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川震十年 川震十年

校舍粉碎十年後:背著死去的孩子和新生的孩子,活下去

他們的孩子十年前死在粉碎的校舍裏,是不是豆腐渣工程,從政府到法院,沒人願意給答案。今天他們四五十歲了,積極維權的人越來越少。纏繞住他們腳步的,有貧窮、病痛、年邁,更實際的各種利益,還有再生育的新生命。但痛苦與憤怒,從未減少。


2018年4月,桑軍和劉孟瑛捧著去世兒子的遺照。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8年4月,桑軍和劉孟瑛捧著去世兒子的遺照。 攝:林振東/端傳媒

桑軍又一次在上訪路上被攔下了。他從四川綿竹出發,這一次,僅僅抵達鄭州,離北京信訪辦還有近800公里。他悔恨自己為了省錢沒坐飛機,火車跑到半路,維穩人員已經乘飛機追上來了。

他已經記不清,這是第幾次上訪。自2008年以後,他和妻子劉孟瑛的生活主旋律之一,就是為自己在地震中死去的孩子維權。他們要求官方立案徹查四川地震中的倒塌學校,給5335個逝去的學生一個說法——天災中有沒有人禍?倒塌的校舍是不是豆腐渣工程?

十年過去,寸步未進。桑軍從39歲變成49歲,已經從盛年提前跨入衰老:耳鬢斑白,痛風劇烈,出去上訪一次,回到家便痛得下不了床。但仍不肯放棄。

2018年4月底,桑軍「被勸回」綿竹市富新鎮之後,端傳媒記者在深夜的村裏見到了他。手機通訊被監聽,家周圍被嚴密布控,桑軍在短暫的通話裏反復叮囑記者要小心避開「外面的維穩人員」。於是,在一切都沒入黑暗的凌晨,記者進入桑軍生活的村莊:這條村離成都一百多公里,小路環繞,沒有路燈,稍有人聲,狗吠聲此起彼伏。

凌晨一點,記者輕敲桑軍家門。來開門的桑軍動作很快,彷彿早已熟悉這種「接頭模式」。在客廳中坐下,茶几上放著四頁紙的上訪信,夫妻兩人就在一旁,悲苦滿懷,睡意全無。

桑軍講起許多個這樣的夜晚,自己和劉孟瑛在月光下偷偷出門,與其他家長碰面,去趕那趟奔往北京的火車。他講起永生難忘的2008年5月12日2點28分,他和妻子從打工的外地飛奔回家,在綿竹富新鎮的富新二小,見到了碎成粉的學校,和11歲兒子桑興鵬的遺體。這一年,富新二小有301名學生,126名遇難。他講起,孩子們往生後,這200多位心碎了的父母,曾經匯聚一起抗議的故事,講起他們曾經懷有的希望。他沒有預見到這10年將經歷的失望和折磨,是如此超乎想象。在同路人漸漸離散、新生兒漸漸成長的日子裏,他也不知道,一群家長還會堅持多久,維權之路何時才見曙光。

麵包學校

2018年4月25日,下午三點的富新二小迴盪著孩子們的笑聲。汶川地震過後,在各界捐助下,這所鄉鎮小學快速在原址完成重建,並更名「頂新小學」,如今,除了門口懸掛的兩塊金色紀念牌,已經找不到任何往昔的痕跡。「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巴蜀地動,校園傾覆,華夏哀痛。民眾團結,愛心共匯,台灣頂新集團鑄資建校,兩岸連心,大愛永續。」紀念牌上如此寫道。

2018年4月,四川綿竹富新鎮上的富新二小。
2018年4月,四川綿竹富新鎮上的富新二小。攝:林振東/端傳媒

每次路過時,44歲的劉孟瑛都會忍不住多看這所小學幾眼。十年前的地震發生時,老富新二小的三層教學樓碎成了「一堆麵包狀的土堆」。她和桑軍從打工的綿竹市騎摩托車趕來,一路看到許多新老民宅屹立不倒——富新鎮在當時並非重災區,他們曾樂觀覺得孩子一定沒事。可趕到時,他們發現,學校整個「不見了」,數百家長在廢墟上悲慟哀嚎。

桑軍和劉孟瑛從廢墟中挖出了10具遺體,最終在一個角落發現了蜷縮成一團的11歲兒子。

後來據媒體報導,這座教學樓在地震中搖晃了不到10秒,就轟然倒塌,而對比之下,鄰近的一家公辦幼兒園和幾座老民房,均沒有倒下。

劉振榮和熊遠英的孩子也在富新二小。劉振榮是富新鎮鎮政府公務員,熊遠英是民辦幼兒園月芽幼兒園的園長,地震發生時,距離富新二小數百米的月芽幼兒園沒有倒塌,只有外牆有些裂痕,其中的160多個幼兒毫髮未損。可等她安頓好幼兒園的孩子們,衝到富新二小時,卻發現9歲的小女兒劉新月已經死在了廢墟裏。她和丈夫懵了。

悲痛和憤怒同時堵住了兩百多位家長的心。他們在廢墟上搭起藍色的臨時帳篷,在裏面安放了所有逝去孩子的遺像,學校倒塌後的連續數月,他們天天來這兒守候,要為孩子討個說法:「為什麼附近的房子都沒有倒,富新二小倒得這麼徹底?」

看到孩子埋在廢墟下面,當時感覺就是零,生活沒有意義了,完全是想著給孩子討公道,才活下來的。

遇難學生母親李艷

富新二小倒塌的教學樓落成於1989年,最初是五福鎮中學,劉孟瑛恰好是第一批使用的學生。「那時候十五六歲,男生把籃球什麼的拿到上面去拍,那個房子都好像有輕微的晃動。然後老師就讓我們不要在上面進行過於激烈的運動。」劉孟瑛回憶,當時沒有人嗅覺其中的危機。十多年後,五福鎮和鄰近的富新鎮合併,中學生遷走,學校變成了富新二小。

為什麼學校質量這麼差?後來政府和校方為什麼沒有評估和改善樓房質量?過去將近20年,政府兩次發起危房整改工程,為什麼這座教學樓沒有被加固?帶著無數折磨心頭的疑問,家長們組織起來,調查、發聲、抗議。

做建築工程的父親熊永豪在廢墟調查,尋找證據,他發現,現場沒有看到一根混凝土澆築的柱子,磚塊從牆體分離的樣子,就好像裏面沒有水泥;倒塌的大樑中藏有碎紅磚和木料……有專業能力的熊永豪和桑軍、劉振榮,和另外兩位家長畢凱偉、劉玉國,一起被選為了富新二小的家長代表,代表小鎮裏傷透心的中年父母,踏上「討公道」的征途。

「看到孩子埋在廢墟下面,當時感覺就是零,生活沒有意義了,完全是想著給孩子討公道,才活下來的,」母親李艷向端傳媒記者回憶說。她12歲的女兒楊丹在富新二小身亡,每一次集體行動,她都一定要「站前頭」。

2008年5月22日,四川地震後富新二小的廢墟上,劉孟瑛捧著兒子的遺照。
2008年5月22日,四川地震後富新二小的廢墟上,劉孟瑛捧著兒子的遺照哭泣。攝: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家長們曾聚集在廢墟現場抗議;在富新鎮中心掛上寫著「孩子不是死於天災,而是死於危樓」的黑白橫幅;步行至31公里外的德陽市政府請願…… 這些行動在最初獲得了積極的回應:2008年6月,德陽市副市長張金明接待了家長,並現場承諾一個月內完成調查,給家長們一個回應;德陽市隨後派出調查組去現場調查;中央政府一度發話,要追查豆腐渣工程;包括官方媒體在內的新聞媒體,都陸續刊發了關於學校質量的報導。

然而,事態很快逆轉。7月,官方統一宣稱:經調查,不存在豆腐渣工程。沒有任何一名官員為此事道歉。德陽市政府的調查結果是「承認校舍建築質量有通病,但並非綿竹獨有」,給每個家庭發放六萬元的救濟金,但沒有任何賠償。媒體被噤聲,針對「豆腐渣」調查報導被撤下,「豆腐渣」從此成了「敏感詞」。

7月21日,德陽政府直接清理了富新二小的廢墟。在清理前的黑夜裏,劉孟艷還記得,一群家長曾經偷偷潛入,把一些磚塊、鋼筋、預製板等一一帶回家,那是他們唯一還抓得住的證據。他們將部分材料寄給了成都信訪辦和北京信訪辦,然而,一切石沉大海。

聚散家長

談及往事,桑軍說,十年時間過去,當年選出的五個家長代表,仍在活躍的只有他一人。

頭幾年,桑軍記得,即使政府結束調查,關上大門,一大幫家長依然非常活躍。總是幾位家長代表作出行動的決定,其他家長跟隨,去跑各地政府,去上訪。上訪前,大夥兒在外面見面,約好碰頭的時間地點,然後拿掉手機SIM卡,防止被監聽,並趁著深夜離家,避開耳目,偷走出村子,再到約定地點碰面,一起乘火車。在2009年至2010年間,他們一共成功抵達北京上訪三次。

2009年11月,一眾家長出發上訪,途中,桑軍在綿陽被捕,理由是他在工廠打工時涉嫌盜竊,300多位家長趕到派出所聲援他。關了一夜之後,桑軍被放出,並被警告:「總之你不能到北京去,你到北京就把你抓起來!」

震後,政府很快宣布支持失孤家庭生育第二個孩子,富新二小127個遇難家庭中,僅僅有十幾個家庭沒有再生育。在2009年、2010年,新生命陸續到來,但沒有阻擋家長們上街上訪。「那時孩子是哺育期,媽媽走孩子就走,」桑軍的妻子劉孟瑛說。2011年,桑軍一家也誕下小兒子桑睿峰。

2011年,富新二小的大量遇難家屬紛紛抱著幼兒到德陽市政府請願,要求徹查豆腐渣工程,並調查家長們在震前繳納的「校方責任險」為什麼沒有理賠,鄰近地區遭受同樣困境的東汽中學、洛水中學遇難學生的家長也大批趕來,在現場聚集了500多人,最終遭到特警驅散和毆打。

四川大地震部分涉豆腐渣工程學校的死亡師生人數。
四川大地震部分涉豆腐渣工程學校的死亡師生人數。圖:端傳媒設計部

在四川大地震中,富新二小的悲劇並非孤本。北川中學、聚源中學、新建小學、什枋紅白鎮的紅白中學、紅白小學、映秀小學...... 這些倒塌學校同樣掩埋大量孩子,其工程質量被廣泛質疑,遇難學生家長在各地紛紛組織起來,上訪請願。

然而,隨著時間流逝,失去獨子的家長們逐漸步入中年。纏繞住他們腳步的,有貧窮、病痛、年邁,更實際的各種利益,還有他們後來再生育的新生命。

地震過後,李艷遭遇了一連串的打擊。出身農村的丈夫和她以前都在工廠打工,自從12歲的女兒去世,丈夫終日低沉,沒有再去上班,天天坐在女兒墳頭發呆。兩年之後,35歲的李艷生下第二個女兒楊佳凝,這個家庭迎來短暫的曙光。2014年,她的丈夫查出肺癌晚期,醫治半年後去世,為了醫藥費,李艷欠債7萬元。幾個月後,小女兒高燒不止,被查出腸系膜淋巴結有異常血流信號。近來,她年屆七旬的父親又查出胃癌。

地震過後,李艷遭遇了一連串的打擊。兩年之後,35歲的李艷生下第二個女兒楊佳凝,這個家庭曾經迎來短暫的曙光。
地震過後,李艷遭遇了一連串的打擊。兩年之後,35歲的李艷生下第二個女兒楊佳凝,這個家庭曾經迎來短暫的曙光。攝:林振東/端傳媒

記者見到李艷時,她避開了每逢週年就會出現監控的維穩人員,帶著8歲的小女兒一同前來。「年輕的家庭,是幾個大人供養一個孩子,我們這種家庭,就是我一個大人,供養一個孩子,還要養幾個老人。」李艷說,除了孩子,她現在要同時照顧自己的和丈夫的父母四人,身心疲憊,無法像以前一樣「走前頭」跟家長們一起抗議:「他們知道我沒有經濟來源,很多行動沒有通知我,知道我家裏出了這麼多事情,也怕我傷心。」

自2014年開始,小女兒每個月都要去成都華西醫院看病,每個月醫藥費近千元,李艷承擔不起,只好去找鎮政府申請支援,但鎮政府藉此威脅她:「你要聽話,我再給你想辦法,你們不要跑了,把第二個孩子帶好,時間也這麼長了,以前的事,慢慢就忘了。」

「我只聽,沒有回答,我心裏知道我應該怎麼做,」李艷說,「我肯定忘不了,永遠不可能。等我時間充裕些,只要我還能走(上訪),我一定要走出去。」

不過,政府的強硬壓制與「懷柔政策」雙管齊下,也迫得一些家長逐漸放棄。

桑軍和劉孟瑛說,地震後不久,鎮政府宣布可資助受難家庭進行人工受孕的費用,並且再生育的孩子在基礎教育中學費全免,還一一到各家去「做工作」,特別是對於家長代表。「他要給我們一個沙場(來經營)。地震之後(重建),對沙的需求量很大。那時候沙場簡直是源源不斷的財路。」劉孟瑛說。夫婦倆明白,這是交換,斷然拒絕了,但也有傳聞上訪群體的某些人承包了大量的政府工程。

後來,熊永豪和富新鎮副鎮長再婚,後來和家長們斷了聯繫,沒有再參與行動。畢凱偉和劉玉國也逐漸退出。而在政府體系和教育體系工作的劉振榮和熊遠英夫婦,也漸漸離開了行動的人群。

「有些人也是被迫,有人是公務員,有單位,好多來自單位的壓力,我們也理解。」劉艷說。但結果是,除了桑軍,其他家長代表陸續「不和我們一起走了」。

桑軍回憶,政府也會在家長群體中「造謠和挑撥」,有些家長轉達政府人士的話——「你別去鬧,讓他們去鬧,他們鬧到的你還是有份」。「好多家長,現在不信任什麼代表了。」一些家長後來認為,家長代表站出來,不過是為了替自己向政府討好處。

抗議的隊伍鬆散了,壓力也大了。為了防止「聚眾鬧事」的帽子,桑軍說自己也不敢「組織家長」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要交材料,我們到北京見面都可以。」桑軍說,「如果我叫你,你就會說是桑軍叫我來的,那政府就會給我扣很大一頂帽子。」若接受外國媒體報導,他們會被相關人員約談。「如果你和境外媒體聯繫,你就是法輪功。」桑軍說,他曾被這樣告誡,有一段時間,他也改變了態度:「我們中國的事,我們中國來解決吧。不讓境外媒體參與進去也好一點,這對我們人身安全也有好處。」但後來,他還是接受外媒採訪,因為中國內地沒有一家媒體接觸他們。

2016年,多年上訪無效之後,桑軍和一群家長決定改為起訴,以民事途徑起訴地震时富新二小工程承包人和校方法人,但他們到了法院,法院則以「案子過去8年,已經失效」為由,不予立案,亦拒絕出具書面回執。

而另一邊,多位什邡市洛水鎮的遇難學生代表也曾向什邡市人民法院提出《校方責任保險》民事賠償訴訟,不過立案申請都遭到拒絕,法院更口頭通知——凡是地震的案件都不予立案。桑軍說,目前家長們幾乎找不到可以協助他們的律師。

「我們的家長,後來還是一直想往外走,去上訪。」桑軍緩緩說,「到北京嘛,自己心裏覺得離那些領導又近了一步。在我們家鄉的話,就覺得太遠.....離北京太遠了。」

維權這些年,桑軍和李艷都記得,譚作人、黃琦、艾未未、艾曉明,以及一些律師、學者都曾以做民間調查、拍紀錄片等不同方式協助他們。2011年,李艷還和幾個家長一同去北京見艾未未。李艷記得,艾未未為家長們安排好所有食宿,臨別還要給每個家長錢,沒有人願意收。「他們這麼幫助我們,我們已經很感激了,怎麼還能要他的錢!」

轉眼到了今天,桑軍說,他們已經和艾未未、艾曉明失去了聯繫,而黃琦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被囚禁數年而刑滿釋放後,2016年底,再次因「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機密」而被捕。目前,還在協助他們的只有譚作人,譚曾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囚禁五年。而這十年間,沒有任何一位官員因地震中的工程質量問題而被問責。

保護孩子

和積極維權的家長們不同,熊遠英很少往外跑。

過去十年,大部分日子,她都在自己開辦的月芽幼兒園忙碌。2018年4月,端傳媒記者在月芽見到她時,今年40歲的她正埋頭和一群年輕老師開會。

埋葬了富新二小的女兒以後,熊遠英幾乎把全部精力投入月芽幼兒園,現在,這家民辦幼兒園有200多個學生。
埋葬了富新二小的女兒以後,熊遠英幾乎把全部精力投入月芽幼兒園,現在,這家民辦幼兒園有200多個學生。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天陽光燦爛,幼兒園的庭院裏樹影婆娑。午休剛結束,孩子們衝出庭園玩耍,爬上爬下,翻筋斗,高喊著「熊婆婆」,熊遠英微笑著回應——她喊得出每一個孩子的名字。

「這裏全是鋼結構,每一根柱子都埋了這麼大的鋼柱一直到地下面。地震的時候,房子就這樣,晃來晃去的,但不會有損傷的。」熊遠英指著幼兒園的牆身給我們介紹。她說當年在富新鎮上,大部分房子都是混磚結構,月芽幾乎是第一座採取昂貴的鋼鐵框架結構的房子,她和丈夫當時一共投入70多萬。

這所幼兒園,是熊遠英2006年開始的創業事業。當時,有幼師資格的她租用了一座民宅的一層,開了兩個幼兒班,到了2007年,學生人數急增,她和丈夫向政府買下一片荒廢豬圈,又跑到外地學習完善的幼兒園建築設計,最終打造出月芽幼兒園。

08年的大地震中,公立學校富新二小倒了,民辦的月芽幼兒園沒有倒。教育局之後來檢查,告訴熊遠英,這所幼兒園可以作為避難場所,再一次地震,可以迎接周圍的居民來避難。熊遠英回憶,她聽了既自豪,又覺得諷刺。但她沒有再多說什麼。

埋葬了富新二小的女兒以後,她幾乎把全部精力投入月芽幼兒園——那裏有160多個孩子和十幾個老師等著她。每年,月芽都要進行好幾次地震安全演習。

地震三年後,2011年,月芽開始迎來一批又一批失孤父母再生育的孩子,前後一共有70個,熊遠英後來再生的小兒子也來到這兒就讀。為什麼不約而同選擇月芽?熊遠英說,一來,父母們不再那麼相信公辦機構,反而更信任月芽的質量;二來,富新的公辦幼兒園就在富新二小旁邊,家長們都不願天天去面對傷心之地。

熊遠英盡可能把月芽隔絕在黑暗之外。這也是很多家長的心願。許多震後新生的孩子,長大一點便會問:我的哥哥姐姐去哪裏了?「去很遠的地方讀大學了。」很多爸爸媽媽都是這樣回答。

相處幾年下來,熊遠英覺得,這群孩子除了比較容易生病,與別的孩子沒什麼不同;最大的差別,其實是他們的父母大多因為鬱結、悲痛而老態龍鍾。「地震前的時候,他們的身體都非常地健康,然後就是孩子沒了,就那麼一年之後,就慢慢地身體不好。」

熊遠英總是提醒老師們,見到家長來了,不要脫口而出:「某某小朋友,你看你的爺爺或奶奶來了!」「搞不好其實就是爸爸媽媽,那樣家長聽到,會心裏很難過,會更難過的。」熊遠英說。

而困於病痛、小孩照顧和老人照顧,許多家庭也日漸失去收入來源。這幾年來,熊遠英曾經招聘四位富新二小遇難學生的母親來幼兒園做保育員,其中包括劉孟瑛和李艷,不過她們工作三四年後,都因為家裏沒有人帶小孩或照顧患病的家屬,而辭職了。

是不是如果哥哥不走,就沒有我?

震後出生的小兒子曾經這樣問桑軍

最好的紀念

轉眼,這一群父母再生育的第二個孩子都七八歲了,疑惑也多了。桑睿峰小時候,父母告訴他,哥哥去很遠的地方上大學了,孩子問,為什麼哥哥不回來過暑假、過春節?父母又說,哥哥很忙,去打工了。

突然有一天,睿峰回家後對父母說,「你們不要再騙我了,哥哥已經死了」。桑軍和妻子愣住了。睿峰又問:「是不是如果哥哥不走,就沒有我?」

維權多年,桑軍和劉孟瑛習慣把「黑暗的東西」留給自己,兩人扶持,堅持走下去。
維權多年,桑軍和劉孟瑛習慣把「黑暗的東西」留給自己,兩人扶持,堅持走下去。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說不是,我怕他心裏難過,我說就是你哥哥不走,我們還是會多生一個,還是你。他心裏就有點高興了。」說起這些,桑軍哽咽了。

他們沒有告訴小兒子,爸媽們為什麼總是要東奔西跑,但小兒子總看到父母有各種來電和記者來訪,多少也明白。劉孟瑛心裏矛盾,她不想讓小兒子接觸「黑暗的東西」。「等他長大了,進入社會的時候…… 社會是一個大染缸,他慢慢地或許也會知道,爸爸媽媽堅持那麼多年,到底是為了什麼。」

大多數時候,這對夫婦把「黑暗的東西」留給自己。維權多年,他們兩人就是最佳戰友,幾乎沒有吵過架,意見一致,就是要為死去的孩子討公道。

不要說十年了,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那天,要真的這個事情沒有圓滿的答覆,我們也跟孩子一樣,死不瞑目。

劉孟瑛說

「他是我們兩個共同的孩子,他的去世,我們心裏面的那種傷痛,可能是……只有失去過孩子的父母,才能夠理解。只要是為了他的事情,哪怕是我們傾家盪產,我們都不會覺得後悔。」劉孟瑛說,「不要說十年了,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那天,要真的這個事情沒有圓滿的答覆,我們也跟孩子一樣,死不瞑目。」

困於生活的李艷也沒有放棄。「肯定是鬥不過他的,我們想給孩子討公道,肯定很難的,但肯定要去爭取。」她一連說了三個肯定。她今年43歲,認為自己以後還有時間,「我們什麼都沒有,就是有時間。為前一個孩子討公道的時間肯定是有的。」

大女兒去世十年,李艷還是將孩子的生活照擺於家中,從來沒有給女兒燒香拜祭。她說這是她的抵抗:「我從來沒有給孩子燒香,燒香就感覺孩子真的走了,不燒香了,感覺她還在,她一直活在我心中。」

「肯定是鬥不過他的,我們想給孩子討公道,肯定很難的,但肯定要去爭取。」 困於生活的李艷說,她還沒有放棄。圖為李艷和小女兒楊佳凝。
「肯定是鬥不過他的,我們想給孩子討公道,肯定很難的,但肯定要去爭取。」 困於生活的李艷說,她還沒有放棄。圖為李艷和小女兒楊佳凝。攝:林振東/端傳媒

回想2008年的悲劇,熊遠英不願意再提起細節。月芽幼兒園的工作人員說,老師們都不敢在幼兒園裏提及地震,因為熊遠英的丈夫劉振榮「始終沒有走出來」。

「我們作為一個弱小的群體,沒有辦法…… 現在沒有辦法改變。」熊遠英緩慢而悲傷地說。

今年的5月12日是星期六,熊遠英準備在5月11日,給月芽幼兒園的200多個孩子組織一次地震安全演習。「這就是最好的紀念吧。」

熊遠英不想再說下去,起身走出辦公室,「孩子們放學了,家長們都來了。」這也是一個下午。窗外,一大群嬉鬧著的孩子湧向幼兒園的大門,那裏,站滿了微笑等待的父母。

(張潔平參與川震十年系列策劃及編輯工作,特此致謝。) (端傳媒實習記者劉家睿、盧凡對此文亦有貢獻。)

2017年7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但本文因關乎重大公共利益,我們特別設置全文免費閱讀,歡迎你轉發、參與討論,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瀏覽更多深度內容。

川震十年
如果你喜歡,就分享給更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