠三角地區已經開始出現招工難的情況。到了2010年,勞動力短缺的情形已經從數據上顯露出來,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明顯減少。到2018年,這一情況變得越來越顯著,年初時中國報刊《南方週末》曾有報導,在廣州鷺江南招工的老闆舉着牌子站了整整一公里長,然而卻鮮有人前來應徵。

《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告訴端傳媒,勞動力缺乏的後果,是國家撫養老人的能力將會越來越差。「2015年時,6.9個勞動力去養活1個65歲老人,到了2030年就會變成3個勞動力撫養一個65歲老人的局面,」易富賢說。

兩個成年子女,需要供養四個老人和一個孩子。這一可能性,將會導致年輕人與老年人之間形成利益對立的局面。

到2030年,繳納養老金的中國年輕人減少,需要養老金的老人增多,社會必然不堪負重。據方鳳美《獨生》(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一書記載,德意志銀行預估,到2050年,中國養老金缺口將會達到7.5萬億美元,佔GDP的5.5%

以上數據,都是國家所面臨的宏觀情況,而若以家庭的微觀角度來看,養老問題也不容樂觀。早在30年前,一輩子反對「獨生子女」政策的人口學家梁中堂,就創造了「4-2-1」的說法——即兩個成年子女,需要供養四個老人和一個孩子。這一可能性,將會導致年輕人與老年人之間形成利益對立的局面。

而中國家庭可能面對的這一局面,曾被學者萊斯特·瑟羅(Lester C. Thurow)在《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中預言了,「在未來的歲月裏,階級之戰可能要重新定義為青年人與老年人之間的戰爭。」

以上種種事實,似乎都在與1957年經濟學家馬寅初當初預測的結果背道而馳。那麼,中國曾經應不應該實施「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現在又應不應該實行鼓勵多生的計劃生育呢?

在採訪中,人口學家梁中堂簡潔明瞭地告訴端傳媒:「不應該。」

要回答這個問題,梁中堂則從馬寅初提出計劃生育的那年開始講起。

「人口控制論」如何誕生,「獨生子女」政策如何開始?

1957年,經濟學家馬寅初面對的,是一個百廢待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對人口現實,他對未來感到焦慮不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到4年,人口增加了1億多,生育率達到22.2%。在當年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他直言不諱地說:「人口太多是我們的致命傷,15年後將達到8億,50年後將達到15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他提出,為了保證工業化進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應該控制人口,實施計劃生育。

此後,他又在《人民日報》刊發《新人口論》一文,全面闡述了他對中國人口的觀點,他最基礎的觀點是,人口增多不利於資金積累。國民收入一部分是用於維持和改善人民生活,另一部分則是用於社會擴大再生產,也就是所謂的積累。而人口增多用於消費的支出增多,那麼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就會減少。 「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來,使消費的比例降低,同時就可以把資金多積累一些。」馬寅初說。

另一個問題,是關乎人口與工業原料方面的矛盾。他在《新人口論》中寫到一個邏輯,中國的重工業設備和物資多靠進口,用於交換進口產品的是國內的農業和輕工業物資。如果人口增值,糧食需要增產,糧食用地增加,用於發展輕工業的經濟作物面積就會縮小,用於出口的輕工業、農業產品也會減小,沒有資金去進口重工業物料。因此,若要發展重工業振興經濟,搞計劃生育控制農村人口是必要的。

在《新人口論》中寫到的一個邏輯:中國的重工業設備和物資多靠進口,用於交換進口產品的是國內的農業和輕工業物資。人口增值會增加糧食需求,從而消耗原用於發展輕工業的資源。因此,若要發展重工業振興經濟,搞計劃生育控制農村人口是必要的。

在《新人口論》中寫到的一個邏輯:中國的重工業設備和物資多靠進口,用於交換進口產品的是國內的農業和輕工業物資。人口增值會增加糧食需求,從而消耗原用於發展輕工業的資源。因此,若要發展重工業振興經濟,搞計劃生育控制農村人口是必要的。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但馬寅初的提案遭到了當時康生、陳伯達等人的批判,他們認為馬寅初「只見其口,不見其手」,只把人當作消費者,沒有看到人同時還是生產者的一面。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人口問題」。康、陳二人的觀點最終取得了毛澤東的支持。隨之,一個批判「馬寅初反動思想」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據檔案資料統計,僅1958年下半年,全國重要報刊的批判文章就達200多篇。

重壓之下,馬寅初被迫辭去北大校長一職。不久,中央又免去了他人大常委的職務,對他進行軟禁。

在毛澤東「人多力量大」的觀念指引下,70年代後期中國人口逐漸接近10億,這一數字放在國際背景下來看,無疑會令人憂心如焚。1968年,史丹福大學教授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ilich)出版了《人口爆炸》一書,認為由於人口過度增長,地球將資源枯竭、環境激素惡化,如果不迅速遏制這種狀況,人類將會面臨「世界末日」。該書很快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熱烈的討論,以至於1969年,聯合國啟動了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後改為聯合國人口基金),以控制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增長。

這一思潮無疑也波及到了中國,最高領導層開始重新審視馬寅初的理論。到文革結束後,馬寅初很快得到平反。

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在審閲馬寅初的相關材料時,動情地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於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共產黨應該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這句話在此後被縮寫為「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流傳於街頭巷尾。

不久後,中央正式動議,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持續21年的「獨生子女」政策隨即拉開帷幕,而馬寅初,這個因為提出「人口控制論」而被批判的經濟學家,則被新成立不久的中國人口學會,推舉為名譽會長。

「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悲劇,和反對者梁中堂

多數人認為,計劃生育始自改革開放之後,其實不然,早在50年代,中國就已經開始宣傳計劃生育的理念。

1956年,「計劃生育」這一詞彙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一位叫邵力子的代表在全國第三次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介紹了一種服用蝌蚪進行避孕的單方,已經引發全國討論。只不過到了1958年毛澤東發起「大躍進」運動,鼓勵生育提倡「人多力量大」,計劃生育暫停了一段時間。

毛澤東的人口政策隨着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而改變,馬寅初的悲劇在於,他提出「計劃生育」時,毛正在鼓吹「人多力量大」。

文革結束後,1979年鄧小平在全國推行全面「一胎化」。人口學家梁中堂告訴端傳媒,推動該政策實施的關鍵因素就是政治,而非其他。

一系列政治運動後,中國人口從1964年的7億,飛漲到了1975年的9.4億。當時,計劃經濟已經出現嚴重危機,人們又再次將計劃生育提上議程,將人口政策調整為「晚稀少」——其含義是「鼓勵夫妻晚婚晚育、拉大生育間隔、少生」。

當然,該政策執行期間的主要計生方式,仍然還是宣傳,「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這一口號被刷在各大縣鄉的牆壁上,成為了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晚稀少」對人口的作用,在人口學界得到了廣泛的公認,因為在該政策實施期間,中國婦女的生育率從每人6胎降到了每人3胎。但這個寬鬆的政策,很快成了歷史,取而代之的是激進的「獨生子女政策」。

文革結束後,1979年鄧小平在全國正式推行全面「一胎化」。人口學家梁中堂告訴端傳媒,推動該政策實施的關鍵因素就是政治,而非其他。

飛漲的人口、唯經濟為主導的單一發展道路、以馬寅初為代表的「人口控制論」登堂入室——到這時,獨生子女政策成了「最為」合理的方案,它的推行幾乎沒有任何阻力。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抓捕四人幫,彼時黨內紛爭不斷,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新一屆領導人,急需獲得合法性穩定政局,重振民心,因此將發展經濟當做了治國的頭號目標。當時經濟的總方針是:「到了本世紀末(也即是2000年)實現GDP翻兩番」。

「國民經濟就像是一塊蛋糕,吃的人越多,分得的蛋糕就越少」,這是當時中國國內流行的一個比喻,根據這個比喻推算,如果要達到GDP翻兩番的目標,中國只有實行一胎政策。

飛漲的人口、唯經濟為主導的單一發展道路、以馬寅初為代表的「人口控制論」登堂入室——到這時,獨生子女政策成了「最為」合理的方案,它的推行幾乎沒有任何阻力。即使在公開討論中,也只有少數幾個反對聲音,梁中堂便是其中之一。

梁中堂當時是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早在1979年成都人口論壇上,他就已經預見到中國當前面臨的種種人口問題:「人口老齡化、男女比例失調、勞動力迅速減少」。因此,他主張實行更為寬鬆的二胎政策。

但對「獨生子女」政策起着關鍵作用的宋健,卻不這麼認為。宋健是一名留蘇歸來的彈道技術學專家,曾是錢學森的門生之一。彼時文革剛剛結束,社會科學領域的人員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唯有國防科學家沒有被殃及,於是「跨專業背景」的宋健,便挑起了影響國家人口政策的大梁。

跟馬寅初一樣,宋健也是「人口控制論」的支持者,只是他的觀點比馬寅初更為激進。他認為,即使採用最激進的一胎政策,中國人口在未來二十五年仍會持續增加。

宋健團隊所用來計算人口的理論是當時炙手可熱的「控制論」——這是一種關於計算複雜機械系統控制和溝通的科學。有學者評價這一「控制論」,認為其中的變量既沒有涉及人們的心理因素,也沒有涉及科學對資源帶來的改變,其科學性十分可疑。

但宋健團隊的這個方案,最終還是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在1979年成都人口論壇上,與馬寅初觀點一脈相承的「人口控制論」,只是與梁中堂等人的觀點「簡單交鋒了一下」,後者很快便敗下陣來。

在1979年成都人口論壇上,有學者評價這一「控制論」,認為其中的變量既沒有涉及人們的心理因素,也沒有涉及科學對資源帶來的改變,其科學性十分可疑,但這個方案,最終還是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

在1979年成都人口論壇上,有學者評價這一「控制論」,認為其中的變量既沒有涉及人們的心理因素,也沒有涉及科學對資源帶來的改變,其科學性十分可疑,但這個方案,最終還是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攝:VCG via Getty Images

然而,失敗後的梁中堂沒有改變他的觀點。他仍然年復一年地遊說政府採納二胎政策。終於,他的請求在1985年得到了回應。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結果出爐,他根據普查資料計算,再次確證,即使允許人們生兩個孩子,仍舊能夠在2000年把人口控制在12億之內。他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寫了一封長信,「耀邦同志...本來我們實行計劃生育是為了減輕農民家庭的負擔,讓他們生活更富足一些,結果因為只准生一個,同他們生育意願差距太大,造成人人受罰…我希望在這個冬天結束計劃生育方面的這種情況。」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與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批准了梁中堂在山西翼城開展試點的請求,但有一個附加條件,即是該項目不得對外宣傳。於是該政策在翼城秘密推行了30年,影響了近800萬人口。

然而,全面開展二胎政策的請求沒有成功,他退而求其次,希望國家能先在一兩個城市開展二胎試點。

中國素來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加之農村避孕觀落後、避孕設施匱乏等因素,到了梁中堂諫言的那年,人們對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怨聲載道,基層公務員工作根本無法開展,政府與民眾的關係愈發緊張。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與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批准了梁中堂在山西翼城開展試點的請求,但有一個附加條件,即是該項目不得對外宣傳。於是該政策在翼城秘密推行了30年,影響了近800萬人口。

事實證明,梁中堂的理論是正確的。30多年的實驗下來,山西翼城的出生率只略高出全國水平的千分之四,這是一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翼城沒有強制一胎化帶來的副作用。這裏性別比例平衡,殺嬰率、性別謀殺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然而翼城之外的地區,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在翼城試點開展的同時,中共中央層面因計劃生育面臨困難,因此發布了「七號文件」,將權力下放到各地。該文件指出,各省可以根據當地情況,自主調整獨生子女政策。

「七號文件」配合國內欠缺的問責體系,結果便是滋生出了一個腐敗階層,這一階層以收取「社會撫養費」(一系列計生罰款的總稱)為生。因為這一項費用不用上繳國家,以至於後來成為很多縣鄉重要的財政來源。

梁中堂給端傳媒算了個數,「如果嚴格按照一胎化發展,中國現在的人口只有10億多人口,但是中國目前的人口數目接近14億,也即是說這多出來的3-4億,他們都是超生對象。」比4億「超生人口」更龐大的,是不計其數因為計劃生育沒有出生的人口。

基層蠻幹的現象,在中央政府建立計生工作「一票否決制」後,更是變得愈發野蠻。這個「一票否決制」政策規定,所有幹部只要未能完成轄區計生指標,就會面臨減薪降職、甚至是開除的處分,即使其他方面有卓越貢獻,也於事無補。

在這種高壓下,城市居民毫無例外地被嚴禁生育二胎,農村家庭遭遇強制墮胎、強制結紮、計生罰款、暴力毆打、死亡、非法拘禁、非法孕檢等事件則不計其數。

梁中堂給端傳媒算了個數,「如果嚴格按照一胎化發展,中國現在的人口只有10億多人口,但是中國目前的人口數目接近14億,也即是說這多出來的3-4億,他們都是超生對象。」

「如果要是碰到工作不認真的地方還好,但要是生在一個工作很認真的地方,這些人肯定是經歷過苦難才成長起來的。」他說。

「黑孩子」正是上述人口中的一個群體。他們因為計劃生育政策至今沒能上戶口,沒有了戶口,他們不能上學、不能看病、不能合法就業結婚,他們是中國社會中「不存在的人」。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目前這樣的孩子大約有1300多萬。

比4億「超生人口」更龐大的,是不計其數因為計劃生育沒有出生的人口。計生辦的基本工作主要有「三查四術」,三查是指查環、查孕、查病;四術是指上環手術、取環手術、人流術和引產術。這七項中的任何一項,但凡加上「強制」二字,都會變成一場人間悲劇。

22歲的女工馮建梅於2012年懷上了二胎,並決心將這個孩子生下來,但最終她沒能逃過計生委的追蹤。圖為中國一家陪月學校用來當教材的嬰兒玩偶。

22歲的女工馮建梅於2012年懷上了二胎,並決心將這個孩子生下來,但最終她沒能逃過計生委的追蹤。圖為中國一家陪月學校用來當教材的嬰兒玩偶。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2年的馮建梅事件,便是其中的代表案例。馮建梅是一名22歲的女工,該年她懷上了二胎,並決心將這個孩子生下來,於是開始了東躲西藏的日子。但最終她沒能逃過計生委的追蹤,在胎兒七個月大的時候,四名計生辦工作人員抓住了她,將她強行抬進醫院進行引產。

馮建梅的丈夫帶着東拼西湊借來的1.8萬準備繳納罰款,但鎮領導此時已經將罰金漲到了4萬塊。無計可施的馮建梅最終在政府逼迫下籤署了《自願同意墮胎》聲明,緊接着她被注射了引產針。馮建梅的大姐拍下了她與孩子躺在床上的照片——孩子渾身烏青夾雜着血跡蜷縮成一團,個頭已經跟尋常嬰兒一樣大小。

世界銀行一份數據報告顯示,僅2008年,中國就有110萬女嬰「消失」,而計劃生育進行30年裏,中國少了3700萬女性人口。與之相對應,在婚姻市場中,中國也出現了一個光棍階層。

殺嬰事件有些是如馮建梅一樣,被計生人員強制執行,有些則是父母被迫的選擇。

在農村生男孩傳宗接代的思想遠未消失,如果只能生一個,在B超鑑別技術的幫助下很多人會選擇對女孩進行墮胎。世界銀行一份數據報告顯示,僅2008年,中國就有110萬女嬰「消失」,而計劃生育進行30年裏,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700萬。與之相對應,在婚姻市場中,中國也出現了一個光棍階層。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樹茁的一項研究顯示,實行計劃生育期間,婚姻市場每年有120-150萬中國男性將找不到合適的妻子。

而規規矩矩只生一個的父母,也未必能倖免於難。

到2014年,中國失獨父母數量已經達到了100萬左右,這個群體還在以每年7.6萬的速度增加。各地的失獨父母結成了鬆散的組織彼此安慰,並向政府爭取更多補償和福利。

「計生政策本身就是荒謬的」,梁中堂告訴端傳媒。一度主張推行二胎政策的他,如今已不再滿足於此,他只希望儘快全面廢除這項「荒謬」的政策。「生育屬於基本人權,現在是法治社會,法治社會下的政策、法律應該圍繞人權制定,是基本人權的就不應該去干預。」他說。

「那您如何評價自己這幾十年來的工作呢?」在採訪中,端傳媒問。

他沉默了幾秒後說,「哎,就是跟政府一起做了一件荒謬的事。」

中國人可以告別「計劃生育」嗎?

2018年年初,「計劃生育」終於消失於國家機關的名稱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出台的一系列鼓勵生育政策。但實質意義上的「計劃生育」,真的在告別中國嗎?

一個荒誕的景象是,不少地區一邊推行鼓勵生育政策的同時,一邊又在繼續實行嚴格控制的二胎政策。7月5日,河南柘城仍發出通告稱,將在全縣向三孩以上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按道理來說,二胎政策仍然是為了「限制生育」,與「鼓勵生育」政策並不兼容,但如今,卻出現了兩個政策並存的局面。

一個重要原因是,近百年的理論積澱,三十餘年單一的「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中國早已「人滿為患」的觀念深入人心,地方以「人口負擔論」為基礎的治理習慣,已經積重難返。另一個阻力,則可能是五十多年計劃生育形成的利益集團。

「這真是很滑稽的事情」,《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對端傳媒說,「不過可以理解,這是新舊政策在過度階段的特殊矛盾現象。」這一矛盾在於,不少地區因為經濟下滑,需要鼓勵生育,但就全國而言,要全面放開計劃生育仍有阻力。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近百年的理論積澱,加上三十餘年單一的「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中國早已「人滿為患」的觀念深入人心,地方以「人口負擔論」為基礎的治理習慣,已經積重難返。

另一個阻力,則可能是五十多年計劃生育形成的利益集團,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蘇劍說,「目前計劃生育依舊是中國的基本國策,還沒有在法律層面上得到廢除,而在行政上的調整,很可能只是新瓶裝舊酒,原班人馬換了個頭銜而已。」而河南柘城的例子也表明着,全面開放計劃生育遠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

「中央不會給出一個明顯的節點告訴你政策已經結束,這是中央處理爭議性事件一貫的方法,不說不做,靜待它慢慢消失。就像當年處理人民公社、民營企業改革一樣,做錯了的事不做便是,不會站出來,評價自己究竟做得對不對。」

但梁中堂卻告訴端傳媒,「這種局面不會持續太久,實際上計劃生育政策已經結束了,國家衞計委改成國家衞健委,意味着政府已經不再有計劃生育這項政策。具體而言,往後國家將不再有任何關於生育的計劃,包括鼓勵生育。計劃生育是計劃經濟時代中央自上而下推行的一項政策,既然中央已經決議不再推行,這個政策在地方也難以為繼。」

「這是大勢所趨」,梁中堂告訴端傳媒,「中國已經是一個法治社會,應該保障個人的基本權利。過去我們不懂,所以作出計劃生育這樣違反人權的政策來,現在懂了。」

他覺得,人們無需去等待中央為計劃生育畫上一個完美句號,類似於「計劃生育政策今天廢除了」這樣的號令,恐怕永遠不會出現。「中央不會給出一個明顯的節點告訴你政策已經結束,這是中央處理爭議性事件一貫的方法,不說不做,靜待它慢慢消失。就像當年處理人民公社、民營企業改革一樣,做錯了的事不做便是,不會站出來,評價自己究竟做得對不對」,梁中堂說。

接下來的問題是,面對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中國是否要實施一個鼓勵生育政策?

接下來的問題是,面對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中國是否要實施一個鼓勵生育政策?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然而接下來的問題是,面對嚴重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中國是否要實施一個「鼓勵生育」政策?

今年6月,江西省出台新規,要求懷孕14周以上的婦女終止妊娠須出具證明。這一消息再次引發人們的擔憂——「鼓勵生育」政策是否會像曾經的「獨生子女」政策那樣,成為違背人權的強制規定?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人對「強制多生」的這一憂慮,似乎也正在成為高度可能的現實。8月14日,江蘇省黨報《新華日報》提出的對40歲以下未生育二胎者收取「生育基金」,以及8月16日,中國政法大學經濟學家胡繼曄提出的「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税』」,都像是在告訴中國人,「計劃生育」並未漸行漸遠,而只是變換了面目,橫亙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把經濟問題建立在人口問題上,這麼多年的計劃生育已經證明了這種邏輯的荒謬性。這些都是社會經濟制度的問題,看看其他發達國家,有哪個去管老百姓生育的?」

因為關係到每一個人的家庭私事,中國公眾對這一「強制多生」的建議勃然大怒,甚至有網友在中國問答社交類網站「知乎」上,做了對中國此後「強制多生」政策的預測,「按照以往的套路,專家放風-輿論譁然-官方闢謠-微做調整-突然執行,這才剛剛到第二步呢。」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為了解決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年輕勞動力缺失、養老金虧空問題,是否就應該動用國家權力,違背人權地「強制多生」?

關於這個問題,學者們各執一詞,蘇劍給端傳媒的答案是,「國家需要出台政策鼓勵生育,但鼓勵生育必須建立在公眾自願的基礎上,必須尊重和保證個人的生育權以及不生育權。」

但研究人口問題一輩子的梁中堂,卻認為沒有必要,他略帶憤怒地告訴端傳媒,「把經濟問題建立在人口問題上,這麼多年的計劃生育已經證明了這種邏輯的荒謬性。這些都是社會經濟制度的問題,看看其他發達國家,有哪個去管老百姓生育的?但是直到現在,還有學者在用這些觀點來作推導。」

「生育的事,就讓老百姓自己操心去吧。」在訪談最後,梁中堂說道。

(李由,記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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