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獨生子女到鼓勵生育:六十年後,中國人會告別「計劃生育」嗎?

中國的人口政策正在走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從厲行「少生」、懲罰「超生」,走向了鼓勵、甚至可能強制「多生」。
1957年刊發《新人口論》提倡控制人口的經濟學家馬寅初不會想到,60年後,中國的人口政策正在走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從厲行「少生」、懲罰「超生」,走向了到鼓勵、甚至可能變相地強迫「多生」。
獨生一代 大陸 公共政策 威權政治

自2016年中國全面放寬「獨生子女」政策、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以來,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政府正在考慮進一步改變其「計劃生育」政策。然而,這種改變並非不再對中國人的「生育權」進行控制,相反,它似乎正在從厲行「少生」、「獨生」,走向鼓勵、乃至變相地強制「多生」。

2018年8月14日,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的劉志彪、張曄教授在江蘇省黨報《新華日報》上發文表示,應該採取一種花費較小的經濟手段來鼓勵生育,他們建議政府設立一個生育基金制度——「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繳納一定比例的工資當做『生育基金』。如果生育二胎,則可以將基金取出來,否則這筆錢要等到退休時才能取。」

這項建議遭到了中國網民幾乎一邊倒地反對,微博上罵聲不絕。有網友評價道,「十年前,生,交錢;十年後,不生,交錢」。

兩天後,8月16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核心成員胡繼曄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則更進一步認為,中國「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税』。」

「不生孩子的人更應該交生育基金。過去中國採取計劃生育,向超生的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但是未來鼓勵生育,應該向丁克家庭徵收未來的社會撫養費,人老了之後光靠錢是沒用的,還是需要年輕人,別人家的孩子來照顧。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後沒有後代,是要佔用社會資源的,所以將來要對丁克家族進行徵税」,胡繼曄說。

此言論一出,中國國內輿論更加譁然。勃然大怒的中國網民突然意識到,「放開二胎」之後,一個中國家庭生不生孩子這件事,其決定權仍在政府。

其實,在全國各地,新的「鼓勵」生育政策早已在不斷醖釀。只是在此之前,各地的生育政策,仍然以補助、優惠為主。自2017年下半年開始,包括遼寧、天津、湖北在內的多個地區紛紛出台了鼓勵生育政策。這些政策花樣百出,有的對二胎分娩補助進行了明碼標價;有的宣稱二孩將享受一系列教育優惠政策;有的則直接承諾二胎家庭將享受住房補貼……

「計劃生育」,這一在中國無人不知的詞語,在它提出60年以後,顯然仍沒有退出歷史舞台。

時間回到1957年,經濟學家馬寅初在中央黨報《人民日報》上刊發了著名文章《新人口論》,他認為剛剛成立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多資源少,影響了工業化進程,若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應當控制人口。該文在全國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此後馬寅初以「中國計劃生育之父」的名稱出現在各種教科書裏。

馬寅初不會想到,60年後,中國的人口政策正在走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那麼,從強制「少生」、「獨生」的「計劃生育」,到鼓勵甚至可能強制「多生」的「計劃生育」,中國的人口結構經歷了怎樣的轉變?有哪些人對這一政策發揮過關鍵作用?誰反對過「獨生子女」政策?

而60餘年後,中國人終於會擁有自由選擇的生育權,還是將繼續活在改頭換面的「計劃生育」中?

計劃生育後,提前老去的中國

自2018年初開始,中國的人口政策就已經在經歷一場劇變。

3月13日,第十三屆人大會議通過了新一輪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在方案中,原先的國家衞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不再保留,取而代之的是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這是自1981後,國務院組成部門第一次沒有了「計劃生育」四個字眼,與之相伴的是,鼓勵生育政策在各地的出台。

7月,遼寧省政府印發了《遼寧省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該規劃聲稱要在2030年時,將總生育率從2015年的0.9提升到1.8,總人口從4382萬提升到4500萬。

8月2日,湖北咸寧市發布了《關於加快實施全面兩孩配套政策的意見》,意見指出,懷有二孩的婦女產假將延長至6個月,期間工資獎金照發;二孩家庭購房將享受住房補貼;二孩在部分幼兒園就讀還可減免一定金額的保教費,許多教育優惠政策也將優先向二孩家庭傾斜。

過去十多年以來,中國的人口出現的少子化、老齡化直接迫使政府多次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最新的政策,則是2016年的「全面二孩」,任何一對夫婦,均可生育兩個孩子。
過去十多年以來,中國的人口出現的少子化、老齡化直接迫使政府多次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最新的政策,則是2016年的「全面二孩」,任何一對夫婦,均可生育兩個孩子。

除此之外,不少省市都在加大推行鼓勵生育政策的力度。又是鼓勵生育 ,又是「搶人大戰」,這些現象也折射出各地對人口不足的憂慮已經愈發嚴重。

實際上,過去十多年以來,中國的人口出現的少子化、老齡化,已經直接迫使政府多次調整計劃生育政策。

首先是2000年的「雙獨二孩」政策,將原先的獨生子女政策,放寬為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則可生第二個孩子;接着是2013年的「單獨二孩」政策,夫妻雙方只需一方是獨生子女,便可生育兩個孩子;最新的政策,則是2016年的「全面二孩」,任何一對夫婦,均可生育兩個孩子。

這一切變化的根源在於,中國的人口預測與現實之間,已經出現巨大鴻溝。

早在2013年實行單獨二胎以後,國家衞計委預言,中國未來每年新出生的嬰兒將比原先多出200萬,生育率將會攀升到1.8。但這一預測很顯然失敗了。

如果生育率繼續保持不變,中國人口將在10年之內步入負增長。到2050年,中國每年將會減少約1500萬人,到2100年人口將會減半,變成6億人。

根據《衞生統計》等調查顯示,2015年的中國人口非但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64萬人。於此同時,根據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該年人口生育率只有1.05,與國家衞計委預測的1.8相差去甚遠。

部分學者認為,到2016年才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已經太遲。早在2013年出台「單獨二孩」時,人們低迷的生育意願,就已經顯露無疑。彼時符合條件的夫婦中,只有約十分之一申請了二胎許可。其後,婦聯2016年的一項調查又顯示,一孩家庭中,只有20.5%願意生二孩。

梁建章是攜程網創始人兼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由於十分熱衷於中國的人口問題,他常被中國媒體親切地稱呼為「被攜程耽誤了的人口學家」。他根據當前人口普查的數據計算,如果生育率繼續保持不變,中國人口將在10年之內步入負增長。到2050年,中國每年將會減少約1500萬人,到2100年人口將會減半,變成6億人

這個誇張的數字得到了國內不少學者的認同。他們認為這並非是譁眾取寵之作,相反是一個「無奈卻理性的判斷」。持有相同觀點的人將此稱作 「人口雪崩論」,目前篤信這一理論的人數還在不斷增長。不難看出,「人口雪崩」在長期將會影響國家競爭力甚至民族存亡;而短期而言,它帶來的,則將是經濟衰退。

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蘇劍告訴端傳媒,「中國人口問題最壞的可能是像日本那樣經歷長達二十年的經濟停滯,而且情況可能會更糟」。他的理由是,「中國正在經歷快速的老齡化。」

老齡化是一個相對概念,表示老年人口相對於少兒人口增加的情況。國際上通常認為,當一個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人口總數的7%以上,該地區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中國早在1999年,就已經達到了這個標準。

而到2015年後,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經佔到總人口的16.1%,遠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12.25%。這一數字,還將在2030年進一步提高到18.2%。那時「中國可能成為全球少子化和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梁建章在其新書《中國夢呼籲中國孩》中寫道。

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是伴隨着經濟和社會福利體系的發展一同產生的,而中國的老齡化,很大程度上卻是計劃生育帶來的後果,這也是 「人口雪崩」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老齡化一方面意味着勞動力減少,而老年人創新能力下降,會讓國內的技術進步率一同下降,因此國家潛在增長率也會下滑;另一方面,相比社會福利體系較為完善的日本,中國的老年人還需面對諸如醫療費用、養老安排等一系列不確定性。因此蘇劍告訴端傳媒,「老年人低迷的消費需求,最終將會制約中國經濟的未來」。

老齡化固然是世界的趨勢,但是中國的老齡化尤其值得擔心,原因是中國的老齡化進程與經濟和福利體系的發展水平並不匹配。
老齡化固然是世界的趨勢,但是中國的老齡化尤其值得擔心,原因是中國的老齡化進程與經濟和福利體系的發展水平並不匹配。

老齡化固然是世界趨勢,但是中國的老齡化尤其值得擔心。原因是中國的老齡化進程,與經濟和福利體系的發展水平並不匹配。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是伴隨着經濟和社會福利體系的發展一同產生的,而中國的老齡化,很大程度上卻是計劃生育帶來的後果,這也是 「人口雪崩」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從1979年起,中國開始全面實施獨生子女政策,自此,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開始快速下滑,與之一同下滑的,還有中國的勞動適齡人口。這造成的一個結果是,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提前到來。「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是指勞動力由過剩轉向短缺的轉折點,在拐點之後,勞動市場結構將從過剩轉向短缺。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中國劉易斯拐點出現的標誌,是農民工工資上漲,而這一情形,在2004年就已經出現,彼時珠三角地區已經開始出現招工難的情況。到了2010年,勞動力短缺的情形已經從數據上顯露出來,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明顯減少。到2018年,這一情況變得越來越顯著,年初時中國報刊《南方週末》曾有報導,在廣州鷺江南招工的老闆舉着牌子站了整整一公里長,然而卻鮮有人前來應徵。

《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告訴端傳媒,勞動力缺乏的後果,是國家撫養老人的能力將會越來越差。「2015年時,6.9個勞動力去養活1個65歲老人,到了2030年就會變成3個勞動力撫養一個65歲老人的局面,」易富賢說。

兩個成年子女,需要供養四個老人和一個孩子。這一可能性,將會導致年輕人與老年人之間形成利益對立的局面。

到2030年,繳納養老金的中國年輕人減少,需要養老金的老人增多,社會必然不堪負重。據方鳳美《獨生》(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一書記載,德意志銀行預估,到2050年,中國養老金缺口將會達到7.5萬億美元,佔GDP的5.5%

以上數據,都是國家所面臨的宏觀情況,而若以家庭的微觀角度來看,養老問題也不容樂觀。早在30年前,一輩子反對「獨生子女」政策的人口學家梁中堂,就創造了「4-2-1」的說法——即兩個成年子女,需要供養四個老人和一個孩子。這一可能性,將會導致年輕人與老年人之間形成利益對立的局面。

而中國家庭可能面對的這一局面,曾被學者萊斯特·瑟羅(Lester C. Thurow)在《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中預言了,「在未來的歲月裏,階級之戰可能要重新定義為青年人與老年人之間的戰爭。」

以上種種事實,似乎都在與1957年經濟學家馬寅初當初預測的結果背道而馳。那麼,中國曾經應不應該實施「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現在又應不應該實行鼓勵多生的計劃生育呢?

在採訪中,人口學家梁中堂簡潔明瞭地告訴端傳媒:「不應該。」

要回答這個問題,梁中堂則從馬寅初提出計劃生育的那年開始講起。

「人口控制論」如何誕生,「獨生子女」政策如何開始?

1957年,經濟學家馬寅初面對的,是一個百廢待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對人口現實,他對未來感到焦慮不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到4年,人口增加了1億多,生育率達到22.2%。在當年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他直言不諱地說:「人口太多是我們的致命傷,15年後將達到8億,50年後將達到15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他提出,為了保證工業化進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應該控制人口,實施計劃生育。

此後,他又在《人民日報》刊發《新人口論》一文,全面闡述了他對中國人口的觀點,他最基礎的觀點是,人口增多不利於資金積累。國民收入一部分是用於維持和改善人民生活,另一部分則是用於社會擴大再生產,也就是所謂的積累。而人口增多用於消費的支出增多,那麼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就會減少。 「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來,使消費的比例降低,同時就可以把資金多積累一些。」馬寅初說。

另一個問題,是關乎人口與工業原料方面的矛盾。他在《新人口論》中寫到一個邏輯,中國的重工業設備和物資多靠進口,用於交換進口產品的是國內的農業和輕工業物資。如果人口增值,糧食需要增產,糧食用地增加,用於發展輕工業的經濟作物面積就會縮小,用於出口的輕工業、農業產品也會減小,沒有資金去進口重工業物料。因此,若要發展重工業振興經濟,搞計劃生育控制農村人口是必要的。

在《新人口論》中寫到的一個邏輯:中國的重工業設備和物資多靠進口,用於交換進口產品的是國內的農業和輕工業物資。人口增值會增加糧食需求,從而消耗原用於發展輕工業的資源。因此,若要發展重工業振興經濟,搞計劃生育控制農村人口是必要的。
在《新人口論》中寫到的一個邏輯:中國的重工業設備和物資多靠進口,用於交換進口產品的是國內的農業和輕工業物資。人口增值會增加糧食需求,從而消耗原用於發展輕工業的資源。因此,若要發展重工業振興經濟,搞計劃生育控制農村人口是必要的。

但馬寅初的提案遭到了當時康生、陳伯達等人的批判,他們認為馬寅初「只見其口,不見其手」,只把人當作消費者,沒有看到人同時還是生產者的一面。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人口問題」。康、陳二人的觀點最終取得了毛澤東的支持。隨之,一個批判「馬寅初反動思想」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據檔案資料統計,僅1958年下半年,全國重要報刊的批判文章就達200多篇。

重壓之下,馬寅初被迫辭去北大校長一職。不久,中央又免去了他人大常委的職務,對他進行軟禁。

在毛澤東「人多力量大」的觀念指引下,70年代後期中國人口逐漸接近10億,這一數字放在國際背景下來看,無疑會令人憂心如焚。1968年,史丹福大學教授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ilich)出版了《人口爆炸》一書,認為由於人口過度增長,地球將資源枯竭、環境激素惡化,如果不迅速遏制這種狀況,人類將會面臨「世界末日」。該書很快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熱烈的討論,以至於1969年,聯合國啟動了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後改為聯合國人口基金),以控制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增長。

這一思潮無疑也波及到了中國,最高領導層開始重新審視馬寅初的理論。到文革結束後,馬寅初很快得到平反。

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在審閲馬寅初的相關材料時,動情地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於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共產黨應該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這句話在此後被縮寫為「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流傳於街頭巷尾。

不久後,中央正式動議,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持續21年的「獨生子女」政策隨即拉開帷幕,而馬寅初,這個因為提出「人口控制論」而被批判的經濟學家,則被新成立不久的中國人口學會,推舉為名譽會長。

「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悲劇,和反對者梁中堂

多數人認為,計劃生育始自改革開放之後,其實不然,早在50年代,中國就已經開始宣傳計劃生育的理念。

1956年,「計劃生育」這一詞彙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一位叫邵力子的代表在全國第三次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介紹了一種服用蝌蚪進行避孕的單方,已經引發全國討論。只不過到了1958年毛澤東發起「大躍進」運動,鼓勵生育提倡「人多力量大」,計劃生育暫停了一段時間。

毛澤東的人口政策隨着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而改變,馬寅初的悲劇在於,他提出「計劃生育」時,毛正在鼓吹「人多力量大」。

文革結束後,1979年鄧小平在全國推行全面「一胎化」。人口學家梁中堂告訴端傳媒,推動該政策實施的關鍵因素就是政治,而非其他。

一系列政治運動後,中國人口從1964年的7億,飛漲到了1975年的9.4億。當時,計劃經濟已經出現嚴重危機,人們又再次將計劃生育提上議程,將人口政策調整為「晚稀少」——其含義是「鼓勵夫妻晚婚晚育、拉大生育間隔、少生」。

當然,該政策執行期間的主要計生方式,仍然還是宣傳,「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這一口號被刷在各大縣鄉的牆壁上,成為了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晚稀少」對人口的作用,在人口學界得到了廣泛的公認,因為在該政策實施期間,中國婦女的生育率從每人6胎降到了每人3胎。但這個寬鬆的政策,很快成了歷史,取而代之的是激進的「獨生子女政策」。

文革結束後,1979年鄧小平在全國正式推行全面「一胎化」。人口學家梁中堂告訴端傳媒,推動該政策實施的關鍵因素就是政治,而非其他。

飛漲的人口、唯經濟為主導的單一發展道路、以馬寅初為代表的「人口控制論」登堂入室——到這時,獨生子女政策成了「最為」合理的方案,它的推行幾乎沒有任何阻力。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抓捕四人幫,彼時黨內紛爭不斷,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新一屆領導人,急需獲得合法性穩定政局,重振民心,因此將發展經濟當做了治國的頭號目標。當時經濟的總方針是:「到了本世紀末(也即是2000年)實現GDP翻兩番」。

「國民經濟就像是一塊蛋糕,吃的人越多,分得的蛋糕就越少」,這是當時中國國內流行的一個比喻,根據這個比喻推算,如果要達到GDP翻兩番的目標,中國只有實行一胎政策。

飛漲的人口、唯經濟為主導的單一發展道路、以馬寅初為代表的「人口控制論」登堂入室——到這時,獨生子女政策成了「最為」合理的方案,它的推行幾乎沒有任何阻力。即使在公開討論中,也只有少數幾個反對聲音,梁中堂便是其中之一。

梁中堂當時是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早在1979年成都人口論壇上,他就已經預見到中國當前面臨的種種人口問題:「人口老齡化、男女比例失調、勞動力迅速減少」。因此,他主張實行更為寬鬆的二胎政策。

但對「獨生子女」政策起着關鍵作用的宋健,卻不這麼認為。宋健是一名留蘇歸來的彈道技術學專家,曾是錢學森的門生之一。彼時文革剛剛結束,社會科學領域的人員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唯有國防科學家沒有被殃及,於是「跨專業背景」的宋健,便挑起了影響國家人口政策的大梁。

跟馬寅初一樣,宋健也是「人口控制論」的支持者,只是他的觀點比馬寅初更為激進。他認為,即使採用最激進的一胎政策,中國人口在未來二十五年仍會持續增加。

宋健團隊所用來計算人口的理論是當時炙手可熱的「控制論」——這是一種關於計算複雜機械系統控制和溝通的科學。有學者評價這一「控制論」,認為其中的變量既沒有涉及人們的心理因素,也沒有涉及科學對資源帶來的改變,其科學性十分可疑。

但宋健團隊的這個方案,最終還是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在1979年成都人口論壇上,與馬寅初觀點一脈相承的「人口控制論」,只是與梁中堂等人的觀點「簡單交鋒了一下」,後者很快便敗下陣來。

在1979年成都人口論壇上,有學者評價這一「控制論」,認為其中的變量既沒有涉及人們的心理因素,也沒有涉及科學對資源帶來的改變,其科學性十分可疑,但這個方案,最終還是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
在1979年成都人口論壇上,有學者評價這一「控制論」,認為其中的變量既沒有涉及人們的心理因素,也沒有涉及科學對資源帶來的改變,其科學性十分可疑,但這個方案,最終還是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

然而,失敗後的梁中堂沒有改變他的觀點。他仍然年復一年地遊說政府採納二胎政策。終於,他的請求在1985年得到了回應。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結果出爐,他根據普查資料計算,再次確證,即使允許人們生兩個孩子,仍舊能夠在2000年把人口控制在12億之內。他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寫了一封長信,「耀邦同志…本來我們實行計劃生育是為了減輕農民家庭的負擔,讓他們生活更富足一些,結果因為只准生一個,同他們生育意願差距太大,造成人人受罰…我希望在這個冬天結束計劃生育方面的這種情況。」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與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批准了梁中堂在山西翼城開展試點的請求,但有一個附加條件,即是該項目不得對外宣傳。於是該政策在翼城秘密推行了30年,影響了近800萬人口。

然而,全面開展二胎政策的請求沒有成功,他退而求其次,希望國家能先在一兩個城市開展二胎試點。

中國素來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加之農村避孕觀落後、避孕設施匱乏等因素,到了梁中堂諫言的那年,人們對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怨聲載道,基層公務員工作根本無法開展,政府與民眾的關係愈發緊張。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與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批准了梁中堂在山西翼城開展試點的請求,但有一個附加條件,即是該項目不得對外宣傳。於是該政策在翼城秘密推行了30年,影響了近800萬人口。

事實證明,梁中堂的理論是正確的。30多年的實驗下來,山西翼城的出生率只略高出全國水平的千分之四,這是一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翼城沒有強制一胎化帶來的副作用。這裏性別比例平衡,殺嬰率、性別謀殺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然而翼城之外的地區,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在翼城試點開展的同時,中共中央層面因計劃生育面臨困難,因此發布了「七號文件」,將權力下放到各地。該文件指出,各省可以根據當地情況,自主調整獨生子女政策。

「七號文件」配合國內欠缺的問責體系,結果便是滋生出了一個腐敗階層,這一階層以收取「社會撫養費」(一系列計生罰款的總稱)為生。因為這一項費用不用上繳國家,以至於後來成為很多縣鄉重要的財政來源。

梁中堂給端傳媒算了個數,「如果嚴格按照一胎化發展,中國現在的人口只有10億多人口,但是中國目前的人口數目接近14億,也即是說這多出來的3-4億,他們都是超生對象。」比4億「超生人口」更龐大的,是不計其數因為計劃生育沒有出生的人口。

基層蠻幹的現象,在中央政府建立計生工作「一票否決制」後,更是變得愈發野蠻。這個「一票否決制」政策規定,所有幹部只要未能完成轄區計生指標,就會面臨減薪降職、甚至是開除的處分,即使其他方面有卓越貢獻,也於事無補。

在這種高壓下,城市居民毫無例外地被嚴禁生育二胎,農村家庭遭遇強制墮胎、強制結紮、計生罰款、暴力毆打、死亡、非法拘禁、非法孕檢等事件則不計其數。

梁中堂給端傳媒算了個數,「如果嚴格按照一胎化發展,中國現在的人口只有10億多人口,但是中國目前的人口數目接近14億,也即是說這多出來的3-4億,他們都是超生對象。」

「如果要是碰到工作不認真的地方還好,但要是生在一個工作很認真的地方,這些人肯定是經歷過苦難才成長起來的。」他說。

「黑孩子」正是上述人口中的一個群體。他們因為計劃生育政策至今沒能上戶口,沒有了戶口,他們不能上學、不能看病、不能合法就業結婚,他們是中國社會中「不存在的人」。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目前這樣的孩子大約有1300多萬。

比4億「超生人口」更龐大的,是不計其數因為計劃生育沒有出生的人口。計生辦的基本工作主要有「三查四術」,三查是指查環、查孕、查病;四術是指上環手術、取環手術、人流術和引產術。這七項中的任何一項,但凡加上「強制」二字,都會變成一場人間悲劇。

22歲的女工馮建梅於2012年懷上了二胎,並決心將這個孩子生下來,但最終她沒能逃過計生委的追蹤。圖為中國一家陪月學校用來當教材的嬰兒玩偶。
22歲的女工馮建梅於2012年懷上了二胎,並決心將這個孩子生下來,但最終她沒能逃過計生委的追蹤。圖為中國一家陪月學校用來當教材的嬰兒玩偶。

2012年的馮建梅事件,便是其中的代表案例。馮建梅是一名22歲的女工,該年她懷上了二胎,並決心將這個孩子生下來,於是開始了東躲西藏的日子。但最終她沒能逃過計生委的追蹤,在胎兒七個月大的時候,四名計生辦工作人員抓住了她,將她強行抬進醫院進行引產。

馮建梅的丈夫帶着東拼西湊借來的1.8萬準備繳納罰款,但鎮領導此時已經將罰金漲到了4萬塊。無計可施的馮建梅最終在政府逼迫下籤署了《自願同意墮胎》聲明,緊接着她被注射了引產針。馮建梅的大姐拍下了她與孩子躺在床上的照片——孩子渾身烏青夾雜着血跡蜷縮成一團,個頭已經跟尋常嬰兒一樣大小。

世界銀行一份數據報告顯示,僅2008年,中國就有110萬女嬰「消失」,而計劃生育進行30年裏,中國少了3700萬女性人口。與之相對應,在婚姻市場中,中國也出現了一個光棍階層。

殺嬰事件有些是如馮建梅一樣,被計生人員強制執行,有些則是父母被迫的選擇。

在農村生男孩傳宗接代的思想遠未消失,如果只能生一個,在B超鑑別技術的幫助下很多人會選擇對女孩進行墮胎。世界銀行一份數據報告顯示,僅2008年,中國就有110萬女嬰「消失」,而計劃生育進行30年裏,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700萬。與之相對應,在婚姻市場中,中國也出現了一個光棍階層。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樹茁的一項研究顯示,實行計劃生育期間,婚姻市場每年有120-150萬中國男性將找不到合適的妻子。

而規規矩矩只生一個的父母,也未必能倖免於難。

到2014年,中國失獨父母數量已經達到了100萬左右,這個群體還在以每年7.6萬的速度增加。各地的失獨父母結成了鬆散的組織彼此安慰,並向政府爭取更多補償和福利。

「計生政策本身就是荒謬的」,梁中堂告訴端傳媒。一度主張推行二胎政策的他,如今已不再滿足於此,他只希望儘快全面廢除這項「荒謬」的政策。「生育屬於基本人權,現在是法治社會,法治社會下的政策、法律應該圍繞人權制定,是基本人權的就不應該去干預。」他說。

「那您如何評價自己這幾十年來的工作呢?」在採訪中,端傳媒問。

他沉默了幾秒後說,「哎,就是跟政府一起做了一件荒謬的事。」

中國人可以告別「計劃生育」嗎?

2018年年初,「計劃生育」終於消失於國家機關的名稱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出台的一系列鼓勵生育政策。但實質意義上的「計劃生育」,真的在告別中國嗎?

一個荒誕的景象是,不少地區一邊推行鼓勵生育政策的同時,一邊又在繼續實行嚴格控制的二胎政策。7月5日,河南柘城仍發出通告稱,將在全縣向三孩以上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按道理來說,二胎政策仍然是為了「限制生育」,與「鼓勵生育」政策並不兼容,但如今,卻出現了兩個政策並存的局面。

一個重要原因是,近百年的理論積澱,三十餘年單一的「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中國早已「人滿為患」的觀念深入人心,地方以「人口負擔論」為基礎的治理習慣,已經積重難返。另一個阻力,則可能是五十多年計劃生育形成的利益集團。

「這真是很滑稽的事情」,《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對端傳媒說,「不過可以理解,這是新舊政策在過度階段的特殊矛盾現象。」這一矛盾在於,不少地區因為經濟下滑,需要鼓勵生育,但就全國而言,要全面放開計劃生育仍有阻力。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近百年的理論積澱,加上三十餘年單一的「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中國早已「人滿為患」的觀念深入人心,地方以「人口負擔論」為基礎的治理習慣,已經積重難返。

另一個阻力,則可能是五十多年計劃生育形成的利益集團,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蘇劍說,「目前計劃生育依舊是中國的基本國策,還沒有在法律層面上得到廢除,而在行政上的調整,很可能只是新瓶裝舊酒,原班人馬換了個頭銜而已。」而河南柘城的例子也表明着,全面開放計劃生育遠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

「中央不會給出一個明顯的節點告訴你政策已經結束,這是中央處理爭議性事件一貫的方法,不說不做,靜待它慢慢消失。就像當年處理人民公社、民營企業改革一樣,做錯了的事不做便是,不會站出來,評價自己究竟做得對不對。」

但梁中堂卻告訴端傳媒,「這種局面不會持續太久,實際上計劃生育政策已經結束了,國家衞計委改成國家衞健委,意味着政府已經不再有計劃生育這項政策。具體而言,往後國家將不再有任何關於生育的計劃,包括鼓勵生育。計劃生育是計劃經濟時代中央自上而下推行的一項政策,既然中央已經決議不再推行,這個政策在地方也難以為繼。」

「這是大勢所趨」,梁中堂告訴端傳媒,「中國已經是一個法治社會,應該保障個人的基本權利。過去我們不懂,所以作出計劃生育這樣違反人權的政策來,現在懂了。」

他覺得,人們無需去等待中央為計劃生育畫上一個完美句號,類似於「計劃生育政策今天廢除了」這樣的號令,恐怕永遠不會出現。「中央不會給出一個明顯的節點告訴你政策已經結束,這是中央處理爭議性事件一貫的方法,不說不做,靜待它慢慢消失。就像當年處理人民公社、民營企業改革一樣,做錯了的事不做便是,不會站出來,評價自己究竟做得對不對」,梁中堂說。

接下來的問題是,面對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中國是否要實施一個鼓勵生育政策?
接下來的問題是,面對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中國是否要實施一個鼓勵生育政策?

然而接下來的問題是,面對嚴重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中國是否要實施一個「鼓勵生育」政策?

今年6月,江西省出台新規,要求懷孕14周以上的婦女終止妊娠須出具證明。這一消息再次引發人們的擔憂——「鼓勵生育」政策是否會像曾經的「獨生子女」政策那樣,成為違背人權的強制規定?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人對「強制多生」的這一憂慮,似乎也正在成為高度可能的現實。8月14日,江蘇省黨報《新華日報》提出的對40歲以下未生育二胎者收取「生育基金」,以及8月16日,中國政法大學經濟學家胡繼曄提出的「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税』」,都像是在告訴中國人,「計劃生育」並未漸行漸遠,而只是變換了面目,橫亙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把經濟問題建立在人口問題上,這麼多年的計劃生育已經證明了這種邏輯的荒謬性。這些都是社會經濟制度的問題,看看其他發達國家,有哪個去管老百姓生育的?」

因為關係到每一個人的家庭私事,中國公眾對這一「強制多生」的建議勃然大怒,甚至有網友在中國問答社交類網站「知乎」上,做了對中國此後「強制多生」政策的預測,「按照以往的套路,專家放風-輿論譁然-官方闢謠-微做調整-突然執行,這才剛剛到第二步呢。」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為了解決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年輕勞動力缺失、養老金虧空問題,是否就應該動用國家權力,違背人權地「強制多生」?

關於這個問題,學者們各執一詞,蘇劍給端傳媒的答案是,「國家需要出台政策鼓勵生育,但鼓勵生育必須建立在公眾自願的基礎上,必須尊重和保證個人的生育權以及不生育權。」

但研究人口問題一輩子的梁中堂,卻認為沒有必要,他略帶憤怒地告訴端傳媒,「把經濟問題建立在人口問題上,這麼多年的計劃生育已經證明了這種邏輯的荒謬性。這些都是社會經濟制度的問題,看看其他發達國家,有哪個去管老百姓生育的?但是直到現在,還有學者在用這些觀點來作推導。」

「生育的事,就讓老百姓自己操心去吧。」在訪談最後,梁中堂說道。

(李由,記者,自由撰稿人)

讀者評論 30

會員專屬評論功能升級中,稍後上線。加入會員可閱讀全站內容,享受更多會員福利。
  1. 叫人家多生,生夠二胎才能拿到自己交出去的錢!把公民的生育權利繼續支配,這根本就是「計劃生育」的升級版!

  2. 支那人,生的計劃,死的隨機

  3. 讲真我国真不是法治国家

  4. 很好的文章,剖析了中國計劃生育的發展與荒謬之處,也很同意文內提到為了執行計劃生育所形成的利益集團真的是大陸政權若要改變國策時所不能忽視的阻力

  5. 很好的文章,多謝端。
    其他的都贊同,可惜梁先生說中國已經是法治社會,這真是令人啞然失笑。

  6. 「做錯了的事不做便是,不會站出來,評價自己究竟做得對不對」,梁中堂說。
    整篇文章都鏗鏘有力擲地有聲。這句話我覺得是根本的原因,而且到現在我也覺得中國的官場文化也存在這種做法。那就是所謂的鼓勵生育或是計劃全部決左在政府手裹。

  7. 呵呵,”别让子宫变冷宫,要变就变少年宫“。

  8. 我记得有一天傍晚跟我爷爷一起外出散步,那是高三的暑假,通知书已经出来了,我就要去外地读大学。在过马路等红绿灯的时候,我爷爷跟我说了一句“你以后的压力会很大”,一开始我没听清,后来大概隐约猜到他指的是我的父母就只有我一个孩子,而我的爷爷奶奶有三个子女,压力比我小很多。当时我还觉得没什么,不就是供养两个老人么,不过让我吃惊的是,我没想到我的爷爷会想到这么远。

  9. 文中,作者多次提到立法應尊重基本人權,而生育權與不生育權則是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人權。但是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從我的所見所聞,在中國講人權,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話之一,跟中共講人權,更是荒謬。在這個老不死的國度,只有利益和政治,要是說到「人權」存在的話,那便是有權有勢的人才能擁有的奢侈品,我等低端人口的「人權」只有被施捨的份。但另一方面,人權不是靠執政者給的,從來都是自己爭取的,以後或許會出現為了抵制中共的強制多生政策而出現的丁克族。

  10. 一種關於計算複雜機械繫統控制和溝通的科學。
    「繫統」似乎應作「系統」?

  11. 只能说,对中国实在太失望了。在中国,自由似乎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男女平等?不存在的。

  12. 「計劃生育」是我見過最白癡的事情。
    30年前我返中國大陸探親,見到鄉村牆壁寫滿一孩政策的標語。那時候我已經想到人口老化的問題。

  13. 脱离教育和人口素质而单纯讨论人口问题乏有意义。老虎一只就当道,耗子一堆得喂猫。归根结底,一个健康共同体需要的是有理性思维,公民意识和技术素养的人口增加,而愚蠢盲目,懒惰奸诈的人口减少。

  14. 彈道技術科學家決定了人口政策,三流的科幻小說家恐怕都寫不出這種情節。

  15. 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連子宮都不是自己的,呵呵呵

  16. 這不是單純的生或不生以及生多少的問題,這是一系列環環相扣的社會發展問題。
    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只要這個社會的醫療科技繼續發展,只要不強制人類年過60歲就去死。與其每天重複老齡化社會有多恐怖,呼天搶地讓人多繁殖,不如從一開始就接受現實,讓人類在老齡化社會里依舊過得好,延緩身體機能衰退,老人不再是“老人”。
    rhrm提到的AI取代非創造性崗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正是社會發展的正常趨勢,也是讓老齡化社會發展下去的條件。把大部分人從非創造性崗位中解放出來,讓他們接受更深入的教育,得以承擔更多創造性工作,這才是真正解決老齡化社會創造力不足的方法。
    然而,我朝實際上并不在乎社會創造力的問題,目前迫切希望人們多生,只是為了生產更多的從事非創造性工作的廉價勞力,俗稱割韭菜。既不願意解決兒童、青少年教育問題(本科或以上學歷的人不足10%,更別說本科之間教育質量的差異),也不願意解決女性、兒童權益問題。
    在重男輕女的大環境下,生或者不生,還是生多少,最終都只會是女性和兒童在負擔沉重代價。要根除重男輕女,本身需要非常長的時間,可是國內從一開始就沒有針對性的措施,幾十年來客觀上起到一點作用的竟然是強制一胎制度。
    男女比例失衡不在於一胎還是多胎,而在於可以選擇。想要生下男孩的人,永遠有方法只要男孩,無論是殺嬰或是遺棄。這樣環境下女孩能出生又一定是好事嗎?不會的,她們會成為兄弟的奴隸,會被當成賺取彩禮的道具,會被剝脫接受更好教育的機會,還會在相同家庭觀念的影響下去壓迫其他女性乃至其他人。
    在男性普遍不參與育兒的情況下,社會又缺乏相應撫育設施下,成年女性被束縛在生育問題上,她們會因此早早遠離事業,又或者早早被用人單位拒絕,同時更難接受高等教育,例如日本的醫科大學通過篡改成績控制女生入學率。失去受教育的機會,意味著更難獲取高層次的工作,無限惡性循環,最終“行走的子宮”地位從未改變。
    在一個缺乏性別平等,也缺乏措施推動平等的社會里談一胎和多胎,其實都只是在談如何割韭菜,而被割得最慘的則是女性和兒童。能認同社會是為了人而存在的,那就不會將所謂“人口紅利”放在嘴邊。

  17. 文章写的很好

  18. 计划生育,无论是限生还是逼生,肯定都是侵犯人权的。但是人真的太少了吗?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疑问的,看到这篇文章的诸位一定也看到过AI发展很可能引发大失业潮的讨论,也知道人类正一年快过一年地毁坏自然生态耗尽地球资源。人口不可能永远增长,就像经济不可能永远增长,转型期的痛苦,迟早都需要一代或者几代人来承担。计划生育政策改变的直接诱因无疑是养老压力,但人均寿命的大幅度提升而非生育率下降可能才是更重要的原因,延迟退休固然同样不讨好,却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

  19. 飛漲的人口、唯經濟為主導的單一發展道路、以馬寅初為代表的「人口控制論」登堂入室——到這時,獨生子女政策成了「最為」合理的方案,它的推行幾乎沒有任何阻力。
    宋健團隊所用來計算人口的理論是當時炙手可熱的「控制論」——這是一種關於計算複雜機械繫統控制和溝通的科學。有學者評價這一「控制論」,認為其中的變量既沒有涉及人們的心理因素,也沒有涉及科學對資源帶來的改變,其科學性十分可疑。但宋健團隊的這個方案,最終還是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
    ————What????影響了十幾億人的決策,就是這麼做出來的????

  20. 一直在等端关于计划生育的深度文章。没白等,写的很全很好,谢谢。

  21. 中国的领导真好,连别人家的孩子都要一直操心

  22. 无论强制少生还是强制多生,都是计划生育

  23. 中國的問題說到底,就是那麼幾個遠古直男老醬瓜,決定了十四億人的生老病死。憑什麼。

  24. 2000年“双独二孩”那里是不是写错了……

  25. 共產黨連嬰孩也殺,為什麼沒有人揭竿起義。

  26. 「計生政策本身就是荒謬的」
    那些科學家、領導者以為治理國家、推動經濟是打遊戲機,以為寫一篇理論,推一個政策,人民就會根據他們的預測去做。然而事實上,人心是很複雜的。推動了幾十年的一孩政策,根深蒂固的一胎思想,再加上全球化的出生率下降,絕不是隨便想改變就能改變的。
    更不用說,生育與生存權都是基本人權,本來就不應該操縱。不論是少生還是多生,都是一個家庭自身的決定,不應該與政治扯上關係。

  27. 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28. 共产党永远不会做没把握的事情,就连生育也要计划好。毕竟害怕

  29. 但研究人口問題一輩子的梁中堂,卻認為沒有必要,他略帶憤怒地告訴端傳媒,「把經濟問題建立在人口問題上,這麼多年的計劃生育已經證明了這種邏輯的荒謬性。這些都是社會經濟制度的問題,看看其他發達國家,有哪個去管老百姓生育的?但是直到現在,還有學者在用這些觀點來作推導。」
    讚!這篇很快很深入了,把關鍵性的決策者都寫了出來。一個外行宋健和他的「控制論」,這種偽科學就做了一個如此影響巨大的悲劇決策。為了GDP翻兩番,鄧小平就要推一胎化。
    不過端傳媒採訪的梁中堂先生,80年代上書居然還可以得到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批示,現在想都不敢想吧。

  30. 计划生育再猛烈的批判也不为过。不过看完之后,还是不明白,这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决策就没人负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