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黃小娜：在深圳歌唱女工的故事

2017年12月的第三個週末，深圳知名的livehouse紅糖罐裡，工人樂隊「重D音」發布了他們的第二張專輯《飄零的花》。他們的創作素來以工人生活為主，首張專輯《這年頭不好混》，講工人生活的艱難不易。新專輯的內容是關於深圳女工的——「飄零的花」是指那些從全國各地來到深圳打拼的女工們。

樂隊主創兼主唱黃小娜站在紅糖罐的舞台上，「這是一張為女工創作的專輯，我和女工接觸之後有很大的觸動，想把她們的故事寫出來。」她穿著沒有腰身的薄棉衣，梳著馬尾辮，扎著頭巾。

黃小娜是80後，她是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的高材生。讀大學的時候，她就熱衷於公益活動。待2008年大學畢業時，她立志憑藉法律專長幫助他人，又因為朋友多在珠三角，於是找到了位於深圳的勞工NGO“小小草工友家園“（以下簡稱“小小草”）。這是一間成立於2003年的公益組織，為打工者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黃小娜在那裡的工作是為職高學生提供務工培訓，還有去工業區做勞動法普及，她同時也參與到豐富多采的工人文化活動中。

「重D音」樂隊的前身便是小小草的工友文藝隊。2011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那天，工人出身的鼓手董軍和其他工友成立了這隻樂隊，在下班後的閒暇時間裡寫歌、排練，歌唱打工生活的酸甜苦辣。黃小娜在那時和董軍相識相戀、結婚生子，並加入了樂隊的創作。漸漸地，黃小娜成為大陸屈指可數的工人音樂創作歌手，並曾登上為勞動者舉辦的「打工者春節晚會」的舞台。

下班後，唱著《國際歌》回家

從她投身勞工圈開始，「哎呀，快到十年了，」坐在樂隊練習室裏的黃小娜撫著腮總結，語帶感慨。

回憶起小小草，她覺得像是一個烏托邦，為工人維權，和工人一起唱唱跳跳，「那時候下班，是會和朋友一路唱著《國際歌》回家的。」同事們都知道她樂在其中，平時忙著做法律普及，只要一有時間，黃小娜就跑去文藝隊參加活動。

她在七年前寫下第一首和工友有關的歌《飄零的花》。靈感來自於當時讀過的打工小說《我是一朵飄零的花》（又名《東莞打工姐妹生存實錄》），講的是一個來自中國農村的女孩背井離鄉的打工之路。

黃小娜的歌詞是這樣寫的：倘若每一個遠離故土的男孩/都是一株無根的草/那麼每一個身處異鄉的女孩/都是一朵飄零的花/我們的青春和血汗/被繁華和輝煌埋葬/我們繁榮了別人的城市/卻荒蕪了自己的家園

「其實工人群體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問題，女工的問題、工傷的問題，甚至養老的問題、融入城市的問題、孩子入學的問題……把這些問題一個一個講明白了，才能讓別人知道怎麼去做改善。」黃小娜突然發現用音樂說出故事是個好主意，這是一種「講述」的方式，可以為「改變工友的現狀」做出一點貢獻。這首歌後來成為「重D音」第二張專輯的名字。

她把目光放在工友中的女工身上，這也是她最容易接觸到的群體。那之後，她一口氣訪談了十個女工。讓她意外的是，這些離鄉背井的女工，在面對貧窮、苦痛、難言之隱面前，表現出來的不是消極、灰心、抱怨，而是「堅強、相互扶持、努力樂觀」。

她們笑著述說往事，好像在講別人的笑話。小娜感慨，以前對女工的理解太單一，這些堅韌的個性都是自己不具備的。

社會學家潘毅曾說過，女工的生命中不斷閃現的火花、疼痛與記憶，突顯出這個時代的創傷，細訴著貫穿於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每一位打工者生命之中的社會抗爭。

黃小娜至今對那些女工故事記憶尤新。有一位被稱為「維權鬥士」的女工對黃小娜說，她自己之所以對於收入和福利的錙銖必較，是因為她在用一個人的工資支持整個家庭，說著說著哭了出來。「看上去再怎麼堅強，她們背後可能都承擔了很辛酸的東西。」

「她們的喜怒哀樂是真實的」，黃小娜重新認識了這種柔韌、鮮活的多面性，也進而影響了她的創作。

積極的歌曲，積極的榜樣

2015年，黃小娜參加了一個關注女工人流問題的戲劇創作，她負責寫劇本。多年來與女工訪談積累下的故事，支撐起劇本的情節，也引發了小娜在音樂上的再一次創作。

同時，「重D音」樂隊也開始構思第二張專輯的方向。黃小娜的設想是：專輯從一個姑娘的出生講起，講到她出來打工、遇到種種問題，一直到人生的最後階段。「我都想好了，最後一首歌用哥士比（鞋廠）因為養老問題跳樓的女工周建容。」

她試圖向外界呈現，「女工」是個具有異質性的群體。「講到女工，好像都是狹義的，那種流水線上的女工。其實女工有不同的年齡段、工種。像是清潔女工、大齡女工，她們除了工作選擇與年輕人（有客觀上的）不一樣之外，她們（主觀上）也更受家庭因素的影響。」

「我也想寫婚姻制度里的女工是否自主。以前我認識一個新疆姑娘，她被婚姻買賣到甘肅，但是又有家暴的問題，而且那家人也不讓她工作，覺得女孩子拋頭露面不好。」

掌握了許多經驗材料，可專輯沒有達到黃小娜想象的水準，她發現講別人的故事一點也不容易，故事糅合得不好，意思也比較簡單，原來設想的脈絡也未能實現。她責怪自己非科班出身，素材很多，但創作能力不夠。「那個新疆姑娘我有寫進去，不過就變成了一句：當我的愛情沒有和我一起遠嫁他鄉。」

相較之下，先生董軍在音樂上更游刃有餘。他在「重D音」專司架子鼓，創作過多首單曲。董軍會給黃小娜的歌詞把關，因為「他有一個審美上的東西」。這關過了之後，再由樂隊里的吉他手根據小娜設想的旋律進行編曲。

樂隊成員都是工友出身的男性，他們對「女工」這個群體抱有同理心，卻缺乏更深入了解的動力。在音樂上，他們更專注於玩樂器本身，各自的詞或曲創作，也是把「工人」作為一個籠統的整體。小娜形容，董軍已經算是樂隊裡比較具有性別反思意識的人，他也創作過一首「指明」與建築女工有關的《英雄》——喝不完異鄉的酒/一喝就白了頭/三十年來滄海桑田/我還是找不到北斗——抒發的還是離情愁緒。

除了被家庭裡的女性角色所累，女工還要面對性騷擾、家暴和爭取與男性同工同酬等等，而這些具體的話題，黃小娜很難和男性樂團成員進行更深入的交流。有時候，她覺得自己的創作變得更慢了，也有時候，她覺得有點孤獨，她想與人討論，卻無人可說。

一首集體創作的《女人的自白》寄託了她的願景：我想我有能力/選擇我想要的那幅畫/我不想我的人生/由別人塗上色彩/我可以圍著孩子轉/但我要有自己的追求/我有自己的魅力人格/女人要為自己而活。

「我們想讓這些積極的歌曲形成一個積極的榜樣，不要妥協於現狀，要看到其實有人在追求這些東西，要相信可以改變。」

解除「女性該有的樣子」的那份成見

但在歌唱女工故事之前，黃小娜最初是拒絕與女工接觸的。

在小小草工作時，她曾對「姐妹小組」絲毫不感興趣。「姐妹小組」是小小草的員工和女工一起做手工、學習防狼術、普及性健康知識等，同時女工會向機構員工吐露自己的故事，有時難免觸及傷痛。當時，機構里的每個同事都參與過這個活動，但黃小娜沒有。

「我和女工交流有障礙，我覺得她們很脆弱，比如女孩子這也不安全那也不安全，這也要設防那也要設防……還防狼術呢！我自己什麼都不怕……我害怕自己說什麼話讓她們委屈了，而且分享故事的時候老有人哭。」她這樣解釋過去的心情。

當時的黃小娜對女性的想象，來自她的母親。她的老家是廣西一個普通的村落，重男輕女的傳統已久。「娜」字在廣西的壯語裡，是「不要」的意思。她是家裡的第二個女兒，做小學老師的父親給她取這個名字，是期盼下次可以要個兒子。

黃小娜的媽媽是個彪悍的女人，她在第三胎才生下兒子，卻常常無懼村人，為自家的利益分寸必爭。在父親因為超生而丟掉了小學老師的國家公職之後，母親在家里發揮的作用有增無減。

小娜看不慣男性在家庭里、村子里都處於比女性優越的位置，也看不慣母親對弟弟的寵溺。她很不滿、不喜歡，最終選擇以出走家庭、外出讀書的方式逃避。但她潛意識裡認為這就是一種現狀，只能逃離，無法改變。「家家都是這樣的嘛，沒有意識。」

這樣成長起來的她所相信的「女性該有的樣子」，就是那個彪悍的母親——在劣勢的環境中，也要表現得堅強；天塌下來，也應該毫不退縮。相形之下，女工的「脆弱」曾讓小娜很是看不起。

「你為什麼不站出來？為什麼要受到男性的限制？我會期待她們像我媽一樣獨立。」說到這，現在的黃小娜雙手遮臉，為自己當時的成見感到後悔。

直到工作後在小小草里耳濡目染，黃小娜才開始真正面對及反思性別問題：那些她所以為的個人問題，原來是與社會背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我後來才明白不管是我媽還是女工，這一群人都是被壓制的，她們生活在那樣一種環境中，我沒有任何資格對她們做要求。」

而她從家鄉的山村里走出來，才發現原來「故鄉」是一個很有歸屬感的東西，應該是一個可以隨時來去的地方。而這些女孩子們，自打出了娘胎，就沒有故鄉了。

在內外交困的處境下尋找新的出路

深圳地鐵三號線在關內蜿蜒一段，再從老街站轉90度，直直地往北邊及東邊的工業園區開去。「重D音」樂隊所在的橫崗，近年打出建設文化產業的口號。從地鐵站一出來，一棟新起的寫字樓在四周矮房中，顯得尤為「高端」。樂隊就在離這座寫字樓不遠處的一個舊小區里，這片樓宇殘舊，樓高不過五層。

2011年底，深圳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小小草的工作人員預感到工廠會進行搬遷，因此主動將辦公室遷往深圳石岩。「重D音」樂隊也因此順勢從小小草獨立出來，留在原地，成為一個自負盈虧的組織。隨著和董軍結婚、生子，黃小娜也從小小草里走出來了。起初她和董軍經營樂隊琴室，全職唱歌，後來要靠與基金會合作才能存活下來。除此之外，他們也要面臨新的問題。

珠三角的NGO風氣曾經欣欣向榮、領跑全國，但在2012年出現了轉折。根據公開報道，2012年廣東省提倡社會管理創新理論。一方面，在政府進行了登記註冊的NGO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但另一方面，沒有登記的NGO則持續受到來自官方的打壓，遭遇逼遷與關停。駐扎深圳九年的小小草是其中的一家。

原來的小小草悄悄改名為「螢火蟲」，留在石岩，沒有回橫崗，行事也更為低調。五年過去了，NGO在中國大陸的處境並沒有變得更好。除了螢火蟲之外，小小草原來的員工也還有出來成立新的機構的，但這些組織就像把小小草原先的功能一個一個單獨抽離出來，活動資金與服務人數、規模，較之於2012年都受到了削弱，資源動員能力亦然。

橫崗這邊，只剩下小娜和「重D音」守著。她也曾想過成立一個女工樂隊，擴大影響力，連名字都想好了，叫烏門，英文WOMAN，寓意把黑色的門打破。但是和男工樂隊不一樣的是，女工成員容易受到家庭、懷孕等因素的影響，加上會樂器、學樂器的人也不多，因此遲遲未如願。

目前中國大陸僅有的一個女工樂隊，是由女工音樂第一人段玉組建的「九野」，四名成員，其中兩人還因為做博士課題的機緣而加入的。整個工人文藝的脈絡超過十年，但女工的參與顯然與男工大相徑庭。

小娜現下正為幾個活動忙活著——工人文藝工作坊、工人攝影展的布展、以及今年3月女工藝術節的籌備活動……她累得感冒了，聲音啞了，在布展現場只能請別的工作人員幫忙解說。

她還不能確定未來的路怎麼走。上有老下有小，黃小娜發現自己已經不能像年輕時那麼灑脫。家庭、孩子、工作、理想，現在的她面臨與女工一樣的困境，她本人也早已和女工群體榮威一體，一同在內外交困的處境下尋找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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