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獨生子女到鼓勵生育：六十年後，中國人會告別「計劃生育」嗎？

自2016年中國全面放寬「獨生子女」政策、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以來，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政府正在考慮進一步改變其「計劃生育」政策。然而，這種改變並非不再對中國人的「生育權」進行控制，相反，它似乎正在從厲行「少生」、「獨生」，走向鼓勵、乃至變相地強制「多生」。

2018年8月14日，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的劉志彪、張曄教授在江蘇省黨報《新華日報》上發文表示，應該採取一種花費較小的經濟手段來鼓勵生育，他們建議政府設立一個生育基金制度——「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繳納一定比例的工資當做『生育基金』。如果生育二胎，則可以將基金取出來，否則這筆錢要等到退休時才能取。」

這項建議遭到了中國網民幾乎一邊倒地反對，微博上罵聲不絕。有網友評價道，「十年前，生，交錢；十年後，不生，交錢」。

兩天後，8月16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核心成員胡繼曄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則更進一步認為，中國「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税』。」

「不生孩子的人更應該交生育基金。過去中國採取計劃生育，向超生的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但是未來鼓勵生育，應該向丁克家庭徵收未來的社會撫養費，人老了之後光靠錢是沒用的，還是需要年輕人，別人家的孩子來照顧。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後沒有後代，是要佔用社會資源的，所以將來要對丁克家族進行徵税」，胡繼曄說。

此言論一出，中國國內輿論更加譁然。勃然大怒的中國網民突然意識到，「放開二胎」之後，一個中國家庭生不生孩子這件事，其決定權仍在政府。

其實，在全國各地，新的「鼓勵」生育政策早已在不斷醖釀。只是在此之前，各地的生育政策，仍然以補助、優惠為主。自2017年下半年開始，包括遼寧、天津、湖北在內的多個地區紛紛出台了鼓勵生育政策。這些政策花樣百出，有的對二胎分娩補助進行了明碼標價；有的宣稱二孩將享受一系列教育優惠政策；有的則直接承諾二胎家庭將享受住房補貼……

「計劃生育」，這一在中國無人不知的詞語，在它提出60年以後，顯然仍沒有退出歷史舞台。

時間回到1957年，經濟學家馬寅初在中央黨報《人民日報》上刊發了著名文章《新人口論》，他認為剛剛成立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多資源少，影響了工業化進程，若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應當控制人口。該文在全國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此後馬寅初以「中國計劃生育之父」的名稱出現在各種教科書裏。

馬寅初不會想到，60年後，中國的人口政策正在走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那麼，從強制「少生」、「獨生」的「計劃生育」，到鼓勵甚至可能強制「多生」的「計劃生育」，中國的人口結構經歷了怎樣的轉變？有哪些人對這一政策發揮過關鍵作用？誰反對過「獨生子女」政策？

而60餘年後，中國人終於會擁有自由選擇的生育權，還是將繼續活在改頭換面的「計劃生育」中？

計劃生育後，提前老去的中國

自2018年初開始，中國的人口政策就已經在經歷一場劇變。

3月13日，第十三屆人大會議通過了新一輪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在方案中，原先的國家衞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不再保留，取而代之的是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這是自1981後，國務院組成部門第一次沒有了「計劃生育」四個字眼，與之相伴的是，鼓勵生育政策在各地的出台。

7月，遼寧省政府印發了《遼寧省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該規劃聲稱要在2030年時，將總生育率從2015年的0.9提升到1.8，總人口從4382萬提升到4500萬。

8月2日，湖北咸寧市發布了《關於加快實施全面兩孩配套政策的意見》，意見指出，懷有二孩的婦女產假將延長至6個月，期間工資獎金照發；二孩家庭購房將享受住房補貼；二孩在部分幼兒園就讀還可減免一定金額的保教費，許多教育優惠政策也將優先向二孩家庭傾斜。

除此之外，不少省市都在加大推行鼓勵生育政策的力度。又是鼓勵生育 ，又是「搶人大戰」，這些現象也折射出各地對人口不足的憂慮已經愈發嚴重。

實際上，過去十多年以來，中國的人口出現的少子化、老齡化，已經直接迫使政府多次調整計劃生育政策。

首先是2000年的「雙獨二孩」政策，將原先的獨生子女政策，放寬為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則可生第二個孩子；接着是2013年的「單獨二孩」政策，夫妻雙方只需一方是獨生子女，便可生育兩個孩子；最新的政策，則是2016年的「全面二孩」，任何一對夫婦，均可生育兩個孩子。

這一切變化的根源在於，中國的人口預測與現實之間，已經出現巨大鴻溝。

早在2013年實行單獨二胎以後，國家衞計委預言，中國未來每年新出生的嬰兒將比原先多出200萬，生育率將會攀升到1.8。但這一預測很顯然失敗了。

如果生育率繼續保持不變，中國人口將在10年之內步入負增長。到2050年，中國每年將會減少約1500萬人，到2100年人口將會減半，變成6億人。

根據《衞生統計》等調查顯示，2015年的中國人口非但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64萬人。於此同時，根據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該年人口生育率只有1.05，與國家衞計委預測的1.8相差去甚遠。

部分學者認為，到2016年才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已經太遲。早在2013年出台「單獨二孩」時，人們低迷的生育意願，就已經顯露無疑。彼時符合條件的夫婦中，只有約十分之一申請了二胎許可。其後，婦聯2016年的一項調查又顯示，一孩家庭中，只有20.5%願意生二孩。

梁建章是攜程網創始人兼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由於十分熱衷於中國的人口問題，他常被中國媒體親切地稱呼為「被攜程耽誤了的人口學家」。他根據當前人口普查的數據計算，如果生育率繼續保持不變，中國人口將在10年之內步入負增長。到2050年，中國每年將會減少約1500萬人，到2100年人口將會減半，變成6億人。

這個誇張的數字得到了國內不少學者的認同。他們認為這並非是譁眾取寵之作，相反是一個「無奈卻理性的判斷」。持有相同觀點的人將此稱作 「人口雪崩論」，目前篤信這一理論的人數還在不斷增長。不難看出，「人口雪崩」在長期將會影響國家競爭力甚至民族存亡；而短期而言，它帶來的，則將是經濟衰退。

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蘇劍告訴端傳媒，「中國人口問題最壞的可能是像日本那樣經歷長達二十年的經濟停滯，而且情況可能會更糟」。他的理由是，「中國正在經歷快速的老齡化。」

老齡化是一個相對概念，表示老年人口相對於少兒人口增加的情況。國際上通常認為，當一個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人口總數的7%以上，該地區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中國早在1999年，就已經達到了這個標準。

而到2015年後，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經佔到總人口的16.1%，遠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12.25%。這一數字，還將在2030年進一步提高到18.2%。那時「中國可能成為全球少子化和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梁建章在其新書《中國夢呼籲中國孩》中寫道。

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是伴隨着經濟和社會福利體系的發展一同產生的，而中國的老齡化，很大程度上卻是計劃生育帶來的後果，這也是 「人口雪崩」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老齡化一方面意味着勞動力減少，而老年人創新能力下降，會讓國內的技術進步率一同下降，因此國家潛在增長率也會下滑；另一方面，相比社會福利體系較為完善的日本，中國的老年人還需面對諸如醫療費用、養老安排等一系列不確定性。因此蘇劍告訴端傳媒，「老年人低迷的消費需求，最終將會制約中國經濟的未來」。

老齡化固然是世界趨勢，但是中國的老齡化尤其值得擔心。原因是中國的老齡化進程，與經濟和福利體系的發展水平並不匹配。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是伴隨着經濟和社會福利體系的發展一同產生的，而中國的老齡化，很大程度上卻是計劃生育帶來的後果，這也是 「人口雪崩」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從1979年起，中國開始全面實施獨生子女政策，自此，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開始快速下滑，與之一同下滑的，還有中國的勞動適齡人口。這造成的一個結果是，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提前到來。「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是指勞動力由過剩轉向短缺的轉折點，在拐點之後，勞動市場結構將從過剩轉向短缺。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中國劉易斯拐點出現的標誌，是農民工工資上漲，而這一情形，在2004年就已經出現，彼時珠三角地區已經開始出現招工難的情況。到了2010年，勞動力短缺的情形已經從數據上顯露出來，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明顯減少。到2018年，這一情況變得越來越顯著，年初時中國報刊《南方週末》曾有報導，在廣州鷺江南招工的老闆舉着牌子站了整整一公里長，然而卻鮮有人前來應徵。

《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告訴端傳媒，勞動力缺乏的後果，是國家撫養老人的能力將會越來越差。「2015年時，6.9個勞動力去養活1個65歲老人，到了2030年就會變成3個勞動力撫養一個65歲老人的局面，」易富賢說。

兩個成年子女，需要供養四個老人和一個孩子。這一可能性，將會導致年輕人與老年人之間形成利益對立的局面。

到2030年，繳納養老金的中國年輕人減少，需要養老金的老人增多，社會必然不堪負重。據方鳳美《獨生》（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一書記載，德意志銀行預估，到2050年，中國養老金缺口將會達到7.5萬億美元，佔GDP的5.5%。

以上數據，都是國家所面臨的宏觀情況，而若以家庭的微觀角度來看，養老問題也不容樂觀。早在30年前，一輩子反對「獨生子女」政策的人口學家梁中堂，就創造了「4-2-1」的說法——即兩個成年子女，需要供養四個老人和一個孩子。這一可能性，將會導致年輕人與老年人之間形成利益對立的局面。

而中國家庭可能面對的這一局面，曾被學者萊斯特·瑟羅(Lester C. Thurow)在《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中預言了，「在未來的歲月裏，階級之戰可能要重新定義為青年人與老年人之間的戰爭。」

以上種種事實，似乎都在與1957年經濟學家馬寅初當初預測的結果背道而馳。那麼，中國曾經應不應該實施「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現在又應不應該實行鼓勵多生的計劃生育呢？

在採訪中，人口學家梁中堂簡潔明瞭地告訴端傳媒：「不應該。」

要回答這個問題，梁中堂則從馬寅初提出計劃生育的那年開始講起。

「人口控制論」如何誕生，「獨生子女」政策如何開始？

1957年，經濟學家馬寅初面對的，是一個百廢待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對人口現實，他對未來感到焦慮不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到4年，人口增加了1億多，生育率達到22.2%。在當年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他直言不諱地說：「人口太多是我們的致命傷，15年後將達到８億，50年後將達到15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他提出，為了保證工業化進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應該控制人口，實施計劃生育。

此後，他又在《人民日報》刊發《新人口論》一文，全面闡述了他對中國人口的觀點，他最基礎的觀點是，人口增多不利於資金積累。國民收入一部分是用於維持和改善人民生活，另一部分則是用於社會擴大再生產，也就是所謂的積累。而人口增多用於消費的支出增多，那麼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就會減少。 「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來，使消費的比例降低，同時就可以把資金多積累一些。」馬寅初說。

另一個問題，是關乎人口與工業原料方面的矛盾。他在《新人口論》中寫到一個邏輯，中國的重工業設備和物資多靠進口，用於交換進口產品的是國內的農業和輕工業物資。如果人口增值，糧食需要增產，糧食用地增加，用於發展輕工業的經濟作物面積就會縮小，用於出口的輕工業、農業產品也會減小，沒有資金去進口重工業物料。因此，若要發展重工業振興經濟，搞計劃生育控制農村人口是必要的。

但馬寅初的提案遭到了當時康生、陳伯達等人的批判，他們認為馬寅初「只見其口，不見其手」，只把人當作消費者，沒有看到人同時還是生產者的一面。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人口問題」。康、陳二人的觀點最終取得了毛澤東的支持。隨之，一個批判「馬寅初反動思想」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據檔案資料統計，僅1958年下半年，全國重要報刊的批判文章就達200多篇。

重壓之下，馬寅初被迫辭去北大校長一職。不久，中央又免去了他人大常委的職務，對他進行軟禁。

在毛澤東「人多力量大」的觀念指引下，70年代後期中國人口逐漸接近10億，這一數字放在國際背景下來看，無疑會令人憂心如焚。1968年，史丹福大學教授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ilich）出版了《人口爆炸》一書，認為由於人口過度增長，地球將資源枯竭、環境激素惡化，如果不迅速遏制這種狀況，人類將會面臨「世界末日」。該書很快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熱烈的討論，以至於1969年，聯合國啟動了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後改為聯合國人口基金），以控制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增長。

這一思潮無疑也波及到了中國，最高領導層開始重新審視馬寅初的理論。到文革結束後，馬寅初很快得到平反。

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在審閲馬寅初的相關材料時，動情地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於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共產黨應該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這句話在此後被縮寫為「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流傳於街頭巷尾。

不久後，中央正式動議，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持續21年的「獨生子女」政策隨即拉開帷幕，而馬寅初，這個因為提出「人口控制論」而被批判的經濟學家，則被新成立不久的中國人口學會，推舉為名譽會長。

「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悲劇，和反對者梁中堂

多數人認為，計劃生育始自改革開放之後，其實不然，早在50年代，中國就已經開始宣傳計劃生育的理念。

1956年，「計劃生育」這一詞彙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一位叫邵力子的代表在全國第三次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介紹了一種服用蝌蚪進行避孕的單方，已經引發全國討論。只不過到了1958年毛澤東發起「大躍進」運動，鼓勵生育提倡「人多力量大」，計劃生育暫停了一段時間。

毛澤東的人口政策隨着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而改變，馬寅初的悲劇在於，他提出「計劃生育」時，毛正在鼓吹「人多力量大」。

文革結束後，1979年鄧小平在全國推行全面「一胎化」。人口學家梁中堂告訴端傳媒，推動該政策實施的關鍵因素就是政治，而非其他。

一系列政治運動後，中國人口從1964年的7億，飛漲到了1975年的9.4億。當時，計劃經濟已經出現嚴重危機，人們又再次將計劃生育提上議程，將人口政策調整為「晚稀少」——其含義是「鼓勵夫妻晚婚晚育、拉大生育間隔、少生」。

當然，該政策執行期間的主要計生方式，仍然還是宣傳，「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這一口號被刷在各大縣鄉的牆壁上，成為了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晚稀少」對人口的作用，在人口學界得到了廣泛的公認，因為在該政策實施期間，中國婦女的生育率從每人6胎降到了每人3胎。但這個寬鬆的政策，很快成了歷史，取而代之的是激進的「獨生子女政策」。

文革結束後，1979年鄧小平在全國正式推行全面「一胎化」。人口學家梁中堂告訴端傳媒，推動該政策實施的關鍵因素就是政治，而非其他。

飛漲的人口、唯經濟為主導的單一發展道路、以馬寅初為代表的「人口控制論」登堂入室——到這時，獨生子女政策成了「最為」合理的方案，它的推行幾乎沒有任何阻力。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抓捕四人幫，彼時黨內紛爭不斷，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新一屆領導人，急需獲得合法性穩定政局，重振民心，因此將發展經濟當做了治國的頭號目標。當時經濟的總方針是：「到了本世紀末（也即是2000年）實現GDP翻兩番」。

「國民經濟就像是一塊蛋糕，吃的人越多，分得的蛋糕就越少」，這是當時中國國內流行的一個比喻，根據這個比喻推算，如果要達到GDP翻兩番的目標，中國只有實行一胎政策。

飛漲的人口、唯經濟為主導的單一發展道路、以馬寅初為代表的「人口控制論」登堂入室——到這時，獨生子女政策成了「最為」合理的方案，它的推行幾乎沒有任何阻力。即使在公開討論中，也只有少數幾個反對聲音，梁中堂便是其中之一。

梁中堂當時是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早在1979年成都人口論壇上，他就已經預見到中國當前面臨的種種人口問題：「人口老齡化、男女比例失調、勞動力迅速減少」。因此，他主張實行更為寬鬆的二胎政策。

但對「獨生子女」政策起着關鍵作用的宋健，卻不這麼認為。宋健是一名留蘇歸來的彈道技術學專家，曾是錢學森的門生之一。彼時文革剛剛結束，社會科學領域的人員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唯有國防科學家沒有被殃及，於是「跨專業背景」的宋健，便挑起了影響國家人口政策的大梁。

跟馬寅初一樣，宋健也是「人口控制論」的支持者，只是他的觀點比馬寅初更為激進。他認為，即使採用最激進的一胎政策，中國人口在未來二十五年仍會持續增加。

宋健團隊所用來計算人口的理論是當時炙手可熱的「控制論」——這是一種關於計算複雜機械系統控制和溝通的科學。有學者評價這一「控制論」，認為其中的變量既沒有涉及人們的心理因素，也沒有涉及科學對資源帶來的改變，其科學性十分可疑。

但宋健團隊的這個方案，最終還是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在1979年成都人口論壇上，與馬寅初觀點一脈相承的「人口控制論」，只是與梁中堂等人的觀點「簡單交鋒了一下」，後者很快便敗下陣來。

然而，失敗後的梁中堂沒有改變他的觀點。他仍然年復一年地遊說政府採納二胎政策。終於，他的請求在1985年得到了回應。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結果出爐，他根據普查資料計算，再次確證，即使允許人們生兩個孩子，仍舊能夠在2000年把人口控制在12億之內。他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寫了一封長信，「耀邦同志...本來我們實行計劃生育是為了減輕農民家庭的負擔，讓他們生活更富足一些，結果因為只准生一個，同他們生育意願差距太大，造成人人受罰…我希望在這個冬天結束計劃生育方面的這種情況。」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與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批准了梁中堂在山西翼城開展試點的請求，但有一個附加條件，即是該項目不得對外宣傳。於是該政策在翼城秘密推行了30年，影響了近800萬人口。

然而，全面開展二胎政策的請求沒有成功，他退而求其次，希望國家能先在一兩個城市開展二胎試點。

中國素來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加之農村避孕觀落後、避孕設施匱乏等因素，到了梁中堂諫言的那年，人們對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怨聲載道，基層公務員工作根本無法開展，政府與民眾的關係愈發緊張。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與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批准了梁中堂在山西翼城開展試點的請求，但有一個附加條件，即是該項目不得對外宣傳。於是該政策在翼城秘密推行了30年，影響了近800萬人口。

事實證明，梁中堂的理論是正確的。30多年的實驗下來，山西翼城的出生率只略高出全國水平的千分之四，這是一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翼城沒有強制一胎化帶來的副作用。這裏性別比例平衡，殺嬰率、性別謀殺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然而翼城之外的地區，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在翼城試點開展的同時，中共中央層面因計劃生育面臨困難，因此發布了「七號文件」，將權力下放到各地。該文件指出，各省可以根據當地情況，自主調整獨生子女政策。

「七號文件」配合國內欠缺的問責體系，結果便是滋生出了一個腐敗階層，這一階層以收取「社會撫養費」（一系列計生罰款的總稱）為生。因為這一項費用不用上繳國家，以至於後來成為很多縣鄉重要的財政來源。

梁中堂給端傳媒算了個數，「如果嚴格按照一胎化發展，中國現在的人口只有10億多人口，但是中國目前的人口數目接近14億，也即是說這多出來的3-4億，他們都是超生對象。」比4億「超生人口」更龐大的，是不計其數因為計劃生育沒有出生的人口。

基層蠻幹的現象，在中央政府建立計生工作「一票否決制」後，更是變得愈發野蠻。這個「一票否決制」政策規定，所有幹部只要未能完成轄區計生指標，就會面臨減薪降職、甚至是開除的處分，即使其他方面有卓越貢獻，也於事無補。

在這種高壓下，城市居民毫無例外地被嚴禁生育二胎，農村家庭遭遇強制墮胎、強制結紮、計生罰款、暴力毆打、死亡、非法拘禁、非法孕檢等事件則不計其數。

梁中堂給端傳媒算了個數，「如果嚴格按照一胎化發展，中國現在的人口只有10億多人口，但是中國目前的人口數目接近14億，也即是說這多出來的3-4億，他們都是超生對象。」

「如果要是碰到工作不認真的地方還好，但要是生在一個工作很認真的地方，這些人肯定是經歷過苦難才成長起來的。」他說。

「黑孩子」正是上述人口中的一個群體。他們因為計劃生育政策至今沒能上戶口，沒有了戶口，他們不能上學、不能看病、不能合法就業結婚，他們是中國社會中「不存在的人」。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目前這樣的孩子大約有1300多萬。

比4億「超生人口」更龐大的，是不計其數因為計劃生育沒有出生的人口。計生辦的基本工作主要有「三查四術」，三查是指查環、查孕、查病；四術是指上環手術、取環手術、人流術和引產術。這七項中的任何一項，但凡加上「強制」二字，都會變成一場人間悲劇。

2012年的馮建梅事件，便是其中的代表案例。馮建梅是一名22歲的女工，該年她懷上了二胎，並決心將這個孩子生下來，於是開始了東躲西藏的日子。但最終她沒能逃過計生委的追蹤，在胎兒七個月大的時候，四名計生辦工作人員抓住了她，將她強行抬進醫院進行引產。

馮建梅的丈夫帶着東拼西湊借來的1.8萬準備繳納罰款，但鎮領導此時已經將罰金漲到了4萬塊。無計可施的馮建梅最終在政府逼迫下籤署了《自願同意墮胎》聲明，緊接着她被注射了引產針。馮建梅的大姐拍下了她與孩子躺在床上的照片——孩子渾身烏青夾雜着血跡蜷縮成一團，個頭已經跟尋常嬰兒一樣大小。

世界銀行一份數據報告顯示，僅2008年，中國就有110萬女嬰「消失」，而計劃生育進行30年裏，中國少了3700萬女性人口。與之相對應，在婚姻市場中，中國也出現了一個光棍階層。

殺嬰事件有些是如馮建梅一樣，被計生人員強制執行，有些則是父母被迫的選擇。

在農村生男孩傳宗接代的思想遠未消失，如果只能生一個，在B超鑑別技術的幫助下很多人會選擇對女孩進行墮胎。世界銀行一份數據報告顯示，僅2008年，中國就有110萬女嬰「消失」，而計劃生育進行30年裏，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700萬。與之相對應，在婚姻市場中，中國也出現了一個光棍階層。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樹茁的一項研究顯示，實行計劃生育期間，婚姻市場每年有120-150萬中國男性將找不到合適的妻子。

而規規矩矩只生一個的父母，也未必能倖免於難。

到2014年，中國失獨父母數量已經達到了100萬左右，這個群體還在以每年7.6萬的速度增加。各地的失獨父母結成了鬆散的組織彼此安慰，並向政府爭取更多補償和福利。

「計生政策本身就是荒謬的」，梁中堂告訴端傳媒。一度主張推行二胎政策的他，如今已不再滿足於此，他只希望儘快全面廢除這項「荒謬」的政策。「生育屬於基本人權，現在是法治社會，法治社會下的政策、法律應該圍繞人權制定，是基本人權的就不應該去干預。」他說。

「那您如何評價自己這幾十年來的工作呢？」在採訪中，端傳媒問。

他沉默了幾秒後說，「哎，就是跟政府一起做了一件荒謬的事。」

中國人可以告別「計劃生育」嗎？

2018年年初，「計劃生育」終於消失於國家機關的名稱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出台的一系列鼓勵生育政策。但實質意義上的「計劃生育」，真的在告別中國嗎？

一個荒誕的景象是，不少地區一邊推行鼓勵生育政策的同時，一邊又在繼續實行嚴格控制的二胎政策。7月5日，河南柘城仍發出通告稱，將在全縣向三孩以上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按道理來說，二胎政策仍然是為了「限制生育」，與「鼓勵生育」政策並不兼容，但如今，卻出現了兩個政策並存的局面。

一個重要原因是，近百年的理論積澱，三十餘年單一的「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中國早已「人滿為患」的觀念深入人心，地方以「人口負擔論」為基礎的治理習慣，已經積重難返。另一個阻力，則可能是五十多年計劃生育形成的利益集團。

「這真是很滑稽的事情」，《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對端傳媒說，「不過可以理解，這是新舊政策在過度階段的特殊矛盾現象。」這一矛盾在於，不少地區因為經濟下滑，需要鼓勵生育，但就全國而言，要全面放開計劃生育仍有阻力。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近百年的理論積澱，加上三十餘年單一的「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中國早已「人滿為患」的觀念深入人心，地方以「人口負擔論」為基礎的治理習慣，已經積重難返。

另一個阻力，則可能是五十多年計劃生育形成的利益集團，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蘇劍說，「目前計劃生育依舊是中國的基本國策，還沒有在法律層面上得到廢除，而在行政上的調整，很可能只是新瓶裝舊酒，原班人馬換了個頭銜而已。」而河南柘城的例子也表明着，全面開放計劃生育遠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

「中央不會給出一個明顯的節點告訴你政策已經結束，這是中央處理爭議性事件一貫的方法，不說不做，靜待它慢慢消失。就像當年處理人民公社、民營企業改革一樣，做錯了的事不做便是，不會站出來，評價自己究竟做得對不對。」

但梁中堂卻告訴端傳媒，「這種局面不會持續太久，實際上計劃生育政策已經結束了，國家衞計委改成國家衞健委，意味着政府已經不再有計劃生育這項政策。具體而言，往後國家將不再有任何關於生育的計劃，包括鼓勵生育。計劃生育是計劃經濟時代中央自上而下推行的一項政策，既然中央已經決議不再推行，這個政策在地方也難以為繼。」

「這是大勢所趨」，梁中堂告訴端傳媒，「中國已經是一個法治社會，應該保障個人的基本權利。過去我們不懂，所以作出計劃生育這樣違反人權的政策來，現在懂了。」

他覺得，人們無需去等待中央為計劃生育畫上一個完美句號，類似於「計劃生育政策今天廢除了」這樣的號令，恐怕永遠不會出現。「中央不會給出一個明顯的節點告訴你政策已經結束，這是中央處理爭議性事件一貫的方法，不說不做，靜待它慢慢消失。就像當年處理人民公社、民營企業改革一樣，做錯了的事不做便是，不會站出來，評價自己究竟做得對不對」，梁中堂說。

然而接下來的問題是，面對嚴重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中國是否要實施一個「鼓勵生育」政策？

今年6月，江西省出台新規，要求懷孕14周以上的婦女終止妊娠須出具證明。這一消息再次引發人們的擔憂——「鼓勵生育」政策是否會像曾經的「獨生子女」政策那樣，成為違背人權的強制規定？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人對「強制多生」的這一憂慮，似乎也正在成為高度可能的現實。8月14日，江蘇省黨報《新華日報》提出的對40歲以下未生育二胎者收取「生育基金」，以及8月16日，中國政法大學經濟學家胡繼曄提出的「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税』」，都像是在告訴中國人，「計劃生育」並未漸行漸遠，而只是變換了面目，橫亙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把經濟問題建立在人口問題上，這麼多年的計劃生育已經證明了這種邏輯的荒謬性。這些都是社會經濟制度的問題，看看其他發達國家，有哪個去管老百姓生育的？」

因為關係到每一個人的家庭私事，中國公眾對這一「強制多生」的建議勃然大怒，甚至有網友在中國問答社交類網站「知乎」上，做了對中國此後「強制多生」政策的預測，「按照以往的套路，專家放風-輿論譁然-官方闢謠-微做調整-突然執行，這才剛剛到第二步呢。」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為了解決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年輕勞動力缺失、養老金虧空問題，是否就應該動用國家權力，違背人權地「強制多生」？

關於這個問題，學者們各執一詞，蘇劍給端傳媒的答案是，「國家需要出台政策鼓勵生育，但鼓勵生育必須建立在公眾自願的基礎上，必須尊重和保證個人的生育權以及不生育權。」

但研究人口問題一輩子的梁中堂，卻認為沒有必要，他略帶憤怒地告訴端傳媒，「把經濟問題建立在人口問題上，這麼多年的計劃生育已經證明了這種邏輯的荒謬性。這些都是社會經濟制度的問題，看看其他發達國家，有哪個去管老百姓生育的？但是直到現在，還有學者在用這些觀點來作推導。」

「生育的事，就讓老百姓自己操心去吧。」在訪談最後，梁中堂說道。

（李由，記者，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