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中，印尼导演伊斯麦．法米．卢比思（Ismail Fahmi LUBIS）先后有两部纪录片入选“东南亚真实之浪”焦点单元：一部是《演猴论》（Masked Monkey – the Evolution of Darwin’s Theory，2014）；另一部是《金曲达令》（Tarling Is Darling，2017）。
两部影片皆聚焦在印尼庶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之下，那逐渐式微、边缘化或被冠以污名的民艺活动——猴子杂耍与塔玲当嘟音乐（Tarling Dangdut）。这两种来自民间、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表演艺术，因著各地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折射出截然不同的印尼社会样貌。而这两种看似迥异的活动，彼此之间都有著“塔玲当嘟”这一共同要素——这是一种蜕变自传统当嘟音乐，在北爪哇当地的音乐传统基础下，融入当嘟乐队的编制与展演方式。
养猴子的人也是猴子？
“我本身很喜欢音乐，音乐是很好玩的东西，不管在做什么事情，它都可以陪著你。想要表达一件事情、一个情绪的时候，拿出音乐，它会自然展现出其意义。”谈到《演猴论》和《金曲达令》这两部电影中大量使用的音乐时伊斯麦回应道。音乐在电影中大篇幅的使用，成为导演伊斯麦作品的一大特色。虽然一开始，他对于这种快节奏、热闹吵杂、混杂著印度、马来、阿拉伯音乐旋律和现代摇滚乐器的当嘟音乐没有太多好感，居住在雅加达市区的他，每天早上都会被揹著收音机逐家逐户放音乐表演、收费的街头艺人吵醒。
“我那时候很讨厌这些演艺人员，他们身上的收音机都放得很大声，而且每天一大早就来，非常吵杂。我都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再来了，太扰人了。但他们隔天还是会再回来。后来我索性不理他们，听著听著，突然觉得这音乐颇有趣，歌词很直白，旋律简单很洗脑，听久了其实满好听的。同时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音乐可以让猴子听话表演，可以让猴子骑摩托车、去市场，主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于是伊斯麦便开始留意、观察这群放音乐让猴子表演的街头艺人。突然有天，他赫然发现，这些驯养猴子的人跟表演的猴子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多的差别，他们都受困在某种箝制之中——猴子只要听到音乐就开始表演，而人类看到赏钱就会开始表演；到底是猴子演化成人类，还是人类演化成猴子？
猴子只要听到音乐就开始表演，而人类看到赏钱就会开始表演；到底是猴子演化成人类，还是人类演化成猴子？
音乐作为印尼的生活方式
伊斯麦不是一个喜欢对自己作品做出太多解释的导演，电影镜头的移动，就是他对生活的观察。他多从日常中取材，拍摄现场即为生活现场，《演猴论》的场景即是他在雅加达居住的区域，“我问那些养猴子的人说，这个音乐是从哪来的？他们说这种音乐叫‘当嘟’，来自乡下，就是我后来拍《金曲达令》的地方。可以说是因为拍摄《演猴论》接触了这类型音乐，开启了我拍摄下一部作品的契机。”
《金曲达令》特地来到“塔玲当嘟”音乐的兴盛地北爪哇岛的南安迪（Indramayu）拍摄，伊斯麦在这个小乡村一待就是三年多，“我一开始来到这时谁也不认识，我只知道当嘟音乐是从这出来的。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到处闲晃，一直没什么进展。直到某天我在一家小吃店吃饭，突然进来一个人，那人就是贾汉姆，一位塔玲当嘟作曲家，他的样子让我浮现灵感，直觉就是要拍他。他不知道我这个人干嘛突然过来说要拍他，好像疯子。后来我就在贾汉姆家住下来，一住就住了三年，他和他老婆都很信任我。”
“有次我跟贾汉姆骑车出去，路上轮胎爆胎，两个人就在半夜一起拖著车子。”伊斯麦聊起他和他片中人物的相处过程，眉飞色舞，拍摄《金曲达令》的那段时间，他和贾汉姆成为莫逆之交，两人时常一起去听“当嘟”秀场，而只要有他陪同前往的场合，贾汉姆的妻子就会很放心。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贾汉姆，不时会有想学唱歌、想成为歌手的女子来找他学音乐，而这些贾汉姆和女子调情的桥段、贾汉姆妻子对丈夫行径的暗自神伤与包容，也都被伊斯麦的镜头捕捉下来；但同时，伊斯麦也细腻观察到贾汉姆与妻子之间相知相惜的互动，“这些其实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当嘟音乐歌词描述的情爱关系、生活百态，例如夫妻失和、离婚、失恋、一夜情、贫穷、酒醉、赌博等，其实正是一般人民的现实写照，透过音乐来抒发、调解情绪，“我觉得音乐对印尼人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呈现了当地文化的样貌。”
当嘟音乐歌词描述的情爱关系、生活百态，例如夫妻失和、离婚、失恋、一夜情、贫穷、酒醉、赌博等，其实正是一般人民的现实写照，
从肥皂剧导演到对“现实”发生兴趣
无论是《演猴论》或是《金曲达令》，伊斯麦的电影总在欢乐之中带著幽微的感伤，不喜欢以严肃的方式述说故事的他，在欢快的乐音之下，其实包藏了发人深思的社会议题。谈到拍摄纪录片的初衷，伊斯麦的语气丝毫没有转圜的余地，“你知道我有多爱拍纪录片吗？从 1998 年开始到现在，我就没有回头过。”
1998 年 5 月，印尼发生了严重的“排华”事件（Kerusuhan Mei 1998），又称“黑色五月暴动”，以伊斯麦的话语来说，那是一场情况复杂的暴动。当时，印尼被卷入亚洲金融风暴，学生群聚校园示威抗议，要求时任总统的苏哈托下台，呼吁推动政经改革，然而有四名学生遭到狙击手击毙，引发社会大众的愤怒。长期存在于印尼社会之中的社会结构不平等、族群差异，就此一触即发，再加上有心人士从中煽动，与印尼政府的默许或不作为，导致这场发生在 20 年前的悲剧，成为许多生活在印尼的人们心中无尽的阴霾与伤痛。
伊斯麦不会直接告诉你的，是他对印尼俗民社会的关怀，特别是那些被主流社会给倾压的常民文化。
当时伊斯麦还是一位拍摄肥皂剧的导演，从读雅加达艺术学院毕业的他，拍了好几年的电视剧，“那段时间渐渐觉得工作很无聊，一样的演员，一样的题材，没有什么特别的挑战，也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到兴奋的。剧情片的东西都是人造的，是把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加一些‘香料’，很容易操作，比如这场景要加个月亮，就可以变得浪漫；又比如故事主角本来是我，但因为电影要卖，所以就换一个比较帅的演员，这太容易了，但这并不是真实的状况。有很多剧情片的创作灵感其实产自现实，那么既然现实的存在，又为什么要拍虚构的剧情片呢？我干脆直接拍纪录片、拍现实不是更有趣吗？”
于是当 1998 年学生示威抗议发生时，伊斯麦便带著摄影机到现场拍摄，他也没多想，就把自己当成记者，不断地拍。“当时我拍摄的角度可能很普通，没有什么重点，但拍著拍著我发现我对‘事实’或‘现实’比较有兴趣，我每天就跟著学生一起，拍他们的情况。从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碰过剧情片了。”
被主流社会给倾压的常民文化
伊斯麦的镜头总是移动顺畅且亲近地贴近被摄对象，当你语带惊讶地询问他怎么有办法让镜头靠得如此近时，他会一派轻松地回答：“这是花时间等到的。观众可能连 1％ 的素材都没看到。”虽然关心社会现实，但他不在他的电影中直白地倡议某些理念与价值观，他会循序渐进地引领观众进入他的世界，跟著镜头穿梭在雅加达那破败、肮脏但充满活力的街区巷弄；跟著贾汉姆的机车，奔驰在一个又一个的“当嘟”秀场之间，在衣著清凉火辣的女歌手身旁随著节奏摇摆。但伊斯麦不会直接告诉你的，是他对印尼俗民社会的关怀，特别是那些被主流社会给倾压的常民文化。
“2014 年，我想办法让《演猴论》在印尼上映，因为当年担任雅加达市长的佐科威（Jokowi）——他现在是印尼总统，宣布市区不准再出现猴子杂耍的表演，政府认为驯养猴子是不卫生的事情，将猴子豢养在人类的社区会让病毒蔓延，有的人因为被猴子攻击、咬伤而生病，所以市长下令禁止这件事。于是我便决定，要在猴子杂耍被禁止时，将这部电影让大家看到。”
一致的关怀亦出现在《金曲达令》中，伊斯麦的影片总聚焦在那不被正面看待的事物。“塔玲当嘟”一向被视为低俗、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靡靡之音，但在贾汉姆的例子中，伊斯麦却让观众看见伊斯兰宗教跟当嘟音乐产生连结的可能性。“其实当嘟音乐跟宗教的关系并非绝对，它其实取决于作曲者，如果作曲者把歌写得很色情，也许可以卖很好，赚很多钱；但当然也可以写宗教内容的歌，像在《金曲达令》中的伊斯兰学校的老师乌基，他不在乎这音乐是经过了什么样的创作过程，他在乎的是能否用一般人熟悉的旋律，达到教导小朋友宗教观念的目的。”
对伊斯麦来说，猴子杂耍和当嘟音乐之所以存在于印尼社会，都有其价值与原因，没有绝对的好坏，他珍视人与动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关系，看重与生活中不同人物相识相逢的机缘，“我觉得拍一部纪录片，在冥冥之中上天会有所安排，祂会在你的电影中加入一些东西，完全无法预测。我以前拍剧情片时，从一部片到下一部片，只是演员换了衣服，工作人员都一样，很腻。可是当我开始拍纪录片后，我去各个地方，本来什么都不认识，什么都不知道，但到现在我大概认识了一千多人，很多新朋友，我觉得非常好玩。我喜欢透过持续拍纪录片，产生新想法，认识新环境、新朋友。”
到底是猴子演化成人类，还是人类演化成猴子？
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