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生子女到鼓励生育：六十年后，中国人会告别“计划生育”吗？

自2016年中国全面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进一步改变其“计划生育”政策。然而，这种改变并非不再对中国人的“生育权”进行控制，相反，它正在从厉行“少生”、“独生”，走向鼓励、乃至变相地强制“多生”。

2018年8月14日，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的刘志彪、张晔教授在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上发文表示，应该采取一种花费较小的经济手段来鼓励生育，他们建议政府设立一个生育基金制度——“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比例的工资当做‘生育基金’。如果生育二胎，则可以将基金取出来，否则这笔钱要等到退休时才能取。”

这项建议遭到了中国网民几乎一边倒地反对，微博上骂声不绝。有网友评价道，“十年前，生，交钱；十年后，不生，交钱”。

两天后，8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胡继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更进一步认为，中国“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不生孩子的人更应该交生育基金。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生育，向超生的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但是未来鼓励生育，应该向丁克家庭征收未来的社会抚养费，人老了之后光靠钱是没用的，还是需要年轻人，别人家的孩子来照顾。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后没有后代，是要占用社会资源的，所以将来要对丁克家族进行征税”，胡继晔说。

此言论一出，中国国内舆论更加哗然。勃然大怒的中国网民突然意识到，“放开二胎”之后，一个中国家庭生不生孩子这件事，其决定权似乎仍在政府。

其实，在全国各地，新的“鼓励”生育政策早已在不断酝酿。只是在此之前，各地的生育政策，仍然以补助、优惠为主。

自2017年下半年开始，包括辽宁、天津、湖北在内的多个地区纷纷出台了鼓励生育政策。这些政策花样百出，有的对二胎分娩补助进行了明码标价；有的宣称二孩将享受一系列教育优惠政策；有的则直接承诺二胎家庭将享受住房补贴……

“计划生育”，这一在中国无人不知的词语，在它提出60余年以后，显然仍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时间回到1957年，经济学家马寅初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上刊发了著名文章《新人口论》，他认为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多资源少，影响了工业化进程，若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应当控制人口。该文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此后，马寅初以“中国计划生育之父”的名称出现在各种教科书里。

马寅初不会想到，60年后，中国的人口政策正在走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那么，从强制“少生”、“独生”的“计划生育”，到鼓励甚至可能强制“多生”的“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结构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哪些人对这一政策发挥过关键作用？谁反对过“独生子女”政策？

而60余年后，中国人终于会拥有自由选择的生育权，还是将继续活在改头换面的“计划生育”中？

计划生育后，提前老去的中国

自2018年初开始，中国的人口政策就已经在经历一场剧变。

3月13日，第十三届人大会议通过了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方案中，原先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再保留，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后，国务院组成部门第一次没有了“计划生育”四个字眼，与之相伴的是，鼓励生育政策在各地的出台。

7月，辽宁省政府印发了《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该规划声称要在2030年时，将总生育率从2015年的0.9提升到1.8，总人口从4382万提升到4500万。

8月2日，湖北咸宁市发布了《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意见指出，怀有二孩的妇女产假将延长至6个月，期间工资奖金照发；二孩家庭购房将享受住房补贴；二孩在部分幼儿园就读还可减免一定金额的保教费，许多教育优惠政策也将优先向二孩家庭倾斜。

除此之外，不少省市都在加大推行鼓励生育政策的力度。又是鼓励生育 ，又是“抢人大战”，这些现象也折射出各地对人口不足的忧虑已经愈发严重。

实际上，过去十多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出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已经直接迫使政府多次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首先是2000年的“双独二孩”政策，将原先的独生子女政策，放宽为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则可生第二个孩子；接着是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夫妻双方只需一方是独生子女，便可生育两个孩子；最新的政策，则是2016年的“全面二孩”，任何一对夫妇，均可生育两个孩子。

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人口预测与现实之间，已经出现巨大鸿沟。

早在2013年实行单独二胎以后，国家卫计委预言，中国未来每年新出生的婴儿将比原先多出200万，生育率将会攀升到1.8。但这一预测很显然失败了。

如果生育率继续保持不变，中国人口将在10年之内步入负增长。到2050年，中国每年将会减少约1500万人，到2100年人口将会减半，变成6亿人。

根据《卫生统计》等调查显示，2015年的中国人口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64万人。于此同时，根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该年人口生育率只有1.05，与国家卫计委预测的1.8相差去甚远。

部分学者认为，到2016年才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已经太迟。早在2013年出台“单独二孩”时，人们低迷的生育意愿，就已经显露无疑。彼时符合条件的夫妇中，只有约十分之一申请了二胎许可。其后，妇联2016年的一项调查又显示，一孩家庭中，只有20.5%愿意生二孩。

梁建章是携程网创始人兼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由于十分热衷于中国的人口问题，他常被中国媒体亲切地称呼为“被携程耽误了的人口学家”。他根据当前人口普查的数据计算，如果生育率继续保持不变，中国人口将在10年之内步入负增长。到2050年，中国每年将会减少约1500万人，到2100年人口将会减半，变成6亿人。

这个夸张的数字得到了国内不少学者的认同。他们认为这并非是哗众取宠之作，相反是一个“无奈却理性的判断”。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将此称作 “人口雪崩论”，目前笃信这一理论的人数还在不断增长。不难看出，“人口雪崩”在长期将会影响国家竞争力甚至民族存亡；而短期而言，它带来的，则将是经济衰退。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苏剑告诉端传媒，“中国人口问题最坏的可能是像日本那样经历长达二十年的经济停滞，而且情况可能会更糟”。他的理由是，“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老龄化。”

老龄化是一个相对概念，表示老年人口相对于少儿人口增加的情况。国际上通常认为，当一个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该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中国早在1999年，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

而到2015年后，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16.1%，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2.25%。这一数字，还将在2030年进一步提高到18.2%。那时“中国可能成为全球少子化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梁建章在其新书《中国梦呼吁中国孩》中写道。

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一同产生的，而中国的老龄化，很大程度上却是计划生育带来的后果，这也是 “人口雪崩”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老龄化一方面意味着劳动力减少，而老年人创新能力下降，会让国内的技术进步率一同下降，因此国家潜在增长率也会下滑；另一方面，相比社会福利体系较为完善的日本，中国的老年人还需面对诸如医疗费用、养老安排等一系列不确定性。因此苏剑告诉端传媒，“老年人低迷的消费需求，最终将会制约中国经济的未来”。

老龄化固然是世界趋势，但是中国的老龄化尤其值得担心。原因是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和福利体系的发展水平并不匹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一同产生的，而中国的老龄化，很大程度上却是计划生育带来的后果，这也是 “人口雪崩”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1979年起，中国开始全面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自此，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快速下滑，与之一同下滑的，还有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这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是指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在拐点之后，劳动市场结构将从过剩转向短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中国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标志，是农民工工资上涨，而这一情形，在2004年就已经出现，彼时珠三角地区已经开始出现招工难的情况。到了2010年，劳动力短缺的情形已经从数据上显露出来，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明显减少。到2018年，这一情况变得越来越显著，年初时中国报刊《南方周末》曾有报导，在广州鹭江南招工的老板举着牌子站了整整一公里长，然而却鲜有人前来应征。

《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告诉端传媒，劳动力缺乏的后果，是国家抚养老人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差。“2015年时，6.9个劳动力去养活1个65岁老人，到了2030年就会变成3个劳动力抚养一个65岁老人的局面，”易富贤说。

两个成年子女，需要供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这一可能性，将会导致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形成利益对立的局面。

到2030年，缴纳养老金的中国年轻人减少，需要养老金的老人增多，社会必然不堪负重。方凤美《独生》（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一书记载，据德意志银行预估，到2050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会达到7.5万亿美元，占GDP的5.5%。

以上数据，都是国家所面临的宏观情况，而若以家庭的微观角度来看，养老问题也不容乐观。早在30年前，一辈子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口学家梁中堂，就创造了“4-2-1”的说法——即两个成年子女，需要供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这一可能性，将会导致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形成利益对立的局面。

而中国家庭可能面对的这一局面，曾被学者莱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预言了，“在未来的岁月里，阶级之战可能要重新定义为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的战争。”

以上种种事实，似乎都在与1957年经济学家马寅初当初预测的结果背道而驰。那么，中国曾经应不应该实施“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现在又应不应该实行鼓励多生的计划生育呢？

在采访中，人口学家梁中堂简洁明了地告诉端传媒：“不应该。”

要回答这个问题，梁中堂则从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的那年开始讲起。

“人口控制论”如何诞生，“独生子女”政策如何开始？

1957年，经济学家马寅初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人口现实，他对未来感到焦虑不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4年，人口增加了1亿多，生育率达到22.2%。在当年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他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5年后将达到８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他提出，为了保证工业化进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该控制人口，实施计划生育。

此后，他又在《人民日报》刊发《新人口论》一文，全面阐述了他对中国人口的观点，他最基础的观点是，人口增多不利于资金积累。国民收入一部分是用于维持和改善人民生活，另一部分则是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也就是所谓的积累。而人口增多用于消费的支出增多，那么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就会减少。 “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马寅初说。

另一个问题，是关乎人口与工业原料方面的矛盾。他在《新人口论》中写到一个逻辑，中国的重工业设备和物资多靠进口，用于交换进口产品的是国内的农业和轻工业物资。如果人口增值，粮食需要增产，粮食用地增加，用于发展轻工业的经济作物面积就会缩小，用于出口的轻工业、农业产品也会减小，没有资金去进口重工业物料。因此，若要发展重工业振兴经济，搞计划生育控制农村人口是必要的。

但马寅初的提案遭到了当时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批判，他们认为马寅初“只见其口，不见其手”，只把人当作消费者，没有看到人同时还是生产者的一面。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康、陈二人的观点最终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随之，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据档案资料统计，仅1958年下半年，全国重要报刊的批判文章就达200多篇。

重压之下，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不久，中央又免去了他人大常委的职务，对他进行软禁。

在毛泽东“人多力量大”的观念指引下，70年代后期中国人口逐渐接近10亿，这一数字放在国际背景下来看，无疑会令人忧心如焚。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ilich）出版了《人口爆炸》一书，认为由于人口过度增长，地球将资源枯竭、环境激素恶化，如果不迅速遏制这种状况，人类将会面临“世界末日”。该书很快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热烈的讨论，以至于1969年，联合国启动了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后改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

这一思潮无疑也波及到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开始重新审视马寅初的理论。到文革结束后，马寅初很快得到平反。

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审阅马寅初的相关材料时，动情地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这句话在此后被缩写为“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流传于街头巷尾。

不久后，中央正式动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持续21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随即拉开帷幕，而马寅初，这个因为提出“人口控制论”而被批判的经济学家，则被新成立不久的中国人口学会，推举为名誉会长。

“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悲剧，和反对者梁中堂

多数人认为，计划生育始自改革开放之后，其实不然，早在50年代，中国就已经开始宣传计划生育的理念。

1956年，“计划生育”这一词汇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一位叫邵力子的代表在全国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介绍了一种服用蝌蚪进行避孕的单方，已经引发全国讨论。只不过到了1958年毛泽东发起“大跃进”运动，鼓励生育提倡“人多力量大”，计划生育暂停了一段时间。

毛泽东的人口政策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马寅初的悲剧在于，他提出“计划生育”时，毛正在鼓吹“人多力量大”。

文革结束后，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推行全面“一胎化”。人口学家梁中堂告诉端传媒，推动该政策实施的关键因素就是政治，而非其他。

一系列政治运动后，中国人口从1964年的7亿，飞涨到了1975年的9.4亿。当时，计划经济已经出现严重危机，人们又再次将计划生育提上议程，将人口政策调整为“晚稀少”——其含义是“鼓励夫妻晚婚晚育、拉大生育间隔、少生”。

当然，该政策执行期间的主要计生方式，仍然还是宣传，“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这一口号被刷在各大县乡的墙壁上，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晚稀少”对人口的作用，在人口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公认，因为在该政策实施期间，中国妇女的生育率从每人6胎降到了每人3胎。但这个宽松的政策，很快成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激进的“独生子女政策”。

文革结束后，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正式推行全面“一胎化”。人口学家梁中堂告诉端传媒，推动该政策实施的关键因素就是政治，而非其他。

飞涨的人口、唯经济为主导的单一发展道路、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控制论”登堂入室——到这时，独生子女政策成了“最为”合理的方案，它的推行几乎没有任何阻力。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抓捕四人帮，彼时党内纷争不断，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新一届领导人，急需获得合法性稳定政局，重振民心，因此将发展经济当做了治国的头号目标。当时经济的总方针是：“到了本世纪末（也即是2000年）实现GDP翻两番”。

“国民经济就像是一块蛋糕，吃的人越多，分得的蛋糕就越少”，这是当时中国国内流行的一个比喻，根据这个比喻推算，如果要达到GDP翻两番的目标，中国只有实行一胎政策。

飞涨的人口、唯经济为主导的单一发展道路、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控制论”登堂入室——到这时，独生子女政策成了“最为”合理的方案，它的推行几乎没有任何阻力。即使在公开讨论中，也只有少数几个反对声音，梁中堂便是其中之一。

梁中堂当时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早在1979年成都人口论坛上，他就已经预见到中国当前面临的种种人口问题：“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劳动力迅速减少”。因此，他主张实行更为宽松的二胎政策。

但对“独生子女”政策起着关键作用的宋健，却不这么认为。宋健是一名留苏归来的弹道技术学专家，曾是钱学森的门生之一。彼时文革刚刚结束，社会科学领域的人员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唯有国防科学家没有被殃及，于是“跨专业背景”的宋健，便挑起了影响国家人口政策的大梁。

跟马寅初一样，宋健也是“人口控制论”的支持者，只是他的观点比马寅初更为激进。他认为，即使采用最激进的一胎政策，中国人口在未来二十五年仍会持续增加。

宋健团队所用来计算人口的理论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控制论”——这是一种关于计算复杂机械系统控制和沟通的科学。有学者评价这一“控制论”，认为其中的变量既没有涉及人们的心理因素，也没有涉及科学对资源带来的改变，其科学性十分可疑。

但宋健团队的这个方案，最终还是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在1979年成都人口论坛上，与马寅初观点一脉相承的“人口控制论”，只是与梁中堂等人的观点“简单交锋了一下”，后者很快便败下阵来。

然而，失败后的梁中堂没有改变他的观点。他仍然年复一年地游说政府采纳二胎政策。终于，他的请求在1985年得到了回应。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出炉，他根据普查资料计算，再次确证，即使允许人们生两个孩子，仍旧能够在2000年把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他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长信，“耀邦同志…本来我们实行计划生育是为了减轻农民家庭的负担，让他们生活更富足一些，结果因为只准生一个，同他们生育意愿差距太大，造成人人受罚…我希望在这个冬天结束计划生育方面的这种情况。”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与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准了梁中堂在山西翼城开展试点的请求，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即是该项目不得对外宣传。于是该政策在翼城秘密推行了30年，影响了近800万人口。

然而，全面开展二胎政策的请求没有成功，他退而求其次，希望国家能先在一两个城市开展二胎试点。

中国素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加之农村避孕观落后、避孕设施匮乏等因素，到了梁中堂谏言的那年，人们对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怨声载道，基层公务员工作根本无法开展，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愈发紧张。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与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准了梁中堂在山西翼城开展试点的请求，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即是该项目不得对外宣传。于是该政策在翼城秘密推行了30年，影响了近800万人口。

事实证明，梁中堂的理论是正确的。30多年的实验下来，山西翼城的出生率只略高出全国水平的千分之四，这是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翼城没有强制一胎化带来的副作用。这里性别比例平衡，杀婴率、性别谋杀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然而翼城之外的地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翼城试点开展的同时，中共中央层面因计划生育面临困难，因此发布了“七号文件”，将权力下放到各地。该文件指出，各省可以根据当地情况，自主调整独生子女政策。

“七号文件”配合国内欠缺的问责体系，结果便是滋生出了一个腐败阶层，这一阶层以收取“社会抚养费”（一系列计生罚款的总称）为生。因为这一项费用不用上缴国家，以至于后来成为很多县乡重要的财政来源。

梁中堂给端传媒算了个数，“如果严格按照一胎化发展，中国现在的人口只有10亿多人口，但是中国目前的人口数目接近14亿，也即是说这多出来的3-4亿，他们都是超生对象。”比4亿“超生人口”更庞大的，是不计其数因为计划生育没有出生的人口。

基层蛮干的现象，在中央政府建立计生工作“一票否决制”后，更是变得愈发野蛮。这个“一票否决制”政策规定，所有干部只要未能完成辖区计生指标，就会面临减薪降职、甚至是开除的处分，即使其他方面有卓越贡献，也于事无补。

在这种高压下，城市居民毫无例外地被严禁生育二胎，农村家庭遭遇强制堕胎、强制结扎、计生罚款、暴力殴打、死亡、非法拘禁、非法孕检等事件则不计其数。

梁中堂给端传媒算了个数，“如果严格按照一胎化发展，中国现在的人口只有10亿多人口，但是中国目前的人口数目接近14亿，也即是说这多出来的3-4亿，他们都是超生对象。”

“如果要是碰到工作不认真的地方还好，但要是生在一个工作很认真的地方，这些人肯定是经历过苦难才成长起来的。”他说。

“黑孩子”正是上述人口中的一个群体。他们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至今没能上户口，没有了户口，他们不能上学、不能看病、不能合法就业结婚，他们是中国社会中“不存在的人”。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这样的孩子大约有1300多万。

比4亿“超生人口”更庞大的，是不计其数因为计划生育没有出生的人口。计生办的基本工作主要有“三查四术”，三查是指查环、查孕、查病；四术是指上环手术、取环手术、人流术和引产术。这七项中的任何一项，但凡加上“强制”二字，都会变成一场人间悲剧。

2012年的冯建梅事件，便是其中的代表案例。冯建梅是一名22岁的女工，该年她怀上了二胎，并决心将这个孩子生下来，于是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但最终她没能逃过计生委的追踪，在胎儿七个月大的时候，四名计生办工作人员抓住了她，将她强行抬进医院进行引产。

冯建梅的丈夫带着东拼西凑借来的1.8万准备缴纳罚款，但镇领导此时已经将罚金涨到了4万块。无计可施的冯建梅最终在政府逼迫下签署了《自愿同意堕胎》声明，紧接着她被注射了引产针。冯建梅的大姐拍下了她与孩子躺在床上的照片——孩子浑身乌青夹杂着血迹蜷缩成一团，个头已经跟寻常婴儿一样大小。

世界银行一份数据报告显示，仅2008年，中国就有110万女婴“消失”，而计划生育进行30年里，中国少了3700万女性人口。与之相对应，在婚姻市场中，中国也出现了一个光棍阶层。

杀婴事件有些是如冯建梅一样，被计生人员强制执行，有些则是父母被迫的选择。

在农村生男孩传宗接代的思想远未消失，如果只能生一个，在B超鉴别技术的帮助下很多人会选择对女孩进行堕胎。世界银行一份数据报告显示，仅2008年，中国就有110万女婴“消失”，而计划生育进行30年里，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700万。与之相对应，在婚姻市场中，中国也出现了一个光棍阶层。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的一项研究显示，实行计划生育期间，婚姻市场每年有120-150万中国男性将找不到合适的妻子。

而规规矩矩只生一个的父母，也未必能幸免于难。

到2014年，中国失独父母数量已经达到了100万左右，这个群体还在以每年7.6万的速度增加。各地的失独父母结成了松散的组织彼此安慰，并向政府争取更多补偿和福利。

“计生政策本身就是荒谬的”，梁中堂告诉端传媒。一度主张推行二胎政策的他，如今已不再满足于此，他只希望尽快全面废除这项“荒谬”的政策。“生育属于基本人权，现在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下的政策、法律应该围绕人权制定，是基本人权的就不应该去干预。”他说。

“那您如何评价自己这几十年来的工作呢？”在采访中，端传媒问。

他沉默了几秒后说，“哎，就是跟政府一起做了一件荒谬的事。”

中国人可以告别“计划生育”吗？

2018年年初，“计划生育”终于消失于国家机关的名称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出台的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但实质意义上的“计划生育”，真的在告别中国吗？

一个荒诞的景象是，不少地区一边推行鼓励生育政策的同时，一边又在继续实行严格控制的二胎政策。7月5日，河南柘城仍发出通告称，将在全县向三孩以上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按道理来说，二胎政策仍然是为了“限制生育”，与“鼓励生育”政策并不兼容，但如今，却出现了两个政策并存的局面。

一个重要原因是，近百年的理论积淀，三十余年单一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早已“人满为患”的观念深入人心，地方以“人口负担论”为基础的治理习惯，已经积重难返。另一个阻力，则可能是五十多年计划生育形成的利益集团。

“这真是很滑稽的事情”，《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对端传媒说，“不过可以理解，这是新旧政策在过度阶段的特殊矛盾现象。”这一矛盾在于，不少地区因为经济下滑，需要鼓励生育，但就全国而言，要全面放开计划生育仍有阻力。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近百年的理论积淀，加上三十余年单一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早已“人满为患”的观念深入人心，地方以“人口负担论”为基础的治理习惯，已经积重难返。

另一个阻力，则可能是五十多年计划生育形成的利益集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苏剑说，“目前计划生育依旧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还没有在法律层面上得到废除，而在行政上的调整，很可能只是新瓶装旧酒，原班人马换了个头衔而已。”而河南柘城的例子也表明着，全面开放计划生育远没有想像的那么简单。

“中央不会给出一个明显的节点告诉你政策已经结束，这是中央处理争议性事件一贯的方法，不说不做，静待它慢慢消失。就像当年处理人民公社、民营企业改革一样，做错了的事不做便是，不会站出来，评价自己究竟做得对不对。”

但梁中堂却告诉端传媒，“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太久，实际上计划生育政策已经结束了，国家卫计委改成国家卫健委，意味着政府已经不再有计划生育这项政策。具体而言，往后国家将不再有任何关于生育的计划，包括鼓励生育。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央自上而下推行的一项政策，既然中央已经决议不再推行，这个政策在地方也难以为继。”

“这是大势所趋”，梁中堂告诉端传媒，“中国已经是一个法治社会，应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过去我们不懂，所以作出计划生育这样违反人权的政策来，现在懂了。”

他觉得，人们无需去等待中央为计划生育画上一个完美句号，类似于“计划生育政策今天废除了”这样的号令，恐怕永远不会出现。“中央不会给出一个明显的节点告诉你政策已经结束，这是中央处理争议性事件一贯的方法，不说不做，静待它慢慢消失。就像当年处理人民公社、民营企业改革一样，做错了的事不做便是，不会站出来，评价自己究竟做得对不对”，梁中堂说。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面对严重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是否要实施一个“鼓励生育”政策？

今年6月，江西省出台新规，要求怀孕14周以上的妇女终止妊娠须出具证明。这一消息再次引发人们的担忧——“鼓励生育”政策是否会像曾经的“独生子女”政策那样，成为违背人权的强制规定？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人对“强制多生”的这一忧虑，似乎也正在成为高度可能的现实。8月14日，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提出的对40岁以下未生育二胎者收取“生育基金”，以及8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家胡继晔提出的“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都像是在告诉中国人，“计划生育”并未渐行渐远，而只是变换了面目，横亘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把经济问题建立在人口问题上，这么多年的计划生育已经证明了这种逻辑的荒谬性。这些都是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看看其他发达国家，有哪个去管老百姓生育的？”

因为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家庭私事，中国公众对这一“强制多生”的建议勃然大怒，甚至有网友在中国问答社交类网站“知乎”上，做了对中国此后“强制多生”政策的预测，“按照以往的套路，专家放风-舆论哗然-官方辟谣-微做调整-突然执行，这才刚刚到第二步呢。”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年轻劳动力缺失、养老金亏空问题，是否就应该动用国家权力，违背人权地“强制多生”？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各执一词，苏剑给端传媒的答案是，“国家需要出台政策鼓励生育，但鼓励生育必须建立在公众自愿的基础上，必须尊重和保证个人的生育权以及不生育权。”

但研究人口问题一辈子的梁中堂，却认为没有必要，他略带愤怒地告诉端传媒，“把经济问题建立在人口问题上，这么多年的计划生育已经证明了这种逻辑的荒谬性。这些都是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看看其他发达国家，有哪个去管老百姓生育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有学者在用这些观点来作推导。”

“生育的事，就让老百姓自己操心去吧。”在访谈最后，梁中堂说道。

（李由，记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