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東南亞專題2

印尼導演Ismail Fahmi Lubis:我拍學生示威,也拍被禁止雜耍的猴子

當你問伊斯麥怎麼有辦法讓鏡頭如此靠近攝對象時,他會輕鬆地說:「這是花時間等到的。觀眾可能連 1% 的素材都沒看到。」


無論是《演猴論》或是《金曲達令》,伊斯麥的電影總在歡樂之中帶著幽微的感傷,不喜歡以嚴肅的方式述說故事的他,在歡快的樂音之下,其實包藏了發人深思的社會議題。 攝:陳朗熹/端傳媒
無論是《演猴論》或是《金曲達令》,伊斯麥的電影總在歡樂之中帶著幽微的感傷,不喜歡以嚴肅的方式述說故事的他,在歡快的樂音之下,其實包藏了發人深思的社會議題。 攝:陳朗熹/端傳媒

在今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中,印尼導演伊斯麥.法米.盧比思(Ismail Fahmi LUBIS)先後有兩部紀錄片入選「東南亞真實之浪」焦點單元:一部是《演猴論》(Masked Monkey - the Evolution of Darwin's Theory,2014);另一部是《金曲達令》(Tarling Is Darling,2017)。

兩部影片皆聚焦在印尼庶民社會在現代化發展之下,那逐漸式微、邊緣化或被冠以污名的民藝活動——猴子雜耍與塔玲噹嘟音樂(Tarling Dangdut)。這兩種來自民間、與民眾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表演藝術,因著各地社會經濟結構的差異,折射出截然不同的印尼社會樣貌。而這兩種看似迥異的活動,彼此之間都有著「塔玲噹嘟」這一共同要素——這是一種蛻變自傳統噹嘟音樂,在北爪哇當地的音樂傳統基礎下,融入噹嘟樂隊的編制與展演方式。

養猴子的人也是猴子?

「我本身很喜歡音樂,音樂是很好玩的東西,不管在做什麼事情,它都可以陪著你。想要表達一件事情、一個情緒的時候,拿出音樂,它會自然展現出其意義。」談到《演猴論》和《金曲達令》這兩部電影中大量使用的音樂時伊斯麥回應道。音樂在電影中大篇幅的使用,成為導演伊斯麥作品的一大特色。雖然一開始,他對於這種快節奏、熱鬧吵雜、混雜著印度、馬來、阿拉伯音樂旋律和現代搖滾樂器的噹嘟音樂沒有太多好感,居住在雅加達市區的他,每天早上都會被揹著收音機逐家逐戶放音樂表演、收費的街頭藝人吵醒。

「我那時候很討厭這些演藝人員,他們身上的收音機都放得很大聲,而且每天一大早就來,非常吵雜。我都跟他們說,你們不要再來了,太擾人了。但他們隔天還是會再回來。後來我索性不理他們,聽著聽著,突然覺得這音樂頗有趣,歌詞很直白,旋律簡單很洗腦,聽久了其實滿好聽的。同時我也很好奇,為什麼這音樂可以讓猴子聽話表演,可以讓猴子騎摩托車、去市場,主人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於是伊斯麥便開始留意、觀察這群放音樂讓猴子表演的街頭藝人。突然有天,他赫然發現,這些馴養猴子的人跟表演的猴子其實本質上沒有太多的差別,他們都受困在某種箝制之中——猴子只要聽到音樂就開始表演,而人類看到賞錢就會開始表演;到底是猴子演化成人類,還是人類演化成猴子?

《演猴論》劇照。

《演猴論》劇照。圖片來源:TIDF提供

猴子只要聽到音樂就開始表演,而人類看到賞錢就會開始表演;到底是猴子演化成人類,還是人類演化成猴子?

音樂作為印尼的生活方式

伊斯麥不是一個喜歡對自己作品做出太多解釋的導演,電影鏡頭的移動,就是他對生活的觀察。他多從日常中取材,拍攝現場即為生活現場,《演猴論》的場景即是他在雅加達居住的區域,「我問那些養猴子的人說,這個音樂是從哪來的?他們說這種音樂叫『噹嘟』,來自鄉下,就是我後來拍《金曲達令》的地方。可以說是因為拍攝《演猴論》接觸了這類型音樂,開啟了我拍攝下一部作品的契機。」

《金曲達令》特地來到「塔玲噹嘟」音樂的興盛地北爪哇島的南安迪(Indramayu)拍攝,伊斯麥在這個小鄉村一待就是三年多,「我一開始來到這時誰也不認識,我只知道噹嘟音樂是從這出來的。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到處閒晃,一直沒什麼進展。直到某天我在一家小吃店吃飯,突然進來一個人,那人就是賈漢姆,一位塔玲噹嘟作曲家,他的樣子讓我浮現靈感,直覺就是要拍他。他不知道我這個人幹嘛突然過來說要拍他,好像瘋子。後來我就在賈漢姆家住下來,一住就住了三年,他和他老婆都很信任我。」

「有次我跟賈漢姆騎車出去,路上輪胎爆胎,兩個人就在半夜一起拖著車子。」伊斯麥聊起他和他片中人物的相處過程,眉飛色舞,拍攝《金曲達令》的那段時間,他和賈漢姆成為莫逆之交,兩人時常一起去聽「噹嘟」秀場,而只要有他陪同前往的場合,賈漢姆的妻子就會很放心。在當地小有名氣的賈漢姆,不時會有想學唱歌、想成為歌手的女子來找他學音樂,而這些賈漢姆和女子調情的橋段、賈漢姆妻子對丈夫行徑的暗自神傷與包容,也都被伊斯麥的鏡頭捕捉下來;但同時,伊斯麥也細膩觀察到賈漢姆與妻子之間相知相惜的互動,「這些其實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噹嘟音樂歌詞描述的情愛關係、生活百態,例如夫妻失和、離婚、失戀、一夜情、貧窮、酒醉、賭博等,其實正是一般人民的現實寫照,透過音樂來抒發、調解情緒,「我覺得音樂對印尼人來說,是一種生活方式,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呈現了當地文化的樣貌。」

《演猴論》劇照。

《演猴論》劇照。圖片來源:TIDF提供

噹嘟音樂歌詞描述的情愛關係、生活百態,例如夫妻失和、離婚、失戀、一夜情、貧窮、酒醉、賭博等,其實正是一般人民的現實寫照,

從肥皂劇導演到對「現實」發生興趣

無論是《演猴論》或是《金曲達令》,伊斯麥的電影總在歡樂之中帶著幽微的感傷,不喜歡以嚴肅的方式述說故事的他,在歡快的樂音之下,其實包藏了發人深思的社會議題。談到拍攝紀錄片的初衷,伊斯麥的語氣絲毫沒有轉圜的餘地,「你知道我有多愛拍紀錄片嗎?從 1998 年開始到現在,我就沒有回頭過。」

1998 年 5 月,印尼發生了嚴重的「排華」事件(Kerusuhan Mei 1998),又稱「黑色五月暴動」,以伊斯麥的話語來說,那是一場情況複雜的暴動。當時,印尼被捲入亞洲金融風暴,學生群聚校園示威抗議,要求時任總統的蘇哈托下台,呼籲推動政經改革,然而有四名學生遭到狙擊手擊斃,引發社會大眾的憤怒。長期存在於印尼社會之中的社會結構不平等、族群差異,就此一觸即發,再加上有心人士從中煽動,與印尼政府的默許或不作為,導致這場發生在 20 年前的悲劇,成為許多生活在印尼的人們心中無盡的陰霾與傷痛。

伊斯麥不是一個喜歡對自己作品做出太多解釋的導演,電影鏡頭的移動,就是他對於生活的觀察。他多從日常中取材,拍攝現場即為生活現場。

伊斯麥不是一個喜歡對自己作品做出太多解釋的導演,電影鏡頭的移動,就是他對於生活的觀察。他多從日常中取材,拍攝現場即為生活現場。攝:陳朗熹/端傳媒

伊斯麥不會直接告訴你的,是他對印尼俗民社會的關懷,特別是那些被主流社會給傾壓的常民文化。

當時伊斯麥還是一位拍攝肥皂劇的導演,從讀雅加達藝術學院畢業的他,拍了好幾年的電視劇,「那段時間漸漸覺得工作很無聊,一樣的演員,一樣的題材,沒有什麼特別的挑戰,也沒有什麼能讓我感到興奮的。劇情片的東西都是人造的,是把以前發生過的事情加一些『香料』,很容易操作,比如這場景要加個月亮,就可以變得浪漫;又比如故事主角本來是我,但因為電影要賣,所以就換一個比較帥的演員,這太容易了,但這並不是真實的狀況。有很多劇情片的創作靈感其實產自現實,那麼既然現實的存在,又為什麼要拍虛構的劇情片呢?我乾脆直接拍紀錄片、拍現實不是更有趣嗎?」

於是當 1998 年學生示威抗議發生時,伊斯麥便帶著攝影機到現場拍攝,他也沒多想,就把自己當成記者,不斷地拍。「當時我拍攝的角度可能很普通,沒有什麼重點,但拍著拍著我發現我對『事實』或『現實』比較有興趣,我每天就跟著學生一起,拍他們的情況。從這之後,我就再也沒有碰過劇情片了。」

被主流社會給傾壓的常民文化

伊斯麥的鏡頭總是移動順暢且親近地貼近被攝對象,當你語帶驚訝地詢問他怎麼有辦法讓鏡頭靠得如此近時,他會一派輕鬆地回答:「這是花時間等到的。觀眾可能連 1% 的素材都沒看到。」雖然關心社會現實,但他不在他的電影中直白地倡議某些理念與價值觀,他會循序漸進地引領觀眾進入他的世界,跟著鏡頭穿梭在雅加達那破敗、骯髒但充滿活力的街區巷弄;跟著賈漢姆的機車,奔馳在一個又一個的「噹嘟」秀場之間,在衣著清涼火辣的女歌手身旁隨著節奏搖擺。但伊斯麥不會直接告訴你的,是他對印尼俗民社會的關懷,特別是那些被主流社會給傾壓的常民文化。

「2014 年,我想辦法讓《演猴論》在印尼上映,因為當年擔任雅加達市長的佐科威(Jokowi)——他現在是印尼總統,宣布市區不准再出現猴子雜耍的表演,政府認為馴養猴子是不衛生的事情,將猴子豢養在人類的社區會讓病毒蔓延,有的人因為被猴子攻擊、咬傷而生病,所以市長下令禁止這件事。於是我便決定,要在猴子雜耍被禁止時,將這部電影讓大家看到。」

《金曲達令》劇照。

《金曲達令》劇照。圖片來源:TIDF提供

一致的關懷亦出現在《金曲達令》中,伊斯麥的影片總聚焦在那不被正面看待的事物。「塔玲噹嘟」一向被視為低俗、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靡靡之音,但在賈漢姆的例子中,伊斯麥卻讓觀眾看見伊斯蘭宗教跟噹嘟音樂產生連結的可能性。「其實噹嘟音樂跟宗教的關係並非絕對,它其實取決於作曲者,如果作曲者把歌寫得很色情,也許可以賣很好,賺很多錢;但當然也可以寫宗教內容的歌,像在《金曲達令》中的伊斯蘭學校的老師烏基,他不在乎這音樂是經過了什麼樣的創作過程,他在乎的是能否用一般人熟悉的旋律,達到教導小朋友宗教觀念的目的。」

對伊斯麥來說,猴子雜耍和噹嘟音樂之所以存在於印尼社會,都有其價值與原因,沒有絕對的好壞,他珍視人與動物、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關係,看重與生活中不同人物相識相逢的機緣,「我覺得拍一部紀錄片,在冥冥之中上天會有所安排,祂會在你的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完全無法預測。我以前拍劇情片時,從一部片到下一部片,只是演員換了衣服,工作人員都一樣,很膩。可是當我開始拍紀錄片後,我去各個地方,本來什麼都不認識,什麼都不知道,但到現在我大概認識了一千多人,很多新朋友,我覺得非常好玩。我喜歡透過持續拍紀錄片,產生新想法,認識新環境、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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